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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贺绿汀的《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

　　内容摘要 ：文章通过分析建国初期贺绿汀先生的《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揭示了当时我国音乐文化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更加体现了贺绿汀先生作为音乐家的艺术情怀和音乐领导者的文化胸襟。
　　关 键 词 ：一元化 音乐批评 形式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当代音乐与20世纪的前50年相比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时期的批评观念也进入了由多元化、二元化转为相对单纯的一元化时期。音乐领域里，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的指导方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由于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当时指导方针上的一些偏差，对全国音乐界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暴露出“公式化”“概念化”的不良倾向和“简单化”“庸俗化”的弊端。1953年，贺绿汀公开阐明自己的基本立场,他在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
　　《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篇在党的文艺政策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阐述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精辟文论。他以提出问题为开端，并认为这些问题是“阻碍我们的创作向前发展”的。文论着重论述了六个问题。
　　一、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体验生活的问题
　　这是作者立论的基础。一方面，他从积极肯定的正面角度来阐发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学习马列主义可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获得分析问题的正确方法。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来分析、研究音乐艺术上许多具体问题，可以使音乐艺术的发展走上更正确的道路。这对于音乐工作者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确，建国后广大音乐家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对新中国的讴歌事业之中。这种满腔的政治热情和艺术创作的冲动，在当时的文献中都可以深切体会出来。另一方面，当涉及到体验生活问题，他针对“极端的政治学习过分深入生活”这一不良倾向提出了批评，文中说：“我们不可能用一般的政治理论来代替具体的音乐理论与技术，一切政治内容必须通过音乐艺术所特有的具体形象才能感染听众。所以政治学习虽然很重要，但假如单纯强调政治学习不联系业务学习，忽视音乐技术理论学习，忽视对自己民族音乐语言的学习，就不可能成为音乐家。”
　　二、关于学习技术与单纯技术观点的问题
　　贺绿汀认为：单纯技术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的。学习技术与单纯技术观点问题往往被人们机械地混在一起，当时的人们如果强调一下学习技术“就会被人戴上一顶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他提出了一个着名论点：音乐是最需要技术锻炼的艺术，技术之有无与技术之高下在音乐艺术中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那些不愿意下苦功去锻炼技术与学习音乐业务的人，就不可能成为最好的演奏家和作曲家。另外，贺绿汀先生还否定把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民族音乐相加就等于创作，他认为这三者只是三元素。笔者认为，如果这种相对丰厚的工具论观念一直作为中国当代音乐的主流批评观念的话，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路可能会走得更加顺畅。
　　三、民族形式与西洋风格问题
　　民族形式与西洋风格的矛盾是20世纪以来一直困惑着中国音乐的主要难题之一。贺绿汀先生首先肯定这样一个事实：“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促进文化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证明外国音乐流入中国，不但没有淹没中国民族音乐，反而被中国人所消化。”他以苏联音乐在中国的情况为例：苏联歌曲之所以在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不是在风格上，而是在于它是属于人民的还是反人民的。历史已经证明，外国风格是有可能在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中增加一些新的因素，不可能淹没我国有悠久历史的音乐遗产。试想如果一个民族正处于崛起之时的话，大量引进外来文化怎能使文化的自我意识消亡呢？民族尚存民族性又如何能消失呢？因此，以民族文化的发展为己任，积极地引进、借鉴、吸收、消化外来异质文化，才是真正站在民族利益上来处理文化主体的生存危机问题。
　　四、抒情歌曲与小资产阶级感情问题
　　“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是建国初期至以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之内人人闪躲的一顶“帽子”，因此很多作曲家不敢创作抒情歌曲，因为这类歌曲很容易被视为具有“小资产阶级感情”的作品。所以在这个时期，除了现有的民歌小调以外，大多数作曲家不敢涉足这类体裁。贺绿汀针对将抒情歌曲与小资产阶级感情直接画等号的做法，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承认有小资产阶级感情的存在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把所有的抒情歌曲都归到小资产阶级一类去。我们的创作不应该仅仅是粗糙的叫喊，而应该是音乐，是诗。只有写出人民内心深处的感情来，才能真正打动人民的心。”
　　五、形式主义问题，是当代中国音乐界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在当时的音乐家看来，形式主义是在创作中运用现代新技法的人，而一旦扣上这个“大帽子”，就意味着自己的音乐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作者对当时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不讲音乐结构、不讲乐曲发展逻辑、随意挂“流水账”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贺绿汀先生是以创作着称的音乐家，他对理论认识深刻，他认为任何艺术想要得以存在，都必须具备自己的基本的外在形式，但在当时的音乐批评实践中，却连基本的音乐形式都予以否定，是很荒谬的。作者还从音乐与诗歌、小说的比较中，阐述了音乐构成材料的特殊性和表现手法上的抽象性，来说明“音乐需要形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艺术”。
　　六、新歌剧问题
　　贺绿汀先生针对当时关于新歌剧发展方向的争论，及时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的主张，反对将新歌剧的内容、风格、方法框定在某个模式上，并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神，倡导中国新歌剧工作者虚心向我国古典音乐、戏剧传统和西洋歌剧传统学习。他提出“放手让大家走各种不同的道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新歌剧形式来。”
　　贺绿汀先生以一位音乐家的艺术情怀和音乐领导者的文化胸襟，对当时音乐创作与批评中的一些不足与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这些问题都是严重制约当时音乐创作与批评的核心难题，文论是中国音乐批评史上一篇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学术文献，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孙继南 周柱铨 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年.
　　明言 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2年.
　　修海林 罗小平 着.《音乐美学通论》, 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