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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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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我国劳动力供给概况的演变
当前,我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从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演变为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已经大幅下降。
改革之前的1978年,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高达76.3%,随着非农产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2009年这个比重下降到60.1%。难道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的城市化,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比重仅仅减少了16.2%?事实上,这由于统计数据是依据劳动者的户籍所在地和城乡就业统计数作出的,并没有反映真实的劳动力城乡分布。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09年农村就业人员为4.69亿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2009年末农村外出就业人员超过1.49亿人,加上在本地企业的从业人员0.88亿人,在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37亿人,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51%以上已经实现了就地或外出转移就业。按照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水平,农业生产尚需要近1.8亿劳动力。因此,从2009年农村就业人员4.69亿人中,依次扣除转移就业的2.37亿人和农业生产所需要的1.8亿人,实际剩余劳动力仅为5200万人,40岁以下的只有4600万人左右,大大低于通常认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人口的1/3或者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的说法。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已经大幅下降,仅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1.1%,易于转移就业的40岁以下人员仅占10%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再无限供给。
（二）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显现。
2003年末,我国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农民工短缺现象,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民工输入集中地先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用工企业以过去长期支付的工资水平,无法完成预定的招工目标,民工缺口高达10%—20%,这一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甚至在许多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地区,如四川、河南的一些城市劳动力市场也陆续发出劳动力短缺的信号。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已经进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阶段。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人之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已经开始。今后二三十年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会逐渐降低。2005-2030年,中国50-64岁之间的年老劳动人口比例将增加671%,而15-2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比例则减少188%。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劳动力短缺尚未全面发生,但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三）劳动力数量因素将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无论是区域性、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还是全面的劳动力短缺,都是绝对意义上的普通劳动者无法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成为一种要素瓶颈。中国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研究表明,年均95%的GDP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9.2%,而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为23.7%,合计可以占全部增长的53%。尽管生产要素之间特别是资本和劳动之间具有替代性,在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会相应发生,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但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是避免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良好机制,一旦发生资本报酬递减,就会相应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短缺也意味着人力资本短缺。[1]
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指社会主体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即老年人口比重逐步增加达到一定标准的过程。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对社会经济产生一定影响，并对经济的发展提出相应要求。
（一）影响的具体表现形式
1.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变化不大
从人口学上来看，我国15-59岁的人口称之为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供给数量一般则是由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人口老龄化不仅使总人口的年龄结构老化，而且也使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来看，未来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在2013年以后，绝对量虽有所下降，但始终都在9亿左右(高于1991年7.4亿的水平)，占总人口的比重虽有所变化，但也都在60%左右[2]，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言，劳动力供应是充裕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变化不大，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
2.劳动力资源老化
虽然从长期来看，劳动人口规模变化不大，但是从劳动适龄人口的内部结构看，人口老龄化将造成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据预测从1990-2050年，15-29岁的劳动力规模会逐渐缩小，从3.53亿减少到2.57亿，所占比重从48.76%下降到30.20%，下降18.56百分点；45-59岁劳动力规模将逐渐扩大，从1.37亿增加到3.16亿，所占比重从18.88%上升到37.16%，上升18.28个百分点，劳动力老化趋势十分明显。虽然中老年劳动力人口因其工作时间长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能和管理经验，但由于生理机能的逐渐衰退，体力和精力开始下降，同时心理方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接受新事物、掌握新技能的能力随之降低，生产效率往往低于青年劳动力。随着社会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新的行业职业和工种将不断涌现，社会分工将更加复杂和频繁，而这些都要求劳动力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较新的知识技术结构。显然，中老年劳动力过多将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特别是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的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3]
3.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
家庭作为劳动力供给的最小单位，其劳动供给决策决定了社会的劳动供给状况。人口老龄化主要从时间决策和分工决策两个方面影响了家庭劳动供给。首先从时间决策来看，人口老龄化将在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对家庭劳动力供给决策产生两方面相反的影响：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社会的老年抚养系数增大，在家庭内部则表现为一对夫妇所需赡养的老人数目增加，赡养负担加重；另一方面，家庭中的老人特别是一些因年老、疾病或伤残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其他家庭成员的特殊护理和照顾。在没有雇用外来家政人员的情况下，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不得不减少原本用于闲暇和工作的时间来照顾老人，甚至还有可能因承担的家务过重而被迫放弃外出工作。其次从分工决策来看，由于家务负担的加重，家庭成员还不得不做出分工决策，即根据家庭总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做出由谁外出工作，由谁负责家务的分工。[4]
（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1.正确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社会和个人都应采取科学的态度正视人口老龄化及相关问题，政府应制定有关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立政府专职机构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将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进行统筹管理和规划，学术界也应加大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更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2.削弱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供给的影响
通过提高科技水平和人口素质增大其对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数量的替代作用，以科技带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削弱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并在现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壮大社会经济实力，增强承受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力量。
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充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促进对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不断提高其科技水平和文化科学素质，同时充分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老龄人口特别是低龄老年人口中仍有一部分人在文化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和能力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社会财富，充分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让部分有能力和意愿的老人继续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既能缓解社会的经济压力，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又能削弱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供给的影响，最终促成人口老龄化与经济运行的协调发展。[5]
4.建立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
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使养老保障全民化。对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加大政策强制性的力度，进一步保证养险基金的筹集和建立，同时还应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机构，如敬老院、老年之家、托老所、老年医院、老年社区服务站等，使养老服务逐渐社会化。
三、 现行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一）现代税收理论
现代税收理论认为，征税对劳动者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收入效应，即征税使劳动者可支配收入减少，为了维持其原有的收入水平，劳动者将增加劳动供给；二是替代效应，即征税会使因闲暇的机会成本降低，从而使劳动者减少劳动供给。在实践中，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对比。事实上，劳动者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权衡取决于许多因素。一般来讲，在一定的税收制度下，社会总体收入水平、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纳税群体、甚至不同性别的纳税人在税收作用下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都会存在差异。
1.经济发展水平对两种效应会产生影响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也存在差异。一般情况下，收入水平高的国家，人们对闲暇所带来的效用评价较高，因此，如果征税导致闲暇的机会成本降低，劳动者的替代效应就会大于收入效应，特别是在劳动力供给弹性较大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做出减少劳动供给的选择。美国经济学家Edward Prescott（2004）选择了1976—1979年和1993—1996年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对7个主要发达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日本和美国的GDP、劳动供给时间和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考察了其15—64岁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参与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劳动供给时间远远高于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而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劳动力供给却低于德法等欧洲国家，他经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税制的不同是导致劳动供给差异的主要原因。Edward Prescott研究发现，1993—1996年欧洲大陆国家的税率比1970—1974年提高了很多与美国相比，欧洲大陆堪称高税负国,其平均税负几乎在52%以上，意大利高达64%。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延长工作时间并能够额外多提供100欧元产出,其结果是只能额外多得40欧元，有近60欧元都直接或间接地纳税了。因此，高税负抑制了劳动力供给。[6]
相反，对于低收入水平的国家而言，人们对收入的效用评价较高，征税的收入效应会大于替代效应。中国属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工资所得仍是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人们对收入的效用具有较高的评价，因此，当征税使人们税后所得下降时，劳动者为了维持其原有的收入水平会增加劳动供给，从而使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2. 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对两种效应的影响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甚至一国之内不同区域的劳动者的性格和生活方式都会存在较大差别。有些地方的人更追求闲暇时间，因而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的基础上，不愿意工作太长时间；有些地方的人则追求较高的物质享受，因而比较吃苦耐劳，愿意忍受较长时间的工作。这说明,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人员的组合中，收入与闲暇所占的地位与权数不同。因而，在相同的税收制度下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也不同。对于前者而言,征税所产生的替代效应可能大于收入效应，这样，如果降低边际税率则有利于鼓励劳动者增加。反之，亦然。对于后者而言，征税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可能大于替代效应，这样，即使边际税率较高，也不会对劳动供给产生很大影响。
3. 不同收入阶层对两种效应的影响
不同收入阶层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弹性是存在差异的。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讲，收入给其带来的福利满足程度已经较高，同量纳税放弃的收入或增加劳动而增加的收入给高收入者带来的边际福利将低于低收入者的边际福利。因此，同量的收入对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引吸力是不同的。因此，如果增加等量的劳动取得等量的收入，那么，高收入者的积极性将远远低于低收入者。这说明，税收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效应小于低收入者，而替代效应则大于低收入者。同样，对于拥有大量财产因而可以取得大量财产收入的个人与没有财产收入的个人而言也会产生类似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就的差异。
（二）中国现行税制对劳动力供给影响的分析
1.中国现行税制的基本特征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历了30多年以市场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但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的财税制度只能根据中国国情来设计,而不能照搬任何其他国家财税制度。
首先,从税制看,中国税收征管水平决定了税制的基本特征,一是在税制设计上,强调以确保财政收入和提高效率为中心,同时兼顾公平。因此,税制在总体上体现为以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二是中国尚未开征社会保障税,对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支出所需资金仍以社会保险费的形式收取,尽管规定了固定的比率,但在强制性和规范的法律性等方面与税收还存在一定差距;三是多数劳动者的工资薪金仍处于较低水平,纳税覆盖面还相对狭窄。
中国从总体上看仍属于世界相对低收入水平的国家,个人所得税纳税的覆盖面仍十分狭窄;中国税制改革对社会经济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应该是商品劳务税,而不是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以个人所得税为突破口进行的税制改革。但是,随着劳动就业和工资的逐步真正市场化,收入渠道多元化和非劳动收入分配体制的发展,高收入阶层会大量出现,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的覆盖面会逐步扩大。事实上,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已经呈现出较大的增幅,同时,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也有较大提高。据统计,中国工薪所得的纳税人数已由1994年的9565万人次上升到2005年的90430多万人次,上海、北京、深圳、厦门等地工资、薪金所得项目收入近几年都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0%[7]以上。因此,从未来发展看,税收将成为影响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中国财政支出中转移性支出所占比重相对较低,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较窄,以养老为例,近年来,国有企业已基本覆盖,城镇集体企业的覆盖率为75.39%,但其他类型企业仅为17.3%,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没有参加养老社会保险统筹,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运转。这都使劳动者未来的收入预期充满了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决策。
考虑到中国财税制度的特征和转型时期劳动力供给决策的特点，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根据现有资料探讨中国税负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劳动力供给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和对劳动者的税负水平，它们之间的线性关系用公式表示为：E = c + α1GDP + α2LT
其中，E为劳动力供给，c为常数，α1和α2为系数，GDP代表总收入水平，LT表示对劳动收入的有效税率。笔者利用1990——2003年的有关数据（见表），运用OL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税收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为：
E = 63773.691 + 0.074×GDP + 0.389×LT
(56.56) (6.89) (2.25)
R2 = 0.985　　D W = 0.91
式中括号内数据为t检验，R2为可决系数，从中看出该该回归具有较好的拟合度。由于我国尚没有关于劳动力供给时间的连续数据，因此，劳动力供给以总就业人数代替，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对劳动收入的有效税率采用李芝倩的研究结论[8]。从中我们得出了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结论：即对劳动征税与劳动力供给成正比关系，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劳动收入，城乡劳动力供给会增加3890人。
表 中国GDP、就业人数和劳动税收（1990—2003年）

GDP
就业人数
劳动税收
劳动收入
劳动有效税率
年 份

(亿元）
（万元）
（亿元）
（亿元）
（%）
1990
18547.9
64749
262.90
10069.17
2.61
1991
21617.8
65491
301.23
11329.05
2.66
1992
26638.1
66125
473.36
13443.91
3.52
1993
34634.4
66808
636.44
17969.25
3.54
1994
46759.4
67455
920.03
24137.85
3.81
1995
58478.1
68065
1240.54
31694.31
3.91
1996
67884.6

68950
1590.00
38212.20
4.61
1997
74462.6
69820
1846.44
4244.68
4.35
1998
78345.2
70637
2064.58
46053.53
4.48
1999
82067.5
71394
2691.27
48517.70
5.55
2000
89468.1
72085
3308.47
53256.63
6.21
2001
97314.8
73025
4006.30
59391.95
6.75
2002
105172.3
73740
5269.49
65368.63
8.06
2003
117251.9
74432
6282.93
73546.62
8.54
资源来源：GDP和就业人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劳动税收、劳动收入和劳动有效税率引自李芝倩[8]。
由上得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多数劳动者处于较低的收入水平,收入的边际效用总体较大,就业仍是增加家庭收入的基本途径。同时,中国人口基数大的现实,决定了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局面仍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劳动力供给弹性极小,劳动者对工作与闲暇的选择空间相对狭窄,因而税收对劳动供给产生的替代效应极小。
中国现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还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决定了在中国现行税制下，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大于收入水平高的发达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减税或增税的税制改革对劳动力供给都不会产生太大的直接影响。但是,以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决定了减税可以降低商品劳务的价格,增加人们的消费需求,从而通过增加劳动力需求来对就业产生影响。
尽管税收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影响较小,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影响会随着人们收入水平以及个人所得税比重的提高而逐步加大,特别是对高收入者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另外,税收对劳动力供给质量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因此,从未来税制改革的政策取向看,应充分考虑税收政策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投资可能产生的激励或抑制效应,运用税收手段,优化劳动力素质,从而缓解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的矛盾[9]。
四、刘易斯拐点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1954年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时到来的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10]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关于“确切的时间”是何时，当然见仁见智，但劳动力短缺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危言耸听，它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以前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相随的“人口诅咒”——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这个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不啻为一种“倒逼”，跨过这道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番崭新的广阔天地。　　　
“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一方面，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民工权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供给，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水平，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专家提醒：沿海、珠三角地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产业调整尤应注意力度。不过，人力资本要求比较高，在创新环境和制度文化等方面也必须作出调整和改善。简而言之，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春节后，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优势”。这是否说明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
2010年2月21日《武汉晚报》、《新快报》报道，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曾提醒：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当时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出现的“招工难”，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部分验证。没料到随后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加工业收缩，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有机构预测就业岗位缺口达千万个之多。一时间，“刘易斯拐点”之说似乎不攻自破。可是，随着经济强劲反弹，“保增长”大局已定，“用工荒”又浮出水面，而且大有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之势。其实，如果不是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机械地设定在某个时间点，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过程，经济危机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后“拐点”的出现,那么，判断中国正在或即将出现“刘易斯拐点”是基本符合实情的。　　
民工大省的“用工荒”，可看作是劳动力市场为“刘易斯拐点”拉响的警号。对于这一警号，在劳动力市场中交易的企业和农民工的反应敏感而迅速。比如，在地处安徽的广德开发区，“我们这里的工资水平基本跟江浙一样，待遇并不差”；开发区内企业给工作中的年轻工人播放流行音乐；新一代农民工选择在家乡打工等等。倒是身处市场之外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千万不要误解了这一警号。一种看法认为，“用工荒”并非意味着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且不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更不用说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巨大，有一种预测数据显示，到2030年仍有9.7亿，比现在的总量还要大，届时劳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67%，仍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虽然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却仍认为“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与此同时，有专家根据2011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认为人口红利窗口将提前关闭原因是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即确认人口红利的消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巴曙松就认为，中国进入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期。如果此时中国能够顺利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越过库兹涅茨拐点，则将有助于中国较好的越过这一变化带来的挑战。他在财经杂志博客撰文说：“这次人口调查数据确认，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即确认人口红利的消失。
两大拐点的接踵而至，将直接导致如下后果：一是，劳动者工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态势将不可持续。二是，越过拐点后经济增长中枢将出现系统性下降。三是，劳动力供给约束将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从而带动消费兴起。四是，消费上升将导致储蓄下降，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投资转向消费。五是，收入分配将更趋合理，为顺利越过库兹涅茨拐点提供动力。库兹涅茨曲线是指在一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将趋于扩大，当经济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收入差距将开始缩小。库兹涅茨拐点就是倒U型曲线的顶点。这显示经济发展的关注点从注重效率到注重公平的转化。能否成功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越过库兹涅茨拐点，是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的关键。　　
由此看来，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驱动力取决于库兹涅茨拐点能否如期到来。如果两大拐点的越过改善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临界点的提前到来，那么在到达这一临界点后，能否成功跨越则不仅取决于市场力量，更取决于政府政策。如果此时中国能够顺利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越过库兹涅茨拐点，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前两大拐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千万不可将“用工荒”的警号误解为政府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恰恰相反，劳动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约束，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政府应将“用工荒”作为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契机和动力，改革税收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农民工子女就学、职业技能教育等公共产品；而不是通过修改法律等手段将政府责任转嫁给企业。[11]
五、小结
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历史的必然。在转变过程中,当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在一定时期内增加时,人口转变将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口红利,但当人口自然增长率快速下降时,人口转变也会使中国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和进入老龄化社会,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当前和未来为了消除人口转变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继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口素质,以高素质人才比重的不断提高来弥补中国未来劳动力的短缺;完善生育政策,使未来人口政策符合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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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百度百科.
[11] 豆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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