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走廊地带民族三交的环境基础及其过程研究.pdf

渤海大学学报二二三年第六期渤海大学学报前言在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中，辽西走廊发挥着重要作用。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时指出：“东北平原和大兴安岭及燕山山脉接触地带，在中国历史上孕育了许多后来入主中原的民族”“在历史长河里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农业地区而不断地为汉族输入了新的血液，使汉族壮大起来，同时又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多元因素。这些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都起了重要的作用。”1费孝通先生虽然没有明确定义这一区域为辽西走廊，但所指区域就是后来邹本涛2、崔向东3、穆崟臣4等学者界定的学界基本认同的辽西走廊地带。此后，学者在论述几大走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作用时，必会提到辽西走廊。于逢春认为，中国的疆域是由五个历史渊源不同、文化传承各异的文明板块经长期碰撞、融合最后构筑起来的，而辽西走廊则是最重要的三大文明板块（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与辽东渔猎耕牧）的交汇地5。李大龙在论述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时认为，辽西走廊是“将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 榫卯 在一起”的重要“榫卯”6。历史上，辽西走廊是中原农耕民族、东北渔猎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南来北往、西进东出的枢纽，中原政权以此为经营、控制东北的前沿阵地；山戎、匈奴、东胡、乌桓、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游牧和渔猎民族亦以此为西进、南下逐鹿中原的跳板。辽西走廊也是中原农耕文明、北方游牧文明、东北渔猎文明孕育诸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场域，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和族群凝聚、互动、重塑的熔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频繁的民族互动过程，使辽西走廊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中国疆域底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辽西走廊形成的环境基础历史上，辽西走廊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民族、文化、经济走廊，是与其独特的区位和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一）独特区位辽西走廊地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内蒙古高原交汇过渡地带，行政区划上包括现在内蒙古赤峰、河北承德和辽宁西部的朝阳、阜新、葫芦岛和锦州，地理范围覆盖燕山以北、大兴安岭以东、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辽东湾以北的广袤区域，面积 18 万平方千米左右。独特的区位使辽西走廊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民族间收稿日期：2023-06-26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至民国时期毛乌素沙地人群、生计与环境调适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BZS106）；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清代辽西柳条边外聚落形态演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LJKR0395）作者简介：郝文军（19苑苑），男，历史学博士，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从事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辽西走廊地带民族三交的环境基础及其过程研究郝文军（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摘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中国疆域发展过程中，辽西走廊发挥着重要的榫卯作用。自燕秦汉以来，中原农耕民族与东北游牧渔猎民族、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以辽西走廊为交流、交往、交融纽带，通过自然凝聚与政权整合，完成从多元到一体、从分立到一统的过程，而独特的区位和地理环境为辽西走廊及其辐射地带诸民族三交提供了重要的地理基础。辽西走廊地区诸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地方证据，是中国诸民族通过自然凝聚、政权整合实现大一统的历史见证。关键词：辽西走廊；多元一体；民族三交；交流；交往；交融中图分类号：K8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672-8254（2023）06-00缘员-0缘051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往来沟通的必经之地，从文明曙光初现的红山文化开始，生活于华北、东北和蒙古高原的族群间就通过辽西走廊的山间谷地或滨海平原往来沟通。（二）地形地貌辽西走廊南接燕山山脉，西临大兴安岭南段，东至医巫闾山，东南为渤海辽东湾，域内地形复杂，包括山地、丘陵、平原、谷地等多种地形地貌，而自西向东的四列山脉构成了辽西走廊的地形骨架。最西侧是西北东南走向的七老图山，为断块山脉，属燕山支脉。七老图山西北起自内蒙古赤峰市的白岔山，东南至河北省承德市，接努鲁儿虎山，为老哈河与滦河的分水岭。七老图山以东为三列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依次是努鲁儿虎山、松岭和医巫闾山。努鲁儿虎山北起朝阳市北票市，向南经朝阳县、建平县至凌源市，绵延 220 多千米，为内蒙古和辽宁的界山，也是老哈河与大凌河的分水岭。松岭横卧朝阳市中部，东北从北票市经朝阳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至建昌县，绵延 160 余千米，是大小凌河分水岭。医巫闾山北起阜新市阜新县，向西南经锦州市义县、北镇市、黑山、凌海，绵延 130 余千米，自战国、秦汉以来就是辽西与辽东的天然分界线。崎岖复杂的地形使历史上生活于华北平原的农耕民族、生活于东北平原的游牧渔猎民族和生活于内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之间，最初只能借助区域内丘陵、山地间的河流谷地连缀起来的道路往来迁徙，学者们将其称作辽西故道，并根据往来道路的经行地，依次称作卢龙道、平冈道、无终道，这是辽西地区早期的民族、文化和经济走廊。中原的文化经此传入东北，进而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所以，崔向东教授称辽西走廊为诗书之路3(102-108)。中原、东北、蒙古高原的族群往来迁徙和经贸沟通，又使辽西走廊成为中国域内重要的民族和经济走廊。金元以后，靠近辽东湾的狭长平原开通了，因为地势平坦，便于行走，其逐渐成为沟通内地与东北的主要通道，即傍海道。傍海道的繁荣反过来导致了辽西故道的衰落。从历史上看，辽西故道与傍海道一起构成沟通华北、东北和内蒙古高原的民族、文化与经济走廊，共同构成辽西走廊。（三）水热条件辽西走廊的经纬跨度是在北纬 40毅11忆耀北纬 45毅24忆、东经 115毅54忆耀东经 122毅58忆之间，从东南向西北，气候从暖温带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向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过渡，年降水量自东南向西北由 630 毫米逐渐降至 350 毫米左右，区域内自然植被也从半湿润区森林向半干旱区草原过渡。独特的区位和水热条件使辽西走廊成为典型的农牧过渡地带，历史上也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反复争夺的区域。三方势力的此消彼长及区域内水热条件的阶段性变化，使辽西走廊出现了农牧界线南北推移，农耕聚落与游牧穹庐交替出现或交错分布的情况。这正是辽西走廊成为中国北方诸民族不断融合及各种文化不断沉淀、重塑的历史和地理基础。二、辽西走廊民族三交的历史过程至晚到战国时期，辽西走廊就开启了中原、东北和蒙古高原诸多族群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成为诸多民族汇聚共生之地。辽西走廊民族三交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燕秦汉时期民族三交历史这一时期辽西走廊的民族三交表现为，中原文化的迁入及中原民族与辽西诸民族最初以长城为界进行有限的交流交往交融，然后逐步突破长城渗透到辽西郡县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辽西走廊为东胡势力范围。燕昭王时期，燕国将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淤。燕国为巩固新辟疆域，迁中原百姓过来定居耕作，置郡县管理，并修筑长城拱卫新辟疆土。郡县的设立和内地人口的迁入，不仅揭开了中原政权经营东北的序幕，也开启了中原农耕民族躬耕辽西的先河。长城的修筑，也人为地界定了辽西长城内外的生产方式。自此，辽西地区形成长城以内耕田万顷、聚落棋布、农耕文化稳步发展，长城以外草原广袤、穹庐星散、游牧文明一仍其旧的景象。这种农耕区与游牧渔猎区以长城为界的情况，在秦汉时期仍基本保持。西汉初，东胡被匈奴灭国，余众分保乌桓山、鲜卑山，各自为号，各自发展。武帝时“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于。西汉武帝时将乌桓人迁居于辽西长城外，鲜卑则南下占据乌桓旧地。南迁的乌桓、鲜卑人与长城以内汉族军民的交流交往日益增052渤海大学学报二二三年第六期渤海大学学报多。两汉时期，乌桓、鲜卑虽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并没有阻止乌桓、鲜卑与长城内汉族军民的交流交往和交融，尤其是靠近长城的乌桓人，渐慕华风，渐习汉俗，陆续内迁归附。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盂。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亲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斩之，首虏二十余万人”“其余众万余落，悉徙居中国云”榆。曹操将归附的乌桓人迁入中原地区安置，乌桓人融入汉族大家庭，乌桓作为一个族群消失了。乌桓北面的鲜卑人在曹操南迁乌桓人后趁机南下，占据辽西地区，与辽西汉族人的交流交往进一步加深。经过燕秦汉四五百年的时间，辽西地区原来从事游牧、渔猎的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如原居塞外从事游牧的乌桓人，逐步迁居辽西塞内，再内迁中原，最后融入中原汉族，不再以一个独立族群出现。（二）东晋十六国时期民族三交历史这一时期辽西走廊民族三交表现为诸民族大融合的特点。这期间，崛起于辽西的鲜卑慕容部及其建立的三燕政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54-57)。曹魏初期，慕容鲜卑首领莫护跋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与辽西汉族百姓共处一地，交往频繁。西晋初年，鲜卑慕容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因为与汉族接触增多，“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虞。鲜卑慕容廆时徙居大棘城，开始定居生活。慕容廆及其继任者通过战争手段征服宇文鲜卑和段氏鲜卑，完成东部鲜卑的民族整合，建国燕，史称前燕。之后，通过东征西讨，灭扶余、败高句丽国，成为辽西唯一政权。前燕政权侨置郡县、安置流亡，推举贤才、委以庶政、尊崇儒学、鼓励农耕等系列政策，大大增强了国力，而统一政体下各族百姓的自然交往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渗透和重塑整合。此后的后燕、北燕时期，辽西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仍在动荡中曲折发展，而北魏统一北方后推行发展生产、实行汉化改革的系列措施，进一步促进了辽西地区各民族融合，区域内人们的习俗和文化实现了交融与重塑7。（三）隋唐时期民族三交历史这一时期辽西走廊地区表现为民族三交速度放缓的特点。隋唐时期，活动于辽西的民族主要有霫、库莫奚、契丹等，汉族人的活动仅限于柳城及其周边有限区域。因为隋唐两朝在辽西推行羁縻政策，主要通过饶乐都督府、松漠都督府对库莫奚和契丹人进行松散控制。这一时期辽西地区各民族主要以自然交往为主，且以营州为交流交往交融核心，民族融合速度比较缓慢，文化上表现为以游牧文化为主、农耕文化限于一隅的特点。（四）辽金元时期民族三交历史此时期是辽西走廊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10 世纪初，契丹族在辽西地区崛起，吞并邻近的霫、库莫奚两个民族，建立了以辽西为中心的幅员万里、享祚 200 余年的辽国。因为辽西走廊为京畿腹地，辽朝统治者在此设置了上京道和中京道，下设诸多州县用来安置在战争中劫掠的大量汉、渤海、夫余和高句丽等农耕民族。上京道“户三万六千五百，辖军、府、州、城二十五，统县十”愚，中京道“统州十、县九”舆；同时，还在当地安置契丹、霫和库莫奚等游牧民族。辽西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游牧与农耕并存，穹庐与聚落交错分布的景象8-11。各民族在同一区域的长期共同生活，为其充分的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条件。据学者研究，辽中期，上京地区聚集 35 万农业人口和数额基本相近的非农业人口9。辽后期，辽朝经济中心南移至中京道。当时中京地区农业人口达 60 万人，非农业人口估计在 10 万人左右9。各民族在一片区域内共同生活 200 余年，文化上相互吸收，生产上取长补短。此后，金灭辽而立，元代金而起，王朝鼎革中，又有女真族和蒙古族先后迁入辽西，加速了这里的民族融合。统一政权下多民族的长期交错杂居，使原来以游牧、渔猎为主的契丹族、奚族、女真族与以农耕为主的汉族、渤海人，在相互融合中呈现了文化和生产方式一体化趋势。至元朝末期，契丹、奚、渤海、女真、汉等各族人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已经难分彼此，统称汉族人，形成新的北方汉族文化共同体。当然，这种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并不是单向的，契丹、奚、渤海、女真等民族在融合过程中，也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带进来，完成了文化重塑。（五）明朝民族三交历史元朝末年，北伐的红巾军与元朝政府在辽053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走廊反复争夺，给当地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明朝初年，辽西走廊因经济发达、人口辐辏且地接中原、东北和蒙古高原的战略地位，再次成为明朝和北元争夺的重地。经过明初几次战役，明朝终于将辽西走廊纳入版图。因为辽西州县一直是元朝在东北的重要兵源和财源供应地，虽然当地居民迫于形势降附明朝，但仍人心浮动，朱元璋及其将领担心这些新降民随时反叛威胁统治，于是在辽西走廊采取瓦解性移民措施12，其目的是彻底削弱北元势力。据 明实录 记载，仅洪武年间，就有十六次迁徙后山居民到山东、河北安置的事例，涉及人口不下百万。洪武四年（1371）三月、六月两次就迁走后山居民 53 074 户 290 905 人。对此，明史 也有相应记载余。明初的瓦解移民政策，使辽金元时期人口辐辏、经济富庶的辽西出现了千里无人烟的荒凉景象。洪武二十年（1387），辽西地区曾一度迁来十数万军事移民。当年八月，明朝在元大宁城设大宁卫；九月，设都指挥使司，分置大宁左、右、中、前、后五卫；次年改大宁都司为北平行都司，除本城外，下辖 10 卫，基本覆盖了辽河上游和大凌河流域。在大宁都司设置前后，明朝逐步在辽河以西设置广宁等卫，把大宁与辽东两个都司联结在一起。其后，又在大宁以西设置开平、兴州等 10 卫，把大宁与宣府、大同、东胜等卫联为一个整体。为了加强这道防线，朱元璋又分封了多位塞王，驻守各军事要地，统军戍边。其中宁王朱权分封于大宁，与东部广宁的辽王、西部宣府的谷王遥相呼应13。因为卫所驻军都是从内地各省迁来，辽西一度成为各省军籍士兵文化的大熔炉。但是，不久之后发生了靖难之役，朱棣裹挟宁王和大宁诸卫所南迁至河北，辽西走廊再次成为人烟稀少之地。正统以后，原游牧于嫩江、松花江流域的兀良哈三卫向南迁徙，游牧在长城以北宣府至辽东区域。1540 年前后，达延汗长孙巴雅思哈勒成为察哈尔部领主，不久率察哈尔部、喀喇沁部、土默特部向东拓展到兀良哈三卫游牧地区，采取以联姻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方式控制了三卫人马，各部在共同游牧接触中逐渐融合。兀良哈三卫的主体融入喀喇沁部，剩下的融入土默特部和察哈尔部。直到明末，辽西塞外地区一直是蒙古诸部族游牧地，只有南部长城沿线至海的狭长区域，因为处于明朝军队控制之下，还有一些农田和城乡聚落。双方虽有经贸人员交流，但基本保持长城以外是游牧、长城以里为农耕的景象，民族间交流交往有限。（六）清朝民族三交历史明朝末年，作为战略要地，辽西成为后金政权与明朝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而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势力也成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力量。后金天聪三年（1629），随着喀喇沁首领和其他漠南蒙古诸部首领一起归附后金政权，辽西被纳入了后金政权（后来的清朝）的版图。为了防止桀骜不驯的蒙古族和内地汉族联合在一起威胁自己统治，清朝统治者对蒙古族又实行了严格的封禁隔离政策。禁止蒙古各旗越界游牧，禁止蒙汉百姓相互交流。在这一背景下，辽西走廊的民族间交流、交往基本停滞。康熙时期开始，由于内地人口的快速增长，可耕土地开辟殆尽，一部分汉族人不顾朝廷封禁，冒险到山海关外蒙古族游牧区讨生活。尤其是遇到灾荒之年，更有大批灾民涌出关外，进入东北。朝廷在无法提供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也会暂时放松控制。雍正时期，实行借地养民政策，允许内地无地的汉族百姓到蒙古族旗地从事垦耕，并向盟旗札萨克缴纳一定租税。拥有大片草原支配权的蒙古族官员，也愿意划出一部分草原让汉族人耕种，收缴粮食、租税，改善自己的生活14。这样，双方互利，相安无事。辽西毗邻内地的区位，使其成为最早接纳内地汉族人的地区。也就从这一时期开始，辽西地区又开始出现农田与草原交错，汉族与蒙古族在同一片天地生活的图景。清代满族皇室与辽西盟旗的蒙古族王公通婚频繁，下嫁的公主、格格及其陪嫁人将满族文化带到这里，并影响这一区域的文化。由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移民放垦政策，更多的内地汉族人进入辽西蒙古族游牧地，并最终形成今天当地的民族和人口结构。人口和民族结构的改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反映在习俗与生活日常上，表现为鲜明的满蒙汉融合互化的特点，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今天。三、辽西走廊民族三交历史特点从战国燕昭王时期在辽西建立郡县，到清末民国时期移民实边，在这 2 000 多年的时间里，辽西走廊农耕、游牧和渔猎民族的交流交往054渤海大学学报二二三年第六期渤海大学学报和交融的历史一直持续着，且表现出一些特点。首先，表现为阶段差异性特点。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地区诸民族以辽西长城为界线，在长城沿线进行有限的交流交往。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以后允许归附的乌桓人到长城以里居住，辽西走廊的民族三交才逐步走向深入。东晋十六国时期和辽金元时期，辽西走廊诸民族充分交流交往交融，不少民族如乌桓、鲜卑、霫、库莫奚、渤海、契丹、高句丽等与中原汉族融为一体，成为汉族一分子。隋唐时期，统治者在辽西走廊实行羁縻治理，各族人民自然交流交往，但当时辽西走廊只营州有为数不多的汉族人，民族三交主要在当地土著民族之间进行。明朝和清朝前期，辽西走廊地区民族相对单一，民族三交基本处于停滞期。其次，与统治者的政策密切相关。辽西走廊地区的民族三交过程虽然更多表现为各民族普通百姓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但这种交流交往交融深受统治者政策的影响。战国燕、秦、西汉时期修筑长城，将东胡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汉族）隔离开来，双方的交流交往受限，交融基本停滞。东晋十六国时期，因为辽西三燕政权推行积极的民族整合政策，大大推动了区域内诸多民族的交流交往与交融。同样，辽金元时期，因为统治者将不同民族安置在辽西地区，使汉族、渤海、高句丽等农耕民族与契丹、霫、库莫奚、女真、蒙古等游牧渔猎民族在同一个区域内长期生活，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而明朝采取的瓦解性移民和修筑长城及清朝前期修筑柳条边实行民族隔离等政策和措施，则大大迟滞了辽西走廊的民族三交进程。结语在燕秦汉以来的 2 000 多年间，辽西走廊一直是中原政权和东北少数民族交流碰撞的重要区域。汉族经此北上、东进，少数民族由此南下、西出，辽西走廊也因为各方势力的此消彼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族迁徙走廊、文化传播通道和经贸往来枢纽，诸多民族在此交流交往交融，多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渗透涵化、沉淀重塑。辽西走廊地区诸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历史，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地方证据，是中国诸民族通过自然凝聚、政权整合实现大一统的历史见证。注释：淤 史记 卷 110 匈奴列传，第 2887-2886 页。于 后汉书 卷 90 乌桓鲜卑列传，第 2881 页。盂 后汉书 卷 90 乌桓鲜卑列传，第 2882 页。榆 后汉书 卷 90 乌桓鲜卑列传，第 2984 页。虞 晋书 卷 108 慕容廆载记，第 2803 页。愚 辽史 卷 37 地理志一，第 439 页。舆 辽史 卷 39 地理志三，第 482 页。余 明史 卷 2 载“（洪武四年三月）乙巳，徙山后民万七千户屯北平夏四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参考文献：1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19.2邹本涛.辽西走廊文化特质探察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5(5):119-122.3崔向东.辽西走廊变迁与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4(4):102-108.4穆崟臣.“同化”与“异化”:三燕时期辽西走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35(6):54-57.5于逢春.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叙说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3)：9-24.6李大龙.榫卯：走廊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2(3):46-52.7王玲.齐民要术 与北朝胡汉饮食文化的融合J.中国农史,2005(4):13-19.8韩茂莉.辽中京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J.中国史研究,1999(3):115-124.9韩茂莉.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核心区的转移与环境变迁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4):474-480.10韩茂莉.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与人口容量J.地理研究,2004(5):677-685.11吴凤霞.辽代移民辽西及其影响探析J.北方文物,2015(2):59-64.12牛建强援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18-19.13张士尊.永乐皇帝放弃大宁的前因后果J.紫禁城,2011(2):51-53.14郝文军,薛雷平.基于民俗视角的辽西走廊地区多民族文化共生互化研究:以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为例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2(6):82-86.（责任编辑徐哲）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