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治理效能如何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政治信任——基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分析.pdf

年第 期(总第 期)腐败治理效能如何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政治信任?基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分析杨慧青崔旭东摘 要 基于 调查数据 从腐败治理的视角出发 分析腐败治理效能对我国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 描述统计结果显示:相较于城市居民 农村居民的差序信任格局更明显以及腐败治理效能感知更强 推论统计结果表明:腐败治理效能和主观幸福感会显著促进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 腐败治理效能会通过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从而间接地促进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 主观幸福感在腐败治理效能和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 因此 各级政府应加大反腐倡廉力度 增进民生福祉 重视“输出面”的公平以提升基层政治信任 进而助推乡村振兴关键词 腐败治理效能 政治信任 主观幸福感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我国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研究”()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 贵州师范大学多民族文化融合与区域发展研究基地项目“干群关系、政治效能感与民族地区农民的社会治理参与研究”()作者简介 杨慧青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贵阳)崔旭东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教学部助教(凯里)编号 /一、问题的提出政治信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是衡量国家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指标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政治信任持续下降民主正处于破碎状态 相对而言 中国的政治信任始终保持整体高水平状态 然而 其内部构成存在本土性和多元性的特点 这种整体高水平的政治信任可能掩盖其内部的差异性 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治理在局部地区出现了“塔西佗陷阱”现象 可见 城乡问题已然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板 针对城乡发展失衡、城乡二元矛盾突出 党中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首要路径 在此背景下 探究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差异及其缘由有助于城乡更好融合发展腐败是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之一 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不容忽视的难题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打老虎”“拍苍蝇”举措的提出腐败治理研究成为热点议题 不同于国外跨学科、跨国别的实证比较研究 国内侧重于本土问题的规范性研究 且主要集中在腐败对宏观经济发展、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基于制度和法律视域分析腐败的预防、监督和惩治机制 腐败或腐败治理效能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相对欠缺在腐败治理与政治信任关系研究中以规范性的理论建构为主 定量分析为辅 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一方面 腐败治理效能作为政府绩效的体现有助于提升政治信任 另一方面 腐败案件的曝光使得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知水平的下降而削弱政治信任 由此可知 探究腐败治理效能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能够为腐败信任研究添砖加瓦 此外 幸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高和最终目的 已有研究表明乡村振兴是否合格和成功 关键是农村居民是否获得真正的幸福感 可见 探讨主观幸福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有助于了解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差异及其缘由 基于此 本研究拟从腐败治理的视角出发以主观幸福感为中介变量 探讨腐败治理效能对我国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 以期丰富现有政治信任的理论研究 又期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作出贡献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一)政治信任的路径解释关于政治信任的起源 学界存在制度主义路径和文化主义路径之争 制度主义路径和文化主义路径的主要区别在于 政治信任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政治制度的内生或外生 制度主义路径将政治信任视为内生 即制度绩效的结果 而文化主义路径则认为政治信任是外生 即人早期习得的一种基本性格特征 具体而言 文化主义路径根植于社会文化规范中形成的个人规范和信仰 如东亚国家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不少学者探讨儒家文化对东亚政治信任的影响 李艳霞在探索当代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来源时指出儒家文化传统会促进公众的政治信任的形成 马得勇和杨峰指出威权取向是东亚社会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 游宇、王正绪认为传统社会价值观倾向对中国的政治信任具有积极影响制度主义路径是基于理性选择视角 并假定政治信任源于个人对政治制度绩效的理性反应黄嘉文和赵静认为制度绩效是农村青年基层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 政治绩效的影响效应大于经济绩效 杨慧青和彭国胜认为政府治理绩效是青年政治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 政府治理绩效水平越高 青年的政治信任程度会越高 因此 支持制度理论的学者通常强调政府绩效和政策成果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这两种方法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证支持 但研究表明 制度理论优于文化理论 然而 制度主义路径和文化主义路径容易陷入“西方中心论”陷阱 有学者指出这两种路径可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政治信任源流上存在的问题鉴于上述争议 有些学者试图探索政治信任的第三种路径起源 已有学者从跨学科的视角探索社会心理学理论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理论包含“人格理论”和“社会成功和幸福理论”两个论点 人格理论表明 一个人童年早期的经历会影响未来对社会和政府的信任 社会成功和幸福理论与人格理论相似 都从个人经验的变化中发现信任的起源 不同之处在于 它依赖于个人成年后的经历及其社会经济地位 而不是童年早期的经历 然而 无论差异如何两种理论都表明一个人的心理倾向决定了其信任水平 因此 主张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学者认为当一个人拥有积极的价值观和主观幸福感时 就会表现出高水平的政治信任上述三种路径解释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现有文献仍存在不足之处 总体上看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是政治信任的路径解释已得到普遍认同 但从社会心理学理论路径解释政治信任的较少 且缺乏三种路径共同解释政治信任的源流 在制度主义路径中 腐败治理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相对不成熟 尚缺乏腐败治理效能对我国城乡居民政治信任影响的实证研究 因此 本研究从腐败治理效能、主观幸福感的视角探讨我国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二)腐败治理效能与政治信任关于腐败的定义 学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学界主要从三个原则出发界定腐败 即以公共职位为中心原则、以市场为中心原则和以公共利益为中心原则 大多数学者支持第一种或第三种 通常将腐败定义为“利用公职谋取私利”因此 腐败一般涉及官员为了私人利益滥用权力和权威 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一系列负向影响 例如 腐败猖獗导致公众对民主的幻灭增加交易成本而阻碍投资和经济增长 造成分配不公而影响社会公平 挑战问责制、平等和公开等民主关键原则而削弱民主政治机构的合法性鉴于腐败的危害性 许多文献把政治信任的下降归因于政治腐败 目前学界主要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析腐败对政治信任的削弱影响 从宏观层面看 现有研究主要从跨国比较的视角研究腐败对政治信任的侵蚀作用 如 发现 在新的民主政体和已建立的民主政体中对腐败的纵容削弱了政治信任 证明 无论日本、菲律宾、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环境因素如何 公民对腐败的认知水平都会产生强烈的信任侵蚀效应 利用欧洲晴雨表数据发现 腐败程度与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政府信任呈负相关 从微观层面看 公众腐败经历对个人的政治信任产生负向影响 如 研究发现 个人对腐败的认知越高 他们对民主政治机构的支持就越低 测试腐败经验对四个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影响 研究表明个人的腐败经验对政治信任和政权合法性具有腐蚀效应 还有学者证明腐败感知水平与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显著负相关 综上所述 政治腐败是政治信任的重要预测因素 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转型国家 都面临着长期反腐任务 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都与绩效合法性有强依赖关系那么腐败治理是否能有效提升政治信任?现有的研究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一 腐败治理有助于政治信任的提升 一般而言 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已证明腐败对政治信任具有侵蚀作用 自然而然 腐败治理就会成为提升政治信任的利器 如亨廷顿等学者认为 腐败在威权语境中是一种必然的罪恶 因此政府通常发起反腐行动来应对猖獗的腐败 同时 腐败治理效能作为公众对政府绩效评估的一个组成部分 可以积极促进公众对政治合法性的广泛支持 已有研究表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行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有效提高了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究其原因 反腐败行动能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和公平性能、彰显政府对于治理的决心 其二 腐败治理不利于政治信任的提升 杨开峰和杜亚斌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腐败立案率降低了公众对城市政府的信任 陈旻和邱新有从制度反腐和网络反腐探究反腐信息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研究表明网络反腐会对政治信任产生负面影响 部分原因在于网络反腐夸大了我国腐败形势 总而言之 支持腐败治理有害说的学者承认中国的反腐倡廉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但总体民心是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 有学者也进一步分析腐败治理双面性的原因在于公众会从两方面考虑反腐败导致的落马官员人数的增加 即腐败状况比预想更加严重和反腐败力度加大取得了自身的认可假若公众倾向于前者 腐败治理将不利于政治信任的提升 已有研究表明政府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不仅不会降低公众的腐败感知水平 反而适得其反 因为腐败案件的曝光使得公众将责任转向中央和上级政府 导致公众对中央清廉感知水平下降 基于此 为了验证腐败治理对中国居民的政治信任的影响 本研究提出第一个假设:假设:腐败治理效能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产生正向影响(三)主观幸福感在腐败治理效能和政治信任之间的中介效应“社会成功和幸福理论”作为政治信任的来源理论之一 表明幸福与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诚如传统功利主义者所说 政府应将幸福的最大化作为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目标 然而 现有研究往往忽视幸福感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影响研究 国内外学界关于主观幸福感与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的讨论主要是沿着政治信任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方向展开 基于欧洲晴雨表数据发现机构信任对人民的幸福福祉产生积极影响 认为机构信任有助于增进居民的幸福感 张珍和张建新发现制度信任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 邹宇春等发现与中央政府信任相比 地方政府信任对主观中间阶层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付希文使用 年东亚社会调查数据发现政治信任对个人幸福感具有积极而显著的情境效应 还有学者发现政治信任不仅正向影响中国公民的主观幸福感 还对日韩两国公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 因此政治信任显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 同时有研究表明政治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东亚社会中的生活满意度与个人政治信任显著正相关 基于此 提出第二个假设:假设: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产生正向影响对腐败、主观幸福感、政治信任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说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考察腐败对政治信任和腐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已有研究证明腐败与主观幸福感呈负向影响 陈刚和李树总结了腐败负向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三种机制 即弱化其他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阻碍经济增长和扭曲财政支出结构 张国林和任文晨认为腐败通过显著降低民生性支出的比例 进而降低居民幸福感 林相森和周玉雯认为腐败感知通过影响社会保障满意度、政府信任和收入分配不公平感这三种途径显著负向地影响居民的幸福感 柳建坤认为反腐不仅能够在总体上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也可以缩小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之间的幸福差距 李涛等学者认为腐败治理绩效与人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且人民幸福感在腐败治理绩效与政府满意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三个假设:假设:腐败治理效能对我国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综上所述 借鉴“腐败治理绩效幸福感政府满意度”的关系线 本研究试图构建一条“腐败治理效能主观幸福感政治信任”的关系线 具体如图 所示 基于此 提出第四个假设:假设:腐败治理效能会通过强化主观幸福感 从而对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施加正向的间接影响图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三、数据、变量测量与描述统计(一)数据来源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 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型连续性抽样 样本涵盖全国 个市/县/区的 个村/居 共访问 余个城乡家庭 回收有效问卷 份 由于本文考察的是腐败治理效能如何影响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 所以把 数据分类为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 城市有效样本数为 份 其中男性样本数为 份 女性样本数为 份 农村有效样本数为 份 其中男性样本数为 份 女性样本数为 份(二)变量的操作化与测量 因变量:政治信任目前 学界关于政治信任的概念界定大致分为四种“学说”:“政府信任说”“政治体系说”“社会信任说”“政治支持说”伊斯顿将政治系统分为三类:政治共同体、典则和当局 按照这一划分 政治信任包括对政治共同体、典则和当局的信任 一般来说 按照伊斯顿观点划分的学者支持“政治体系说”因此 本研究认为政治信任是公众对中央及地方政府、政治制度、法院、公安等公共部门的支持和信任 本研究采用机构信任量表 具体由“您信任中央政府吗”“您信任区县政府吗”“您信任乡镇政府吗”“您信任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吗”“您信任法院吗”“您信任公安部门吗”这六个问题作为测量我国政治信任的问题 问题选项由完全不信任到非常信任 完全不信任 非常信任 编码数值越大 政治信任程度则越深为了方便后续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将上述六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具体结果如表 所示 研究结果表明 在城市样本中 表明这六个指标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通过正交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发现上述 个指标能归纳为一个因子 命名为“城市居民政治信任因子”特征值为 平均方差为 表明旋转抽取出的腐败感知因子对样本整体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信度分析方面 表明将 个测量指标提取为一个因子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 在农村样本中 表明这六个指标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通过正交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发现上述 个指标能归纳为一个因子 命名为“农村居民政治信任因子”特征值为 平均方差为 表明旋转抽取出的腐败感知因子对样本整体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信度分析方面 表明将 个测量指标提取为一个因子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表 城乡政治信任的因子分析和描述性分析测量指标城市:因子分析与描述统计农村:因子分析与描述统计政治信任共量平均值政治信任共量平均值中央政府信任 区县政府信任 乡镇政府信任 群团组织信任 法院信任 公安部门信任 特征值 平均方差()从城市样本中的政治信任描述分析可知 城市居民对中央政府信任()远高于区县政府信任()和乡镇政府信任()在 个指标中 乡镇政府信任的均值是最低的 说明在城市样本中存在“反差序格局”信任 在农村样本中 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信任()远高于区县政府信任()和乡镇政府信任()乡镇政府信任位列倒数第一 与城市样本相比 农村样本中中央政府信任更高 乡镇政府信任更低 说明“反差序格局”信任在农村样本中更明显 自变量:腐败治理效能自变量是腐败治理效能 由“您认为政府在廉洁奉公、惩治腐败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这个问题测量 问题指标按照“很不好”“不太好”“比较好”“很好”编码 分别把编码赋值为 即分数越大 则腐败治理效能越好 由表 可知 在城市样本中 腐败治理效能的有效样本为 其中选择“很不好”样本为 选择“不太好”样本为 选择“比较好”样本为 选择“很好”样本为 说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反腐败工作不太满意 在农村样本中 腐败治理效能的有效样本为 其中选择“很不好”样本为 选择“不太好”样本为 选择“比较好”样本为 选择“很好”样本为 说明农村居民对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比较满意表 城乡居民腐败治理效能的描述性分析测量指标城市:腐败治理效能的描述统计农村:腐败治理效能的描述统计频率百分比有效百分比频率百分比有效百分比很不好 不太好 比较好 很好 合计 系统 总计 中介变量:主观幸福感大多数关于幸福的研究都将“幸福”一词与“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互换使用 在通用术语“主观幸福感”中 主要分为三类:生活评价、积极情绪的测量和消极情绪的测量 本研究选取的是对生活评价的测量 即生活满意度通过“总的来说 您对生活的满意度是多少”这个问题来测量 问卷中设置了一个 到 的量表 其中 代表“非常不满意”代表“非常满意”通过询问调查对象生活满意度如何 让调查对象从 中选择一个合适的数字 这一数字就代表主观幸福感的得分 其数值越大 则说明主观幸福感的程度越深 控制变量本研究把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社会阶层、社会信任、新媒体使用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 性别:男 女 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含职高和中专)大学(含大专)大学 研究生 婚姻状况:已婚 未婚 政治面貌:党员 群众 宗教信仰:信仰宗教 不信仰宗教 社会阶层由“您认为目前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这一问题进行测量 其中 下层、中下层、中层 、中上层 、上层 社会信任由“请用 分 来表达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评价 分表示非常不信任 分表示非常信任”这一问题进行测量 新媒体使用“您上网浏览时政信息(比如:看党政新闻)的频率是?进行测”其中从不 一年几次 一月至少一次 一周至少一次 一周多次 几乎每天 表 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描述性分析测量指标城市样本农村样本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政治面貌 宗教信仰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社会阶层 社会信任 新媒体使用 主观幸福感 政治信任 表 腐败治理效能、主观幸福感与城乡居民政治信任回归分析结果因变量自变量城市样本()农村样本()主观幸福感(模型)腐败治理效能 政治面貌 宗教信仰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社会阶层 社会信任 新媒体使用 政治信任(模型)主观幸福感 腐败治理效能 政治面貌 宗教信仰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社会阶层 新媒体使用 社会信任 由 表 可 知 城 市 居 民 的 受 教 育 程 度()高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说明农村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低于城市居民有待进一步加强 城市居民的社会阶层()高于农村居民的社会阶层()城市居民的政治性新媒体使用()远高于农村居民的政治性新媒体使用()说明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上网时更关注时政信息 农村居民的社会信 任()高 于 城 市 居 民 的 社 会 信 任()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低于 农 村 居 民 的 政 治 信 任()四、结果与分析表 列出了两个回归分析模型的统计结果其中 模型 汇报了自变量(腐败治理效能)和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 汇报的是控制变量、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政治信任)的影响 表 展示了主观幸福感在腐败治理效能和城乡居民政治信任之间是否发挥中介效应的 检验结果 并基于前面的回归分析 列出了腐败治理效能对城乡政治信任的具体影响机制表 腐败治理效能对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中介效应检验城市:总影响 直接影响 农村:总影响 直接影响 城市:间接影响 农村:间接影响 第一 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年龄和新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 从模型 可知 政治面貌对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在农村样本中没有显著影响()年龄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积极影响()而在城市样本中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农村居民随着年龄的增大主观幸福感程度越高 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在城市样本中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农村居民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 幸福感越高 新媒体使用对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在农村样本中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城市居民网上浏览时政信息有助于幸福感的提升 宗教信仰、性别和婚姻状况对主观幸福感没有统计学上的相关关系第二 腐败治理效能、社会阶层和社会信任对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 从模型 可知 腐败治理效能对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正向影响 说明城乡居民对反腐倡廉越满意则幸福感越强 假设 成立 社会阶层对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正向影响 说明城乡居民的社会阶层越高 幸福感就越强 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正向影响说明城乡居民的社会信任度越高 幸福感就越强第三 政治面貌、新媒体使用和社会信任对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产生积极影响 从模型 可知 政治面貌对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和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产生积极正向影响 说明农村居民的政治面貌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强于城市居民 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和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产生积极正向影响 说明城乡居民的社会信任度越高 幸福感就越强 新媒体使用对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和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产生积极正向影响 说明农村居民的新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强于城市居民第四 教育程度、年龄和婚姻状况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 从模型 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教育程度对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存在负向影响()年龄对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存在积极影响()而在城市样本中不显著()说明农村居民随着年龄的增大政治信任程度越高 婚姻状况对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而在城市样本中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农村已婚居民的政治信任小于未婚居民的政治信任 宗教信仰、性别和社会阶层对政治信任没有统计学上的相关关系第五 主观幸福感和腐败治理效能对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产生积极影响 从模型 可知 主观幸福感对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和农村居民的政治信 任()产生积极正向影响 说明城乡居民越幸福则政治信任度越高 假设 成立 腐败治理效能对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和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产生积极正向影响 说明城乡居民对反腐倡廉越满意则政治信任度越高 假设 成立第六 主观幸福感在腐败治理效能与城乡居民政治信任中产生完全中介效应 从表 可知主观幸福感对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具有非常显著的间接影响()说明腐败治理效能会通过强化主观幸福感 从而对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施加正向的间接影响 主观幸福感对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也具有非常显著的间接影响()说明腐败治理效能会通过强化主观幸福感 从而对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施加正向的间接影响 因此 假设 成立五、结论与启示本研究基于 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在探讨腐败治理效能对城乡居民政治信任影响的同时 进一步考察了主观幸福感对腐败治理效能城乡政治信任关系的中介效应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 腐败治理效能、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对我国城乡政治信任存在正向影响 这意味着制度主义路径、文化主义路径和社会心理学理论路径对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起源都是有益的 三者在实证分析中并不排斥 诚如马得勇所说 制度主义解释和文化主义解释两者是相互补充的 而不是排斥的 但也有研究认为这三种路径解释存在相排斥的情况认为只有制度主义路径是解释政治信任的起源 通过亚洲晴雨表数据实证分析证明 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 制度主义理论有效解释政治信任的起源 而社会心理学和社会文化理论只能有效解释社会信任的起源 不能解释政治信任的起源 不可否认 制度主义路径是解释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 已有不少研究证明制度理论优于文化理论 但只靠制度主义路径解释政治信任的起源是不足的 李佳佳在解释政治信任的起源时指出 文化论和制度论两种解释路径都存在缺陷 必须在研究过程中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游宇和王正绪也试图构建融合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路径的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的中观理论分析框架 因此 本研究支持马得勇的观点 政治信任的理论解释路径是补充而非排斥的关系 不同于以往研究 本研究试图证明社会心理学理论也是政治信任的解释路径 其补充和丰富了主观幸福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本研究验证了腐败治理效能有助于主观幸福感和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提升 支持腐败治理有利说的观点 根据描述性分析可知 城市居民对政府的反腐败工作呈不太满意的状态 而农村居民对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比较满意 为什么政府同力度反腐 城市居民对反腐工作的满意度低于农村居民?之所以产生这种结果可能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 可能是由于城市居民的腐败容忍度更低 目前腐败行为的容忍和评价可以通过“黑白灰”来衡量 简单来说 黑色腐败是所有人都强烈谴责的行为 灰色腐败是上层人士谴责大众则可以容忍 白色腐败是上层和大众的多数人都认为可以容忍 因此 针对同一种腐败行为 城市居民认为是白色腐败 而农村居民认为是灰色腐败 自然而然 城市居民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低于农村居民 另一方面 城市居民更倾向使用新媒体关注时政信息 掌握的新闻信息比农村居民多 可能不利于反腐败工作满意度的提升 在本研究中 尽管城市居民使用新媒体关注时政新闻的更多 但在回归分析中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低于农村居民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 诚如胡荣所说 相比较传统媒体 政府不易控制新媒体的资讯传播 民众更容易接触多元化的政治类信息 甚至更容易接触负面性新闻和虚假新闻影响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本研究首次验证了主观幸福感对腐败治理效能与我国城乡居民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的影响 分析结果表明 主观幸福感在腐败治理效能和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中发挥正向的中介效应 这意味着随着腐败治理效能的提升以及在腐败治理过程中公众腐败感知水平的降低 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也会随之提升 以此助推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增长 这可能归因于腐败治理推动政府效能满意度的提高而增加主观幸福感 一方面 腐败治理可能通过打击贿赂行为来改善经济不平等和推动资源合理配置来改善机会不平等 以此保证经济良性发展 从而有助于主观幸福感的提高 另一方面 腐败治理通过建章立制和风气整顿 以此助于公共产品的供给 进而促进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由此可见 腐败治理效能可能促进主观幸福感而间接地增强政治信任 这一研究发现支持现有的理论研究结论 国内个别学者在探究反腐败提升公众政治信任的机制时指出 反腐败会通过经济发展提升生活满意度 进而提高政治信任即生活满意度为中介因素本研究分析结果表明 农村居民的社会阶层、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都低于城市居民 这说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尽管有着相同的公民身份但却因不同的社会身份 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享受着不同的国民待遇 正好印证俞可平所指的“公民身份的同一性与公民权利的差异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除此之外 本研究还发现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低于城市居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 而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高于城市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说明政治信任内部呈“央强地弱”的差序信任格局 且农村居民的差序信任格局强于城市居民上述研究发现对我国城乡居民政治信任建设的现实路径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第一 重视腐败治理工作 落实“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反腐败机制 有助于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提升 一是加强反腐倡廉教育 推进廉洁文化建设 腐败亚文化是政治腐败的文化基础 生活在腐败亚文化下的民众不会察觉腐败对社会环境的侵蚀 因此 通过加强廉政教育以廉洁文化取缔腐败亚文化才能彻底根除腐败蔓延的土壤 二是建立规则和程序 解除规制和简政放权 格莱泽和戈尔丁在 腐败与改革 一书中指出:“对收受贿赂的政治家和行贿的商人来说 他们获得的腐败收益不仅会随政府规模和自由裁量权的增大而增加 而且会随社会经济规制的加强而增加”三是构建多元主体监督制度完善惩治制度建设 由于政治权力的扩张延展性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官员的腐败 俞可平在 敬畏民意 一书中指出我国权力监督存在局限性 主要局限在体制内的自身监督体制外的公民监督严重缺乏 因此 构建多元主体监督制度和鼓励公民以及社会组织监督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 监督过程中的腐败曝光会增加官员的腐败成本 因为腐败曝光能够让一个政治家的职业前景和社会地位有所损失 即使司法体系失效 它仍会给腐败者带来成本 由此可见 监督和惩治其实殊途同归第二 增进民生福祉 进而促进腐败治理对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积极影响 一是促进经济增长 提升主观幸福感 亚当斯密曾说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贫穷而又悲惨 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 尽管学界存在“幸福悖论”但已有学者指出在横截面数据中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呈正相关 同时 腐败会通过降低收入水平而削弱幸福感和信任感 因此 促进居民收入增长 提升主观幸福感 有助于促进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 二是改善公共服务 朝服务型政府转变三是扩大参与度 在现代 除了要提供人民基本生活保障外 还需满足人民的政治参与需求 总之 民主和民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是人民幸福的基础第三 以社会公平为发力点 提升基层政治信任 我国政治信任内部呈“央强地弱”的差序信任格局 低程度的基层政府信任可能对中央政府权威产生联动效应 导致中央政府权威削弱甚至造成社会失序 根据描述性结果可知 我国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仍发展不均衡 而这些不均衡正是基层政府失信的根源 政府作为解决“塔西佗陷阱”的关键主体 已从“效率为先 兼顾公平”转向“效率和公平并重”换言之 政府更加注重分配公平 合理构建再分配制度 推进城乡机会均等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城乡公共资源均衡化 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提升政府公信力 助推乡村振兴参 考 文 献上官酒瑞 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逻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陈波苏毓淞 政治信任的城乡比较 基于 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李梅彭国胜 政府治理绩效与农村居民政治信任关系及作用机制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张克俊杜婵 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继承与升华 农村经济()倪星李珠 廉政研究的知识图谱与理论转向 基于 年以来 和 论文的分析 中国行政管理()李涛吉木拉衣叶兴艺 腐败治理能否促进人民幸福感和政府满意度?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研究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韩冬临黄种滨 政党竞争、反腐败与政治信任:基于东亚四国的比较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蒲实袁威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居民民生保障、收入增长与幸福感:水平测度及其优化 农村经济()?()李艳霞 当代台湾地区公众政治信任的发展与演变:水平、结构与影响因素 台湾研究()()游宇王正绪 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 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的中观理论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黄嘉文赵静 农村青年的基层政治信任来源:制度还是文化?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杨慧青彭国胜 政府治理绩效对中国青年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王沪宁 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陈海英 反腐败也是生产力 理论月刊()():.():?():()杨慧青彭国胜.腐败感知与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 基于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季程远孟天广 反腐败与政治信任:结构偏好与规模偏好的影响差异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杨开峰杜亚斌 腐败如何影响政府信任:客观与主观治理绩效的调节作用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陈旻邱新有 反腐信息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基于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路径差异的实证研究 江西社会科学()孙宗锋杨丽天晴 “打老虎”如何影响公众腐败感知差异?基于广东省的准实验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倪星李珠 政府清廉感知:差序格局及其解释 基于 年度全国廉情调查的数据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邹宇春李建栋张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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