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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传MJC考研经验贴之部分导师论文整理中传MJC考研经验贴之部分导师论文整理编辑：凯程中传果酱老师前几天有人问我，导师论文应该看谁的，应该怎么看，看完怎么整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导师论文只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东西，大家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大纲是最重要的内容，在吃透大纲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再去看导师论文，而且，不要用大段的时间去看，而应该用零碎的时间去看，重点看一些新颖的观点，可以适当做一些摘抄和记录。在这里嘉哥把嘉哥当时看的一些导师论文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胡正荣：中国媒体应突破“玻璃天花板”“看着天空很大，却始终走不出去。中国媒体应突破这种玻璃天花板。”胡正荣这样论证全球化形势下媒体的整合趋势。胡认为，全球化形势下媒体面临着整合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媒体存在各自为政，重复劳动的弊病。”胡正荣在对全国的媒体市场进行分析之后表示，整合媒体力量，建立一个大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才能最终实现媒体的共赢。“一家媒体，尤其是地方媒体即便做得再好，它也无法突破地域的限制，这是中国媒体的普遍现象。”胡正荣说，抄袭与复制是媒体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很多环境中，这种情况完全可以避免。他以一个省级体育台没有节目，只好播放本省一重点小学的运动会为例说明，像体育、娱乐等很多不存在明显地域特征的节目，完全可以实现资源共享，统一由一个大台提供。“但国内的媒体似乎还在满足现状，”胡正荣说，很多媒体往往满足于现状，只要经济和广告收入还可以就不想去创新、突破。“这恰恰像是一个玻璃天花板，看上去天空似乎很广阔，但却走不出去。”胡正荣呼吁国内媒体正视这一现实，大胆突破，并希冀相互间建立联盟，以扩大整体影响力，实现更大程度上的有效传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视环境胡正荣 沈东 （本文发表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0期）我们的观众平均六秒钟换一次频道，很难说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和他国观众同样多样化的选择而手足无措，这其中更大的原因，反倒是千篇一律的万花筒里，“没什么可看的”。所以当很多人开始说：“中央十套很好看”，或者，“十套还有点东西”的时候，这么简单的评价，涉及的真的是一件让人提气的成就。终于,我们的电视，和我们生活的需求，和每个人心底的一些东西，气场相应了。中央电视台十套的探索和努力的确给当前我国电视文化环境提供了新的参照系，也为我们电视喧嚣闹腾市井低俗的气氛中吹来了一股新风。在电视圈内外爆炒的产业化、收视率、经营模式等环境中突然还有教育、价值、文化、自然等真是显得弥足珍贵。 博尔赫斯在诗镜子中写道：“做梦是奇怪的，照镜子同样奇怪；那里面，普通的陈旧的日常生活节目，会包含着反影所精心制造的一个虚幻而深刻的世界。”电视就是这样的一面镜子。 独处一室，很多人多会对着镜子做出千奇百怪的表情和动作，借以吸引自己，并希望走出门之后，能够用更加得体和富有魅力的方式博得别人的青睐。 虽然“注意力经济”作为一个专门的名词，出现的时间还并不很长，但是希望得到更多的注意，这是媒体的本性，从来如此。只是在一个受到高度保护的环境中，我们的电视，曾经长期独处一室，照镜，并让自己满意，以及希望借此也让观众跟随自己的口味。 然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事物总还是需要在一个坐标系中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的。长期以来，在一个静态的坐标系中，既缺乏变化，大家自然也就相安无事，一团和气。然而当改变迎面而来的时候，甚至蝴蝶的一扇翅膀，都可能带来全局性的手足失措。 “转型”是近十年来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涉及最多的主题词之一。研究领域的这种追赶，很多时候往往还有些落后于实务界。照镜子时的自我陶醉，在自信被彻底打碎之后，往往会变成更加疯狂的砸镜行为。在流行和大众的幌子背后，我们更多看到的往往是自卑心理笼罩之下的伪个性，真谄媚。从几乎完全无视观众主体性的状态，发展到迷失自我，刻意迎合的状态，其实，我们的电视，在相当大的广度和深度层面，仍然在“不知己，不知彼”地盲目乱战。能够跳出来的，少，自然也就显得可贵。 国际媒体发展的最前沿，已经走到媒体全面融合的边沿。新闻集团对道琼斯公司喧闹的并购，已经收官落定。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副更加完整的建立在内容生产机制之上，而非任何简单的依循内容或是渠道建立的媒介地图。而道琼斯旗下的核心新闻资源，也就是号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华尔街日报，将在整个新闻集团的电视、平媒，乃至新媒体平台上将其内容进行更大范围的整合与扩散。并购案还没有完全敲定之前，华尔街日报的老对手，金融时报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和CNBC这家本身有电视和新媒体背景的平台接洽，讨论双方合作的可能。当我们再看到像YouTube，My Space之类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平台的新动作，比如前者和传统电视的结合，就可以知道，内容流动性的加速和扩张，使得媒介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再简单按照载体形式来划分了。那么，单打独斗的主体自然也就不再有“远大前程”。 与上面的这些真正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媒介融合相对比，我们这边的风景，电视的“转型”，还只能说是还处在“前规则”时代，补的基础规范的一课。社会学家Harold Wilensky认为，对任何职业，专业化的过程必须完成如下步骤：（1）该职业成为全时工作；（2）建成专业训练的教育机构；（3）建立专业协会；（4）职业的代表人物具有政治动员的力量，以为行业赢得自律的法律保障；（5）专业协会建立自律的行为准则。在微观层面，对从事专业型职业的人来说，专业主义体现在他们对自己工作的基本信念和态度，其中包括（1）服务公众的意识，（2）专业自律意识，（3）遵循专业社区共享的专业标准，（4）以专业的内在因素（如服务、贡献及专业成就）为基本动力，和（5）工作自主。 有人分析过中国媒介文化的价值背景，也就是人的观念，有一个“士”的基础。问民消息，启迪民智，是这种精神支柱的核心观念之一。而这也是大众传媒被赋予的基本色调。但是媒介自身的很多独特特征也因此而被忽略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而在大众欢呼电视对于自身特征的回归，对于受众目标回归的时候，却很少人能够注意到其双刃剑的性质。事实证明，没有规则的市场，只会带来更多劣币驱逐良币的短期行为。 双刃剑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基本的价值观念、运行规则在变化的外部环境下所体现出来的诸多不适症状。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那就是市场并非代表邪恶的一方，而旧日的好时光也并非就一定能够始终让我们感到温暖。在电视缺乏发展动力和资源支持的年代，“四级办”的政策就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而当时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相像到若干年之后，这会成为阻碍广电发展的体制障碍之一。 一些机制上的障碍是可以绕过的，但是这些机制背后的思维方式，却是非常难于改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任何硬件的建设，必须通过软件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就像前面说的，市场并非代表邪恶的一面，而回到旧日的好时光也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可怕的是用极端的固态的思想，把市场与管制最糟糕的方面结合到一起，从而产生出一种在管制上特殊化，在资源分配上无法公平合理的运行环境。在当下的媒介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某些由此带来的具体结果。内容的争夺、抄袭，甚至是造假，并非当事人不明白杀鸡取卵的后果，而是在“人人如此”的氛围之下，这些都是以最少的成本和最短的时间获取利益的最有效方式。对自己和未来同时缺乏信心，这是导致电视圈内诸多怪现象产生的心理机制。 所以，能够逃脱这种心理机制者，无论如何都是具有极大的勇气的。每每像绿色收视率，媒介生态（在一个相对狭窄的意义上）被提及的时候，同样市场化的一个概念“蓝海战略”也伴随出现。但是在很少人真正愿意为建设一个更加健康的市场环境和媒介生态的现实中，谁愿意拿出良币来进行健康他投资，不仅仅为自己，也许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生存环境进行努力的时候，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市场的准确判断，更重要的是对基本价值观念的回归，对信用体系本身的信任。这种重建与投入，也并非人人能做，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开阔的想像力、坚定的价值观念，当然还需要有能够为重建价值体系进行不断投入，顶得住劣币冲击的忍耐力和物质基础。 回到现实生活中来，随着一个在经济上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的出现，全部的文化环境也发生了诸多的改变。只不过也有人担心国人的自信毕竟是底气不足，终究显示出一些过于狭隘的特征。按照绝对的两分观念，这种语境毫无疑问又能够为劣币市场带来充足的弹药，把这种狭隘性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而一个更加负责，也更明了自身使命和价值的电视传播者，将用更加深沉、但更具有自信的方式，给大众讲更多的好故事，传递高价值的信息，开拓自己的市场，建设公共的生存环境。 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资本化过程对我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作者：胡正荣 关键词：媒介寻租 产业整合 媒介资本化内容摘要：媒介寻租已经成为我国媒介业的突出问题。这种媒介制度安排的缺陷在当前和未来我国媒介制度变迁中将产生许多连带的问题。正在进行的媒介产业整合其实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问题。已经可以日益明显地看到媒介制度变迁中的政治与资本博弈的趋势，这种博弈将使得媒介进行以资本化为特征的再制度化过程。媒介制度变迁中国家利益、媒介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将受到考验。关键词：媒介寻租，产业整合，媒介资本化一、我国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媒介寻租在我国，媒介寻租已经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且形式和程度都前所未有。从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赵安落马，影视部副主任露馅，到山西繁峙矿难多家媒介的11名记者集体受贿；从焦点访谈栏目日益增多的说情者，导致舆论监督锋芒大打折扣，到各地各类媒介口喊人文关怀，却对有钱、有权阶层趋炎附势单从赵安一案看，其贪污、受贿资金数目绝对不亚于手握政治大权的高级官员；从全国情况看，媒介对外有偿新闻屡禁不止，且更加隐蔽，形式多样，同时，媒介内部国有资产流失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如同日益为人诟病的中国电信等完全垄断行业，我国媒介，特别是中央级媒介对资源的垄断占用，以及竞争中占据的优势地位等也越来越多地被人议论。赵安利用手中掌控的演艺资源，特别是对演艺人员生杀予夺的大权，大肆聚敛财物，从其性质上而言，已经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赵安等媒介从业人员的寻租腐败是我国现行媒介制度的产物。虽然，这类事件是我国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阶段性表现，但是，如果对此类事件不进行制度层面的反思，那么，我国媒介业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未来的制度走向将令人忧虑。从拉丁美洲依赖型国家、亚洲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到东欧转型国家的社会结构变化中可以证明这种忧虑的现实性。世界上的媒介制度，特别是广播电视制度主要有公共体制，即媒介为公共财产，以视听费为主要收入来源，辅之极少的广告收入，从而保证该体制中的媒介能够独立于政府和商业企业，为公共利益服务。英国的BBC 为这类体制的代表；有商业体制，即媒介为私营企业，完全以商业广告收入为经济来源，追逐利润是其本性。美国主要广播公司是这类体制的代表；还有国有体制，即媒介为国家所有的部门，以国家拨款为主要经济来源，基本不作广告，保证不受商业利益侵蚀。原苏联的媒介体制是此类体制的代表。这三种体制是井水不犯河水，有着明显的使命和功能区别。 我国拥有世界上独特的媒介制度，即“一元体制，二元运作”。一元制度就是指媒介为国家所有制，二元运行就是既要国家拨款，更要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去获取广告利润，而后者已经成为所有媒介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体制下的媒介既要完成现行政治结构所要求完成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又要通过广告等市场经营收入支撑媒介的再生产。简言之，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入，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 我们知道，所谓制度，就是各种社会利益博弈达到均衡时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即社会博弈的均衡。我国正处在各种社会利益博弈、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制度本身是变动中的变量，而不是常量。另外，在制度变迁的同时，我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也处在剧烈的变动中。这种重新分配状态和分配过程必然产生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西方社会讨论社会结构变化都是建立在法理统治、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基础上的，对他们而言，这三个条件是常量。而对我国而言，恰恰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结构都是在变动之中的，都是变量。一般而言，政府对媒介产业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博弈的结果，即各种不同集团为了在广泛的媒介法律和传统背景下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而进行的博弈。中央电视台等媒介正是我国现行媒介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以至于那些畏惧中央电视台强大政治力量的企业，不得不舍得血本，巨额投标广告，以至于中央电视台钵满盆溢。同时，中央电视台的内部体制正是我国现行媒介体制的微观代表。它是高度集中的庞大的科层制官僚组织结构。这更像国家行政机关结构，是公共权力行使者，而不是现代媒介组织体制。这种体制管理层次多，部门多，效率低下，从台长、中心、部，到栏目组、编辑记者共有67层，因人设事，因人设部门；这种体制冗员多，社会上早就有中央电视台“皇军3000，伪军4000”的说法，“皇军”指正式工，人数已经不少，现在主要位居各级各类管理职位，许多人已经不从事具体的采访、编辑工作：“伪军”指聘用人员，还分为台聘、中心聘、部聘和组聘等不同等级，他们只有努力，加班加点才能有机会被上一级聘用。这些人的福利难以获得保障。这种体制管理成本高居不下，中央电视台全年70亿收入相当部分投入到了已经数以万计的工作人员成本、运行成本，只有一小部分投入到节目制作和创新上，这与世界上各大电视台日益重视内容开发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体制使得我国媒介及其内部不同层级的工作岗位拥有了巨大的政治权力。他们可以利用这种权力换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加上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建设和制度创新之初，监督体制和媒介公共政策体系极其不健全，这种“以权（力）易权（利）”的交易还将持续。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的本质都有自利性的倾向，他们称之为“理性经济人”。一个人在为社会提供某种角色或服务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对多数人来说，通常是在理性支配下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如果这些人拥有了公共权力的话，少数意志薄弱者就极有可能通过公共权力的行使，实现权钱交易，用公共权力在市场中寻找租金。即我们所说的“权力寻租”。因此，政府及其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一定要最大化地减少对政府、对市场活动不必要的干预，更好地发挥市场自身的功能。否则就可能大大增加权钱交易的机会和可能。 二、我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方式与手段产业整合与市场力量？ 世界媒介制度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最为突出的就是整合和集中，但是，席卷主要欧美国家的媒介整合和集中造成了媒介所有制高度集中，资本操纵公共利益日益突出，媒介生产过剩，导致资源巨大浪费等。在连续几年的媒介规模扩张、技术崇拜、产业整合的轰轰烈烈举动之后，便是近两年以来的泡沫破裂。曾经风骚尽领的媒介产业“巨无霸”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维旺迪等纷纷呈现出拔苗助长之后的症状。今年以来，类似“AOL Chairman Fights Back as Problems SurroundHim ”这样的新闻标题经常出现于“New York Times”等这样的媒介上。美国著名的经济、社会评论家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在财富与民主：美国富人政治学（Wealthand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Rich）已经深刻地提出了建立在一个投机性的金融系统上的经济的脆弱性和危险。这种投机性的金融市场的发育的确带来了经济的泡沫性的发展，使有些人一夜暴富，有的产业一举膨胀，但是泡沫过后的金融系统的崩溃，产业和财富的缩水，信用的断裂，市场一蹶不振是90年代以来全球有目共睹的事实。媒介产业也是如此，纷纷兼并扩张、贷款上市、利用各种方式圈钱，而其实真正长久的赢利是来自于自身的生产和市场占有能力，这是产业发展的根本。何况我们已经发现许多近来美国各种公司爆出财务危机、欺骗金融市场（含股票市场），而缺乏基本的生存和竞争的根基，从而相继落马的案例。我们要注重吸收近20年来欧美发达国家传媒产业、信息产业整合集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当前，我国媒介业者对现有制度具有两重心理。喜欢的是这种制度具有的用政治权力换取经济收入的作用，它们不愿意轻易放弃这种体制带来的垄断地位，而这正是媒介行业产生寻租现象的制度根源，这种寻租与国家介入并赋予权力直接相关。不喜欢的是这种制度具有的政治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性，经常会因政治需要而使它们不得不放弃经济考虑，这使得它们自身经常处在协调政治与经济平衡的过程中，更有甚者还会因处理不当而带来管理者政治生命的终结。在这种时候媒介业就非常急迫地希望实现制度创新。其实，任何一个社会中，媒介产业作为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是倾向于维护现有经济、政治、教育、艺术、宗教和军事组织的合法性的；即使有媒介反映和表现社会冲突与紧张，但是社会中绝大多数媒介几乎不挑战国家的主导的制度力量；媒介生产公司是否挑战社会取决于它资源的来源，即来自主流社会，如政府、大广告商、有权力的组织（主流宗教组织等）、大部分受众等，还是来自边缘社会，如非政府机构、特定发行商和播出商、小众同质群体、小广告商等，从而产生了主流媒介生产商和边缘媒介生产商之分。其实，我国媒介制度变迁中也可以看到这种部分媒介主流化，而相当媒介日益边缘化的过程和结果。随着媒介产业市场化、产业化和集团化的进程，媒介产业资本化过程必将在我国出现和发展。这将给我国媒介产业的经济成分带来重大的变化。发生变化的原因一是政府希望继续严格控制主流媒体和核心媒体，而边缘媒体、非主流媒体和媒体相关产业的经济形态将取决于市场，因此，它们的经济成分会多元化，如市场化、外资、国内公有或私有资本等；二是各种资本的力量将日益强大，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将最终得到国家的承认。因此，国家也会开放一定空间给这种力量；三是社会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必将对我国的媒介经济成分的变化产生深远和复杂的影响。如外来资本和私有资本介入媒介产业，这不是一个非好即坏的简单的二元论。从世界上其他国家媒介市场和媒介产业在外资和私有资本进入后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来看，它们的进入将会产生多层面、多种方式的影响。经济成分的变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带来多元、竞争、活力、创新等，但是同样可以带来新的垄断（要么是经济的而非政治的，要么是经济与政治寡头方式的）、非竞争、低俗化、公共利益的侵蚀等严重的问题。因此，对我国来说，媒体经济成分多元化应该是一个公平、均衡、良性、持续的变革过程。我们必须要了解，媒介业的生存与发展不仅仅是靠市场选择的。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和媒介产业都最为发达的美国，媒介的生存与发展也首先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市场规则决定的，即国家有关的公共政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游戏规则”。美国国家有关媒介产业的法律和政策之多、之细远远超乎我们许多国内媒介同仁的想象。其中有关所有制成分、市场覆盖范围和规模、技术标准、产业供应链格局、内容规范、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等许多方面的规定不厌其详。所有美国媒介正是在这样完善的游戏规则的约束下，进行法律规范下的竞争的。因此，可以说媒介产业首先是公共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选择的。这恰恰印证了一个道理，即市场不是万能的！正如经济学中所说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即市场价格体系的不完备性，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主要表现在外部性（externalities ）和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 ）。这种现象在美国等自由市场经济发达和媒介产业强大的国家中经常发生，因此，它们才不断修订、完善公共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通过“看得见的手”来建构媒介产业。这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中往往比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中还为人所知。另外，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正当我国对市场崇拜万分，社会和人们的市场非理性大大强化了普遍存在的市场幼稚病，日益呈现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决策者和社会的意识却日益达成这样的共识，即所有媒介企业不是商业性组织。商业性组织的每个决策都是为了利润最大化。然而对这种传统的企业理论有两种批评意见，一是认为将经营活动纯粹看成是追求利润过于原始而简单。因为，有的企业还有其它的动机，如媒介企业，它们或许是追求公共和政治影响。二是认为原有理论假定了所有企业行为相同，而不考虑它们规模和组织结构的差异。实际上，企业的制度结构对其行为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媒介企业中有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这样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合一的公司，但是大部分是公共有限公司（PLC），这种公司的所有者与管理者是分离的，即委托人-代理人体制。这种体制中管理者就会有利润最大化之外的动机，如销售收入最大化或公司增长最大化等。当今，国际上已经越来越从依靠企业所有者自己一时一事的企业家精神发展，走向了依靠职业管理者，即专家，建立一套创新机制壮大发展机制。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波兰尼说过，尽管市场经济强调市场对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建立却不是自发的，而是人为的。媒介制度，特别是媒介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要求一种政治和法律环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有权威的、具有同一性的公正的法律制度；一个能够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三、我国媒介制度的资本化过程纵观我国20年来媒介制度变迁，其实，这是一个以资本化为根本特征的重新制度化过程（re-institutionalization ），即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结合，政治力量借助资本力量继续进行资本化后的政治控制，加强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资本力量渐渐成为媒介重组的主要力量，它借助政治力量的保护获得更加丰厚的资本回报。这个过程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90年代末期至今，它经历市场化、集团化和资本化三个主要阶段。这三个过程不是必然的线性关系，即经济上的自由市场未必自然而线性地带来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行政命令与资本要求、媒介与其他利益集团等之间正在进行着权力和利益的博弈，因此，在我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完成我国媒介产业重组的资本化，可能会产生复杂的后果。媒介资源、资本资源以及权力资源均在我国现行制度的急剧变动过程中日益集中。这种集中将会使我国媒介产业出现明显的差距，表现在东部与西部媒介、中央与地方媒介、中心与边缘媒介、主流的体制内媒介与非主流的体制外媒介等，在占有权力资源、媒介资源和资本资源上的分化日益加剧。另外，控制媒介的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此消彼涨，产生波动，使媒介发展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这在我国20多年来的媒介改革中已经可以看到，这对我国未来媒介产业的平稳发展非常不利。还有，从长期看，资本力量裹挟着政治力量形成的双寡头（duopoly ）垄断将会对媒介的公共利益角色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力量日益缺乏全新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和吸引力的情况下，资本以及受其支配的价值体系将会日益侵蚀本来就已经非常脆弱的公共利益和价值体系。当前，境外媒介集团势力潜在影响日益显在化，国内主流媒介鼓噪国家行政管理力量保持他们既得利益等，如行政力量介入世界杯转播权等，都可以见到这种侵蚀。主流和居垄断地位的媒介是最大的收益者，这正是规制捕获理论（capturetheory of regulation）的最好例证，即规制者被所规制的产业所捕获，因此，制订的法律、规定、政策等保护的是被规制产业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如果说早期的媒介产业重组缺乏明确制度化目标的话，那么，到了资本化时期，一个新的制度安排必须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诞生，经过博弈，政治力量逐步拥抱经济力量，资本在媒介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制度既是个体选择的结果，更是集体决定的过程，由于既得利益及其新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因此，就我国的媒介制度和公共政策体系建设而言，亟需慎重权衡国家利益、媒介利益和公众利益；既防止市场失灵，又防止政府失灵；建立公共所有的现代媒介制度。在这里嘉哥就暂时给大家分享这三块内容。除了胡正荣的论文嘉哥建议还可以看看人大喻国明教授和南京大学丁柏铨教授的论文。如果在答题的时候能够将平时看到的一些观点放到答案中，将会成为你的一大闪光点。但是一定切记，大纲才是重点，论文仅仅是小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