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载体.pptx

文献载体文献载体 记载书面语言的物质，就我国而言，先后有龟甲、兽骨、金、石、竹、木、帛、纸等。这些总称为文献载体。它们各具特色，并在漫长历史的某一阶段中、各自起过保存和传播文化的作用。第一节 甲骨中国从什么时代开始有文字，考古学界还有争论。建国后发现过夏代文化遗址，却没有发现夏代文字。我们现在见到的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相当完整、相当成熟的文字；而且一部分已经具有文献的性质。这说明汉族的文字产生于商代以前，而中国从商代开始就有了原始状态的文献。商代文化垄断在贵族手中，主要由巫和史两种人掌握文化。巫的职责是沟通神人关系。他们用文字记载所谓神的启示，以神道设教，从而巩固贵族统治。史的主要任务是记载贵族言行，积累统治人民的经验，供统治者借鉴参考。记言记行，各有所司，所以礼记注疏卷二十八玉藻中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样形成了我国的早期文献。现在可能见到的最早的古代文献实物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甲，是指龟甲的腹版。骨，主要指牛的肩胛骨或胫骨，也有羊、猪的肩胛骨。甲骨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王懿荣发现的。其最初的出土地点在河南省安阳县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殷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鹗选拓所藏部分出版，题云铁云藏龟，这是记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195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综合各家之书，编为甲骨文合集，共十三册，由中华书局于1978年10月至1982年10月出齐。共收集甲骨四万一千九百五十六片，为进一步研究甲骨文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殷商时代，统治阶级凡进行与祭祀、征伐、狩猎、农事、气候等有关的活动，都得先占卜。甲骨文就是当时记录的卜辞。龟卜之事，先秦典籍已有记载。如诗大雅緜云：“爰始爰谋，爰契我龟。”周礼注疏卷二十四龟人亦称“若有祭祀，则奉龟以往，旅亦如之，丧亦如之。”其用甲骨占卜的方法，则如容庚甲骨文字之发见及其考释一文中所述：龟甲用腹甲而弃背甲，兽骨用肩胛及胫骨。卜时削治甲骨，于其里凿一椭圆之渠，上博而下狭；复于圆旁凿一小洼，如 囗形。以火在洼处灼之，则坼纵横见于表，如囗形，所谓兆也。其兆侧刻卜辞，有两面刻者，有未卜而刻卜辞者。甲骨文虽然是卜辞，但是它在客观上反映了我国上古社会的若干层面。甲骨文合集将甲骨文分成四大类。二十二小类：四大类是：一、阶级和国家；二、社会生产；三、科学文化；四、其他。二十二小类是：1、奴隶和平民；2、奴隶主贵族；3、官吏；4、军队，刑罚，监狱；5、战争；6、方域；7、贡纳；8、农业；9、渔猎，畜牧；10、手工业；11、商业，交通；12、天文，历法；13、气象；14、建筑；15、疾病；16、生育；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凶梦幻；20、卜法；21、文字；22、其他。从这些分类中可以看出，甲骨文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也是相当广阔的。郭沬若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卜辞出土之历史一文中谈到甲骨文对古代社会的意义：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实情况烂然如在目前。得见甲骨文字以后，诗、书、易中的各种社会结构和意识才得到了它们的泉源，其为后人所粉饰或伪托者，都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从1899到现在，不到一百年，甲骨学已成为古文字学、古史学中很大的一个学术分支。第二节 金石罗振玉愙斋集古录序：“金石文字者，古载籍之权舆也。古者大事勒之鼎彝，故彝器文字，三代之载籍也。唐以前无雕板，而周秦两汉有金石刻，故周秦两汉之金石刻，雕板以前之载籍也。载籍愈远，传世愈罕，故古彝器之视碑版为尤重焉。”一、金金，指青铜器。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它的主要成分是铜，因为加了一定分量的锡，铸造出来的器物呈青灰色，所以有青铜器之称。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从发掘出来的殷墟青铜器作坊遗址里，人们发现了许多用陶土做的模子。可见青铜器是先民将陶模刻上花纹及文字，烧硬之后，再用熔化了的青铜浇灌而成。我国青铜器出现很早，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商代后期，人们就已熟练掌握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如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各青铜器主要是奴隶主阶段的生活用品，如酒器、食器，还有祭祀用的礼器。青铜器既如此贵重，又可长久保存，所以到了周代，鐘和鼎就被贵族刻上文字、用来记载他们认为重要的事件。这种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就是鐘鼎文，成为金文的一种。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五上序中言：“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如1954年出土的周初青铜器矢囗，囗上有铭文一百二十余字，记载了周成王把一个奴隶主贵族矢封到宜，赏给了他大量的土地和奴隶。（郭沬若矢囗铭考释，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还有旧在陕西郿县出土的大盂鼎，鼎上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首先说“文王受天有大命”，接着比较了周之所以兴和殷之所以亡，乃由于用酒的节制与放纵之别，要大奴隶主贵族盂禁酒。末叙周康王一次就赏给盂成千奴隶。铭上还有“文王受天有大命”、“受民爱疆土”等语，说明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竭力宣传君权神授的观点。（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在现存一万多件有铭文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要算毛公鼎，共四百九十七字。首先追述宗周开国盛时君臣之相得；次说策命毛公及所以策毛公之意，并标往事以为龟鉴，使之儆戒；最后确定毛公权限，并锡以秬囗、服御、车马、兵器等物。（郭沬若金石丛考毛公鼎之年代）青铜器在我国一直沿用到西汉。刘国钧著、郑如斯订补中国书史简编第一章图书的社会意义说：“图书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而用文字或图画记录于一定形式的材料之上的著作物。”如果以此为标准，衡量青铜器铭文，其中一部分记载财产、疆界等，显然是档案资料，而另一部分已经具备了书的性质。上引的见则铭文，它们都是有意识地要人读的。特别就当提到的是出现于公元前536年及前513年铸有法律条文的刑鼎。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杜预注曰：“铸刑书于鼎，以为国家之常法。”又“昭公二十六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无论从这两部刑书的制作目的，还是从它们已经产生的实际效果看，都可以算是书，虽然其文献载体和后世通行的书不同。二、石 我国将石作为文献载体的历史也是相当早的。墨子明鬼篇中就有“琢之盘盂，镂之金石。”史记封禅书：“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桓谭新论亦云：“泰山之上有刻石凡千八余处，而可识知者七十有二。”现在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秦刻石鼓，是今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旧在陕西凤翔。南宋郑樵通志金石略金石序：“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郭沬若石鼓文也指出：“石鼓之年代，近人马衡著石鼓为秦刻石考论之甚详。石刻于秦，已成不刊之论。”秦代除石鼓外，还有秦始皇所刻石。在也当政的二十八年（前219）至三十七年（前210）期间，巡行天下，所到一地，歌功颂德，刻在石上，晓示百姓。所刻石约有峄山、泰山、瑯琊台、芝罘、东观、碣石、会稽山七处，其文都载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现在只有瑯琊台刻石还有残石留存下来。因为秦代刻石是公然要人去读的，其所具备的书籍性质颇为明显，所以在书史上有重要意义。东汉末年刻的熹平石经是真正的石头的书。后汉书蔡邕传云：“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175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阡陌。”自汉以后，历代都有重刻石经之举，马衡石经词解述其略云；“当熹平之立石经也，祇就立于学官之五经，各刻其一家之章句，而以诸家异同列为校记，刻于各经之后。此所谓诸家者，即学官所立之十四博士，皆今文也。其时古文经虽未得立，但其说已盛行，传今文者多兼通古文，故至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经于石，以应学者之需求，与熹平石经并立于太学。古文不易识，则以篆隶二体列于古文之下以铨释之，世谓之三体石经。又以正始中立，谓之正始石经。其实汉为今文经，魏为古文经耳。自是之后，唐有开成石经，后蜀有广政石经，宋有嘉祐石经，清有乾隆石经，皆准熹平故事，踵而行之。”熹平石经说明读书应注意版本，又说明善本需要精心校勘，故马衡石经词解复云：“熹平刊立石经之用意，为正误订讹，树立准则，使学者有所取正。其后历代之继踵，亦同此意。是则在教育上之意义，固是显著。既收效于当时，亦冀以垂示于久远。盖六经为儒家学说之渊源，章金文字之异同，关乎思想之纯驳，是故经学家对历代石经，虽片言只字，亦皆视为瑰宝。唐以后之石经与今本经籍异者尚少，然顾炎武尚据唐石经以补万历北监本仪礼之脱文若干处，则汉魏石经之有裨经学更无论矣。”由此可见，石经的意义重大。第三节 竹木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何谓册？说文云：“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复云：“古文册从竹。”何谓典？说文云：“五帝之书也，从册，在囗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古文典从竹。”典为大册，而策与册通。按说文说法，似乎商代以前就已经使用竹木作为文献载体了，但迄今发现的实物，最早的简策，只出于战国时代，汉以来则已通行。策由简编成，简有竹制的，也有木制的，当然是由于就地取材，故论衡量知篇云：“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牍。说文：“牒，札也。”孔颖达云：“单执一札谓之简。”所以牒、札也就是简了。不过把把竹子加工成简，尚需杀青，应劭风俗通：“刘向别录云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竹简者，皆于火上炙乾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说文称：“椠，牍朴也。”显然，椠是牍的材料。牍以指版，故说文又云：“牍，书板也。”孔颖达亦谓：“牍乃方板。”也可指木简。如汉书昌邑哀王髆传注：“牍，木简也。”由于牍的长度相当于汉尺一尺，常用来写信，所以书信又称尺牍。如果版做得大一些，则称为“业”，尔雅释器：“大版谓之业。”礼记曲礼上：“请业则起。”郑玄注：“业，谓篇卷也。”现在在学校上学叫做“肄业”，完成了某一阶段的学习任务称毕业，就是这种现象的遗留。“肄业”的本义是读大版子，“毕业”则是大板子读完了。可见，简兼竹木，而版牍则专用木。简有长短之别，杜预春秋序：“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孔颖达疏曰：“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古称法律为“三尺法”亦与其文献载体有关。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周尺二种：一以十寸为尺，一以八寸为尺。其以八寸为尺者，汉之二尺四寸正当周之三尺。故盐铁论言二尺四寸之律，而史记酷吏传称三尺法，汉书朱博传言三尺律令，盖犹沿用周时语也。”每简的字数也是多少不一，1953年夏，长沙仰天湖第二十五号墓出土的竹简“写字的一面修治得很平整，每片字数不一致，由二个多到二十一个，内容是记载随葬品的名称与数量。”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亦称：“每简的字数多少不等，整简每枚多达四十余字。”195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仪礼，有枚木简多达一百二十三字。一部书或一篇文章往往需要有许多简，把若干简编在一起就成为策。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贾公彦疏曰：“简谓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是以左传云：南史氏执简以往。是简也，未编之称。此经云：百名以上书之于策。是其众简相连之名。”孔颖达也指出：“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于文，策或作册，象其编简之形。”其连缀之法，则如王红元三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书史研究（文献1979年第1期）所云：“一般的简册大多是两道编纶，尤其遗策如此。如江陵凤凰山八、九号汉墓所出。甘肃居延新出土简册的编纶有两道也有三道，其他如银雀山汉元光元年历谱有四道编纶。相反，还有少于两道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的七十四枚木简，只有距简首七厘米处有一道编纶。可见说文指的二编之形，仅指其通常情况而言。而编纶的多少是依简的长度而定的。”从出土的实物看，编简成策用的是麻绳、丝绳或帛带。简册经过编连，为了便于保存，把捲在一起叫做收卷。即以最后一简为中轴，有字的一面在内，无字的一面在外，从左到右捲起来，使简策的首简在最外层。为了便于检索，往往在首简的背面写上标题。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中，编连在最外面的有两枚空白简，叫做赘简，同今天封面或扉页一样，是为了保护以下有字的竹简。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以首简为轴，从右到左捲起来，为了便于检索，在末简正面写上标题。战国直到汉代，简策是书籍最主要的物质形态。简策制度一直延续到晋代。桓玄伪事说晋桓元曾下令道：“古无纸，故用策，非主于敬。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可见，东晋时人们还在使用简，不过它的地位正处在被纸取代之中。第四节 帛竹木制成的简策同龟甲、金石比起来，具有取材容易、书写便利的优点，但也还有一个明显缺点就是仍很笨重，阅读不便。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云：“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裴駰集解云：“石，百二十斤。”张守节正义云：“衡，秤衡也。言表牍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史记卷一百二十六东方朔传云：“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正是因为简策的笨重，所以人们早就开始用帛也即丝织品代替它了。论语卫灵公云：“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书诸绅。”说文：“绅，大带也。”这也许是以丝织物作为文献载体的最早例子了。墨子明鬼：“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晏子春秋记载了齐景公对晏子讲的一段话：“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榖，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这些例子说明了春秋时期竹帛就已并用，而到了战国时期，用帛书写的现象则更加普遍。越绝书在记载了范蠡对勾践说的一段话后，接着写道：“越王曰：善。以丹书帛，置之枕中，以为邦宝。”进入汉代，帛书就相当盛行了。风俗通载：“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颜师古为急就篇作的注说：“素谓绢之精白者，即所用写书之素也。”东汉宫廷所藏似多为帛书，后汉书儒林传云：“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祕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牧而西者，裁七十余车。”可见帛书之多。直到唐代，帛书仍有流行，还有用帛来写信的。如李白寄东鲁二稚子云：“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帛虽然有轻便、经久耐用、易于保管等优点，但比较贵，所以一直与竹木长期共存，如风俗通：“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关于帛的长短，唐徐坚初学记云：“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裁之也。”意思是说书的长短与帛的长短是一致的。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书之称卷：“吾尝谓吕氏春秋，每卷月令十二纪后，杂入他文四五篇，其义绝不可晓。后始悟所书月令后有余幅，故以他文接钞，迨改为刻本，遂仍其旧。又悟大小二戴记之分析，初本无所去取，特兄弟分执数卷，习之是久，各自为学，而小戴先列学官，大戴遂微。然观大戴三十九篇中，又杂出曾子十篇，益信古人钞书，取便诵习。自卷并为本，此义益无可考见矣。”叶德辉的意见，是书的长短与帛的长短不一定完全一致，如帛有余幅，也可钞上其他文章以便能诵习。这一设想已为帛书所证实，如在马王堆汉墓所出帛书老子甲本卷后，老子乙本卷前，周易卷后皆钞有其它文章，如经法、十大经、称等，还有一些文章无篇题。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五上云：“著于竹帛谓之书。”帛同竹木都是中国古代极其重要的文献载体。第五节 纸作为文献载体，竹木的优点是便宜，缺点是形体笨重；帛的优点是轻便，缺点是价格昂贵。纸却兼有两者的优点，而无两者的缺点，所以就必然取代了竹木与帛。中国纸的出现很早，在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把他所所制造的纸献给皇帝之前、人们就已经使用纸了。三辅故事云：“卫太子嶽鼻，太子来省疾，至甘泉宫，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诏恶太子鼻嶽，当以纸蔽其鼻。充语武帝曰：太子不欲闻陛下脓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还。”汉书赵皇后传记载了元延元年，（前12年）皇后赵飞燕之妹赵昭仪为害死后宫的曹伟能，派狱臣籍武送给她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治之。”唐颜师古引应劭：“赫蹏，薄小纸也。”又引孟康云：“蹏，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到了东汉，纸便用来写书了。风俗通曾云：“光武帝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已见上引。后汉书贾逵传亦载：“章帝建初元年（76年）：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同书皇后纪载永元十四年（102年），和帝邓皇后命令禁绝方国贡献珍丽之物，“岁时但贡纸墨而已”。由此可见，以纸写书，已经通行上下。这些记录虽然在时间上都比蔡伦造纸要早，但蔡伦的功绩仍然伟大的。后汉书宦者传中有传：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永元九年（97年）监作祕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蔡伦乃造意，用树膚、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年）奏上之。帝（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伦的功劳在于他总结了劳动人民的造出纸的经验、扩大了造纸原料，降低了造纸成本，从而使纸得到了普遍使用。对纸作为文献载体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物美价廉，作为文献载体，它出现以后就逐渐取代简与帛的地位。崔瑗与葛元甫书云：“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可见东汉末年，帛书还在盛行时，纸就以它廉价的优点被用来钞书了。王隐晋书云：“陈寿卒，诏河南尹华澹下洛阳令张泓遣吏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取三国志。”足见晋代用纸钞书已比较普遍，以用纸钞书为不敬的观念逐渐淡化。南北朝以后的书，基本上是纸作为文献载体的。隋书经籍志总序云：“凡四部库书，皆以益州麻纸写。”新唐书艺文志序也称“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宋代以后，造纸水平提高了，增加了许多纸料来源。北宋苏易简云：“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茎、稻稈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宋以后印书、装书用纸主要是麻纸、竹纸和皮纸，此外还使用还魂纸即再生纸。明宋应星云：“其废纸洗去竹墨污秽，浸烂入槽再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依然成纸，耗亦不多。南方竹贱之国不以为然，北方即寸条片角在地，随手拾取再造，名曰还魂纸。”宋以来印书、装书纸，根据原料、产地、特点、用途等，有许多不同品种。如白麻纸、黄麻纸、楮皮纸等等。详细可见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五章宋元时期的造纸技术、第六章明清时期的造纸技术；魏明儒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七古书用纸。51T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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