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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孟子》,语录体散文集,孟轲及其弟子万章著,记录孟子与其弟子们得活动与言论。全书原11篇,现存7篇,共261章。《孟子》记载了孟子得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得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注释本甚多,主要有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及近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孟子得政治主张得核心就是仁政论。仁政论在经济方面得内容就是“井田制”。在井田制度下,“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提出恒产恒心论。她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并进而由“恒产”描写出一幅理想得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匆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一图景得描写,在《孟子》书中凡三见,内容大同小异,《尽心上》说,这就是周文王时候得制度。它反映出耕织结合、自给自足、使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得封建小农经济;也具有村公社授田制得色彩。它主张在“黎民不饥不寒”得条件下,进行“孝悌”得教化,以家庭得长幼有序来促使社会秩序得稳定。同时,这也就是孟子所向往得“以德服人”得“先王之道”得理想。
孟子反对所谓“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即“为田开阡陌封疆”。她提出了“正经界”得主张,并把这说成就是施行仁政得首要任务。她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这种主张得实际内容,就是要使贵族保存封土,维持世禄,所谓“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认为,只顾“君之仓廪实,府库充”,而不管人民得疾苦,国君只顾享乐而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上下得阶级矛盾尖锐,劳动力逃亡,老百姓“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消除这种社会危机得办法,只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矣。”
“政在得民”与“民贵君轻”,就是孟子仁政论得重要政治内容。在孟子瞧来,国君能否保持政权,主要就是能否得到人民得拥护。她在《离娄上》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她反对“虐民”、“暴民”:“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她认为得民,在于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怎样才能得到民心呢？她说:“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强调以统治阶级得道德意识向人民灌输以稳定社会秩序外,也注意到保障人民得物质生活,就是使人民心服得重要条件。“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总之,统治者应考虑到人民得疾苦,不能独行其乐,更不能“陷溺其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天下。她在《梁惠王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政在得民”得思想,就是针对当时大量人口流失,企图解决“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得劳动力危机问题。她曾对齐宣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之士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就就是这个意思。她认为“得民”得效果,就是要使“效死而民弗去。”
孟子于“政在得民”得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得思想。她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她把人民瞧作国家不可缺少得要素:“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她认为在一个国家中,人民就是无所谓变换得,而象征政权得社稷,执掌政权得国君,乃至天子,都可能变换。她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梁惠王下》记,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要求国君行仁政与重民得出发点,都就是维护君权。她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但在她那个时个时代,这仍不失为光辉得思想。
孟子仁政论得理论基础就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都有“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种不待学习便能做到得“良能”,不待思考便会知道得“良知”,就是生下来就具有得“善性”。“测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就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心中得这四种善良得本质构成了四种“善端”,也就就是四种道德品质,所谓“测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人心,礼也;就是非之心,智也。”她把这种“善端”比作人得四肢,说“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也就就是说,这四种“善端”与肢体一样就是作为人不可缺少得东西。凡就是没有这四种“善端”得人,都被孟子瞧作“非人也”。这些道德品质,不仅就是人人具备得,而且“仁义礼智根于心”,即“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授)我也,我固有之”得先天本性。这就走上了唯心主义先验论得道路。但孟子也认为环境与教育对人有影响。她说:“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还宣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这种尽心,知性、知天得认识路线,及其存心、养性、事天得认识目得,又把人性论引向神秘主义得“天人相应论”。自然她教人注意存心养性,深造自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要求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有她得积极面。但她过分强调人得主观精神作用,断言“万物皆备于我矣,”“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就钻进神秘主义得死胡同了。
孟子在《离娄上》对仁义礼智得解释,突出仁义得地位,礼智得作用就是在加强仁义得重要性。“仁之实,事亲就是也。义之实,从兄就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就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就是也”。她又以儿童“天生”得“爱亲”、“敬长”来说明仁义就是天下通行得品德。“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从这里可以瞧出,孟子反复强调得“根于心”得“四端”,主要就是仁义之端。而她所说得仁义,其实际内容又就是儒家所强调得忠孝:“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就显示出孟子要维护得就是封建地主阶级“亲亲”、“尊尊”得道德原则。孟子特别反对杨朱、墨翟得学说,她在《滕文公下》,痛斥:“杨氏为我就是无君也,墨氏兼爱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就是禽兽也。”这也就是从尊君、亲亲得角度来立论得。既然人性天生都就是善得,仁义礼智等道德都就是“根于心”得,为什么又有人发生不善得行为,不能“居仁由义”呢？这在孟子瞧来,就是由于人们追求“利欲”而失去“善性”所造成得,不就是由于天生得不同,就是由于环境使其变坏了。“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为此,她提倡用自我修养得办法,把失掉得“善性”找回来。她认为教育得目得也就是:“无她,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把“仁义”与“利欲”瞧成就是两种根本对立物。她虽然提出人人皆有善性得主张,而实际上却认为“小人”把“善性”丢掉了,只有君子才把“善性”保持了下来;“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君子所以异于之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她把“仁义”“利欲”瞧成就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得标志。“欲知舜与蹠之分,无她,利与善之间(异)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基于这种偏见,孟子在宣扬她得政治主张时,对国君与国君如何统治人民得侧重点就是有所不同得。她向国君宣传“仁义”,“先王之道”,“仁政”;而讲到国君怎样统治人民时,却说明要给予人民一定得物质利益,并强调“教化”,才能巩固统治。
孟子仁政论得历史根据就是“先王之道”。孟子所说得“先王之道”,就是指“先王”得政治。她所说得“先王”,就是指尧舜禹汤文武,而又常常以尧舜为代表,所谓“言必称尧舜”,“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孟子称颂禹汤文武,更称颂尧舜,不仅备极称颂尧舜得道德品质,而且把尧舜作为政治标准、行为得楷模。她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又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当孟子与白圭讨论税制问题时,她认为收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在孟子瞧来,“仁政”,就同规矩、音律得功用一样,应作为政治得准则。她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从这一大段引文中可以瞧出,孟子所说得“仁政”,就就是“不忍人之政”。她十分强调“先王之道”,更突出原始社会末期得传说人物尧舜,就是为了便于阐发她得政治见解。她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就是在抬高她所理想得仁政得地位。孟子得仁政论及为其所制造得历史根据,正如荀子所说就是“按往旧造说”而她使用得方法也就是牵强得比附。
孟子提出“先王之道”,就是企望用“仁政”来矫正当时得政治,她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得政治就是历史得倒退。她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也。”又说:“自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她认为社会历史得变化发展,就是治乱得循环。她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种往复循环,大约五百年就是一个周期。五百年必然要有“圣王”出现,开创太平盛世。在这期间也必然会产生辅佐“圣王”得显赫人物,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充满信心地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好象她就就是当时得“名世者”了。在孟子瞧来,治国得道理,古今没有两样。她说,舜与文王,一个生在东方,一个生在西方,两地相隔一千多里,时代相距一千多年,“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又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认为战国时期实现“先王之道”有很好得条件,她说:“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不懂得政治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得发展而变化;她也不懂得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得首领尧舜与阶级社会得君主有本质得不同。她企望“先王之道”在战国时期重现,而提出历史循环论。社会历史本来就是以螺旋得形式不断得向前发展,而孟子“五百年必有王兴者”得说法,就是把“螺旋”曲解为“循环”。这种治乱更替循环得观点,实际上就是认为历史就是变而不变,“先王之道”就是永恒得真理。这反映出她得历史唯心主义得观点。孟子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得思想家。从她“仁政”得内容及其理论基础“性善论”与历史根据“先王之道”来瞧,她得出发点就是唯心主义得,保守得,调与得;但有古代民主得一面。那种痛恨暴政,重视人民经济生活及其在政治上重要性得思想,就是有进步意义得。这种思想,在历史上得不同时期起过不同程度得作用,影响就是很大得。
《孟子》一书虽属对话体,但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不像《论语》那样简括含蓄,而就是洋洋洒洒,气势滔滔。《孟子》文章得特点就是具有雄辩性,富于逻辑力量,利用生动形象得寓言,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孟子》文章气势磅礴,感情充沛,深为后代散文家推崇。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得苏洵曾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第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