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doc

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回顾党的历史，充分证明这一论断完全正确。 党在奋斗历程中，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这三大理论成果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有着共同的特征：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 毛泽东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他在同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带领党克服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当时的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党沿着正确轨道前进。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首先准确地搞清了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继而明确了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把广大农民群众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又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过渡”的实践，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大发展。 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阐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他还指出，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带领全党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打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是他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这个“初级阶段”的提出，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从天上回到了地上”，成为植根于中国大地的社会主义，从而拨开了多年来的迷雾，使人们的头脑豁然开朗。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是以解放生产力的理论为基础的，是他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邓小平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回答了一个“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长期没有真正搞清楚的重大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用邓小平理论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面对时代主体的新发展，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国内、党内的新情况和党的中心任务的新要求，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博大精深，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思想路线上增加了与时俱进的内容，在发展道路上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第三步战略目标，在根本任务上提出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发展动力上提出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依靠力量上提出尊重劳动、知识、人才和创造的方针，在国际战略上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领导力量上提出我们党既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根本目的上提出把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难看出，“三个代表”中的两个“先进”、一个“根本”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整体，充分体现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和本质要求；充分体现出党的先进性同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统一性，把党的先进性放到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充分体现出社会发展规律与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崇高理想与广大人民利益、党的事业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最高准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立党、执政、兴国三者统一的崭新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对党的执政规律富有成效的新探索。 综上，可以看出，在我们党的奋斗历程中，毛泽东同志首先为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同志排除了“左”的指导思想，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并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在一起；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结合世纪之交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强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赋予了党的思想路线以新的时代内涵。在当今中国，只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解决我们党和国家在前进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我国根本大法宪法，这是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执政党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历史必然，是党心、民心所向。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旗帜，就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旗帜；坚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信仰，就是坚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信仰。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他说：“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牢固树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一切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自觉地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单位乃至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功立业。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靠两条：一是要真学，二是要实干。所谓真学，就是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的“结合新的实践，学习、学习、再学习”，经过刻苦地学，以求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真正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学懂弄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括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论断，绝不是“一围、一看、一念”就能学到手的，而必须下一番苦功，方可收到实效。那种轻视理论学习，满足于一知半解，乃至以干代学的思想，是切不可要的。所谓实干，就是要按照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的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要落实到解决问题上”。他指出：“如果说了一大套，搞了很多活动，最后没有落实在群众的具体利益上，那就没有成效”。“言贵从实”，“实干兴邦”，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切实解决群众所需、所盼、所想的问题，才是真正体现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那种学用游离，摆“花架子”，搞表面文章的做法，也是切不可要的。我国市经过九年坚持不懈的奋斗，提前一年实现了“三五八十”的奋斗目标，使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新的飞跃，为我国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跨越打下了坚定基础。可以坚信：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经过继续坚持不懈的奋斗，也一定会夺取“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使我国现代化建设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毛泽东思想一样，邓小平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邓小平个人头脑里固有的。邓小平理论与邓小平所生活、所实践的时代紧密联系，与邓小平所改造、所感受到的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但是，社会意识又都是人以主观观念形式对社会存在客体的反映与再现。相同的客观社会背景，相同的时代生活，在不同人、不同阶级与群体的心目中，感受、认知、归纳、表述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因为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同、追求的利益不同，使用的话语不同、信仰的对象不同，所以必然形成不同的思想、学说和理论。正如同一客观物体在两面凹凸不同的镜子面前会呈现不同的镜像一样。我们理解镜像，不仅要知道那客观的物体，还要知道那反映客观物体的是凹镜还是凸镜。要理解邓小平理论精神实质，必须搞清楚理论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即不但要理解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所生活、所实践的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等时空背景条件，同时也要了解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所熟悉、所依据的理论与文化、话语与信仰等主体思维前提。只有弄明白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主客观条件，我们才知道邓小平理论和世界上所有的学说一样不能不受到时间、空间的制约和限定，我们才不会把邓小平理论当作万世长存、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我们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真正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理论。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失败时期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错误、失败也是宝贵财富。”可见，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直接起源于邓小平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思。或者直截了当地说，邓小平的反思起因在于196619976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看成是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毛泽东称：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而正是这场被赋予社会主义发展史第三个里程碑（马恩为第一里程碑、列宁、斯大林为第二里程碑）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带来巨大的动乱和灾难，也给邓小平本人以及他的全家带来刻骨铭心的折磨和痛苦。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被当作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判斗争，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全家受到株连，五个子女中三个下放边疆、山区劳动，一个残废（大儿子邓朴方因不堪忍受迫害而跳楼自杀，造成高位截瘫、终身残疾）；1969年65岁的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继母夏培根下放到江西新余监视居住，夫妇两人每天除了到附近一家拖拉机厂从事手工劳动外，就是在家里照顾瘫痪的儿子。邓小平后来说：文革时期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时候，正是在文革时期，邓小平有可能结合个人、家庭的不幸遭遇，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进行了深刻反思。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回忆，在江西新余被监视、被隔离的日子里，邓小平每天晚饭后，都会绕着小楼周围的一条小路不停地散步行走。他的人身受到限制、他的行动没有自由，而此刻他的大脑却在不断思考、他的思考在酝酿着新的理论。邓小平必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灾难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自己青年时代决心为之奋斗的、花费大半生精力参与建设的社会主义，搞成这个样子？到底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问题，导致了错误？有人把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归咎于毛泽东个人品质，邓小平却认为：制度是决定因素。他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个人。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在推向了反面。关键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管理体制。从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间，毛泽东政治上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上急于求成、急于过渡，把高度集中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发展到极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一直发展到个人专断、个人崇拜，领导家长制、职务终身制，破坏民主法制，制造冤假错案，严重冲击和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严重冲击和干扰科技教育事业，使中国的现代化整整拖延了1020年。悲剧还在于当毛泽东这样做给中国带来灾难的时候，他还自认为自己在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同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中国共产党长期认为苏联斯大林模式就是社会主义有密切关系。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对付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争威胁，为了加强国防工业和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国从苏联斯大林那里学来一整套经济、政治管理体制。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发展战略上强调战备型，赶超型，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追求高速度，经济制度上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方式（计划经济）和以国有经济取代多种经济的产权制度，政治上实行了一党执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集权体制。（关于采用这个模式的历史条件、作用以及被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因，将在第四讲具体分析）这种本来只是适应特定历史条件的工业化模式，却被毛泽东和许多人当成永世长存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加以神圣化、凝固化。每当出现动摇斯大林模式的迹象时，毛泽东总是以捍卫社会主义的名义起来讨伐，1956年以后当苏联和东欧共产党起来批评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号召反对修正主义；1957年当中国知识分子对斯大林模式提出意见的时候，毛泽东号召反对资产阶级右派；1962年当中国共产党内健康力量主张突破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的时候，毛泽东号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终于到1966年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与他意见分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动了所谓“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文化大革命。反复的思考使邓小平认识到，我们过去搬用苏联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得发挥，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严重。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因此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邓小平的反思既为中国改革开放，又为探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逻辑依据。1986年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说：文革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没有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就没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一再强调，理论来自实践，实践进一步检验理论。因此邓小平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理论的根本源泉。1988年他向捷克总统胡萨克介绍中国情况时说：近十年来的成功是集体搞成的。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他又说：共产党就要干事情，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办事情不可能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可能万无一失、不冒点风险，关键是要在干的中间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只有经过长期实践，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和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认清世界潮流，寻找中国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市场化转型道路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与创造性改革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践发展到什么阶段，理论也就达到什么阶段。第一、要明确邓小平比前人更多地提供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成果1，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于它提供了前人没有提供的“四个新”。新境界：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新水平：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新判断：对时代特征、国际形势正确分析的新判断新体系：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体系2、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理论的运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作用。马克思说过，从来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贡献不仅仅在于提供了“四个新”，它的伟大在于因为它改变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中国。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中国做到了毛泽东时代没有做到的事情，那就是中国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出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出现了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体系，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出现了多种分配方式。中国农民在拥有土地的经营权以后，开始了摆脱土地束缚的漫长进程，中国居民在拥有支配自己体力、脑力的自主权以后，开始了摆脱传统单位束缚、成为社会人的漫长进程。随着被束缚、被压抑的生产力的解放，中国进入了从经济起飞到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新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社会化程度有了长足进步。现代化，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梦想。这是邓小平理论真正成功之处，是中国一切其他理论所无法比拟的、望尘莫及的。 第二、要明确，邓小平理论的时空范围。从时间说，不是近代，也不是未来，而是当代；从空间说，不是别的国家，也不是全世界，而是中国；从思想说，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后现代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一步丰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那些能够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人，才有资格说他贯彻了、继承了邓小平理论。这就是我们21世纪大学生学习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唯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