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特征及其在清代城市史上的地位.pdf

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清代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特征及其在清代城市史上的地位魏欣宝（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摘要：从陕甘地区新建厅制城市的历史进程来看，清朝在内地的边缘地带置厅筑城一般是地域开发的结果，在边疆地区置厅筑城则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从城池选址的大位置角度来看，清代的交通路线与政区地理格局是影响厅城选址的重要因素。就小位置而言，因地方长官着重考虑政治、军事因素，城址大多面临诸多地理条件的不足，但得益于清代对上述地域开发的深入，大量的厅城城址沿用至今。对于清代的城市发展而言，厅城作为清代特有的建置城市类型，在城市体系构建和整体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关键词：清代陕甘；厅制城市；城市变迁；城市选址；城市地位中图分类号：K92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24）01-0138-10DOI：10.20076/ki.64-1065/G4.2024.01.013“厅制”为清代最具特色的政区建置，由同知、通判分防地方逐步演变而来，至乾隆时“府厅州县”开始连用，厅制正式成为清朝行政体系中的一员111。清代的厅主要设置于边疆地区和内地的边缘地带，并通过修建城垣形成了数量众多且颇具规模的厅制城市，以此管辖大小不一的周边土地及数量不等的人口。学界对于厅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史、制度史，如设置背景、职责范围、行政运作等方面，对于厅制城市（以下简称“厅城”）的选址、规模、在区域城市体系中的作用等问题关注相对较少。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城市地理的视角出发，以陕甘地区新建厅城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厅城的创设与演变、形制与规模、分布与选址等问题，并基于此讨论厅制城市在清代城市史上的地位及其作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收稿日期：2023-10-28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北地区城市建设与人居环境营造研究”（22JJD770054）作者简介：魏欣宝（1991），男，陕西咸阳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城市史、区域史研究。引用格式：魏欣宝.清代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特征及其在清代城市史上的地位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吴正心 清代厅制研究，1995年台湾中正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真水康树 清代“直隶厅”与“散厅”的“定制”化及其明代起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乌云格日勒 略论清代内蒙古的厅，清史研究 1999年第3期；任玉雪 清代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研究，2003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傅林祥 清代抚民厅制度形成过程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7年第1期；林涓 清代行政区划变迁研究，2004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赵国峰 清代东北地方厅研究，2005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陆韧 清代直隶厅解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0年第3期；杜常顺、许若冰 清代甘边地区的抚番厅与地方治理，民族研究 2022年第2期；王泉伟 清代沿海诸厅与海疆管理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2年第3期；胡恒 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厅城一般建于边疆地区或者内地的边缘地带，但鉴于清代诸省中未有同时下辖此两种厅城者，于是选择在明代为陕西布政使司和陕西行都司所辖，清代皆为陕甘总督所理，关系密切的陕甘地区为研究对象，其中甘肃的河湟地区、宁夏地区可以视为传统的边疆地区，陕西的秦巴山地属于内地的边缘地带。138一、清代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创设与变迁有清一代，在陕甘地区前后共设厅25处，包括陕西8处，甘肃17处1374386。其中，短暂设置和在前朝县治或卫所城池基础上改置而成的厅13处。政区稳定的新建诸厅无疑更能体现清朝的时代特点，故前述13处厅并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中。清代陕甘地区新建的12座厅城（详见表1），从所置时间来看，普遍设于清代中后期，乾隆时设孝义、留坝、循化、抚彝、巴燕戎格等厅，嘉庆时增设宁陕、定远、砖坪3厅，佛坪、宁灵、化平川、丹噶尔等厅为道光、同治时增置。表1：陕甘地区新建厅城形态及所在地情况表陕西省新建6厅皆处于秦巴山区腹地，该地区除汉中、沔县、城固、洋县、兴安等位于汉水谷地的区域开发较早外，其余地区则是在明清两朝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才得以全面开发，尤其是在乾嘉时期，如“乾隆四十三、四等年，两湖偶被灾侵，小民流徙，络绎前来。男妇不下十余万人”2888，“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3115，大量移民的到来为秦巴山区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随着大量外地人口的迁入，“五方杂处，良莠错居”，且本地“风俗刁悍，讼狱繁兴”，以致“命盗案件甲于通省”31151，区域社会的稳定存在隐患。以留坝厅为例，其地处川陕交通要道，自流民大量迁至，褒斜道沿途遍布民众，伴随着大规模的开发，地方事务繁杂，兼之“深山穷谷，垦荒辟土多异地之人，睚眦启衅，讼狱滋多”4163，清朝为了达到处理地方事务、管理民众及区域稳定等目的，分褒城、武关以北，凤县、南星以南的区域置留上述13处厅城分别为陕西的潼关厅、汉阴厅，甘肃的岷州厅、洮州厅、肃州厅、甘州厅、贵德厅、庄浪厅、安西直隶厅、靖逆直隶厅、盐茶厅、柳沟直隶厅、靖远直隶厅。城市形态数据来源于 中国地方志集成 陕西府县志辑 中国地方志集成 青海府县志辑 中国地方志集成 甘肃府县志辑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宁夏府县志辑 等相关府县记载；厅城城址今地参考自傅林祥等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清代卷（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因古代换算与今日不同，故尺寸依据光绪 清朝续文献通考 卷191 乐考四 所载“度量衡”规定“五尺为一步，二步为一丈，十丈为一引，十八引为一里”进行换算，即一里约为576米1 800尺，一尺约为0.32米；等于360步，一步约为1.6米；等于180丈，一丈约为3.2米。序号123456789101112城名孝义宁陕留坝定远佛坪砖坪宁灵循化丹噶尔巴燕戎格化平川抚彝城周（米）1 1521 6201 0975511 1431 4063 6162 1762 476.81 1521 152806.4城高（米）3.528.963.845.767.047.047.0488城门（个）432333222242城壕因沟为壕深3.2米宽8米，深1.6米宽9.6米，深1.6米设置时间乾隆嘉庆乾隆嘉庆道光道光同治乾隆道光乾隆同治乾隆今地陕西柞水乾佑镇陕西宁陕城关镇陕西留坝城关镇陕西镇巴泾洋镇陕西周至厚畛子镇老县城陕西岚皋城关镇宁夏吴忠利通区金积镇青海循化积石镇青海湟源城关镇青海化隆巴燕镇宁夏泾源香水镇甘肃临泽蓼泉镇139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坝厅并建厅城。孝义、宁陕、定远、佛坪、砖坪等厅与之相似。简言之，陕西新建6厅置厅筑城的历史进程是大量移民涌入秦巴山地后地域开发的结果。相较之下，甘肃省新建诸厅置厅筑城则更多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循化、丹噶尔、巴燕戎格3厅位于河湟地区，“右控青海，左引甘凉，内屏河兰”5443，是青藏、新疆与内地沟通的重要通道。以丹噶尔为例，该地自明末以来便有商贾自发前来与当地民众进行贸易，而后逐渐有汉族、回族等在此定居，同时大量蒙古族迁徙至此“牧而兼耕”，于是各民族“就水土之便，筑家室成村落焉”64，最终形成了当地多民族杂居的局面。又如抚彝厅地处河西走廊，居于祁连、合黎二山之间，黑河上游，虽僻处河西，实有屏障甘肃之势799。该地北有大量蒙古族以游牧为生，南至祁连山北麓有大量藏族或农耕或畜牧，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情形。但随着民族交往日益增多，纠纷也日益增多，以土地使用开发为例，河湟地区出现“无知小民将番人畜牧处所日侵月占，以致各番纷纷控告，争讼不休”，针对这一问题，清朝派出分辖的佐贰官员对当地的汉番民户进行直接管理。同时这些地区亦是沟通内地与边疆地区的重要通道，承担着维系边疆稳定的职责。因此清朝在此处置厅筑城，将其纳入正式的地方行政制度中进行管理，同时为当地各族民众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稳定的社会环境。由表1可以看出，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规模差异颇大，其中以宁灵厅的城池规模为最。从陕甘两省新建诸厅的规模对比来看，甘肃新建厅城的规模要大于陕西。陕西新建厅城的城周平均长度为1 161.5米，而甘肃新建厅城为1 896.5米，两者相差近一倍。此中缘由，一方面，与两省新建厅城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关。陕西新设6厅皆位于秦巴山地，以宁陕厅为例，境内多山，“太乙、秦岭诸峰耸峙于北”855，加之林木茂盛，实难有开阔地域供其筑城。相反，甘肃所设诸厅皆位于河湟谷地、河西走廊等处，虽海拔略高，但地势整体平坦辽阔。如丹噶尔厅周遭群山罗列，然地势平坦，有充足的空间供其营建。另一方面，城池大小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如佛坪厅山多田少，人户零星，“生理鲜薄”，往来客商视其为“汉南诸邑为最贫”930，地方财力难以负担大规模的城垣建设。相反，丹噶尔城周边森林、毛皮、矿产等资源丰富，往来客商皆聚于此，人口众多，商贸繁荣，故而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丹噶尔建设较大的城池以满足现实需求。同样，将陕甘地区新建厅城与省内其他府州县城池进行对比，也会发现新建厅城的规模普遍偏小。陕西县级城市共有69处，其城垣的平均规模为2 719.536米10132，而新建的6处厅城的城垣仅有1 161.5米，不足城垣平均规模的一半。甘肃的县级城市共有44处，其城垣平均规模为2 845.402米，甘肃新建的5处散厅平均城垣周长仅有2 045.4米，远小于甘肃县级城市的平均规模。化平川直隶厅的城市规模与甘肃11座府级城市平均周长5 219.782米10132相比，亦相差甚远。总之，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城池规模普遍偏小。学界长期以来认为城池的规模与行政等级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的行政等级决定城池的规模，如陈正祥认为，“地方行政的等级，显然左右城的规模。国都之城概较省城为大，省城概较府、州为大，而府、州之城又较县、厅为大”1192，但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通过大范围统计城池规模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开始对传统的观点提出质疑。从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城池规模统计来看，其一，并不是行政级别最高者城池规模最大。陕甘地区新建厅城中，以化平川厅为直隶厅，行政级别为最，等同于府级城池。其余诸厅皆为散厅，行政等级等同于普通县城，但化平川厅的城池规模仅与陕西新建厅城的平均规模相仿，远逊于甘肃新建厅城的平均规模。其二，化平川直隶厅的城池规模与甘肃相关研究可参见：成一农 清代的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扬州大学学报 2007年第3期；鲁西奇 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成一农 理想与现实明清时期政区舆图所描绘的城池，陈恒、洪庆明主编：世界历史评论 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40府级城池平均规模相差甚多。甘肃府级城池平均周长5 219.782米，化平川厅仅有1 152米，两者差距明显。其三，在上述城池营建的相关文献中，难以找到城市规模必须符合城市等级的明确记载。从上述三点来看，陕甘新建诸厅的城池规模与城市的行政等级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从实际情况来看，城池的规模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城址的地理环境等关系更为密切。正如鲁西奇在论述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城郭规模和形制时所言，“一个治所城郭的规模、形制，除了受行政等级的影响外，还受到历史、微观地形地貌、交通、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商业发展乃至风水等多方面的影响”12359，此种认识对于清代中晚期所建的西北内陆地区的陕甘新建诸厅城垣同样适用。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调整，颁布 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将“现设厅、州地方，该厅、该州名称，均改为县”。在此次行政区划调整浪潮中，包括陕甘地区诸厅在内，全国的厅基本改置为县，厅制作为行政区划退出历史舞台。陕甘地区新建诸厅的具体改置情形详见表2。表2：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改置情况表与清代厅城性质相似的是明代的“卫所城市”，两者都有着鲜明的政治和军事意图，但相较于明代所设之卫所城市到清代后诸多废弛的情形，清代陕甘地区新建诸厅的城址稳定，绝大多数作为当地的行政中心沿用至今。造成此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清代对边疆和山地区域开发的持续深入。地域开发与政治局势、朝廷政策密切相关，安定的秩序、合理的政策会大大推进区域开发进程。从长时段来看，明代西北长期面临边患，宣德之后边防局势日益紧张，于是，明代卫所城市选址时，要求“位处山川冲要之地，凭险而筑，以控扼輨毂，保障边境安定、道路交通，完成其戍守功能”13165，以致边地和山地开发的动力主要是单纯的政府行为，开发动力有限。相反，清朝的边疆地区自清初平定后，长期处于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统治者也一改此前封建王朝“重中原，轻边疆”的传统治国理念14105，注重开发边疆，积极推广“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等多种积极的开发政策，各地政府纷纷兴修水利、整修交通、开辟驿路，并出台政策鼓励民众前往边疆地区和内地的边缘地带生产生活。对此，广大民众也是积极响应，如大量汉族自内地涌入甘肃沿边一带，其地“东西绵亘千余里，汉番杂序号123456789101112厅名孝义宁陕留坝定远佛坪砖坪宁灵循化丹噶尔巴燕戎格化平川抚彝改置方式改厅为县改厅为县改厅为县改厅为县改厅为县改厅为县改厅为县改厅为县改厅为县改厅为县改厅为县改厅为县城址变迁情形城址沿用城址沿用城址沿用城址沿用城址迁徙城址沿用城址沿用城址沿用城址沿用城址沿用城址沿用城址迁徙备注1914年更名为“柞水”1914年更名为“镇巴”1926年城址迁徙至袁家庄1917年更名为“岚皋”1913年更名为“金积”，1949年后撤销建置1913年更名为“湟源”1913年更名为“巴戎”，1929年更名为“巴燕”，1931年更名为“化隆”1950年更名为“泾源”1913年更名为“临泽”，1951年县治迁至沙河141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处”15260。同样，从陕西新建6厅所在的秦巴山区来看，清廷实行招徕政策，鼓励外省流民入山垦荒。乾隆六年（1741），陕西巡抚张楷实行招垦，对“民人现在割漆、砍竹及采取构皮、木耳等项者，听民自便，地方官不得强令垦种，亦不得以现获微利，勒报升科”1611071108。清康熙中期，陕南人口在50万左右，而100年后的嘉庆年间已达到396万17114。总之，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为边疆地区和山地区域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与各族民众共同推动了上述区域的开发。正如有学者在探讨明代山东卫所城市消亡时所言，“根本原因是这些卫所城市在当初选址时的首要考量在于军事防守，城区周边地形崎岖、交通不便，缺乏支撑城市稳定发展的良好的经济腹地，故而它们在清代以后陆续 退场”18。对比之下，清代在边疆地区及内地的边缘地带置厅筑城，尽管也有政治、军事目的之考量，但由于地域开发较明时已颇为成熟，而且随着清代人口的激增，边疆和山地也成了为数不多能够实现容纳大量人口生存的地方，不得不加大开发力度，明代卫所城市所缺的“腹地”对于清代厅城基本不复存在。正因如此，明清两代性质较为类似的城市有了不同的历史命运。二、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空间分布及选址特征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以空间尺度来考察城市的地理位置，一般可分为大位置和小位置两类，大位置是城市对较远的事物的相对关系，是从小比例尺地图上进行分析，而小位置是城市对它所在城址及附近事物相对关系，是从大比例尺地图上进行分析19152。从大位置角度来分析陕甘新建诸厅的分布，可以发现多坐落于秦巴山区和河湟谷地，仔细探究起来，清代的交通线路与政区地理格局是形成上述空间分布特征的两大因素。陕西省新建6厅，其中孝义、宁陕、佛坪、留坝4厅位于秦岭南麓，处于关中与陕南交通孔道之上，具体交通指向稍有不同。孝义厅城位于乾佑河侧，“南北大路”之上，“北通省垣，南达兴汉，东走商镇，西接宁陕”20428，为西安通往兴安、商州的交通节点。宁陕、佛坪两厅为西安府与汉中府往来之枢纽，宁陕厅位于自古以来沟通西安与汉中的要道子午道的中段，由其向东可达兴安府之汉阴、石泉、商州之镇安等地，向西可抵佛坪，沿傥骆道可抵盩厔、汉中等地，其交通枢纽特性显著。佛坪厅位于传统要道傥骆道中段，北接盩厔可达关中平原，南至洋县进入汉中盆地，向东通过宁陕可与子午道相连接，其地“踞盩洋适中之所”96，可谓“南山之孔道”。留坝厅则在关中西部凤翔府连接汉中的重要通道上，位于褒斜古道中段，清代多次对沿路栈道进行修缮，并一直作为川陕官道，直至民国时期被川陕公路所取代。至于定远、砖坪厅位于大巴山腹地，在陕西与四川、湖北地区的交通线路上。定远厅为沟通川陕地区的“南三道”之“荔枝道（洋巴道）”的重要节点，自涪陵经川北到滚龙坡入陕定远境，过渔渡坝、定远城、陈家滩、拴马岭、杨家河、面子山等地，到西乡后向东北接子午道南口，北行至西安。甘肃新建诸厅的大位置空间分布亦深受交通线路的影响。位于河湟谷地的丹噶尔厅，因其“西滨青海，北连蒙古”，被誉为“三藏通衢”6230。又如循化厅地处兰州、西宁、巩昌三府的几何中心地带，为连接兰州、西宁、河州、洮州的交通孔道，洮州、河州等地进入青藏地区的必经之路。又如位于河西走廊的抚彝厅，“南控祁连，北阻黑水，扼怀城之要塞，据蓼泉之冲衢”21393，是沟通中原与新疆的重要交通枢纽。总之，清代的交通线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空间分布态势。另外，清代陕甘政区治所的地理分布格局也是影响新建厅城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从地处秦岭腹地的孝义、宁陕、佛坪、留坝4厅来看，秦岭北侧的关中平原是陕西政区设置最为密集的区域，有清一代设有西安、同州、凤翔三府及乾、邠二直隶州，辖43县，而秦岭南侧仅设有汉中、兴安两府，共142辖18县，且治所集中于开发时间较早的汉水谷地，未设上述诸厅时，秦岭深处中仅有凤县、镇安等处。伴随着大量人口的迁入、山地开发的加快，地方诸多事务缺乏有效的治理，于是设厅以治迫在眉睫。如留坝厅“由凤县至褒城四百里，空旷窎远”，路途险峻以至“军火粮饷，时有疏虞”，于是在乾隆二十年（1764）“分褒城、武关以北，凤县、南星以南设留坝厅，改汉中水利通判为留坝厅抚民通判”31079。又如孝义厅未设治前，“自咸宁太乙谷南，由药王堂进至旧县关再南至兴安北境，计七百里”20426，作为沟通西安、兴安二地的扼要之地并无一城，故清廷于孝义川置厅筑城。甘肃新建诸厅同样面临政区设置稀疏导致管理不便的情况。如巴燕戎格“在札什巴之东，相距七十余里。西至西宁城一百七十余里，东至循化营九十余里，至巴暖营一百八十余里，至碾伯县一百二十余里”，而在其中“东有碾伯所属番民十二族，其西有西宁所属番民十六族”，实为“四面番民杂处之地”22606，清朝为了加强管理，在其“适中扼要之区”设巴燕戎格厅对民众实行直接管理。总之，在地域开发日益成熟的秦巴、河湟等地区存在城邑缺失、管理不便的情况，这无疑成为清廷地方治理的隐患，可以认为，清代陕甘新建诸厅将城址选择于此正是基于这一点。从小位置来看，将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选址和诸厅城设置时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看，会发现厅城的性质决定了其在选址方面有着诸多明显不同于传统府县城市的特点。其一，厅城所选择的城址大多面临地理环境先天不足的情形，或地方狭小，或山洪威胁，或土壤贫瘠。学界一般认为，在建城之前都会审慎选择具体城址，然后划定区域，规划设计，修筑城墙，而且要遵循平原广阔、水陆交通便利、地形有利、水源丰富、高低适中、气候温和、物产丰盈等原则232227。在理想状态下，城址多依山傍水，合理利用周围山川地貌，既能取水以资给养，又能远离水患。但实际上，陕甘地区新建诸厅大多位于山地或农牧交错地带，生态环境脆弱，受客观地理环境的限制，城池选址大多不甚理想。尤其是陕西省新建诸厅皆位于秦巴山区，落成之初，不少厅城就面临水患威胁，城垣难以避免地存在重修或迁建的困扰。典型如留坝厅，其城南滨河，且当地为砂石土质，每逢淋雨季节，周边山水汇聚于城周的紫荆河，河水长期浸啮城根，城垣数年辄圮，河水泛滥之时，城内百姓甚至“荡析离居”，厅城不得不多次重建。甘肃新建诸厅大多处于农牧交错地带，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如宁灵、化平川两厅皆处陇东黄土梁峁丘陵沟壑地貌向宁夏平原的过渡地带，土壤较为贫瘠，宁灵“膏腴之区，广袤不过数十里。其余则列乱山之中，人依鸿沟之侧。水利莫溥，荒土居多”2419，化平川“四面皆山”，且“水急地寒”，其地“西、北均阻高阜，岩壑环峙，两水萦绕，一为化平川，一为圣女川，合流入白面河，入清水县界。川中横宽五六里，长三十余里”2515，山阻水阔的地形导致其对外交通颇多不便。其二，在具体选择城址时，督抚、道台、知府等地方军政长官的看法是决定因素。他们在确定城址时，着重考虑政治、军事因素，如若在此基础上能与其他地理因素相契合，那么该城址自然是较为理想的。甘肃河湟地区新建3厅的城址便属此类，地处高海拔地区，多民族杂居，“水草丰广，地土宽平”，满足各民族“牧而兼耕，各就水土之便”64。以循化厅为例，“南面大山，北临黄河，河北亦有大山，系西宁所属，其间地势平衍，山水环抱，风和气聚，土脉又甚坚厚，开渠引水亦属便利”2651，选址时，知州顾详审视地形，发现该地山水环绕，接连台堡，且系西宁所属，为可固守之地，经过勘察、审视、相地、相水等一系列步骤，“悉心相度”27325，最终决定于此处修筑城垣。政治、军事因素是地方军政长官选择城址时首先要考虑的，其他地理因素皆可为其妥协。如留坝厅“南之武关，北之柴关，亦为险要。西江口在厅东九十里，北接盩厔之太白河、牛尾河，东联城固之桅杆石，西通凤县之进口关”3990，厅城居中绾系四隅，但城池被群山环绕，地方局促，城旁溪流湍激，时常面临被山水冲蚀的威胁，然而此种情形并未影响该城的重要地位。嘉庆十一年（1806），陕西巡抚方维甸、西安将军德楞泰共同上奏，称“汉中府属之留坝厅，界在山中，又当孔道，必须明干之143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员，方能胜任可否改照边俸之例，勅部核议，倘有废弛，随时严参，如此明定章程，庶该员益知奋勉，地方自有起色”4157，为其官员申请边俸，足可见该址的政治、军事地位。又如宁陕厅城地形颇为雄壮，“四路相通，为山内扼要之区”，尽管存在“城中高亢无泉水”3996的困难，但并未影响汉中知府严如熤主持的兴修建设。正如成一农所言，“城市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其选址是由人进行的。对同一城市的选址，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甚至不同的个人，都会有着各自的观点，对城市选址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28。清廷将推行厅制作为地方治理的重要手段，维护区域社会稳定，从这一点出发就不难理解地方官员在选择城址时的判断和取向了。三、厅制城市在清代城市史上的地位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城市发展的高潮阶段，尤其是清代，经历了明末清初战争的影响，部分城市遭受了严重损毁。随着在全国范围内统治的建立，清廷开始逐步对城市体系进行重塑，对破损的城市进行重建，并出台众多制度性规定，如城垣的保修保固制度、勘估验收制度、经费追赔制度等。清代的城市数量、城市规模、城市体系等都较明代有了更大的发展，达到农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的顶峰291。那么，作为清代特有的厅制城市，在清代城市史上处于何种地位、发挥了何种作用呢？其一，厅制城市数量众多，是清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区域城市体系的形成、平衡区域内部城市分布不均衡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设置数量来看，根据宣统三年（1911）的统计数据，全国共有142个厅，其中直隶厅62个，散厅80个，约占全国行政建置的7.3%。考虑到清廷曾对部分厅进行调整，将厅改置为府或县，有清一代，前后置厅的数量应远超宣统三年的统计数量。清代城市仍以传统的治所城市为主，结合厅在全国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占比来看，厅城在清代城市中的比例着实不小，是清代城市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边疆地区和内地的边缘地带存在城市分布稀疏、区域内部城市分布不均衡、城市体系尚未健全等问题。随着厅城的设置，区域内部城市分布不均的局面有所改善，城市体系趋于合理。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和省内区域间不同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陕西城市分布极不平衡，中部关中地区山川雄厚，土田肥沃，自古以来就是陕西主要的城市分布地带，相较之下，秦巴之间的汉中盆地城市数量少，分布较为稀疏。清代陕西新建6厅不仅均衡了秦巴山区内部的城市分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陕西城市空间分布“中部多，南、北相对少”29212的格局。甘肃位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的交汇及过渡地带，黄河将其分割为河湟谷地、洮河谷地、泾渭谷地等诸多地理单元。从空间上看，甘肃的城市分布状态是南多北少、东多西少，主要集中于陇东南地区29212。随着清廷对边地的开拓，移民开垦，设厅筑城，逐步改变了原有的城市分布格局。尤其是在河湟地区设置丹噶尔、循化、巴燕戎格3厅，在宁夏地区设置宁灵、化平川两厅，使甘肃的城市分布由陇东南逐渐扩展到河湟、宁夏一带，最终形成了呈东南西北走向的城市分布格局。从城市体系来看，新设的城市不仅可以完善原有的城市体系，还可以借助政区调整重组原有的城市体系。如清代中期巴燕戎格设厅，随后循化设厅并由河州转为西宁府所辖，至道光九年（1829）丹噶尔设厅，这一过程基本重塑了西宁府的城市体系，最终形成了一府三县四厅的格局。总之，清代在边缘地带、边疆地区设置厅城，使得城市分布更趋均衡，体系更加完善，而且绝大多数城市的城址沿用至今，对我国当代城市的分布格局有着奠基作用。其二，许多厅城沿交通线分布，随着政局的稳定和城市建设的推进，城市的工商业功能逐渐凸显，并通过商贸活动逐步融入全国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成为繁荣清代传统工商业的重要力量。到清代中叶，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全国范围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30。清代中期设置的厅城正144是一方面利用地理之便，参与区域内部各类商品的交换，另一方面依托农牧交错地带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土特资源，将当地各类物产通过商贸活动融入全国城乡市场网络之中，不仅促进了各类物产资源的开发，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丰富了全国市场的商品种类，更在经济交往中推动了国家经济与市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陕西留坝厅“设厅后，远商始集”，当时往来客商的商业活动集中于木厢和厂。木厢在褒、沔二水上游，“商凡四五家，皆伐木取材，陆运秦川、水运梁洋者也”，厂在江口、蒿坝河、光化山、东河等处，“道、咸之际，商犹六七家，皆镕矿为铁，铸铁为锅，运售西、凤及甘肃各郡县者也”，全厅“业此者既十余号，所需工匠夫役及小负贩往来其间者，常一二万人”31120，有数万人的生计有赖于留坝的采木业与冶炼业。除了采木业，陕西新建诸厅还充分利用秦巴山地的林木资源发展各种下游产业。如定远厅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发展造纸业，纸厂逾百家，“规模大的雇工百数十人，规模小的厂子也需要雇工四五十人”32304，全厅以此为生计者“常数万计”31045。以定远厅为代表的当地发达的造纸业，除一部分产品供当地使用外，大多打捆装箱“驮负秦陇道，船运郧襄市”31202，销往甘、陇、豫、鄂等省。造纸业的发展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地域文化的繁荣。再如木耳、香菇等菌类培植业，道光年间定远厅有耳厂12处，砖坪厅有木朳17处，清代秦巴山区所产木耳、香菇量多质优，成为对外输出的主要货品33。地处农牧交错带沿线的甘肃新建诸厅，依托游牧、农耕两种经济方式，形成颇具规模的农牧产品贸易。丹噶尔厅即为典型，蒙古、玉树、新疆等地的商人带物产前来交易，再由丹噶尔本地商人销至全国。每年蒙古客商从口外售牛五六百头，再贩至甘凉一带。还有羊毛交易，年交易量有时可达“百数十万斤”，经本地商人贩至天津，再销往英、俄、德各国，有时为便于贸易，在丹噶尔交易的羊毛会直接标上英、德等国的商号6145。至光绪四年（1878），丹噶尔城中街市已经呈现明显的分布特点34326，粮市在东街永寿街，青盐市在隍庙街南，柴草市在东西大街，牛羊骡马市在东关丰盛街，羊毛市在西关前街22550。丹噶尔不仅是青藏地区民族贸易的中心市场，也是与内地经济往来的转运中心35。诸厅繁荣的商业活动吸引了大量客商，当地物产和各种手工艺品逐渐为人所熟知和认可，越来越多的民众以制售手工艺品为生，促进了当地相关贸易的发展，经济往来日益密切，推动了国家经济“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其三，厅城多在多民族杂居地区，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河湟诸厅是多民族聚集之地，如丹噶尔厅城内多满族、汉族、回族，城外多蒙古族、藏族，形成了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居住格局。各族民众在共同生活中相互了解、彼此适应，形成守望相助的和谐民族关系，这体现在族际通婚随着移民代际的增加而日趋频繁，通婚圈不断扩大。民族隔阂日益消弭，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亦随之有所变化，如循化的藏族“与汉民杂住之处，庐室衣服，无或异也，婚丧庆吊，相与往来，惟女子装饰为别耳”36453。此外，清廷在诸厅城内积极修建官学、社学、义学等各类学校，地方长官不仅制定学约鼓励、督促各族子弟入学，还捐俸兴建学校，民众对此十分配合，诸厅境内形成了“子弟亦多送入乡塾，曩年入泮者亦间有之”36453的喜人局面。各族民众通力合作，共建地方教育体系，不仅推动了上述地区的文教发展，还开拓了传播中华文化的有效途径，为各族民众接受和认同中华文化奠定了基础。总之，各族民众以厅城为枢纽，彼此学习、互相接纳、相互借鉴，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综上所述，从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历史进程来看，在内地的边缘地带置厅筑城是大量移民迁入后地域开发的结果，而在边疆地区置厅筑城则可视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此为两种类型厅制城市的鲜明差异。同样受到设置历史背景、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陕甘地区145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新建厅城的城池规模普遍偏小。在城址选择方面，从大位置角度来看，深受清代交通线路与政区地理格局的影响；从小位置来看，地方军政长官着重考虑政治、军事因素，有些城址存在自然环境差、土壤贫瘠、地方狭小等问题。得益于清代整体经济发展及对山地、边疆地域开发的深入，大量厅城城址沿用至今。厅城作为清代特有的建置城市类型，是清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的城市体系构建和整体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了独特作用。厅制城市数量众多，得益于大规模的置厅筑城，边疆地区城市数量增多，使得清朝的城市分布更趋合理，城市体系更加健全。同时，厅城多沿交通线分布，伴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城市的工商业功能日益凸显，通过商贸活动逐步融入全国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当地各类丰富资源得以开发，民众生活水平得以提高，更为工商业的繁荣助力。而且，置厅筑城聚集了各民族人口，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清朝维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举措，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考文献1 胡恒.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2（清）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3（清）严如熤.严如熤集 三省边防备览M.长沙：岳麓书社，2013.4（清）贺仲瑊.道光留坝厅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5（清）杨应琚.青海府县志辑 乾隆西宁府新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6（清）杨治平.丹噶尔厅志M.马忠，校订.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7 王存德.民国临泽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8（清）林一铭，等.陕西府县志辑 道光宁陕厅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9 张机高.民国佛坪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10 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 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12 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M.北京：中华书局，2011.13 李孝聪.沿海开埠城市的发展与区域差异的凸显A.李孝聪.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 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15 清高宗实录：卷175M.北京：中华书局，1985.16 清高宗实录：卷146M.北京：中华书局，1985.17 史念海，等.陕西通史 历史地理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8 李嘎.明代山东海疆卫所城市的选址与历史结局兼论该类城市在山东半岛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9 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0（清）常毓坤.陕西府县志辑 光绪孝义厅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21（清）钟庚起.乾隆甘州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22（清）邓承伟.光绪西宁府续志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23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24（清）佚名.光绪宁灵厅志M.胡建东，校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25（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五M.长沙：岳麓书社，2009.14626（清）龚景瀚.道光循化厅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27 王树声.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28 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方法的反思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1）.29 何一民.中国城市通史 清代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30 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0（3）.31 陕西省图书馆，编.留坝乡土志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32 田培栋.陕西通史 经济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3 张萍.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34 赵珍.黄河上游区域城市研究（1644194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5 张永江，王坤敏.清代中后期青海丹噶尔城的空间发展与功能变迁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36（清）升允，等.甘肃新通志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责任编辑李小凤】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ly Built“Ting”Cities in the Shaanxi-GansuRegion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ir Position in the Urban HistoryWEI Xin-bao（School of 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Abstract：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building new“Ting”cities in the two provinces of Shaanxi and Gansu showsthat the Qing Dynasty s building of cities on the periphery of the interior was the result of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while the building of cities on the frontier was a product of multi-ethnic exchanges and blending.Due to the geographicalenvironment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the scale of the new cities in Shaanxi and Gansu was gen-erally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cities in the mainland states and counti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rge locations，the trans-portation rou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