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多元文化.doc

一、新疆文化的多元1.新疆史前文化的起源2.新疆文化类型及特征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国土面积166.49万平方公里，分别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八国接壤。新疆，古称“西域”，是古代联结欧亚大陆的主要通道和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新疆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传播和交汇的地区，是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要冲，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灿烂，有“世界民族博物馆”和“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交河故城、楼兰遗址、克孜尔千佛洞等蜚声中外。一、新疆多元文化的历史演革新疆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多元文化的初兴、发展、交融、确立等过程，具有显著的多元文化并存、交融与互补特征。据考古研究，距今4000年前，新疆即有人类活动。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新疆与世界同步进入了青铜文化时代。新疆地形地貌大致为“三山夹两盆”，北有阿尔泰山，南有昆仑山，天山横亘中部。天山把新疆分为南北东三部分，天山南坡及以南为南疆，天山北坡及以北为北疆，天山以东的哈密和吐鲁番地区为东疆。生活在南疆绿洲地区从事农业、半农半牧经济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他们受自然地理条件所限，主要生活在绿洲或山间盆地中。北疆以畜牧业为主的人们有固定的放牧草场，游动放牧业大多是草场的转移，逐水草而居也是相对的。南疆的绿洲和北疆的草原使新疆文化在形成时期即呈现出以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为主的多元特色。这种多元文化的汇集，是新疆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的基础。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新疆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阶段，以高昌、鄯善、于阗等文化为代表的绿洲文明凝聚了当地、中原和南亚及中亚乃至欧洲众多的文化因素，使新疆文化在多元中得到发展。在北疆地区，乌孙、匈奴、柔然、突厥等游牧文化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相互影响，使北疆文化在游牧文化状态下也呈现出多元的特色。而随着汉人和吐蕃人的进入，中原文化和吐蕃文化也成为新疆文化的主要构成因素，使新疆文化在众多文化因素的交融中更加绚丽夺目，不断发展。宋至明时期，新疆文化依然呈现多元的特点，一方面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先后进入新疆，为新疆文化带来了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不同的文化开始在这里汇集、融合；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并在传播的过程中对新疆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最终随着维吾尔等民族的形成使新疆文化具有了鲜明的伊斯兰特色。清代是近代新疆多元文化并存格局的确立阶段，以绿洲维吾尔文化、草原卫拉特文化、满汉文化为主体，包括众多其他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最终确立。二、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因素与特点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的地理环境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文化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是导致文化出现的主要因素。一是地理地貌复杂独特。新疆地势大起大落，气势磅礴的高山雪峰、浩如烟海的沙漠戈壁与低于海平面的低洼盆地相间。在“三山夹两盆”的地形中，中部天山和南部“万山之祖”昆仑山之间的塔里木盆地中部静卧着世界第二大沙漠、我国第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绵延数千里我国最长的内陆河、新疆人民的母亲河塔里木河穿行于盆地内部。北部阿尔泰山和中部天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中部盘居着我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新疆绿洲主要分布于盆地边缘和河流流域，绿洲面积只占全区面积的4.2%，森林覆盖率2.94。1.86万条大小冰川及雪水、湖泊等哺育着天山南北2000多万各族儿女。人均耕地3.49亩，有辽阔的草原，为全国五大牧区之一。野生植物3500多种，脊椎动物近700种，无脊椎动物约1.5万种，有许多国际濒危野生动物，如蒙古野马、藏野驴、藏羚羊、雪豹、棕熊、白肩雕、藏雪鸡、黑项鹤、白鹤等。还有一些我国仅分布于新疆的特有动物，如四爪陆龟、新疆北鲵、塔里木兔、新疆大头鱼等。二是经济类型多样共存。新疆地域辽阔，环境各异，不同地区适合不同经济形态的发展。分布于南疆塔里木盆地周围及其他盆地的绿洲、河谷地带，这些地区适宜农业生产，因而形成了具有农业特色的文化，如汉代的“城邦诸国”。北疆草原地区适宜牧业发展，因而形成了具有游牧特征的文化，如汉代的乌孙、大宛等。东疆有些地方则适宜多种经济类型发展，因而形成了即有农业特色，也有牧业特点的文化，如汉代的鄯善“少田”、“民随畜牧逐水草”这些因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具有不同经济特点的文化，随着屯垦活动的加剧，农业区不断扩大，北疆以牧业为主的地区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北疆文化也因之具有了农业文化的特点。三是各个民族共存共荣。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新疆历史上多民族共存格局的不断演变和相互影响，多民族的共存发展是多元文化产生的前提。新疆的早期文化是由塞人、羌人创造的，而依据学者对古人类遗骨的研究，史前新疆古人类具有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及两类人种的混合型三个不同的类型。进入汉代以后，南疆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东西文化交融为特征的高昌文化圈，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于阗龟兹文化圈，以及东疆两种文化体制并行的鄯善文化圈等绿洲文化。北疆则由于乌孙、匈奴、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存在和迁入和汉唐时期汉人和吐蕃人的迁入而呈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特征。唐代以后，回鹘人的西迁和伊斯兰教的传入，与契丹、蒙古等民族的迁入，使新疆文化的多元性更加突出。进入清代，新疆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基本确立，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13个世居民族的并存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新疆文化依然具有多元的特征。四是多种宗教并立共存。宗教是人类历史上古老而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也是至今依然存在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客观现实。在新疆历史上，曾经有着众多具有不同特点的宗教，原始宗教、萨满教、袄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先后在新疆广泛传播。新疆古代作为联结欧亚大陆的主要通道和枢纽，东西方经济、文化传播和交汇的地区，不同的宗教往往在这里交汇，之后再传播到内地或其他地区。民族是宗教文化的载体，但由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同，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因而宗教的分布和民族或民族政权的分布存在密切关系，新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由此也导致了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也正是有了多宗教并存的状况，历史上新疆文化呈现出绚丽夺目的色彩。五是多种语言共存通用。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其语言文字也呈现多元的特点。仅仅就文字来讲，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摩尼文、梵文、汉文、突厥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察合台文、满文、托忒等众多文字都是历史上聚居在新疆境内的民族所使用过的文字。就目前新疆主要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来讲，除汉语、回族、满族通用汉语言文字以外，其他民族都有本民族通用的语言，其中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俄罗斯等民族还有自己通用的书写文字。从语言学的角度讲，这些不同的民族语分属于汉藏、阿尔泰、印欧三大语系，其下又可以分为不同的语族、语支和语组。六是民族风俗互尊相融。各个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地理风貌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差异，历史、文化渊源不一，形成了各具特点的生活习惯、乡约民规、风俗风情。新疆民族传统的节日就有古尔邦节、肉孜节、诺鲁兹节、东归节等等。新疆素有“歌舞之乡”美称，维吾尔族的赛乃姆舞、刀郎舞，塔吉克的鹰舞，蒙古族的沙吾尔登舞等精美绝仑。民族音乐、民族史诗、民族乐器、传统体育、古典巨著和民间文学等独特奇绝。服饰、居住、饮食习俗、手工艺、装饰等风情浓郁、特色鲜明。从而使新疆多元文化具有如下鲜明特征：第一、博大与极致。新疆文化，作为新疆地理空间物质与精神的符号表达，透过广袤的土地，首先传达着一种博大的精神。除了指人文的稀少与地域的辽阔外，更喻示着一种大气、俯视、君临性的自然精神。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的新疆，以棕色基调标志的干燥区域，自然精神是极致、简约的，有着直观的纯粹性和极端性，直指本性。第二，严峻与哲思。新疆的冰山雪峰、大漠落烟、浩瀚沙海、辽阔草原等自然景观，及历史上战火纷飞、自然变迁的遗迹，使老百姓的生活呈现出脆弱、动荡不定、受偶然事件支配、生死未卜等特点，因此形成了流浪、不安、忧患、悲壮等人文精神。而平稳时期，那广袤的土地、荒凉的戈壁、距离的遥远、相对的封闭等，也造成人们生活单调，充满没落气息，略显忧伤气质，使人更专注于内心思索，造就人与自然的张力结构，在浅表的、风俗的东西背后，存在着内在的、根本的对人类灵魂深处的、“至上”问题的思考。新疆的宗教与歌舞、民间口传文学、说唱艺术等格外发达。多个民族都有自己史诗般的文学作品，玛纳斯、江格尔、格萨尔等艺术巨著彰显原始、高贵、神秘和牺牲色彩，有着鲜明的信仰力度。第三、热烈与忧伤。新疆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昼夜温差大，日照强烈，严寒、酷暑、沙尘等恶劣天气对人们的生产、生活负面影响很大，自然风土与沉重的生存累积，形成了人们既积极、热情面对生活，又对自然伟力深怀敬畏的复杂心境。它的欢乐与忧伤、热情与冷漠、沉醉与清醒、现实与梦幻，像起伏不定的波浪在人群中掠过，歌舞艺术的热情奔放、深情忧伤与对宗教信仰的执着、坚定，形成奇妙的结合。第四，保守与开拓。绿洲生活的“孤岛”决定了它的封闭性和孤立性，形成了人们安于现状的思想观念。而游牧生活的迁徙与游居，在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继承方面的困难，使人们纽带松散、地缘关系微薄，主要和自己的畜群一块儿过着朴素、孤独、单一的生活。特定的游牧情境不仅是民歌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它抒情形式得以展开的重要依据。如民歌中那内在心事的咏叹，随意而为的自然泄露，是独自性的生存昭示。同时，新疆有着很长的开荒、屯垦历史，形成了一种开拓者的精神。垦荒者来到这里，远方的血统渐渐淡漠，焦灼的心灵安顿下来，邻居、朋友、战士逐渐代替同乡同族的位置。口音开始改变，不伦不类中产生新的传统，生活习惯发生新的整合，各民族习俗中的吻合点越来越多，扬弃与重生。第五、丰富与诗性。新疆地广人稀，各个民族、文化、语言、信仰上的混杂与多元性质处于支配地位，相异与差别的特征突出。各种文化的接触与影响呈一种自然的状态，具有典型的文化的分散性、差异性、丰富性。民间文化内容丰厚，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的倾向强盛。诗性中那透着痛楚、牺牲意识和内在忧伤，倾重理想，信仰执著，世俗的快乐与浪漫被蒙上神圣的色彩。当人们听着塔里木河的歌声和十二木卡姆的传唱时，心灵被深深地震撼着。三、新疆多元文化的现代化之路新疆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过程中的“变压器”和“蓄水池”，有效地传递过非常重要的文明信息。这些信息影响着东西方文明的面貌，自身沉淀多元丰富的文化内容，是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博物馆。自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新疆趋于沉寂，繁盛的光景潮水般退去。新疆文化，作为我国西部文化的一部分，与中亚的文化与历史一样，是世界史学界、文化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面对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面对市场化、技术化的发展，面对网络化、虚拟化的时代，新疆文化的民间性、边疆性、乡土性，已然演化为唯美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的符号表征，如何面对现实而不断发展，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新疆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我们以开放的胸怀，以平等的视角，与各种文化形态进行多样的、多层次的沟通与交流，借鉴乃至吸纳其他各种文化的优秀成分，深化对自然界的认识，增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深刻认识新疆文化的优势与潜质，留存新疆文化中健康、自然、开放、多元的文化品质，把最简单与最神奇放在一起，把热情与悲伤放在一起，把生与死放在一起，启迪人的心智，滋养人的精神，使人知善恶、辨真假、明美丑。认识新疆文化，需要有一种对民族感情、民族宗教与民族生活的基本尊重，同时在考虑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民族自尊心及民族自我评价中学会尊重、理解、沟通与融合。承认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并积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沟通，促进新疆文化整体大发展，也是中华文化面对国际社会形成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认同的基础与前提。3.新疆文化的历史轨迹二、新疆绿洲农耕文化1。于阗文化2。龟兹文化龟兹古国是古代西域之大国，地处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通要冲，连接东西方之贸易，传载东西方之文明，在世界经济、文化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现今这里保存着包含古代印度犍陀罗、龟兹、吐番、中原汉地文明的大量文化遗存，对研究、发掘龟兹石窟的文化艺术内涵，以及对中亚、西亚乃至东亚古代文化渊源有着重要的意义。早在公元三世纪时，佛教就经丝绸之路传至丝路重镇龟兹，并在龟兹地区广为传布，僧俗造寺、开窟、塑像、绘画、供佛等活动已很频繁。据文献记载，到了公元四世纪时，龟兹佛教已达到十分兴盛的程度，成为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这一时期，在龟兹还出现了不少高僧大德，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鸠摩罗什便是其中之一。至唐玄奘西行去印度取经途经龟兹时，龟兹佛教已是“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切有部”、“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鸠摩罗什（334413年），又译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略作罗什，师徒所译经论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花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维摩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及十诵论等共74部384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了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龟兹文化最辉煌的时期应该是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然而龟兹文化经过历史沧桑，遭到的破坏很严重。如今的文化遗存，满目疮痍。从上世纪80年代起，龟兹文化遗产开始得到较为有效的保护和管理，国家已投入巨资维修石窟和文化遗址。但是古龟兹地域较广，遗产分散，仅龟兹石窟，就分布在方圆100多平方公里内，人员偏少，管理困难。另外，石窟外部维修取得很大成果，但石窟内部的“病害”比较严重。如不加强维护，壁画将有逐渐消失的危险。3.楼兰一鄯善文化楼兰文化是罗布泊地区最具特色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类型，是古西域历史文化典型代表之一，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2100多年前就已见诸文字的古楼兰王国，在丝绸之路上作为中国、波斯、印度、叙利亚和罗马帝国之间的中转贸易站，当时曾是世界上最开放、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公元500年左右，古楼兰王国一夜之间在中国史册上神秘消失。楼兰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与敦煌邻接，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古代楼兰的记载以汉书西域传、法显还有玄奘的记录为基础。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法显谓：“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毯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玄奘三藏在其旅行末尾作了极其简单的记述“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楼兰原是一个随水而居的半耕半牧的小部落。通过发现的楼兰古墓及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大量细石器表明楼兰人本为游牧人，丝绸之路开通后，域处文明尤其是汉文明传入楼兰才加速了楼兰人发展城市文明。4。高昌文化高昌回鹘文化是古代光辉灿烂的西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是一种沐浴着东风西雨，以游牧与定居共存为显著特征的融合混同性文化。高昌回鹘时期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无不浸透着这一显著特点，高昌回鹘文化的形成和变化极大影响了后来西域文化的演变和走向，对于近代维吾尔等民族心里的形成以及文化的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昌回鹘在吐鲁番盆地定居以后，其发展起来的农业、畜牧业以及手工业的生产，都已基本上摆脱了过去在漠北时期以游牧为主的内容，而具有西域的特点。在农业生产上，放弃过去在漠北草原上的游牧生活而以经营定居的农业为主，地产五谷，产葡萄酒，在种植棉花并织成布方面有长远的传统，梧桐的树脂称为梧桐泪，可做药用及工业上金属的焊剂。在农业上利用水力，引导天山上的雪水以灌田园，造作水佑硙即水磨，便于粮食加工，因地制宜，用骆驼耕田，也有一部分畜牧业。在手工业上，丝织品有兜罗、锦、纻丝、熟绫。棉、毛织品有斜褐、白布、绣文花蕊布。矿物中有著名的硇砂，是一种氯化钠，为制皮革不可缺少的原料。铁制品中，回鹘人已有镔铁即钢，当时回鹘人手工业操作的各种器械，许多得用钢铁才能制成。在商业上，从其和内地商业的往来频仍可以看出商业之发达。回鹘人多到辽南京（今北京）做买卖，善于鉴别珍宝。也常到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进行贸易，辽朝特别在上京南城设立”回鹘营“作为居留地。与五代、北宋也进行贸易。向宋的洛阳、开封源源不绝地输送马匹，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元丰八年（1085）将战马24000匹送抵开封。又如棉布（白布）一项，后周广顺元年（951），一次运到开封的就达1329段，这也说明当时内地植棉业还很不发达。在回鹘文书方面，除零星契约及文书外，主要的有回鹘文的玄奘传，原译本为10世纪中别失八里回鹘佛僧详古舍利所译，1930年在新疆出土，现已整理。金光明经（汉文译者为唐高僧义净）的回鹘文译本（译者同玄奘传），是从汉文译本转译的，另从梵文本添译了好多处，成为研究古代维吾尔语和宗教（佛教）的基本材料。乌古斯可汗传说，这是未经14世纪波斯史家拉施特丁掺入伊斯兰色彩的、维吾尔族最早有关其自己始祖的民间传说。传说写成的时间大约在10世纪，地点在天山南路，为一佚名回鹘人的手稿，现收在拉得洛夫氏的福乐智慧导言之中。吐鲁番古代各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早有成熟的医药（如唐代的西州续命汤）。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高昌回鹘境内龟兹进奉使李延庆等36人到宋朝献香药。元代畏兀儿人军医月举连赤海牙曾在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奉命修麴药以疗师疫”。高昌回鹘人在宗教信仰上，先信最早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而后信佛教。所以，在今新疆吐鲁番西的木头沟或吐峪沟的墙壁上或废墟内，已发现大量回鹘人的宗教壁画，表现出与波斯文化融合的倾向。高昌回鹘人“乐多琵琶、箜篌”，“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高昌壁画中，经常有天堂中跳舞的画面。塔里木盆地的戏剧表演，在汉代已产生，这由20世纪在吐鲁番、哈密发现的译成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抄本的残卷、写本，以及近代在库车出土的有关当时戏剧演出的场面和文物可以证明。19世纪末，法国人伯希和曾在我国敦煌千佛洞发现几百个属于元朝初年回鹘文木刻活字。据研究，这些回鹘文木刻活字很可能是元朝初年因在敦煌、吐鲁番一带大量翻译佛典，就参考同时代王祯那一套汉文活字印书的办法，用于畏兀儿地区所留的痕迹。在唐代，已从内地传去七曜历，有十二地支及生肖，这由我国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吐鲁番得到的回鹘文历书残页（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可以证明。5.维吾尔文化维吾尔族是一个多源民族，最主要的来源有两支：一支是来自蒙古高原的回鹘人；另一支是南疆绿洲上的土著居民。这两部分人于公元840年大规模汇合，至16世纪初完全融合成现代维吾尔族。三、新疆草原游牧文化1.早期草原游牧文化2.突厥文化3.蒙古文化4.哈萨克文化与柯尔克孜文化哈萨克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她由古代许多部落和部族逐步融合而成。古代塞种、乌孙、克烈、乃蛮等均为哈萨克族族源部族，历来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据汉文史籍记载，塞种人原名“允戒”，世居敦煌，后被月氏排挤而西迁，游牧与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到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的广大地区。汉书西域传在涉及到哈萨克族的主要源流之一的乌孙时亦云：“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这也说明哈萨克族中有古代塞种人的成分。克烈是今哈萨克族中玉兹的一个大部落，主要居住在阿勒泰地区，另外塔城、哈密、昌吉等地区也有。但克烈部早在蒙古兴起之前，便闻名于世。辽金时期，克烈部游牧于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的鄂尔浑河和图拉河流域，西与篾儿乞惕和吉利吉斯部为邻。从此看来，哈萨克族游牧生活历史悠久，在悠悠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特有的转场文化。哈萨克族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一年四季都在不同的时节转场，逐水草而居。但是我们不能将哈萨克族的转场视作简单的换季换草场的举动。哈萨克族人的转场具有独特的文化蕴味，既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更重要的是转场赋予了人们无穷的精神食粮。也因此，哈萨克族人的转场文化代代相传，沿袭至今。转场景象由于过于引人入胜，因此讲究转场队伍必须整齐划一。其中，转夏牧场和秋牧场的队伍更是热闹非凡。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骑着骏马，运驼上盖着各色花毡，热热闹闹的转场，远处看去犹如南归的大雁。部落首长骑着宝马，跨着镀金马鞍，身穿十分华丽的服饰，肩背弓，腰配剑，一手举白肩雕，一手拿金灿灿的马鞭，走在转场队伍前面，颇是威风凛凛。而夫人头带白色盖头巾，身披刺绣长袍，手牵转场头驼。部落首长和夫人身边簇拥着部落里的长者和能人，场面颇为壮观。在转场途中，部分男人负责勘察道路，整理运驼货物平衡；而能歌善舞的青年男女们相互戏耍，开着得体的玩笑，时而高声歌唱，时而男女对唱，竞相表演技艺，将枯燥乏味的转场变成了移动的舞台，绚丽多姿，美妙无比哈萨克族转场过程中还有这样的传统习俗，当地居住的部落要为转场经过的驼队提供食物和饮品。这种习俗也有自身的讲究，给转场队伍拿饮食的人到了转场队伍跟前时，首先要对转场的人们道平安，之后，将所带饮食提供给带队的首长和长者。首先接过饮品的人口中说着：“布斯木拉依热合曼热合依木”（经文，意为愿安拉保佑一切平安），先对着马鬃滴几滴饮品，后自己再饮两口，再转给其他身边的人饮用。身边的所有人品尝问之后，转给牵头驼的夫人，再转给转场中的其他人员。如果转场队伍中有年轻的媳妇和妇女，转场队伍在经过古坟或有名望的部落时，她们会下马步行通过。她们双手接过送来的饮品，下马站在地上品尝。送饮品的人返回时，转场队伍中的妇女们往乘饮品的容器内放置银扣等物品，绝不让对方空手而回。转场队伍每到一处扎营地时，当地村落的人们会争先恐后的帮助转场队伍搭建毡房，送来美味佳肴，宰杀牲畜盛情宴请转场队伍。同样，转场队伍进餐完毕后，赠送丰厚的礼物作为回报。从此，可以看出哈萨克族是一个讲求团结，讲求和睦，讲求和谐的豁达民族。四、新疆屯垦文化1.汉唐时期的屯垦文化2.清代屯垦文化3.兵团文化五、新疆宗教文化1.原始宗教文化2.火祆教文化祆教是最早传入新疆的外来宗教之一, 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时,随着一部分信仰祆教塞种人的活动,祆教已经在新疆的大地上开始留下了自己的踪迹。祆教在新疆各地的流行情况,据魏书、北史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魏书、周书记载焉耆国“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旧唐书、新唐书记载“疏勒国俗事天祆神”,“俗祠祆神”等;旧唐书、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记载“于阗国好事火祆神”、“于阗,其俗好事祆神”;宋史于阗传记载:“俗事祆神”。又据宋会要蕃夷四之龟兹传记载:“太平兴国六年(976年)五月,西州龟兹遣使易难与婆罗门波斯外道来贡”。宋史记载高昌国“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诵外道者也”,宋会要蕃夷四之高昌传记载:“雍熙元年(984年)五月,西州回鹘与婆罗门及波斯外道阿里烟朝贡。”这里的“波斯外道”、“波斯僧”即指祆教和祆教徒。新疆各地祆教的情况比较复杂。各地虽“俗事祆神”,但不能因此认为该教已得到广泛普及。因为除祆教外,各地还有流行已久的各种自然崇拜、萨满崇拜,特别是2世纪以后,佛教逐渐在各地盛行起来,各地王室、贵族大都崇奉佛教,并加以推导。佛教已居主导宗教的地位。祆教的流行,主要是在农村和民间,在民间形成风俗。尤其是拜火仪式,引人注目,所以常为史籍所载。各地祆教徒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商而来的波斯人和粟特人,粟特人有一部分已移居各地,他们带来的祆教信仰具有粟特(河中)本土色彩;另一种是受其影响而信仰祆教的当地其他成分的居民,这些人也只是部分地接受了祆教教义,如对祆神阿胡拉马兹达为最高主神的崇拜思想、向善思想、具有祆教特点的祭火仪式,以及一些较适合当地居民习俗的礼仪、节日等。但诸如“天葬”、“九日濯之礼”和其他过于繁复的礼俗、仪式,并未被吸收。流行了一千多年,10世纪以后逐渐在各地消失。原因除因伊斯兰教的传播取代了各地祆教之外,也有祆教自身的原因。不传教,不译经,祭司们没有传播教义的义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祆教的传播发展;其次,祆教有极严的教规,教徒若触犯教规,便要受“烧铁烙舌”的酷刑惩罚;第三,祆祠为禁地,外人不许进入,使人不容易了解祆教。第四,祆教礼仪十分繁复,有“仪式宗教”之谓,如欲加入祆教,则更须经过极复杂严格的洁净规定,一般人难以接受。此外,在政治上,祆教并未得到各地统治上层的支持,经济上没有如佛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寺院经济作为支撑,所以只能逐渐萎缩,自生自灭,成为民间宗教信仰和习俗的一部分祆教虽然失传,但由于在民间流传时间较长,并且与各地古代居民崇奉的自然崇拜有许多共同之处,经过长期相互融合吸收,形成某些固有的信仰习俗,有些带有祆教色彩的习俗被保留至今。3.佛教文化公元前1世纪，佛教经克什米尔首先传入信教于阗。不久，又经中亚传入疏勒。此后佛教沿着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传播到且末、若羌、莎车、叶城、库车、阿克苏、焉稽、吐鲁番、哈密等塔里木盆地周围各个绿洲。佛教传入后，新疆正处于奴隶占有制发展阶段，在天山南北建立了数十个“城郭之国”。这些所谓“城郭之国”，只是一些大大小小的、互不属统的地方割据政权。他们互相攻伐，不断进行兼并战争，破坏了经济发展，造成社会动荡。匈奴贵族集团对各地的残酷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苦难。汉朝政府驱逐匈奴的斗争，虽然给新疆人民带来了休养生息的时机，但未彻底接触战争和阶级压迫给他们造成的痛苦，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尖锐激烈。所以，提倡忍耐、安于命运的佛教传入后，很快就受到各地统治者的欢迎。他们希望借助这一新宗教来消除劳动人民的不满和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对佛教大力予以复制和推行。长期遭受匈奴贵族忽然本国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和奴役，生活性爱水生火热中的广大劳动人民，也把改变自己命运、摆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对佛教的信仰上。佛教传入各地后，受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底层劳动人民的普遍欢迎，信者日众。因而佛教在各地得以迅速传播开来，并遂最终取代萨满教、袄教。成为各地的主要宗教，从而在新疆形成了一佛教为住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佛教在各地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下，发展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佛教鼎盛时期，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佛寺林立，僧尼众多，还形成了于阗，疏勒，龟兹，高昌等著名的佛教中心。新疆佛教在造像，绘画，音乐，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佛教在新疆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佛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当时各绿洲地区佛寺林立，僧侣成群，宗教活动规模宏大。佛教寺院的修建，既是宗教活动的需要，有时弘扬佛教文化、宣传佛教教义的要求，也是信仰者的一项众要的功德。新疆佛教十分重视寺塔的修建。于阗作为新疆佛教的首传之地和佛教中心，不仅佛教佛塔的数量多，而且建筑规模大。晋代西行求法的高僧显在途经于阗时看到，“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还有“不可计数”的大小寺院。据后人考证，当时和田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寺院达4000于所，兰若小塔逾5000个。城内著名寺院有14座，其中法显所具之寺有“三千僧”，可见规模之大。另一座时位于城西七八里的王新寺，规模更大。该寺由三代和天王历时80年才建成，高25丈，雕刻精美，金碧辉煌，气势宏伟。佛教另一中心龟兹，仅城内就有“佛塔千所”。大规模佛事活动更反映了当时佛教的鼎盛。于阗举行一种名为“行像”的大型佛事活动，从四月一日开始，“成立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城门上支起大帐篷，国王和夫人及采女就住在帐篷里。行像，在离城三四公里的地方做一个状如行殿，高三丈多的四轮像车，把佛像立于车中。像车距离城门一百步时，国王脱掉王冠，换上新衣，赤足持香，出城迎接。像入城时，梦楼上夫人、采女纷纷向下抛洒鲜花。这种盛大的行像活动，共进行14天，由于阗的14座大寺轮流举行。国王自始至终参加，直到整个行像活动结束，才和夫人等一起返回王宫。当健陀罗佛教艺术兴起的时候，佛教的传播区域也在逐步扩大，从公元前三世纪始，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斯库鲁阿布上游的巴米扬摩崖石窟开始兴建，佛教造像艺术活动也借助于佛教在各个地区的逐渐流行而发展起来。东汉永元二年至建和元年（90147），新疆库车“森木塞姆千佛洞”开凿。东汉初平元年至唐天佑四年（190907），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开凿。东汉建安六年至北魏太平真居十一年（201450），新疆鄯善吐峪沟千佛洞开凿。东汉建安六年至唐天佑四年（201907），新疆库车库木吐拉千佛洞开凿。西晋泰始元年至唐天佑四年（265907），新疆焉耆锡克沁千佛洞开凿。西晋泰始元年至北魏泰常五年（265420），库车克孜朵哈千佛洞开凿。4.摩尼教文化摩尼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源起在波斯，由教主摩尼（）创于世纪中叶。世纪曾在亚非欧三大洲很多地区流行，吸收了不少东西方宗教思想，形成二宗三际的独特教义后，又影响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一些教派，甚至与佛教也有交互影响，但是摩尼教（东方教区）佛教化的程度远过于佛教中吸纳摩尼教的成份。新疆的古代遗迹与文书中有不少摩尼教的踪迹。考古工作成果可分为两次大的发现，即世纪初德国人的发现及年代以来中国人的发现。德国人在吐鲁番考察时发现的摩尼教法堂遗迹，最重要的莫过于在高昌摩尼教城发掘的与遗址，这两个地方原来都曾是摩尼寺，虽然以后改为佛寺，但仍然发现了摩尼教壁画，出土绢麻纸画以及文献；同时发现还有伯孜克里克石窟第号（当时编为号）洞窟，此窟曾被封存的主壁面，原画有“礼赞生命树”，因而俄国人年的考察报告，比定为摩尼教石窟。上述寺窟遗址与交河故城及吐峪沟等处发现的摩尼文献残件数量上千，且有多种语言形态，如古伊朗语系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以及粟特文，还有古突厥文，回鹘文、龟兹文及汉文等。同时一时期，在敦煌的藏经洞也发现了汉文与回鹘文的摩尼教译经。年代在福建泉州发现摩尼教草庵，近年又有浙江苍南、湖北英山的法堂与墓地等。至年代吐鲁番又新发现了出土文献，是摩尼教徒以粟特文与回鹘文所写的信札，石窟考察方面亦兴起了探查研考热潮。摩尼教的艺术文化遗迹，集中发现在高昌故城的两个寺址、交河故城、伯孜克里克与吐峪沟石窟。在古城寺址与石窟遗迹中所出土的诸种文献，往往十分精致，不少文献附有插图或卷首扉页画，表现出摩尼教艺术文化的特色，且与摩尼本人善于以画技宣教，作过传教图册的传统相关。高昌古城遗址出土过一件写着回鹘可汗的王统世系，背面画着细密画的摩尼教文书，说明其应是回鹘时期的王家寺院。遗址居中的几间斋戒大厅有最重要的壁画，壁面上创始教主摩尼赫然在目，摩尼僧众簇拥在侧（图）。摩尼头戴华丽的高冠，身着边饰的宽领衣，长面细目，微髭尖须。头后显示其神圣的项光，是一轮弯月与淡色的红日相结合而画成的。摩尼身后先排列着一列列男教徒，紧随其后的是女教徒，装束均略近于教主，其后又有身着红格花和深灰衣衫的人，衣服为窄袖圆领束腰式。摩尼教信徒分为五个层次，即慕阇（传法教道者），拂多诞（侍法者），法堂主，纯善人，听众。其纯善人以上的四个层级属于“选民”，相当于出家僧侣，都穿着白色法衣；最基层的“听众”仍为俗人，身着俗装，因而此画反映了“僧俗两界”、高低多层的教徒信众。寺址也是一座出土有摩尼教画的王家寺院。伯孜克里克第窟的“礼赞生命之树”壁画，中间三株主干升起，树叶锦簇，异果垂重。树下有各式人物，如戴凤冠、人身象头、肩生翅的守护灵等等，均双手合十或笼袖，十分虔敬地向树或跪拜或立敬（图）。此窟年代约定在、世纪之交。另外在号窟也有类似画面，且与号可能属于摩尼教原创窟，而发现摩尼教徒信札的新编号也可比定为摩尼窟。回鹘为维吾尔族的先民，他们曾在世纪中至世纪初近年时间信奉摩尼教。漠北九姓回鹘可汗碑、吐鲁番回鹘文的牟羽可汗入教记都明载回鹘族先民改宗摩尼教的事件。回鹘人改宗摩尼，缘于牟羽可汗出兵助平安史之乱后皈依了摩尼教。唐宝应二年（）牟羽携四位摩尼法师，由洛阳返回漠北鄂尔浑河草原，由此时起奉摩尼教为回鹘的国教。回鹘可汗在年时就曾由漠北来吐鲁番访摩尼师，此时回鹘势力已至吐鲁番，此前这里聚居的粟特人就有奉摩尼教者。年回鹘由漠北迁至吐鲁番，建高昌回鹘国初期，摩尼教已很兴盛，吐鲁番地区出土不少回鹘文摩尼教文献可为明证。随后，他们处于既信摩尼教又信佛教的阶段，这可以从摩尼教经典混入佛教内容，佛教经典也掺入摩尼教内容证明。总之，从出土文物等情况推断，摩尼教在此于世纪上半叶达于鼎盛。至会昌五年灭法后，三夷教（摩尼、祆教、景教）在汉地一蹶不振，摩尼教在会昌三年（）就被禁止。但在高昌回鹘，摩尼仍盛，佛、景、祆等并存。至世纪末的癸末年（），特勤王子奉阿斯兰毗伽天可汗之命，于旧城毁摩尼寺，改为佛寺，标志此时民族信仰又一次改宗。现存的纸质书卷插图之中，有一张正反两面画，一面反映可汗皈依摩尼教的场面，另一面画有摩尼教庇麻节内容。归依图中心部位，身着华丽的饰边法衣者应为承法传道的大慕阇等级人物，与身着铠甲的王者，双手紧握，这应是皈依改宗的象征。可汗身后有着胡须世俗人物。法师慕阇身后为着白衣的选民僧侣，其前方有象头狮面的护法以及菩萨形貌的人。庆贺庇麻圣节摩尼教重大节日，画面也有中心人物，应是坐在一台座上，着法衣的大慕阇。他的周围有身着法衣的摩尼僧侣成排而列，身后下两排有戴样式色泽不同的帽子的人，或为低级僧侣，或为信众。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其面前的奉献者与奉献物。有两个领头的僧侣，趋向前方，手捧一部经书，前方的台上，有方形大果盘与高足圆果盘，盛满了瓜与葡萄（图）。还有一些画，也十分精致美观。如描画书写僧的，白色法衣僧侣们坐案前，手中持红色的笔，有人还拿着两支。此图极具波斯细密画的特点，色泽富丽，构图均衡。另外还有麻布幡画上的男女选民等，有趣的是画女选民的幡布，不仅题有诸侯夫人之名，而且两面均绘同一人，或着法衣或穿俗装。5.景教文化景教即基督教派别聂斯托里派，是我国对该派的一种称谓。“景”字含有“光明广大”之意，源自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聂斯托里即该教的创始人。景教传入新疆地区的时间，因无确凿史料，也只能作出大致的推测，约在公元6世纪中后期至7世纪初。按照西方宗教陆路传入我国的一般规律来看，应当是早于我国内地，而略晚于中亚诸地。高昌地区是景教的一个传播中心。在高昌故地的考古发掘曾发现有景教寺院遗址，出土有景教文献。景教在天山北部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轮台（今乌鲁木齐附近）、阿力麻里（今伊梨霍城县境内）等地都建有景教大教堂，并有自己的主教。元初，道教首领邱处机西行至轮台时，有“迭屑头目为迎”，迭屑是元代文献对景教徒的称谓。由景教头目出面迎接成吉思汗的这位贵客，足以说明景教在该地的势力和地位绝非一般。景教在西北操突厥语和蒙古语的游牧部落如克烈、乃蛮、汪古、篾儿惕等部中，都有大量信徒。有些部落酋长和上层贵族也信奉该教，使景教在游牧部落中取得了很高的地位。马可波罗称克烈部酋长王罕为“长老约翰”，由此而在西方基督教界引起了东方有大量基督教徒等各种传说，天主教会纷纷派出传教士来西域传教。据考古发现，在伊梨地区，七河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