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创新观.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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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创新观

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问题。邓小平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系统而深刻的回答，但将所有的答案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持续地发展。围绕“创新”这个思路，他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创新，在哪些方面创新，如何创新等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创新观。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创新思想，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创新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源泉 首先，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持续激发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由于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建立了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因而，它比以往的社会更具生机和活力。但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并没有持续地发挥出来，有的国家还因此而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普遍地关注和思考。有的人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将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落和在某些国家的失败归咎于社会主义本身。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坚决的否认。他认为，社会主义遇到的困难和曲折，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实践社会主义的人思想保守，缺乏创新精神，长期固守一种僵化模式的结果。社会主义蕴含着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这种生机和活力持续发挥出来。基于这种认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他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和创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使全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其次，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社会主义要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不仅要从纵向比较中体现出对以往社会形态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在横向比较中体现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优势。这一点邓小平讲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点，再吹牛也没有用。”[2](p251) 经济发展速度和效果是衡量一种社会制度先进与否的根本标准，但怎样才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归根结底就是要在新的观念支配下，通过新的手段和方式，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实施全面改革和创新，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扫清障碍。社会主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之所以没有很好地发挥出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认清和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陶醉于已经建立起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之中，孤芳自赏，难以自拔。我国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一旦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和劣势，并在重新觉醒中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创新，就能像新的社会制度诞生那样，以经济上的重新崛起，充分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第三，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取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并不是最终目的，只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一个必要条件。邓小平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极其艰巨复杂的过程，它不仅要求社会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而且要求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极大的提高。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必然会遇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在新的事物面前，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无能为力、无济于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一句空话。由于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共产主义大厦要靠创新观念和能力来支撑，所以他在谈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时候，总是要求各级干部增强创新意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说：“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努力提高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的本领，“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1](p146—147)
二、社会主义创新是全方位的创新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富裕幸福，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事，就要全力以赴去做；凡是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碍社会主义发展的方面，就要坚决地进行改革和创新。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按照这一思想，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必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创新，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二是道路创新。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采用某种固定的模式和统一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只能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从实际出发，实现发展道路的创新，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他说：“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p292)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印证了这一思想，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1](p95)邓小平的思想非常明确，能否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突破创新，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  
  三是方法创新。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如果不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行为方式上创新，就无法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这是邓小平的又一重要思想。他反复强调各级干部要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事务主义等思想方式和工作方式，要密切联系群众，广泛深入实际，雷厉风行办事，狠抓工作落实，切实提高效率。他对那种整天沉溺于文山会海、办事拖拉、相互扯皮、不负责任、效率低下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极为不满，主张通过体制改革等“外科手术”式的方法革除这些弊端，以全新的方法适应全新的事业。他说，改进工作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点。”[2](p282)在他看来，没有方法的创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难以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就无法实现。
四是制度创新。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发挥其优越性，关键在于其制度的好坏。他所说的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指具体的制度或体制。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2](p333) 制度问题比起其他问题来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基于这种认识，他主张对现行体制所存在的弊端进行全面改革，以实现体制的根本创新。如不进行改革和创新，就很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会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干部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的改革和创新有过专门的论述，提出过具体的要求。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一项制度创新的伟大工程。我国20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辉煌。社会主义要永葆其青春和活力，就需要我们按照邓小平的制度创新思想，根据变化着的新情况适时进行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以新的内容和形式走向新的历程。
五是科技创新。邓小平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就是人类的进步，社会主义的发展，归根结底依靠科学。他明确指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1](p183)在他看来， 科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经被提升到了第一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也要靠科技来实现。因此，科技创新在社会主义创新工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科技创新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发展高新科学技术，就是要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列。他说：“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 [ 1 ] (p378)为了实现科技创新， 邓小平主张在科技政策、科技体制、科技人才、科技投资、科技成果转化等一系列方面都要打破常规，一切都要从有利于出科技成果，有利于出科技人才出发。要大胆引进国外智力，吸收世界科技精华，为我所用，以促进我国的科技创新。
六是文化创新。文化建设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也影响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因此，邓小平从社会主义“不变质”的战略高度强调了文化创新的重要意义。他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士看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强调所有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都“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1](p40)要使社会主义文化产品成为鼓舞人、鞭策人、激励人的精神武器，就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无论是理论研究成果，还是文学艺术作品，都应该深刻反映社会生活，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厚重的历史感、深沉的思想内涵和崭新的表现形式。总之，文化发展的源泉在于创新，文化功能的实现也在于创新。
三、社会主义创新必须坚持科学的指导原则
创新不仅要有高度的热情和强烈的冲动，而且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只有把创新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坚持以科学的原则作指导，才能真正实现创新。否则，创新只能陷于空谈。遵循这一逻辑，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创新的五条指导原则： 第二，坚持借鉴与独创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一贯认为，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个国家的联系愈来愈紧密，每一个国家都不能脱离世界而孤立地发展，都需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社会主义要发展创新，决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应该勇敢地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以作为自己发展创新的起点。不会借鉴，也就不会创新。所以，“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p78)邓小平同时又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靠借鉴别人的东西也不能发展起来，借鉴只能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点之上，借鉴必须通过内化、创新才能发挥作用，借鉴离开了独创，就会变成照搬或者爬行。他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p2—3)不言而喻，不借鉴不会有创新，只借鉴也不可能有创新，只有把借鉴和独创结合起来，才能实现高起点的创新。这是走创新之路的一条重要原则。  

世纪之交，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进一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东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的重要观点和方针政策，并紧紧把握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又一次区域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性调整，既适时地指导着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将之推向新的境界。
一、“两个大局”战略指导思想的深化 首先，深刻阐述了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实质及其辩证关系。
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第一个大局”的着力点是让条件较好的地区先富起来，以便示范、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第二个大局”的着力点是要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两者包含着部分先富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辩证统一关系。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部分先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因为“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不发达，要在一个时期实现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是不现实的，必然会有的先富起来，有的后富”（注：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基于这种分析，江泽民指出邓小平这个战略设想的实质是：“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条件，东部地区先加快发展，然后带动和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全国各地区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注：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两个大局”思想还贯穿着合理差距与缩小差距的辩证统一。由于东西部自然环境的差别和经济发展基础不同，部分先富政策的实施必然会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和一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大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因此，这种差距是发展中的差距，有其合理的积极的一面，是“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东部地区发展得更快一些，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带动作用”（注：江泽民：《全党全社会动员起来为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奋斗》，1997年1月6日《人民日报》。）。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而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振兴”（注：江泽民：《全党全社会动员起来为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奋斗》，1997年1月6日《人民日报》。），最终会影响到全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对此，江泽民又指出：“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这也是“两个大局”思想的本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这里所说的采取“有效措施”，并不是回到过去平均主义和共同贫穷的传统发展模式，而是要坚持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在发展中逐步缩小东西差距。同时，由于“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解决地区差距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江泽民强调：“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以“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的认识”（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
其次，首次使用“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范畴，精辟地概括了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
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在强调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同时，也注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正如江泽民所说：“80年代，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以后，邓小平同志对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就进行过深刻的考虑。”他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就是要求“在发展战略布局上，必须有全盘的构想”（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东西部关系的理论阐发和理论新概括，反映了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指导思想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科学了，并使之更具理论化，这就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二、“第二个大局”内涵的新发展
邓小平在着重思考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同时，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进行了构思提出到一定的时候东部地区应“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支持不发达地区”的具体设想。但由于当时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放在“第一个大局”及实践的局限，他对“第二个大局”并没有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和阐释。在90年代中国现代化第二步目标即将实现和东西部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党中央沿着邓小平的思路，开始从总体上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从“第一个大局”向“第二个大局”的转变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缩小地区差距及开发西部的指导方针和决策。
第一，将缩小地区差距确立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 第二，将扶贫开发作为本世纪的攻坚任务。 1996年9月中央扶贫工作会议认为，贫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消除贫困也要从多方面入手。必须采取综合配套措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会议具体部署了如何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增强贫困地区脱贫的措施。1999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东部发达地区要继续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改变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东西扶贫协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随着世纪末全国总体上已达到小康目标，东部地区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我国综合国力已显著提高，国家有能力进一步加大对西部的支持力度，西部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积累了一些加快发展的经验。党中央审时度势，敏锐地抓住历史机遇，从1999年起多次强调加快西部开发的步伐。认为“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注： 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1999年6月17日，在西安举行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江泽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概念，强调：“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并指明了西部大开发的指导原则、开发重点、实施步骤、宏伟目标及重大意义。同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作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定，并指出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 上述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决策，使邓小平“第二个大局”思想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充实和发展。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则标志着我们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已从“第一个大局”转向“第二个大局”，更为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构想增添了全新的内容，并使之更加成熟和完善。
三、东西部联动与合作的新思路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转移到“第二个大局”之后，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应如何协调东西部的发展，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全新课题。党中央在世纪之交全新的开拓中，努力探寻新形势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也提出了一整套东西部联动与合作的新思路，从宏观方面来说，突出了以下特点：
（一）从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大局，通盘筹划促进东西部联动和协调发展。
江泽民深刻领会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含义，把三者融为一体，作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首要重大关系，反复强调必须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经济发展为目的，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对东西部地区发展和布局进行全国一体化的统筹谋划，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八九十年代基础和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先发展和发展得快一些，有利于增强国家实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对内地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从而有利于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从根本上促进全国的改革和发展。而现在“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一个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注：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显然，西部大开发正是党中央基于促进新形势下东西部联动和协调发展，保持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要思考。
1.西部大开发将推动内需，开拓市场，促进东西部改革开放的大联动。90年代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结构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当前以及很长一段时间内，其相当一部分具有初级技能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需要在价值规律导向下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繁重，消费需求存在巨大的潜在市场，最有可能成为吸引东部地区可流动资金、技术、人才和商品的重要“客户”和区域选择。一旦西部地区进入有序开发阶段，则对于促进我国在21世纪中叶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具有巨大的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作用，并成为我国扩大内需、开拓市场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力量，促进西部的大开发大开放，推动东西部的大联动大发展。
2.西部大开发将加快缩小地区差距，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社会稳定，为东西部协调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又地处边陲，如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并任其蔓延，必将演变为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不仅关系到西部地区的稳定和大开发，也关系到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注：1999年10月朱ｒóｎｇ＠①基考察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讲话，1999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因此，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座谈会上指出：要“把加快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并强调这“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注：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二）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构东西部联动与合作的新模式。 （三）注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推进东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不仅经济欠发达，文化较落后，而且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同时，西部地区位于黄河、长江两大江河的中上游地区，其水土保持程度对于保障这两大江河下游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特殊的区情决定了西部大开发的思路上，不能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而继续走盲目开发资源和随意破坏环境的传统发展道路，而必须以谋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充分认识到西部地区实现山川秀美就是最大、最好，同时也是最有效益的发展。大面积地保护好西部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不仅对当地，也是对我国其他地区最大的贡献。当然，全国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应该为西部地区实施保护性开发战略提供相应的补偿。
基于这种认识，党中央突出提出西部大开发要有新的思路，强调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不从现在起，努力使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在西部地区乃至东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会落空；强调西部开发关键靠人才，人才培养关键靠教育，首先要集中力量把基础教育搞好，东部地区在对西部地区经济开发扶贫的同时，要把科教扶贫、智力开发摆到重要位置上；强调维护西部民族地区的稳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要采取更加有效的特殊政策，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西部开发，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总之，“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应该是全面的，要把水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放在突出位置。生态环境建设、普及科学教育、推广实用技术、发展特色旅游、交通通信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要统筹规划”（注：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通过几十年乃至下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河秀美的西部地区。这些新思路，使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个大局”思想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理论都得到了丰富和完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钅加容 

1979年，邓小平根据我国具体国情，提出了小康这一概念。到80年代中，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过去的20年里，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为动员全国亿万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实践表明，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新世纪之初的1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更加宽裕的小康社会和争取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开端。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地研究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小康思想的理论渊源
在邓小平之前，小康思想曾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晚清至民国这一时期，小康思想在海内外华人文化和日本等东亚各国文化人中有较大的传播。“小康”最早见于史册，是《诗经·大雅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注：吴树平点校《十三经》，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349页。）是说人民劳累困苦，希望过安逸的生活。但真正给“小康”赋予许多思想的，还是在传统思想和文化上最有影响的儒家。根据孔门后学戴圣编的《礼记》（成书于西汉），孔子的小康社会状态是和大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反映了当时儒家批判现实和崇尚先古的政治观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把上古时代的黄帝、尧、舜所治理的以“天下为公”的社会称为“大同”，是最为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大道既隐”，出现了私有和“家天下”，战争也由此而起。当然，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但因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很重视礼，以礼为标准决定是非，成就信用，惩罚过失，倡导仁受，讲究谦让，其社会也能达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可见，孔子把“六君子”所治理的社会状态称之为“小康”。在孔子眼里，小康社会比不上“大同”，但要比孔子所处的混乱时代要好多了。 需要指出，说近代以来“大同—小康”说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始，也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在那一个世纪里，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通过传教士等不同途径都有所传播。1840年之后，中国屡屡遭受列强欺负，励精图治，寻找出路，贡献各种治国方略，是那个世纪之交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1894年，孙中山就向李鸿章上书，建议学习西方列强，建设一个“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畅”的理想社会。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孙中山一生的纲领。1918年发表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写到：“建设者首要在民生，故对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要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设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在《三民主义》中又指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至于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我的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还说：“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中国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农民问题。民主主义思想家把革命的主要问题放在实现“耕者有其田”方面。“耕者有其田”，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所以，在20世纪前50年，“小康”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是和农民的“温饱”联系在一起。“十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子热炕头”，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小康生活的具体写照，也是旧中国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一般小生产者憧憬的理想和目标。
二、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和党的经济建设路线密切相结合，二是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相结合，三是体现了党的集体领导结晶。 早在60年代，党就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70年代中，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又重申了这一奋斗目标。邓小平复出后，根据新时期的现实，特别是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延误，需要实事求是地调整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提出这个问题是适时的。70年代后期，打开国门后使我们有可能认识到，经过20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被拉大了。在1979年10月4日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第一次使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一重要统计指标，开始提“中国式现代化”。邓小平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195页。）小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6-417页。）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两个阶段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接着说：“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7页。）在同年9月1日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据此，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争取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 1983年春，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视察，把原来的小康概念扩大到更为宽泛的社会概念。回到北京后，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接近800美元。他曾经问省里的领导，如果江苏省达到这样一个水平，社会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从谈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不仅关注人民吃穿用及住房等生活问题，小城镇建设问题就业问题，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转移问题，而且关心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问题，以及精神面貌的变化等未来社会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25页。）小康的含义由原来较单一的经济问题，拓展到一个较为全面的社会概念。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开始讲“小康社会”。邓小平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总的是好的。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54页。）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朋友时，提出我国的小康建设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邓小平说：“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我同他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这同你们相比还是低水平的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现在有十亿人口，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较多地阐述科技进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法制建设、反对自由化，特别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等重要问题。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在接见荣氏亲属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小康社会思想。邓小平说：“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到二○○○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可以进入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这样的国家不多。……有了本世纪本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更加强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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