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重析贝克：风险与知识、信息、媒介的三重勾连.pdf

收稿日期:2023-05-16第 32 卷 第 1 期Vol.32 No.1北 京 印 刷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2024 年 1 月Jan.2024新媒体时代重析贝克:风险与知识、信息、媒介的三重勾连佟亚云(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024)摘 要: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广为人知,但其体现的传播观念却鲜被提及。贝克认为,风险社会也是科学、媒介和信息的社会。在风险社会中,作为知识政治主体的科学界与媒体有可能无法准确界定风险,并与社会其他权力共谋“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信息获取能力不同的个体呈现出不同的风险感知能力,从而导致风险分配的不平等;亚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控制或称为主要冲突来源,独立媒介系对亚政治体系的必要外部约束,而“长尾”的媒介系统或为社会治理带来新的可能。在 Web2.0 时代,贝克的传播观念为政府的风险管理与沟通机制、媒体责任与传播策略、公众认知与应对决策提供可供参考的理论视域。关键词:知识政治;风险界定;风险感知;风险分配;亚政治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26(2024)01-0001-05 1986 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德文版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用其描述后工业社会。贝克将风险定义为“以系统的方式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认为风险既是现实的,也是非现实的。1现实的一面体现为已发生的种种风险事件,如饮用水源污染等;非现实的一面在于风险是预期中来自未来的危险,是一种猜想和预测,这种对未来的预期指导人们当下的行动。贝克将“风险”作为评判后工业社会运行和预测其发展的核心指标系与其对“现代化”的界定息息相关。贝克将“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相联系,将现代化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以传统为对象的现代化(简单现代化)和以工业社会为对象的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后者又被称作“后工业主义”,“风险社会”的现象即伴随第二个阶段产生。对于“风险社会”内涵的界定,庄友刚将学者们对风险社会的界定划分为客观主义立场与主观主义立场,前者认为风险累积是现代化趋势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后者认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增多系主观认知的原因,实质上是被察觉到的风险增加。庄友刚将贝克划入客观主义立场的阵营当中,因为贝克主张风险是后全球化时代正在发生的和预期会发生的客观社会现实。2但贝克也同样强调风险的感知与界定,提出对风险的失察或刻意掩盖或对社会主体带来实质性损害。结合客观与主观方面,贝克的“风险社会”从表层可以被解读为:社会中的风险越来越多且潜在危害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大,“风险”系后工业社会的核心变量之一,其感知、界定与控制应在后现代社会的科学发展、政治体系与个体生活中被给予更多强调。从更深层次看,贝克的“风险社会”不局限于描述社会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而应被视作对工业社会的反思与批判。这种批判不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而是蕴含在现代性进程内部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矛盾之中,呈现出前述现实性与非现实性并存的特征。也正因上述特征,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被视作一种针对现代化的改良主义,而非激进、革命的主张。在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种种描述与预想中,有关传播的论述值得关注。“风险社会也是科学、媒介和信息的社会。”1传播虽然不是风险社会的核心概念,但贝克在探讨风险的感知、界定时多次涉及信息、知识话语与媒介等传播要素,对贝克在风险社会中体现出的传播观进行分析对于审视和处理当前的社会风险有所助益。以传播为主轴,本文拟对知识政治与风险界定、信息获取与风险感知、媒介体系与风险管理三对关系展开详细论述。一、知识政治与风险界定福柯认为知识是强势群体的集体意识,它不可能是中立的、纯粹的,而是来自笼罩其的权力关系。3库恩的范式理论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科学研究离不开范式 常规科学是范式指导下的解谜活动,而重大变革创造新的范式 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共创的一种团体承诺。4贝克的知识政治同样强调科学“主观”“非中立”的一面:在风险社会中,“什么被确定为风险”包含价值和主观判断,这种主观性的知识政治使得风险不能被科学界准确界定。贝克指出了科学不能准确定义风险的三层原因。第一层原因在于科学的内部范式。为维持高标准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家倾向于先验证假设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并不明确,严格的科学论证成为确认科学因果的必由途径,科学精度的提高缩小了被识别的风险的范围。与之相反,公众倾向于最大程度上地避免危害,概率再小的危险也是一种威胁。当科学因状况尚不明确而否认风险存在,公众也就错过了采取应对行动的机会,或承担实质损害。第二层原因在于科学界的价值取向。贝克认为,科技理性存在“经济短视”的现象,即视技术手段的生产力优势高于次生风险,对科学的批判和对风险的警示常被污名化为“非理性主义”。贝克用的“短视”是个消极负面的词语,但事实上很难去衡量这种生产力导向的价值观是否“正确”。不以是非而论,这种价值观有意或无意地无视风险发生的概率,“纵容”潜在的风险演化成实际发生的危害。第三层原因在于从数据到结果之间的推论存在可被利用的主观因素,极限值和平均值是两种常见的操纵手段。极限值标准让存在微小计量有毒物质的食物或水被定义为“无害”,而平均值用整体的低风险掩盖了部分的高风险,这些推论手段可能被商业或政治集团有意利用,加剧公众的风险暴露。风险社会的知识政治不仅存在于科学界内部,也存在于科学界与公众的互动之间。风险与后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有关。当因果联系不能被证实亦不能被证伪时,媒介面向公众的论证和说服就尤为重要。与风险相关的知识被“实验室”所代表的文化精英所垄断,对于多数不具备文化资本和资源设备的公众而言,风险是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的命题,其危害性任由外部他者界定,这创造了一种阶级处境中未曾出现的依赖性:“事关自己的痛苦,受害方却毫无管辖权。”1公众判断能力的不足使其丧失认知主权的关键部分,有害、危险、不利的因素是敌是友只能留待外部知识生产者的假设、方法和争议解决。因此,媒介成为风险社会知识政治中的关键要素,不仅创造知识,而且传播知识。首先,大众媒介事关问题与优先级的“界定权”。大众媒介的议程虽不能精准“靶向”操控公众的注意力,但仍具备影响公众“关注什么”的力量。其次,媒体一方面如实传递与风险相关的信息,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另一方面媒体也承担阐释风险的职责。大众媒介不能操控公众相信什么,但能通过决定传达“谁”的声音、展露“哪一部分”的结果参与话语权力的分配。如果说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将个体的“信念”转化成为“科学”,那么在科学实验室与公众之间,媒介所做的是推动“科学结论”转化为具备社会属性的“知识”,这与福柯的“权力制造知识”异曲同工。5但媒介亦受其他权力主体的影响,例如媒介的“知识界定权”在商业上受发行量、收视率的制约,在政治上受到舆论等因素制约,商业机构、政治组织都有可能利用媒体塑造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利用信息不对称消除公众不安感,无视风险、从中获益,抑或形成推卸责任的话语,“有组织地不负责任”。6由此可知,从实验室到科学共同体再经由媒介到公众,风险界定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存在可被人为操纵的空间,知识政治下的风险界定本身亦是一种风险。二、信息流动与风险感知贝克认为风险分配既平等,又巩固了阶级社会。风险分配的平等体现为其全球化覆盖范围,风险的“回旋镖”效应意味着在全球资源流动中,所有国家不论贫富状况,均有受风险波及的可能性,此时风险突破文化、宗教、语言和体制的自足性,成为全球“进行沟通和合作的唯一非意图的强制性媒介”。7另一方面,风险社会中,财富可以用于购买免于风险的安全和自由,这决定了不同的应对、规避或补偿风险的机会和能力,阶级处境和风险处境互相交叠。风险社会的知识政治将公众置于相对被动地接受风险知识的处境,但着眼于具体的社会阶层和个体,感知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各异,甚至可以分为“承担风险、定义风险和从风险中获益的人”和“作为风险目标的人”两个阵营,后者经历他人决策的“看不见的副作用”,有时或需以生命为代价。82北 京 印 刷 学 院 学 报2024 年贝克将风险分配的不平等归结于决策权、收益权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差异,而这三方面分别对应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利,三种权利在交织中进行风险的分配。风险不仅仅是风险,也是市场机会。决策者常根据其社会权力和地位倾向于做出为他们带来最多潜在收益、最少风险的决策。“作为风险目标的人”除了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以及决策的潜在收益之外,还常常被排除在“与对他们的健康或生存机遇具有影响的那些因素有关的信息之外”,这种双重性的排除构成了两种人之间的极端不对称。如果说应对风险的能力与阶级地位互相加强,那么感知风险的能力与信息获取的权利息息相关。信息的重要性在阶级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对比中凸显。“在阶级处境中,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处境中,意识(知识)决定存在。”1在阶级社会中,贫富与权力的差距可被明晰界定、直观察觉,但这些可感可触的明确属性在风险社会不再有效。即使面向公众的大众媒介,对风险的感知仍依赖布迪厄所述的个体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而感知风险是激发行动的先兆,未能及时有效感知、判断虽未发生但已存在的威胁或对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形成损害。贝克将信息流动的不平等、不能充分获取信息视作风险社会中的症结,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显示,人在进化中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其在心理上天生倾向于关注和吸收负面信息,媒体空前提高了人们的风险感知。9基于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有学者提出当今“媒介化社会”中个体所感知的风险并非实际的风险,而是传媒呈现出的“媒介化风险”,10媒体并非仅仅发挥信息流通的中介角色,其自身亦建构风险。现代媒介体系,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责任论”下的媒介体系以负面报道为主,放大了公众的风险感知,影响其对风险的判断。此外,信任也影响个体的风险感知,信任丧失与人对风险的恐惧构成恶性循环。“人与人之间越是缺乏信任,对风险的恐惧就越大。而恐怖危险恰恰应当被理解为一个不断蔓延的信任摧毁过程。”11个体“过度”感知风险为社会心理、社会情绪埋下隐忧。三、媒介系统与风险管理贝克提到风险社会中依托技术-经济发展形成的亚政治(sub-politics)系统,其实质为“经济引导下的利益行动”。1“政治”与“亚政治”的区别体现在执行程序方面。具有民主正当性的政治可以利用法律、金钱、信息等途径采取某些间接的统治手段,由于这些手段的执行阶段较为漫长,因此有机会被监督、调整或缓冲。与之相比,亚政治则享有无须执行工具的直接性,它不受文化共识和公众质疑的影响,打着“进步”的名义滚滚向前,以超高执行力成为形塑社会的重要力量。亚政治意味着“从下方形塑社会”,12但它同时又是非民主的,即使公众对后果持有异议,技术-经济的革新也不会因此受到阻碍。贝克详细论述了医学和工业自动化两个亚政治系统的案例,认为医院是典型的职业化的权力集团,在医学的研究和实践中,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结为一体,生产、运用研究成果都在医学自身的规则与标准之下,鲜受外部权力的监控和质疑。贝克关于工业自动化亚政治的论述与信息控制息息相关。在他的设想中,未来的企业将把处置、操控或垄断信息流作为核心问题,而围绕信息流的分配或分配方案的权力斗争将会成为主要的冲突来源。这种假设对于算法主导信息呈现的今天尤为具备启发意义。贝克对现代社会中的法团主义提出疑问,呼吁民众“必须准备跳过自己的影子”,以自我组织的亚政治形式参与协商,“社会化”地解决问题。在风险社会中,经济、科学等亚政治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条件,“用自己的方法搞政治”。1虽然亚政治系统存在缺乏外部监督的问题,贝克依旧主张扩大亚政治系统的影响机会,原因系亚政治系统内部的自我克制、自我批判驱使其发展更为高效,政治系统不干预亚政治系统的执行决策,而是致力于搭建通用的一般框架,制造共识,从而降低官方政治的运行成本。这样一幅理想图景的实现不仅依赖于亚政治系统的自我批判,从外部条件看,独立媒介与独立法庭是亚政治必要的两大支柱,其功能在于防止亚政治系统成为不可窥探、不可干涉的权力“黑箱”。如前所述,媒介只能从大量假说性研究中选择部分成果予以报道,赋予其知名度与可信度,这种媒介对风险的界定权受制于信息生产的物质和制度条件。但出版的自由权利为风险界定带来新的可能性,从全球电视网到校报,大大小小分化的公共领域都有可能影响风险界定,尽管从个体影响力来看势力单薄,但总体上这种影响力“相当可观”。从更广阔的层面看,媒介系统在风险管理中的意义在于唤醒公众风险意识与合作意愿 在贝3第 1 期佟亚云:新媒体时代重析贝克:风险与知识、信息、媒介的三重勾连克看来,这既破坏了民主又扩大了民主。其“破坏”方面指消解了“容纳”民主的国家与民族的观念,与今日所倡导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其“扩大”方面指开创公众舆论空间,建构相互关联的框架,促使公众主动将自身纳入风险治理体系当中。“所有的组织和个人必须认识到,他人行动的后果并非与己无关。”11在贝克的时代,世界风险社会的政治场所不是街道,而是电视,在如今又演变成为互联网。互联网中的社交账号、自媒体形成了足以挑战主流话语权力的一条条涓涓细流,但新的传播权力格局中仍有声量大小、强弱之分,主流话语之外的微小主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风险话语仍待探索。四、结语本文试图探析贝克在描述“风险社会”时所体现的传播观念,并以传播为轴,探讨了风险社会中知识政治主体如何界定风险,信息获取能力如何与风险分配、风险感知的不平等相关联以及独立、“长尾”的媒介系统如何为亚政治与社会带来新的可能性三个议题。贝克对风险社会不完全是悲观的,他想从风险社会中看到新社会形态的可能,这种危机共寓的“风险二重性”状态需要正视与强调传播的效果,并充分发挥媒介的提供信息和引导治理功能,通过为社会公众提供及时准确、真实可靠的信息来消减风险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助力公众做出理性决策。在社交媒体时代,贝克的传播观仍能为风险沟通、风险传播研究提供启发。Web2.0 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将传统大众媒体的“一对多”单向传播模式转变为用户广泛参与发布、同时产生相关生成内容和行为数据的“多对多”传播模式,13获取风险信息、传播风险相关知识与风险管理决策都在因为社交媒体而发生改变。在信息获取方面,从知识沟到信息沟、数字鸿沟都强调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与媒介素养等要素对信息获取机会和效率的影响,财富的弱势群体在风险感知方面同样弱势。移动互联网似乎抹平了硬件和网络渠道方面的不平等沟壑,又在信息筛选和分辨能力方面构筑起“私人定制”的信息茧房。因此,仅靠信息的自由流通难以保障公众对风险的知情权,多极的舆论场需要理性引导,政府与媒介的角色至关重要,应主动承担起引导公众感知和重视风险、及时发布可靠信息的职责。在知识传播方面,风险传播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从“专家政策制定者公众”沟通框架到强调公众风险感知能力与多主体互动机制的演变。14在前一框架中,大众传媒一度被视为个体风险感知的“放大器”;而在以社交媒体场域为代表的互动的情境中,线性传播被政府传媒公众的三方博弈所替代,虽然风险界定权仍主要在专家与实验室手中,但是公众的信任、风险认知结构和平等的话语权都影响知识传播的结果与效率,风险管理者和媒介机构在做出风险传播决策时应将上述要素纳入考量。在风险管理方面,社交媒体为搭建协商的“舞台与论坛”提供了可能。12贝克认为,现代风险社会需要“再造政治”,其核心包括打破专业知识的垄断,实现开放决策结构,并将决策过程转变为多元风险主体之间的公开对话。信息和知识是理性对话的前提,尤其对于转基因等知识门槛较高且存在争议的话题,舆论场中的公众讨论和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决策很大程度上由其在媒介中摄入的信息决定。15社交媒体为风险管理提供新的契机和挑战。一方面,社交媒体覆盖面广、实时在线的传播特征使其能有效发挥参与社会风险预警的作用。此外,其开放特性为多元主体平等对话、调动公众参与风险救援与互助等实践活动提供风险沟通的平台。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低门槛与匿名性为谣言、群体情绪极化、网络暴力等现象提供土壤,不利于公众树立正确的风险认知、做出理性的风险应对决策。16因此,政府、媒介机构与技术平台之间的协同至关重要,应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助力风险应对与化解。参考文献:1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M.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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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4,China)Abstract:Becks concept of“risk society”is well known,but the communication concept embodied by it is rarely mentioned.According to Beck,the risk society is also the society of science,media and information.In the risk society,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the media,as the main body of knowledge politics,may fail to accurately define risks and conspire with other social powers to“systematically irresponsibility”.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bilities show different risk perception abilities,which leads to unequal risk distribution.Information control in sub-politics is the main source of conflict.Independent media is a necessary external constraint on sub-political system,while the“long tail”media system may br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social governance.In the Web2.0 era,Becks communication concep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the governments risk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media responsibility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y,public cognition and response decision-making.Key words:knowledge politics;risk definition;risk perception;risk allocation;sub-politics(责任编辑:李新新)5第 1 期佟亚云:新媒体时代重析贝克:风险与知识、信息、媒介的三重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