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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翻译学研究现状剖析及热点发掘

生态翻译学研究现状剖析及热点发掘

　　【摘 要】本文以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的“九大研究焦点”为基础，使用抽样调查法和系统分析法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及概况总结，以期发掘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新动态、新方向及新热点，进一步促进生态翻译学的深入研究及发展。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 九大焦点 调查研究 现状剖析 热点发掘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11-0075-02
　　从胡庚申教授在2001年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会上第一次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到2012年第三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西南大学召开，生态翻译论的研究和发展已历时10多年，其研究已演变为“群体行为”或称之为“组织行为”。经过10多年的理论研究及翻译实践，生态翻译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有必要对其研究现状进行剖析和总结，发掘研究热点、掀开研究冷门，以期促进其整体研究和发展，并推动成熟的理论综合分析、评价翻译实践的运用。
　　一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抽样调查法和系统分析法，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对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进行检索和统计，共检索到自从2001年至今共计180个样本论文，剔除其中“关于召开生态翻译学研讨会通知”等11个无效样本，实际涉及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的有效论文样本为169个。以此169个样本论文为数据源，按照胡庚申教授《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中所提出的九大研究焦点（生态范式、关联序列、生态理性、译有所为、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和“事后追惩”）为出发点，按照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进行分类统计，进而对统计结果进一步挖掘和剖析，从而发现生态翻译学研究重点及其发展趋势。
　　二 现状调查与剖析
　　自从2001年在香港浸会大学主题讲座《从达尔文的适应与选择原理到翻译学研究》中提出生态翻译学以来，胡庚申教授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及专著，从不同角度对“翻译适应选择论”进行论证和总结，在此基础上系统全面地提出了生态翻译学。从10多年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肇始于中国且由中国学者首倡的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内外译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兴趣，翻译研究者不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及应用研究中来，以生态翻译学归类或直接以生态翻译学命名的各项研究总体上呈逐年增长趋势，正在向着更大的范围拓展。
　　对上述169个有效样本论文按照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进行分类，理论研究论文样本为15个，占比为9%；应用实践论文样本为137个，占比为81%；余下17个论文样本为生态翻译学与交叉学科关系综述性论文，占比为10%。由此，从数量上看，目前生态翻译学研究侧重于实践应用的研究，而在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方面明显不足，亦即国内研究者更热衷于引用现有的理论来源进行实践应用的佐证，对理论创新或批判性的研究显得后劲不足。以下利用胡庚申教授的九大研究焦点，对上述研究方向进一步总结。
　　1.理论研究剖析
　　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调查发现，15个理论研究论文样本中，“译者中心”的研究比重最高，共计4个论文样本；其次为“翻译生态环境”的研究，共计2个论文样本；其他聚焦九大研究焦点的论文样本寥寥无几，甚至于“生态理性”、“三维转换”和“译有所为”尚无学者涉足。其中仅有胡庚申教授的《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较为详细地论及“生态理性”、“三维转换”、“译有所为”和“事后追惩”等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国内译者同仁对生态翻译学理论创新或批评性思考方面尚为欠缺，不免让人有所遗憾，诚然，这就进一步指出了后期理论研究的方向。
　　正如胡庚申教授所说，“理论研究的不完备性，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是学术研究的永恒动力。”因而，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尚有更为深入和广阔的空间。生态翻译学借用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为理论源泉和思想基础，在关注其中九大研究焦点的同时，可从跨学科、多角度、关联研究以及延伸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剖析，构建生态翻译学的系统研究。例如，从不同翻译生态系统间的关联性、整体性进行综合研究，或者对翻译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关联性、相似性、同构性等方面进行“关联序链”的研究；抑或，以知识产权及法律事后追惩为切入点进行研究，进一步发掘“事后追惩”的研究焦点及理论趋向，为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构建提供系统的支撑。
　　2.应用实践剖析
　　近年来，译界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涉及文学翻译、哲学社科翻译、商务法律翻译等方面的理论引用及应用实践。其中，涉及“翻译生态环境”、“适应选择”和“三维转换”等理论视角和应用实践的调查样本为110个，占应用实践的80%，而鲜有运用“关联序链”、“生态理性”和“事后追惩”进行的翻译实践研究。
　　然而，对涉及“翻译生态环境”、“适应选择”和“三维转换”的翻译实践的分析，其中不乏思维定式或视觉僵化的，往往是首先简要介绍生态翻译学及其研究对象的特点，然后指出译者该如何进行“三维”（即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分析，抑或是结合翻译对象和所处的生态环境分析译者该如何进行适应选择分析，最后堂而皇之得到了“整体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应当指出的是，翻译视角过于集中，或仅局限于“选择适应理论”或“三维转换学说”等几个译例简单分析；抑或，将优秀译作武断地归结于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或成功转换三维等等，诸如此类皆有失严谨且不利于生态翻译学的发展。
　　生态翻译学是一门崭新的理论，它的出现理应引起更多学者的讨论和研究，且应不乏质疑、否定的声音，从而更好地推动这个新理论的全面发展和完善，最终运用到实践中。应当指出生态翻译学尚需在面拓宽和深剖析方面加强其应用实践研究，其一，当我们提到翻译生态环境时，往往更关注翻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而忽略了翻译发起者、赞助者、翻译者本人、译文的读者、原文的文本以及译文文本等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其二，生态翻译学应用实践中的“适应选择”不应仅局限在译者的适应与选择，还应关注翻译出版商、赞助人等在讨论翻译的传播与接受时的适应与选择；其三，“事后追惩”的应用研究尚未拓宽面的研究或进入深入研究，并多集中在口译应用实践。总而言之，通过调查研究及分析，鲜有学者具有“自说自话”的意愿、信心和能力，这正是生态翻译学发展需要进一步构建和提倡的。
　　三 结束语
　　生态翻译学，是将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翻译学进行有机结合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的产物，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理论形态，是当代翻译学界理论研究的延伸与转型。在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中，无论是理论研究欠缺，抑或是应用实践偏颇，一定要摆脱“照着说”和“接着说”的僵化思维，提倡“自圆其说”的创新精神和意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体系的建构，进一步深入证实和证伪，不断拓宽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正如王宁教授所说，“生态翻译学还任重道远，它距离一个成熟的翻译学子学科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希望本文能为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做出有益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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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王宁.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学：解构与建构[J].中国翻译，2011（2）
　　〔责任编辑：林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