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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风

韩振峰 薛建明
（河北大学，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 毛泽东的文风思想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学风和党风的体现，唯真求实是毛泽东文风思想的核心，他的文风思想是在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刻苦用功学习语言和深入调查研究中形成的，旗帜鲜明的战斗精神、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古为今用的中国气派是毛泽东文风的主要特色。
[关键词]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文风
[中图分类号]A841 [)A []1001 - 8999( 2013) 03 - 0067 - 05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风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及民族形式结合起来，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体现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文风。毛泽东文风思想主要是在批判党内严重存在的束缚人的思想、窒息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党八股”文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文风思想对当前改进党的文风有着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文风思想的本质
文风在党的领导和建设中十分重要，“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因此，文风不仅体现了党员个人的文化修养，更是党的思想路线、领导方式和作风在文章和语言上的体现。毛泽东的文风从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学风和党风的体现，具有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高度意义。文风与学风和党风有着密切的联系，学风不纯，党风不正，文风必然不端。学风是党员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特征。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具备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也是党的学风问题的核心。文风的实质是学风，是学风在文章写作和语言上的表现，有什么样的学风就会有什么样的文风，学风是文风的形成条件和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如何对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看待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另一种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一切从本本和经验出发。这也给党的文风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党八股就是主观主义学风的体现，毛泽东列举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等等，都是理论脱离了实际，主观主义造成的。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实事求是，用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真理，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文风，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
党风指包括学风和文风在内的，体现党员及党组织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作风。从党风的内涵来看，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外在表现，这也是党风的思想本质。文风是党风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语言和文章上的展现，它也反映了党员的党性修养。党八股文风就是宗派主义党风的体现，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维护全局利益而不是局部和个人利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学习群众语言，才能写出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章，彻底消除“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党八股，“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才能真正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党风。
文风也是党的革命精神和斗志的体现，对于党的事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风是马克思主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条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文风提出的具体要求。毛泽东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落实到文章写作上，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群众文化相结合，使文风体现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广大党员和群众能够看得懂，易于接受，达到广泛传播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目的。毛泽东的文风切实做到了这一点，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学风和革命文风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用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论述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他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文风是增强共产党员党性的重要保证。文风体现了为谁服务的革命立场和革命精神，党八股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它“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只有“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毛泽东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群众路线，破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真正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说话写文章，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坚定党性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二、毛泽东文风思想的核心
文风在本质上是学风和党风的体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原则，毛泽东把这一原则应用于写作和演说的实践中，形成了他以唯真求实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文风观。唯真求实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特征，体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优良的传统和作风。离开了唯真求实的核心，就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文风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就会坠入党八股的泥潭中。
唯真求实的文风观要求用事实说话，说真话，反对说假话，说空话。新闻报道是革命年代我们党与反动派斗争的重要方式，在党的对外舆论上，毛泽东始终坚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用事实来反驳和攻击反动派。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 ‘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坚持唯真求实，拿事实说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态度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不断提高舆论影响力和战斗力，获取民主党派支持和赢得民心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也一直告诫新闻工作者要讲真话，讲实话，要反映出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充分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1959年，毛泽东看到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材料后，批示胡乔木和吴冷西：“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毛泽东也反对讲空话，对“空头文章”也深恶痛绝，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他就说过，“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空话和假话一样，都是脱离实际、哗众取宠的表现，都应当坚决反对和纠正。
唯真求实的文风要求作者具有辩证思维能力，实事求是，头脑清醒，不搞随风倒。“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写文章和新闻报道肩负着社会道义，应该坚持真理和价值的精神，不盲从，不跟风，深入到社会实践的第一线进行深入、广泛、细致的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还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辩证思维的能力，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也多次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 “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他告诫新闻工作者，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清醒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思想也奠定了党的新闻工作的理论基础。
三、毛泽东文风的主要特色
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博览群书，学贯古今，联系群众，语言丰富，开创了唯真求实的马克思主义文风。他的文风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旗帜鲜明的战斗精神。旗帜鲜明的战斗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文风的本质属性。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他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具有旗帜鲜明的战斗精神，文风“尖锐，泼辣，鲜明”，对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意图表达得淋漓尽致，对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拥护什么，批判什么，热爱什么，憎恨什么，讲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体现出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党性原则，把手中的“笔杆子”变成了“枪杆子”，使新闻通讯社、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成为真正“反映和指导政治经济工作的一种武器”。毛泽东文风的战斗精神还体现在他遣词造句简约凝练，他文章没有任何多余，文约事丰，掷地有声，如《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新闻报道，只用了223个字，语言准确精练，铿锵有力，书面语和口头语相穿插，相得益彰，展现了恢弘的气度和磅礴的气势。再次，旗帜鲜明的战斗精神还体现在严谨科学的写作态度上，他要求写文章和新闻报道必须严肃认真，对于报纸上出现文字差错，他建议：“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方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些都使毛泽东的文风中具有超出一般的战斗精神，正如他所说，我用“文房四宝”要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
第二，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马克思主义文风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与无产阶级密切联系的革命化、大众化的新文风，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是马克思主义文风的鲜明特色。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要想让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必须要有生动活泼的语言，才能让人民群众都能看得懂，听得清，使更多的群众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因此，毛泽东指出，写作和宣传前一定要搞清对象，“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他强调文章语言一定要和群众接近，要走进群众的心里去，成为他们的心声。他批评党八股文风“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而毛泽东的语言风格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新鲜活泼，常常在谈笑风生、嬉笑怒骂、幽默讽刺间，批判了错误思想和反动派，揭示出了事物本质，反映出复杂深奥的革命道理，比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把“马克思主义方法”比喻为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用“弹钢琴”比喻统筹工作，用“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的常识来比喻要跟随形势改变现状，诸如这些生活泼的语言，让人读后印象深刻，回味无穷，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第三，古为今用的中国气派。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风的民族性。他博览群书，国学根基深厚，旁征博引，如《诗经》、《左传》、《论语》、《孟子》、《老子》、《孙子兵法》、《吕氏春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大量的古典文献的语言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使他的文章丰富多彩，引人人胜。他不但引述了大量古典文献，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改造和运用，既形象传神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又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最著名的就是他对“实事求是”的改造，使这一古老词汇焕发出新的生机，形成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了中国化和大众化，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尤其毛泽东的革命诗词，颇具“建安风骨”和唐宋遗风，格调高雅，气势磅礴，意象丰富，以革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笔法，表达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团结教育了革命群众，给反动派以当头一棒，达到了政治思想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四、毛泽东文风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的文风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这与他的革命实践和刻苦学习是分不开的，他的文风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深入学习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写出马克思主义的辉煌著作，主要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掌握。首先，他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自从接触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就奉为真理，认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良药”，并且一生都在刻苦学习和钻研。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史类以及文学类的著作，他更是反复研读，如《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都读了10遍以上，极为刻苦用功。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要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留下了很多读书笔记。其次，除了向书本学习以外，他还注重向实践学习，从革命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全面体会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他认为： “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再次，在学习方法和态度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正因为他真正学通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使他在行文写作时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准确传神地表达出来，使他的文章言之有物，耐人寻味。
第二，下苦功学习语言。毛泽东语言文字上的成就与他的苦心钻研、千锤百炼是密不可分的。毛泽东指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他下苦功学习语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行文写作上。他在16岁读到了《新民丛报》，如获至宝，不少文章都可以背出来，尤其对梁启超的“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新文体”十分欣赏，并刻意学习模仿，使他的文风具有生动活泼，感情充沛，煽动性极强的特点。进入一师以后，毛泽东在国学老师袁仲谦的影响下，转而开始钻研韩愈的文章。他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部意义，理解领会，达到融会贯通，韩愈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毛泽东吸收了梁启超和韩愈的文风优点，融汇文言文和白话文，形成了既生动活泼，麻辣尖锐，又气势磅礴，情感炽烈，义理跌宕的行文特色。其次，毛泽东酷爱读书。他博览群书，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到马列主义著作，从古代作品到近人新作，这也为他提供了丰富博大的语言咨源。再次，学习群众语言。毛泽东出身农民，对群众语言十分熟悉，在参加革命以后，他又向人民群众求教，并把群众语言运用到文章写作和讲演中。如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党八股文风像“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批评顽固派的宪政花招是“挂羊头卖狗肉”，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错误的调查结果像“狗肉账”，形容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在《实践论》中用“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形容认识的过程等等，描写得人木三分，形象逼真，发挥出了群众语言的战斗和宣传教育作用，使自己的文风既生动活泼，又辛辣尖锐，体现出了独特的语言魅力。
第三，深入调查研究。写文章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反映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果不深人到社会实践中，既不会发现问题，也不会揭示问题的本质，更不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写出的文章也必然脱离实际，空洞无物。毛泽东始终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唯真求实文风的形成与他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有着直接关系。调查研究是反映客观实际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中间环节，也是文章思想和内涵的决定性因素。他批评党八股“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批评“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是对革命最为有害的。他倡导全体党员迈开两脚，到自己工作范围的地方走走看看，学孔夫子的“每事问”，并身体力行，深入调研，他的很多光辉著作都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就的，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用了32天时间，深入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正是因为深入调查，使他既切实了解革命现状，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和未来，鼓舞了革命斗志，也深入系统地学习了群众语言，铸就了他唯真求实的文风，形成了具有旗帜鲜明的战斗精神和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的文风特色。刘少奇高度赞扬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文章提得非常尖锐：调查研究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必须坚持的。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风集思想性、革命性、艺术性于一身，不拘一格，独树一帜，开创了具有中国气派的唯真求实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引领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潮流，倡导了马克思主义学风和党的优良作风，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文风的杰出代表，是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写作的典范。正如郭沫若所说的，读他的文章“好似夏天吃了冰淇淋，又好似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今天，我们党正着力改进文风，深入学习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对克服我们文风上存在的庸懒散奢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风气，弘扬党的优良文风学风党风，增强党性原则有着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单孝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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