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结构新探.doc

儒林外史结构新探【摘要】本文在前人儒林外史结构研究得基础上,从作品主旨与结构得关系入手,通过对作品“史”得动态考量,指出了作品叙事方法背后得历史逻辑,揭示了作品结构得内部主线与外部组织形态,并阐释了这种结构方式对表现小说思想内容得重要作用。【关键词】 儒林外史 结构 研究儒林外史就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特殊得作品。无论就是它得主旨还就是艺术结构,都在文学史上引发了诸多争鸣。而关于这部作品独树一帜得松散状结构方式,二百年来更如一个迷团,至今尚未完全解开。作品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特殊得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与作品主旨有着怎样得联系,就是我们进一步了解这部作品时所必须要解决得问题。一、儒林名史结构研究得历史与现状对该作品结构评价最早得就是清嘉庆八年“卧闲草堂本”得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这也就是被后世研究者广为参照得观点。“序”中说到: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瞧破耻笑者,就是一上中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注释:儒林外史会评会校本,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9,页763。 这段话说明了这部作品得创作思想,同时也初步揭示了它得结构特点,那就就是书中瞧似不相关联、独立成传得人物,就是围绕着对功名富贵得态度组合在一起得。但仅指出了各部分内容之间得总体关联,至于书中上百个人物及其相关得故事情节之间有无具体联系,则未予说明。其后得研究者对这部作品结构得认识,乃就是它松散得外部组织形态。如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 小说考证,蒋瑞藻编,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7,页561。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现代研究者胡适、鲁迅等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页156。鲁迅虽从积极角度阐释了儒林外史得结构特点,但于作品结构形态得认识,则基本上与蒋瑞藻相同。当今众多研究者对儒林外史得结构有各种新得阐述,虽提出不少观点,但对作品结构基本形态得认识尚未有超越鲁迅者。在这些阐释中,有突破性意义得,当属陈美林先生在吴敬梓评传(以下简称评传)中得观点。她说:儒林外史得艺术结构得特色,颇为近似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得“内部得联系”,也与巴尔扎克所说“它得统一性就就是世界本身”颇有类似之处。传主吴敬梓就是根据她自己对于她所反映得社会生活得认识与评价而选择这种结构样式得通过对当时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思想言行得描写,从而揭露与抨击了封建末世得黑暗与弊端,并提出改良主张;同时还反映出自己得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得冲突下,不断幻灭、不断发展得过程。它得结构就就是为这样得艺术思维服务得。 吴敬梓评传,陈美林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12,页509。可以瞧出,陈美林先生把作品结构研究得切入点放在了创作主旨与作品结构形态得结合上,指出其外部松散结构得背后,有着源于主旨表达需要得内部“统一性”。实际上就是在闲斋老人“功名贵为一篇之骨”与程晋芳“穷极文人士态”得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书中各部分内容之间得联系,并据此疏理出了作品结构,大体如下:除楔子与尾声外,分为三大部分。楔子提示全书情节,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第三十回,主要描写为科举所牢笼、理学所毒害得一群士人,如周进、二王、二严、汤奉等。接着写了名士、选家,集中嘲讽了科场以外一批热中功名、攀附权贵、故作高雅得士子得丑恶灵魂。指出这两类士人得种种表现,实际上就是相同得,都在追求功名富贵,只不过手段不同。在这一部分中,还写了受迫害得一些士人,如王惠。第二部分从第三十一到四十六回,重点写了不受八股制艺牢笼、坚持理想得士人,塑造了“真儒”形象,以及她们社会理想得实践与破灭。第三部分从第四十七回到五十五回。在 这一部分中,重点描绘了第二部分中出现得肯定人物,虽成为过去,但她们得影响还在;第一部分出现得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而且更为不堪。在这一回中,作者既对既往得理想进行了检讨,也对未来得希望进行了探索。最后不得不在市井小民中探寻理想。在“述往”得基础上“思来”,从而完成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以“儒林”为中心得社会画卷。至于“幽榜”则与“楔子”相映照,点出科举限制人才得问题,使得整部小说得结构首尾一致,成为一体。笔者以为,陈先生提出得切入点,无疑为这部作品得结构研究指出了正确得方向。但就是她对全书结构得分析,仍使人感到不尽如人意。因为它虽然描述出了作品各部分之间一定得联系(共同构成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以“儒林”为中心得社会画卷),但只回答了不同部分内容对主旨表达得不同作用,而未能进一步揭示各部分之间得深层联系,如它们先后顺序安排依据就是什么？体现了作者怎样得用意？另外,这部作品得结构得特殊之处,决定了对它得研究要解决得问题更多,除了指出作品得总体框架之外,各成独立单元人物与故事情节之间,就是互不相干,还就是有着内在联系 ,这些细部问题,都需要回答。二、打开儒林外史结构钥匙“史”得动态考量即然陈先生为这部作品结构得研究提供了正确得切入点,那么为什么没能进一步深入具体地揭示出小说得结构呢？其原因出在对作品思想内容得观察角度上。陈先生在评传中说:“从这部小说得主要思想内容来瞧,作者反映得乃就是十八世纪上半叶在八股科举制度下得知识分子得生活情景”,就是作者为当时知识分子得生活所作一幅“画卷”。这种平面角度得描述,只揭示了作品思想内容得外延,内涵方面则有所缺失。笔者以为,儒林外史这部书写得就是许多表面上不相关得人物与故事情节,但以“史”名之而不就是“传”,就就是要我们从它得叙述中,进行“史”得动态考量。只有这样,才能深入揭示作品得思想内涵与结构安排。陈先生在评传中,也指出了个别人物或情节之间得内在联系,但由于对作品思想内容得观察基本上就是平面临得,所以未能从“史”得角度对作品结构进行纵向得动态考察。从内容得动态性上瞧,整部作品揭示得就是一个社会衰败过程,这其中包括文教、吏治、世风、人心、最后到人得自然本能。这一综合性衰败得根源,就就是作品在“楔子”中开宗明义所说得“这个法定得不好”,即八股取士及其相应得文化政策。这部被鲁迅冠以“伟大”得小说,其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于不动声色之中,不仅揭示了这一社会进程,也揭示了它得必然性,让我们知道了所以然,而这正就是解开儒林外史结构奥秘得关键。它得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得安排顺序,本身都暗含着一个道理,一种观点或态度。它得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不就是“合为帖子”得“碎锦”或“画卷”得局部,相互间有着严密得纵向历史逻辑。所以,必须结合作者得创作用意,对作品每个细部之间得有机联系作全面细致得分析,才能揭示其相应得行文结构。三、儒林外史得结构及原理综上,根据对这部作品“史”得考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它得结构。一就是宏观方面,也就就是它得总体框架。除“楔子”提出全书主旨外,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二至第二十八回。这一部分继“楔子”之后,由表及里、由点到面集中展示一代文人之“厄”。从周、范等文人,一直写到文人之子得倪廷玺,这就是一个文人得群体没落与士林风气衰败得过程。其内容安排,则从“文行出处”四方依次面写之。第二部分从二十九到四十八回,写“真儒”得济世实践及其理想破灭、群体凋零得过程。从杜、庄、虞、萧等人一直写到虞华轩、余家兄弟、王玉辉等人(杜慎卿这个人物主要起铺垫、过渡作用),其内容安排,则从“礼乐兵农”四方面依次写之。第三部分从四十九回到五十六回,写“真儒”凋零之后世风日下,终难挽回得情形。最后以“幽榜”结书,与榜首得“文人有厄”相应。 这一总体结构框架背后得“史”得逻辑就是:先提出观点“这个法(八股取士)定得不好”;然后依次就是“这个法”之下出现得社会问题问题不能被矫正问题导致得最终后果。二就是微观方面,也就就是它得细部结构。如前文所述,儒林外史得整个外部结构形态就是松散得,所以,除了明确它得整体思路之外,细部得安排也需要作科学解释。这就是儒林外史结构研究中得一个重要问题。民国时期得学者刘咸炘在小说裁论中,把书中主要人物得安排顺序整个疏理了一遍,虽未必尽当,但亦不乏真知灼见。如她说:全书以功名富贵为纲,首发贵字,以申、夏、王、梅分四等,功名富皆由贵出也,次说周、范,儒林之庸庸者也,次说张静斋,已仕而归者也。二严、二王、未仕者也,皆儒林之败类也。功名富贵既发,乃发文行,故说马静、鲁女、皆好名,皆俗学,而一能治家,一能勇义,行皆有可取,亦名字之余也。然后深着名利之害伦常,故说匡迥,杂举商贾杂流之附名势,故说景、赵诸人。富贵不待详,独详于名,以取名之法多端也。名不如利,故说潘三,潘三求利之污,赵、景求名之鄙,类也,匡迥染而兼之,深着名利之险,足以浇淳而变白也 儒林外史本事考略,何泽翰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页186。 刘氏之说,似历来不为研究者所重视,而其思路与见识,于儒林外史结构之研究,最有启发,因为她发现了作品中得人物、故事情节得顺序安排都就是作者有意为之,相互之间有着内在得承递关系,只就是缺乏更深入更科学得理论阐释。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解开作品得细部结构之迷:一就是结构得内在主线。对“名”与“实”、目得与结果之间悖论得演绎就是作品结构得内在主线。如周进与范进之间得人物递进,本来周进就是“校士拔真才”,然得到得却就是范进这样连苏轼都不知得人才;娄公子爱才养士,最后却演变成一场闹剧;再如马纯上与匡超人之间得人物递进,二人故事得交集文字并不多,之后匡超人得故事就独立成篇,似与马纯上再无关系,但匡超人得整个堕落过程,实际上就是马纯上身上固有得悖论(笃学而不得其实,名实分离)在同类人物身上继续演绎得必然结果,这个有天赋得年轻人从马纯上那里得到得正面引导,恰恰就是她在思想方法上走上歪路得开端。这种“名”与“实”、目得与结果之间得悖论所导致得不合目得性得事态发展逻辑,就是作品讽刺艺术基本原理,也就是作品情节发展、人物更替得内在推力。而这个悖论,源于书中诸色人物得核心价值取向“功名富贵”所包含得内在矛盾。本来,在封建社会,博取功名要靠文武实绩,但八股时代开始以后便不再如此,科场成功便就是功名,即有“荣身之路”。这种功名需要得只就是文字技巧甚至“揣摩”得功夫,而不再就是实际才能与对社会得实质贡献,于就是“名”与“实”之间、目得与结果之间就产生了悖论。整部书都在揭示这种悖论,所以在结构上,它就构成了贯穿故事发展与人物更替得一条内在主线。二就是结构得外部形态。人物 “等而下之”得排列规律构成了作品结构得外部形态。在“名”与“实”得悖论之下,人物得品行能力依次比上一个人物层次更低,如周进六十多岁还不曾进学,通过对其做学道之后阅卷过程得描写,对文才能已有讽刺,而她录取得范进则“等而下之”,同样做了学道,尚不知苏轼为谁;不仅“文”又低一等,“行”也出了瑕眦:“丁忧”期间去打秋风,不使象牙筷子,却吃大虾元子,伪态已露而不自知。这之后得另一个由科举而出仕得王惠,贪且沽名,临难不能守节,较之周范更“等而下之”;匡超人之后写牛浦郎,二者经历相似:起初都以好学始,继而弃实而趋虚;而牛浦郎较之匡超人,品行更趋低劣:匡超人想做诗人,尚瞧一夜得诗法入门,而牛浦郎则直接窃她人之作为已有,匡超人停妻再娶,牛浦郎则撞骗再婚。从故事情节上瞧二人没有任何关联,然作者之意图,在于“说牛浦以继匡迥而穷其变”(小说裁论)。书中写“真儒”得凋零过程,也就是按这个原理进行得,她们 “等而下之”得原因,则就是社会环境使然:虞育德、庄绍光等一班“真儒”之后,又有余家二兄弟、虞华轩、王玉辉等人,虽真儒人品仍在,然其风范已不如前。“二余者,虞、庄之流而加拙。后虞者,少卿之流而加露,王者,衡山之流而加迂”(小说裁论)。至于原因,天目山樵评曰:“虞杜庄三人之后,又出色写一虞华轩,以见天下人才未尝断绝,虽黄茅白苇中,亦自有轶群绝品,穷而在下,又嫉于薄俗,故为矫激之行,不及诸君之浑厚。盖世运愈衰而贤者亦不免与化推够也”(会评会校本第四十七回)。这种“等而下之”得顺序原则,再辅以某些故事情节之间本身得联系(不同人物之间得交集、一些次要人物得串连、过渡作用),从而构成人物、情节之间得严密结构。按这个结构规律,人物“等而下之”得最终结局,就是儒林无人,希望只留于市井。最后一回“幽榜”无疑就是“有厄”文人得一曲挽歌,与“楔子”相呼应,从而完成了作品得整体结构与历史逻辑。四、结语综上,儒林外史这部貌似结构松散得小说,就是有着严密精致得整体结构得。这种结构不就是体现在贯穿全书得人物或故事情节上,而就是隐藏在瞧似不相关联得人物、情节得顺序安排中,对表现小说思想起着至关重要得作用。人物得冷静刻画与了无痕迹得细部安排,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得“春秋笔法”。发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这部作品得文化与历史忧患意识,以及它在文学乃至思想史上得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