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pdf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Maritime Affairs 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管传靖内容提要:2023 年美国拜登政府加快了“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亚太地区经济秩序发展方向之争趋向激烈。随着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亚太地区经济关系的战略意蕴日益复杂,大国如何利用经济合作影响战略关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不仅包括其对合作者之间的“战略稳定效应”,还包括对非参与者的“战略外部性”,它们受到经济合作深度的调节,构成了“功能化”和“安全化”两个基本路径。近十年来,中国支持东盟引领地区经济合作,贸易协定的“战略稳定效应”推动着经济合作的功能化演进,美国则基于地缘利益考虑而利用贸易协定的“战略外部性”,刺激地区经济合作不断趋向安全化,亚太地区形成了“功能化”与“安全化”并行的双向演进格局。关 键 词:地缘经济竞争 亚太经济合作 贸易协定 战略外部性 功能化 安全化作者简介:管传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 邮编:100029)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变化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机制与对策研究”(编号:21CGJ020)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D DO OI I:10.19780/ki.ytaq.2024.1.4文章编号:2096-0484(2024)01-0060-21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持续迈进,经济合作与大国战略利益紧密交织,贸易协定作为大国地缘经济竞争的关键载体,其内容和方式开始反映出地缘经济格局的走向。在中美战略博弈的大背景下,当前亚太地区已形成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行的格局。2023年 10 月 24 日,中国政府发布 新时代的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展望,提出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紧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实施好 RCEP 并适时扩大成员、推动升级。此前,RCEP 的生效已起到了进一步促进区域贸易活动的效06 参见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人民日报2023 年 10 月 25 日,第 6 版。果,特别是其“原产地累积规则”,已成功激发了区域生产网络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加紧推动 IPEF 谈判。在 2023 年 5 月 8 日于新加坡举行的第三轮 IPEF 谈判发表的联合书面文件中,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M.Raimondo)和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共同表示要加快贸易、供应链、低碳经济和公平经济四个支柱的规则磋商。5 月 26 日,IPFE 在美国底特律达成了供应链协议,就供应链风险的识别和应对进行合作,并加强供应链中关键产品多样化政策的协调。这些政策动向表明,在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 RCEP 之外,美国还将试图借助更加灵活的“议题联盟”合作方式塑造地区经济秩序,这将进一步刺激地区经济合作路径之间的竞争。审视十多年来亚太经济合作格局的演变,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个特点,即亚太经济合作与大国领导权竞争、战略冲突和安全利益等非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形式多样的贸易协定是大国实现战略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大国通过贸易协定来实现战略利益的战略与政策逻辑。这就需要进一步超越以“战略竞争”和“权力转移”为中心的宏观视角,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亚太地缘经济格局变化。一、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既有研究对各国基于战略目的建构亚太经济合作路径的逻辑分析提出了两个经典视角,即地区经济秩序与安全秩序各自遵循内在逻辑的“界限论”,以及强调地区经济合作被大国战略竞争所塑造的“碰撞论”。“界限论”认为,东亚地区的安全秩序和经济秩序呈现“二元格局”,经济实力和安全影响力的转化存在条件性。如果一个大国利用经济手段实现战略目标,需要其具备贸易主导优势,并且与其合作伙伴存在脆弱性经济依存关系;如果一个大国利用安全影响力实现经济利益,就需要其合作伙伴的安全担忧强烈,并且为了安全利益而在经济利益上妥协。这种权力资源转化的条件性,使16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参见RCEP 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人民日报2023 年 2 月 5 日,第 3 版。USTR,“Joint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USTR Readout of Third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Negotiating Round in Singapore,”15 May 2023,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3/may/joint-ustr-and-us-department-commerce-readout-third-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negotiating 2023-09-03.The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Press Statement on the Substantial Conclusion of IPEF Supply Chain Agreement Negotiations,”27 May 2023,https:/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3/05/press-statement-substantial-conclusion-ipef-supply-chain-agreement 2023-09-03.得地区经济秩序和安全秩序之间存在一定的“界限”。“碰撞论”则认为,随着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遵循各自逻辑的安全秩序和经济秩序开始发生“碰撞”。大国权势竞争导致战略利益更加系统地渗入地区经济合作安排,以贸易协定为主的经济合作机制也随之成为战略竞争的工具,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界限”趋向消解,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和碰撞性进一步增强。“界限论”与“碰撞论”的核心分歧,在于“经济联系”转化为“战略工具”的条件性。从本质上看,两个视角都将大国战略竞争作为理解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格局变化的一个主线,地区生产网络的发展和贸易协定的设计等皆受其影响,该逻辑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战略驱动”等经典分析路径一脉相承。不过,结合研究问题和现实变化,既有研究至少在下述两个角度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其一,细化宏观的“战略驱动”分析。“界限论”和“碰撞论”都着眼于亚太地区权力结构和安全秩序,而地区经济合作安排则被视作大国竞争的手段与辅助性因素。实际上,作为地区经济合作载体的贸易协定,同样具有自身的经济逻辑和战略效应。通过转换分析的焦点,以贸易协定战略效应作为切入点,可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经济逻辑和安全逻辑相互影响的机制。其二,剖析亚太经济合作中战略逻辑的动态变化。“界限论”和“碰撞论”等视角,主要将地区权力结构和安全格局作为基础性因素,侧重于分析大国如何形成经济领导权和吸引追随者。但是,1997 年以来亚太地区各类经济合作方案的类型在不断变化,其产生战略效应的方式和条件也在相应地发生连带变化,这些变化需要在案例比较中被进一步阐述。简言之,基于既有研究,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问题具备作为独立观察与研究对象的必要性。同时,这一角度的分析,将有助于更为深入地认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的复杂关系,并理解其动态变化的逻辑机制。26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 年第 1 期 Beverley Loke,“United States,China,and the Politics of Hegemonic Ordering in East Asia,”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23,No.4,2021,pp.1208-1229.Feng Liu and Ruonan Liu,“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Order Transition in East Asia:An Economy-Security Nexus Approach,”The Pacific Review,Vol.32,No.6,2019,pp.972-995;Arianto Christian Hartono,“The Impact of Geopolitical Influence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Vol.7,No.2,2022,pp.353-375.参见刘丰:东亚地区秩序转型:安全与经济关联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5 期,第3255 页。Gregory P.Corning,“Trade Regionalism in a Realist East Asia:Rival Visions and Competitive Bilateral-ism,”Asian Perspective,Vol.35,No.2,2011,p.259.二、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方式、因素与演变贸易与安全的联动性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经典议题,经济相互依存的“和平效应”与“赫希曼效应”是代表性视角。不过,这两个经典“中层理论”所聚焦的战略效应都指向合作者内部的关系,而弱化了贸易协定可能主要针对第三方产生影响的战略外部性。对于后者的分析,于大国战略竞争时代讨论贸易与安全的联动性问题而言愈加重要。对此,需要从基本方式、影响因素和演变机制等角度,明晰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构建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一)基本方式:战略稳定效应与战略外部性大国利用经济关系实现战略目标的行为被称为经济方略或权术(economic statecraft),其本质是一种将经济资源或经济关系作为权力资源加以运用的艺术。随着实践的发展,经济权术表现方式日益多样,包括以经济合作的收益推动实现外交或战略目标,利用经济封锁、货币战和技术脱钩等经济制裁或胁迫方式实现外交或安全目标,以及非对称经济依存关系的武器化等。贸易协定作为一种关键的国际经济合作方式,它所产生的战略效应亦是经济权术的重要途径。从其作用的方向看,可以至少将其对于安全战略的影响效果理解为“战略稳定效应”和“战略外部性”两种基本方式。图 1 贸易关系战略效应的基本方式资料来源:作者自制。36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David Baldwin,Economic Statecraf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p.31;Michael Mas-tanduno,“Economic Statecraft,Interdependence,and National Security:Agendas for Research,”Security Studies,Vol.9,No.1-2,1999,p.288.Neil R.Richardson and Charles W.Kegley,Jr.,“Trade Dependence and Foreign Policy Compliance:A Longitudinal Analysi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4,No.2,1980,pp.195-198;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Newman,“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4,No.1,2019,pp.42-79.1.战略稳定效应经济相互依存促进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是一种经典理论思维,其主要逻辑为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特别是全球价值链所形成的深度利益捆绑模式,导致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脱钩成本”,从而会对安全冲突产生抑制作用。在实践中,一国可利用这种经济联系主动塑造战略关系来实现外交或战略目标,这种现象被称为“赫希曼效应”。不过,这种战略关系能否建立,还须对两国贸易关系的具体条件进行观察。以图 1 所示 A、B 两国为例,A 欲利用赫希曼效应来促进与 B 建立战略关系,首先需观察 B 对 A 的经贸依存度的重要性,即 B从 A 获取的资源或产品确实关乎其经济和社会稳定等关键利益。其次,B 对 A的依存度具有脆弱性,即 B 没有 A 以外的可替代选择。最后,B 对 A 的贸易依存具有网络性,即 A 作为一个经济网络的关键节点,能够切断 B 与网络中其他行为体的联系。2.战略外部性在实践中,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协定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合作者之间,也会对第三方造成经济外部性。仍以图 1 为例,与“战略稳定效应”相对应,贸易协定的“战略外部性”,可以被界定为 A 借助与 B 的经济合作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而对第三方 C 形成的战略或安全影响。这种贸易协定的经济外部性若受到操纵或引导,便可成为针对非贸易协定参与者的战略工具。其中,贸易协定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为贸易转移,即 A 和 B 签订贸易协定以后,因为关税条件变化,A 可能将部分商品的进口地由 C 转移至 B。这种经济效应会强化 A 和 B 的经济相互依存,但对第三方 C 的市场形成挤压,特别在 A 设定了严苛的原产地要求来对 C 实施有针对性地排挤的情况下。同时,这种贸易协定可能刺激跨国企业将与生产相关环节从 C 转移至 B,以寻求更优惠的关税待遇,从而实现对 A 与 C 间经济联系的重构。46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 年第 1 期 Han Dorussen,Erik A.Gartzke and Oliver Westerwinter,“Network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Complex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Diffusion of Conflict and Peace,”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53,No.3,2016,pp.283-291;Timothy M.Peterson and Cameron G.Thies,“Beyond Ricardo:The Link between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Peace,”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2,No.4,2012,pp.747-767.Albert O.Hirschman,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15-16.Audrey DaDalt and Seo-Hyun Park,“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Energy in Europe:Hirschmans Influence Effect Redux,”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Vol.24,No.1,2021,pp.101-127.Caroline Freund and Emanuel Ornelas,“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Vol.2,No.1,2010,p.142.Kimberly A.Clausing,“Trade Creation and Trade Diversion in the Canada 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4,No.3,2001,p.682.与“战略稳定效应”的条件类似,贸易协定经济外部性对安全关系产生实质影响的条件也比较严苛。其一是 A 与 B 贸易合作的方式或深度能够刺激生产要素从 C 转移至 B;其二是 A 利用 B 对 C 进行替代的成本,如果 B 与 C 的经济发展水平或产业结构相当,那么生产要素转移的成本可控,A 与 B 的贸易协定将会对 C 造成较强的经济冲击;其三为 B 的规模,如果 B 并非单一经济体而是一个经济群体,那么 A 便可以借助与 B 的贸易协定形成一个排除 C 的经济集团,从而对 C 造成更强的经济压力。简言之,贸易合作的“战略外部性”与“战略稳定效应”均为贸易关系战略效应的表现,都可作为一种经济权术的实施途径(参见图 1)。从作用效果看,战略稳定效应为“内向型”,更集中于 A 和 B 的互动关系中;战略外部性为“外向型”,对第三方 C 的抑制性影响更为明显。从作用方式看,以 A 为主导视角,在战略稳定效应中,C 应被定位为 A 与 B 之间的调节力量;在战略外部性中,C 则可被设定为 A 借助与 B 的经济联系施加战略压力的对象。(二)影响因素:大国竞争态势与贸易协定类型一个大国在决定是追求“内向型”或“外向型”的战略效应时,会受到国际权力结构和战略态势的影响。同时,贸易协定战略效应的两个基本方式所需满足的条件,本质上是对 A 为塑造战略关系而有效付出的经济成本的描述。因此,可以把战略态势所影响的“方向设定”和条件性所反映的“合作成本”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其中,国际战略态势影响大国发起贸易谈判的战略方向,国内政治或经济结构影响大国推动贸易合作之时可接受的经济调适成本,影响着经济合作的方式和深度。1.大国竞争态势影响贸易协定战略效应的方向选择在现实中,贸易协定的谈判本身便交织着经济利益和战略诉求,国际权力结构塑造的大国战略竞争态势,是一国推动对外贸易谈判的深层次因素。在单极体系中,霸权国发起贸易协定谈判的主要目的,是构建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秩序,或借助贸易协定强化与战略追随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体现出利用贸易协定的“战略稳定效应”;在两极体系中,缔结贸易协定就成了大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手段,实现“战略外部性”成为大国进行贸易谈判的重要目标;在多极体系中,大国战略关系趋向复杂,贸易协定在复杂的联盟政治中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它的“战略稳定效应”可以成为联盟内部利益关系协调的工具,56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Stephen D.Krasner,“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World Politics,Vol.28,No.3,1976,pp.317-347.而“战略外部性”也可成为不同集团之间进行地缘经济竞争的手段。总体而言,国际权力结构与大国竞争态势,影响着主要大国推动贸易协定谈判的战略目标设定,从而影响着贸易协定战略效应的方向。仍以图 1 为例,在拥有权力优势或战略环境相对稳定的条件下,A 可能主要利用内向型的“战略稳定效应”以稳定合作者之间的安全关系;在权势动摇或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之时,A 可能主要利用外向型的“战略外部性”与第三方 C 进行竞争。2.贸易协定类型影响经济合作的调适成本在地区经济合作中,贸易协定类型及其合作内容的选择,受到国际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国内利益协调的影响。贸易协定的调适成本由其合作内容所决定,包括市场准入条件与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合作深度,都影响着贸易协定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的强度。在实践中,贸易协定的类型一般可分为三种:其一,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是基础方式,其关键内容为市场准入和原产地规则。其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EPA 通常包括诸多“边境后规则”,涵盖竞争、投资、规制合作和环境保护等新议题。这些议题的谈判一般与传统的贸易议题相联系,市场准入和原产地规则等 FTA 的关键内容仍是 EPA 的基础。但是,相较于传统的 FTA,EPA 在合作范围和深度上有着更高的要求。其三,“志愿者合作”方式,该方式表现为选择特定的议题组建谈判集团,一般是针对新贸易议题或者应对特定的挑战。“志愿者合作”方式所涉议题内容相对灵活,可能并不涉及传统 FTA 的市场准入议题,也不追求 EPA 的综合性,因此其调适成本更加可调控。从国际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看,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贸易协定的焦点议题已经从传统的市场准入转变为“边境后”规则建构的新型经济伙伴关系。围绕特定议题形成志愿者合作的“规则集团”,也成为一种正在兴起的模式。这三种主要合作方式的调适成本呈现出梯度关系。综合性 EPA 的制度化水平最高,一般包含磋商安排或争端解决机制,因此其调适成本要高于传统 FTA;志愿者合作方式的灵活性较高,因而其调适成本相对较低。对于必然涉及市场准入的 FTA 和 EPA 而言,贸易协定谈判一般会引发国内受益群体和受冲击群体66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 年第 1 期Aysegul Aydin,“Choosing Sides: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state Disputes,”Journal of Politics,Vol.70,No.4,2008,p.1098;Timothy C.Lehmann,“Keeping Friends Close and Enemies Closer:Classical Realist Statecraft and Economic Exchange in U.S.Interwar Strategy,”Security Studies,Vol.18,No.1,2009,pp.115-128;Michael Mastanduno,“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Statecraft and Scholar-ship,”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827.Claudia Hofmann,Alberto Osnago and Michele Ruta,“The Content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World Trade Review,Vol.18,No.3,2019,pp.365-398.围绕市场准入程度和议题范围的对立。但是,这两类合作方式的国内调适机制存在差异。传统 FTA 的市场开放,主要会刺激国内弱势产业或低技术产业工人的反对,政府可以通过“有序开放市场”或者针对特定产业或群体提供扶持的方式缓解压力。而包含新贸易议题的 EPA 则较为复杂,深度 EPA 有助于促进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特别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与发达大国的深度 EPA 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从而加速其经济发展。但是,EPA 中高标准规则对参与者的治理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参与者常会面临无法满足规则标准的难题。而对三种模式进行整体比较便可发现,制度化的 EPA调适成本高,其创造的经济效应也更强;志愿者合作模式的调适成本更加可控,但其产生的经济效应一般较弱且更加具有不确定性;传统的 FTA 在市场准入范围和议题选择上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一般弱于 EPA,同时又比志愿者合作模式更加稳定。总之,贸易协定战略效应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类,即作为深层因素的国际战略关系及安全利益诉求,该因素遵循战略选择的逻辑,它影响着贸易协定战略效应的方向;作为调节因素的经济合作调适成本及其反映的合作深度,则遵循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是贸易协定战略效应的经济基础。(三)演变机制:功能化路径与安全化路径在以上基本方式和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按照战略目标设定,即内向的A 借助贸易协定强化与 B 的战略关系(战略稳定效应),或外向的 A 借助与 B的贸易协定来针对第三方 C(战略外部性),以及贸易协定的类型及其反映的合作深度,可以从四个基本模式来分析贸易协定所蕴含的战略效应。模式 1:以经带政,即以灵活的经济合作议程或机制带动战略关系。A 推动与 B 的贸易合作,不以针对第三方 C 的地缘经济竞争或地缘政治对抗为目的,而是为了加强与 B 的经济相互依存,来改善或密切与 B 的战略关系。并且,在A 推动与 B 的贸易协定谈判中,考虑到 B 对合作调适成本的敏感性,在市场准入规模和议题选择等方面,与 B 的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以灵活的合作条件吸引 B 参与到合作进程。在频繁的会谈与谈判中,经济合作成为地区实践的核心议程,灵活的机制安排成为连接地区行为体日常互动的纽带,进而带动着外交76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David A.Lake,“Open Economy Politics:A Critical Review,”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4,No.3,2009,p.225.Vinod K.Aggarwal,Robert O.Keohane and David B.Yoffie,“The Dynamics of Negotiated Protection-ism,”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1,No.2,1987,pp.345-366.Gianluca Orefice and Nadia Rocha,“Deep Integration and Production Networks:An Empirical Analysis,”The World Economy,Vol.37,No.1,2014,pp.106-136.Leonardo Baccini,“Cheap Talk:Transaction Costs,Quality of Institutions,and Trade Agreement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0,No.1,2014,p.82.和战略沟通,促使战略对话与协调也成为地区关系的常态议程,推动合作者之间战略关系的发展。模式 2:以经稳政,即以制度化、调适成本较高的深度经济合作来促进战略协调或稳定战略关系。A 发起综合性经济合作倡议,以贸易创造或投资刺激效应等密切与 B 的经济相互依存,从而借助这种经济联系作为战略信号和利益捆绑机制,强化与 B 在外交或安全领域的协调。该类型的战略效应不针对第三方C,是大国改善与经济伙伴战略关系的重要手段。为了维持合作进程,该模式一般会要求进行正式的制度建设,即依托经济合作构建多议题或多层次的对话与协调机制。因此,它对 A 和 B 经济合作的深度有着较高要求,一般意味着彼此大规模开放市场,并且在“边境后”议题进行合作。为此,A 通常需要在贸易谈判中提供足够的经济筹码,例如更积极地开放市场,对相对弱势的合作伙伴进行能力建设援助等。模式 3:以经塑政,即将制度化的深度贸易协定作为工具以实现战略目标。A 提供足够的经济激励促成与 B 的深度经济合作,并且借助针对第三方 C 的合作议题或规则以进行“经济排挤”。在此种基于战略外部性的政策场景中,A 需要为 B 提供市场准入、投资或能力建设援助等具有吸引力的条件以改变 B 和 C的经济联系。当然,这也会在 A 国内刺激弱势产业或受冲击利益集团的抵制,具有较高的调适成本。对于 A 而言,这种政策模式主要利用贸易协定的经济外部性对 C 产生的战略压力来实现,为了强化这种战略压力,A 一般会对贸易协定设置严苛的原产地规则。而对于这种经济上“选边站”的压力,B 可以获得A 向其开放的市场,并且借助与 A 的贸易协定吸引 FDI,但是 B 也面临 A 所设置的针对 C 的议题或规则限制。这种对外贸易关系重构也会造成较高的调适成本,从而影响着 B 对 A 合作倡议的政策取向。模式 4:以经辅政,即以成本可控的灵活贸易合作辅助战略行动。A 既想通过与 B 的贸易协定来与 C 进行战略竞争,又不倾向选择高成本的贸易合作方式。此时,A 需要在战略利益所要求的合作议题、国内所能接受的议题,以及与第三方 C 进行战略竞争的关键议题之间寻找交集。但是,这些有选择的议题对 A而言具有重要性,却可能对 B 缺乏吸引力。在这种场景之中,经济合作主要发挥着辅助战略行动的作用。为了加强贸易协定的战略辅助效果,A 可以通过营造经济风险、战略威胁等方式来推动经济合作方案,这种安全化操作对内能够以安全利益需求来抑制国内的抵制力量,对外可以吸引利益需求相似伙伴,并86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 年第 1 期 Leonardo Baccini and Johannes Urpelainen,“Strategic Side Payments:Preferential Trading Agreements,E-conomic Reform,and Foreign Aid,”Journal of Politics,Vol.74,No.4,2012,p.933.降低经济激励不足对合作的干扰。综合来看,以上四种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贸易协定战略效应:模式 1的调适成本低,对于合作者之间战略关系的促进作用也存在限度;模式 2 的调适成本高,需要发起者能够在地区经济事务中发挥有力的领导作用;模式 3 对发起者及其追随者而言都会产生较高的调适成本,这种基于战略选择逻辑的方案很容易遭遇国内的抵制,从而具有脆弱性;模式 4 对于发起者而言经济调适成本低,但是需要将经济合作纳入战略行动,通过安全因素介入来缓解“经济成本”和“战略利益”两个逻辑的张力。根据四个模式的经济调适成本的强弱,它们之间存在两个基本的演化路径:(1)从模式 1 到模式 2 的功能化路径,该路径中贸易协定制度化不断提高;(2)从模式 3 到模式 4 的安全化路径,该路径中贸易协定从制度化转向更具灵活性。其演变逻辑为,随着模式1 到模式2 的转变,经济合作水平随着实践需求而不断深化,相应地带动战略关系提升,而模式 3 则很容易刺激战略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冲突,从而导致其转向模式 4 以控制贸易合作的经济成本。其一,功能化路径。模式 1 和模式 2,都属于贸易协定密切合作者经济联系以促进战略关系,模式 2 的调适成本高于模式 1,模式 2 中贸易合作所创造的经济效应及其刺激的战略效应也强于模式1。如果作为关键行为体的 A 推动地区经济合作从模式 1 向模式 2 转变,那么就形成了一种“功能主义导向”的地区经济合作路径。其内在逻辑是 A 和 B 从简单议题开展合作,利用这些议题上创造的共同利益,来带动战略关系的协调。这正是功能主义所阐述的经济合作“外溢”至战略领域的思路。当然,如果 A 与 B 就合作方案的调适成本产生冲突,或者贸易协定所刺激的国内利益冲突加剧,那么 A 可能会倾向于降低经济合作的深度,从而导致功能化的退化。其二,安全化路径。模式 3 和模式 4,属于 A 利用贸易协定对第三方 C 造成经济压力来进行地缘经济或地缘政治竞争。A 在模式 3 的条件下以经济利益为主来吸引 B 进行针对 C 的经济合作,并为之承担非对称的调适成本。在模式4 中,A 为了降低调适成本,会更多地将战略或安全因素引入合作过程。这就意味着经济合作被安全化,A 借助特定“安全叙事”策略或议题框定技巧,将非安全议题与安全利益关联或捆绑,从而借助安全议题的优势进行政策动员或正当性论证。如果 A 推动的地区经济合作从模式 3 向模式 4 转变,就意味着地区经济合作出现了“安全化路径”。如果 A 从模式 4 转向模式 3,以提供具有吸引96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H.Richard Friman,“Side-payments versus Security Cards:Domestic Bargaining Tactic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Negoti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3,1993,p.403.Matt McDonald,“Securit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4,No.4,2008,p.567.力的市场准入等经济筹码为主进行战略竞争,那么贸易协定被安全化的程度会降低,地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烈度会缓解,可能出现“去安全化”的趋势。总之,根据战略目标设定和经济合作方式所类型化的四种模式,可以构成功能化和安全化两个基本的演化路径。回应研究问题,可以发现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格局演变的经验符合该分析框架所揭示的逻辑。三、功能化与安全化: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格局的演进东亚地区生产网络是地区经济合作的物质基础,它形成和发展于全球价值链扩张的浪潮之中,在技术、资本和市场方面对发达经济体具有一定的依赖性。由此,美国借助“亚太”和“印太”的概念以重构该地区经济合作场域,并以市场和技术优势试图重塑该地区经济秩序。同时,它也有自己内在的分工体系,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地区内经济体有着深化经济合作的需求。随着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化,大国在该地区的经济竞争也趋向复杂。(一)功能化路径:战略稳定效应与地区经济合作的制度升级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关键起点,它促使地区国家开始合作以对抗经济风险。1999 年在马尼拉举行的中日韩与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了 东亚合作联合声明,明确提出“这一合作的不断扩大,为他们相互开展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从而加强了那些对推动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的因素”。由此,东亚经济合作进入了模式 1 阶段,即以灵活的经济合作带动战略关系。这一过程中,东盟确立了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主要大国的地区领导权竞争缓和,地区安全对话和战略协调机制也发展起来。其一,在经济合作的方式方面,中国坚持地区经济合作应该按照灵活、务实的原则来推动,照顾到参与各方的现实需要。1997 年 11 月,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对任何成员来说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需要充分考虑各成员之间的差异和实际情况。”因此,地区经济合作应该坚持“自主自愿、互惠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这就要求经济合作应该关注到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市场开放需要与内部产业的承07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 年第 1 期 Mark S.Manger,“The Economic Logic of Asian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The Role of Intra-Indus-try Trade,”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14,No.2,2014,p.152.Mark Beeson,“Crisis Dynamics and Regionalism: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 Pacific Re-view,Vol.24,No.3,2011,pp.357-374.参见东亚合作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9 年 11 月 29 日,第 6 版。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7879 页。受能力相适应,参与各方可以灵活地调控地区经济合作产生的成本。其二,在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方面,中国采取了以经济合作带动与周边国家战略关系的方式。2001 年 8 月,周边安全问题座谈会提出,“要坚持政经结合,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贸易关系成为推动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要“通过支持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