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与传统上海想象.doc

当代中国电影与传统上海想象 摘要当代中国电影中的上海与现实上海之间构成一种特殊的想象关系，电影中的上海是共时与历时双重维度建构而成的一个立体空间。20世纪80年代，在“上海怀旧热”与“文化寻根潮”影响下，当代中国电影开始向40年代的“海派电影”致敬，立足于弄堂故事与沪上文化两个维度，通过影像表达的方式建立起“传统”上海形象，并成为全球化时代上海“芯子”的指代。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电影中的传统上海形象成为中国形象的特殊代言，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 关键词弄堂；传统；上海；城市想象；当代中国电影 现代法国思想家列伏斐尔在空间的生产（1974）一书中提出了“空间生产”概念，认为空间实践在沟通城市与人关系时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社会生活是在城市空间中展开的，各种城市空间的隐喻透露出社会界限与抗衡界限、主体建构自我与异己的边界。弄堂是随着上海开埠和都市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特色建筑，是上海近现代民居的主体。作为上海一个独特的居住空间，弄堂蕴藏着深厚的江南文化传统，是上海传统文化的“芯子”。当代中国电影在表现上海文化传统时，无一例外地将镜头对准沪巷，其中精细、务实的市井风情与世俗人生成为影片讲述的主体，弄堂成为一个具有隐喻意味的空间意象。由此，上海弄堂成为江南传统文化想象与媒介构建的重要命题，一个当代中国电影塑造新型大众传奇的重要负载形式。在全球化思潮与文化景观日新月异的夹缝中生存的沪弄，也因此成为人们想象上海传统的一个文化载体。 但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弄堂景观正在消失，电影则以镜像形式力图“追回关于过去的意象、信息和记忆，并且重新想象、建构、书写的新身份、主体性和民族性”。当代中国电影的传统上海想象，立足于历时与共时双重维度，通过展示弄堂故事、沪上文化来建构一个影像化的传统上海形象。本文拟从历时维度审视上海传统文化发展线索，从共时维度对弄堂故事与沪上文化进行考察，以此对当代中国电影中“传统”上海想象的构建背景、形态及意义进行全面考察。 一、关于上海想象的两大谱系 城市形象的文化建构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电影作为一种最“城市化”的艺术，不仅为城市提供着现代消费文化语境，同时也以“强大的现代传播媒介建构城市形象”。研究当代上海想象与形象构建，电影无疑是一个重要维度。 20世纪80年代，受全球化浪潮影响，上海逐渐恢复了活力，“现代”城市文化开始重建，“海上繁华的全球梦想”成为热门话题。革命时代建构的、带有“政治化隐喻”的城市文化模式逐渐解体，而新的城市文化模式尚未成型，人们对上海的认识发生了结构性动荡，文艺界出现私人化、市场化等不同价值取向。电影导演们开始摒弃了传统的城市体验和空间感知方式，在作品中以想象的方式建构一座虚拟上海。与对现实的简单再现不同，想象是艺术家基于都市经验而产生的一种空间建构方式。集体想象上海的主要目的是建构上海形象，重建上海的文化传统。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也开始以影像的形式建构符合市场需求的“上海形象”。而电影中的“上海形象”最为直观，“深刻影响并建构了读者对上海的认知”。在当代电影中，“想象”成为上海题材明显的创作特征。 从文化维度看，现实上海与电影上海形成了互文关系，电影成为上海形象媒介构建的一个重要方式。自上海开埠以来，“现代”便是上海最显著、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因此，当代中国电影在想象的上海形象都是中国最现代的大都会，开放、创造、多元成为这座城市可识读的文化标记。到20世纪90年代，受“上海怀旧热”与“文化寻根潮”影响，导演们开始向三四十年代的“海派电影”致敬，期望通过想象上海现代都市空间，追溯上海现代性起源与发展历程，从而重新建构起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张一白的夜?上海（2007），以上海这座大都市为舞台而展开一个浪漫故事，流光溢彩的都市夜景、亚洲音乐节上的日本化妆师等，为观众构建了一个现代摩登的上海形象。20世纪90年代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陈逸飞的人约黄昏后、陈凯歌的风月等影片，也是将镜头瞄向三四十年代的摩登上海。“十里洋场”“风花雪月”的上海形象因此深入人心。 但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保留它的文化根基，传统文化精神与审美个性构成了城市的“芯子”。就上海而言，“现代”是它可识读的文化标记，传统则是其文化“芯子”。江南传统文化构成了它的文化根基。江南吴越文化是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中精致典雅的代表。作为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也是近代上海地方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海人与上海故事都无不与弄堂及弄堂房子密切关联。20世纪80年代，受到上海怀旧热和文化寻根思潮影响，当代中国电影中的上海想象开始向20世纪繁华精致的上海致敬，普遍呈现出一种历史性空间想象和建构，突出表现在回忆和怀旧想象类的影片。而摩登上海的另一隅弄堂和亭子间则代表着上海底层、最深厚的文化传统，是市民气息最浓郁的所在。当代中国电影中大量出现沪弄影像，成为想象传统上海的重要依据。作为上海传统文化的“芯子”.当代电影中的弄堂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公共空间和新型的艺术。 二、弄堂故事与“传统”上海想象 江南文化区一直有着关注市井日常生活，反映市井风情的创作取向。唐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繁荣，通俗的汉民间艺术说话技艺及话本逐渐盛行。至明代，冯梦龙编撰的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诞生后，中国传统说书艺术中形成的市井叙事技巧更为纯熟。上海开埠以后，在关于上海的艺术创作中，江南文化的市井叙事传统得以延续，艺术家们继续表现享乐式个人主义价值观与市民意识的契合。 而弄堂则是承载江南文化传统的空间，是最具市井风情的生活空间，弄堂及弄堂文化成为当代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电影继承了江南传统艺术创作的市井叙事传统，开始将目光投向过去，着意于表现上海市井风情里的世俗人生。由此出现了一大批以表现上海弄堂传奇为主题的电影，影片中的沪弄小人物传奇与众生浮世绘为观众勾勒了一幅幅斑驳的世态人情图景，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传统”上海想象。陈凯歌的风月（1996）、娄烨的苏州河（2000）、朱鹰文的秦关路十号（2004）、关锦鹏的长恨歌（2005）、赵川的米尼（2007）、贾樟柯的海上传奇（2010）等都是这类影片的代表。 其中朱鹰文的纪录片秦关路十号，故事就发生在一条叫秦关路的弄堂里，这条弄堂与“景云里”“蓝妮弄”等不同，它是上海弄堂的另一种经典样式，市井日常的代表。秦关路的建筑格局亦鱼龙混杂，窄小的弄堂里有石库门房子，也有日租界时期的公寓洋房；有当年富绅建的独门独户小连排，也有老百姓搭建的小平房。这条中西混杂的草根里弄，是片自然而然聚集起来的建筑群，这种生存方式孕育了独特的市井风情和人际文化。在影片中，秦关路被描述成是上海一条极普通的弄堂，其中有一户古朴的老烟杂店“万源酱酒烟杂商店”，从店主的爷爷开始，几代经营下来，至今已经60多年。随着时间的流逝，上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间小店依然保持着古老、简易的经营方式。秦关路十号便是记录了这个小烟杂店新一代店主的普通生活，小店老板经营着祖传的小店，在里弄里也有着不错的口碑，与妻子、朋友、邻居构筑了他们自己独立的人情天堂。浓郁的人情，传奇的人生，勾勒了一幅传统上海最真实的世俗风景画。导演朱鹰文说：“秦关路上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是一本天然的剧本，内容丰富，人物集中，关键是这些事情侬编也编不出来。” 此外，上海弄堂环境矛盾又复杂，流言蜚语、日常生计、家长里短等，是弄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表现上海市井故事的最佳空间。关锦鹏的长恨歌阮玲玉、赵川的米尼等都以弄堂故事为背景。关锦鹏改编自王安忆同名小说的电影长恨歌与秦关路十号互为补充，展示了一个阮玲玉式的女性化市井空间。影片中到平安里落户当注射医生的王琦瑶，真正开启了一段新的市民生活，这也是原著作者王安忆抛开浮华上海而转向寻常市井的真情书写。“这才是上海芯子里的气味”，王安忆说道，王琦瑶“断枝碎节”的人生就藏在这“城市沟缝”的平安里。通过弄堂空间，关锦鹏在影片中勾勒了一条王琦瑶后半生的活动轨迹，为观众讲述了一个普通上海女儿人生谢幕时的故事，成为一部传统叙事策略下的弄堂普通人物传奇和怀旧史诗，这也是属于所有沪上人家的繁华旧梦。 三、沪弄文化与“传统”上海想象 王安忆说：“上海的弄堂有一种裸露的风情，腌?N，邋遢，粗鄙，性感”，弄堂在声息变化中演绎着上海人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变迁。在关于上海的影片中，艺术家们对上海复杂的日常生活细致入微地呈现，使作品超然于京派、海派知识分子圈的敌对，也避开了已然形成的叙述形式（如麦当雄在上海皇帝中的尝试）所勾勒的上海图像。娄烨的苏州河、赵川的米尼、关锦鹏的长恨歌等电影作品想象上海，表现上海的情感基点是对弄堂生活的深入观察和体验，镜头下的弄堂集中浓缩了上海的市井风情、世俗百态，表现了艺术家们对上海文化的传统想象与人生世相的复杂心态，而这种“传统性”的构建需要融入沪弄文化各种样态。 在江南文化地区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什么样的人住什么样的弄堂，什么样的弄堂里走出什么样的人来。”这种说法虽略显偏颇，却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作为城市传统文化载体的弄堂，与当地特有的地域文化密不可分。上海每条弄堂在形状和结构上都相差无几，却各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这也是电影导演们最感兴趣的。 上海弄堂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挤聚而居”：多户居民糅杂而居，各行各业的人鱼龙混杂，这种居住形式是弄堂风波易生的根源。而长久生活在这样微妙环境中的上海人，便形成了善于察言观色、工于心计、爱面子、精细等行事原则，这也是人口高密度、住房拥挤的弄堂居民特有的待人接物准则，一种上海市民的生活智慧。想象上海传统的影片也展示了上海市民的这种“面子文化”。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面子文化”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关锦鹏的长恨歌中，王琦瑶驳斥蒋丽丽道：“你母亲是在面子上做人，做给人家看的，所谓体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场面”“体面”“情面”，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存哲学，也是沪弄人家世故圆滑的处世准则。 此外，上海弄堂也是最富有市井气息的空间，充满了形形色色、极具民俗风情的画面。居住在弄堂的上海人，日常吃饭、洗衣、择菜、倒马桶等琐事都是在弄堂里进行。而弄堂逼仄、嘈杂、零乱的生活空间，既磨炼了上海人的脾气秉性，也催生了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沪上世俗俚语，成为上海弄堂文化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如“孵太阳”、螺蛳壳里做道场、乘风凉、开天窗、打开天窗说亮话等。王全安执导的电影团圆，是一部以上海市井方言讲述老上海弄堂故事的小成本文艺片，电影将镜头聚焦在了一个有些破败的老弄堂，人物对白几乎全部是原汁原味的沪语，卢燕还用沪语清唱了天涯歌女等上海老歌，极有味道。从语言学角度看，方言在当代中国电影中的表现并不常见，这是因为官方语言又是建立在北方方言基础之上的，吴侬软语在电影对白中的表现机会就更少。但是恰到好处地运用方言，在影片中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偶尔几个场景、几段对话使用方言对白，可以作为一个戏剧性的点缀、一种笑料；整部影片通行方言对白，则能营造一种独特的地域风情，引起观众对方言区文化风情的认同感。作为吴越文化区的地域方言，影片中生动鲜活的弄堂沪语成功建构起观众对传统上海形象的想象。 四、结语 新时期以来想象传统上海的这些影片，共同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范例：拒绝“以史为鉴”式的表达方式，通过呈现传统文化范式与历史景观，使观众更清晰、更深刻地意识到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进而从传统中寻找应对现实壁垒的勇气和希望。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加速，老弄堂正在消失，弄堂文化与上海人的弄堂生活情趣也随之消逝。电影中的弄堂，则成为记录、保留和延续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当代中国电影要继承传统，继续创造出更多内涵丰富、意蕴厚重、文化和历史价值兼备的传统上海想象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