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羊子山战国铜镜初探.docx

成都羊子山战国铜镜初探 张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摘要：目前刊布的5 面出土或采集于成都羊子山的战国铜镜，其中羽鳞纹镜、羽状地纹镜、八叶四山纹镜和云纹地凤鸟纹镜具有浓厚的楚式镜特征，仅一面弦纹镜。战国时期楚蜀关系密切，楚文化对蜀地影响颇深，铜镜风格亦受之影响，加之本地具备铸造铜镜的条件，羊子山战国墓出土和采集的这些楚式镜属于仿楚镜风格而铸于本地。关键词：羊子山；战国镜；楚式镜；蜀楚交流成都羊子山是位于成都北郊驷马桥附近的大土堆，1953年因取土烧砖发现墓葬，经当时西南博物院工作小组的发掘后，清理出多座战国至唐宋墓葬。其中编号为172 号的战国墓出土铜镜1面。1另据四川省出土铜镜，羊子山工地还采集到3面战国铜镜及出土1面弦纹镜。2本文拟就以羊子山出土和采集的铜镜为主体，探讨这些铜镜的类型、纹饰及它们反映的相关历史信息。一 羊子山战国铜镜类型、纹饰战国铜镜的分类因各家采用的划分标准不同，分类结果也不尽相同。20 世纪30 年代，梅原末治在漢以前古鏡研究中把春秋战国时期铜镜细分为12 种，3梁上椿在1940 年出版的岩窟藏镜中按照主纹和地纹的关系分为10 类。4到了1980 年代，各地出土铜镜不断涌现，尤其以湖南出土最多，周世荣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根据铜镜装饰特点，将东周时期的铜镜分为11类，5孔祥星、刘一曼在中国古代铜镜又将春秋战国铜镜按主题纹饰图案分为13类。6以上著作各种类别下又分为更精细的名目。其他研究铜镜的著作还有不同分类，基本不出以上范围。早在商周时期，铜镜的纹饰就已非常丰富，除了素面镜，还出现几何纹、动物纹等内容丰富的图案。7到了战国时期，铜镜的纹饰类型进一步增多，发展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山字纹、羽状纹、蟠螭纹、草叶纹等纹样。羊子山出土和收集的铜镜图案，具有典型的战国铜镜特色。（一）羽鳞纹镜羊子山172 号墓出土，位于人头骨后部，椁的东部，这和同时代楚墓出土的铜镜放置部位相似。8此镜直径8.8厘米，圆钮座，四弦钮，钮外有弦纹三周，弦纹外有精美的环纹、羽毛纹、云雷纹、蜗纹、三角形雷纹构成的图案，蜗纹中心突起成乳钉，图案不对称（图一）。报告中未给此镜定名， 中国古代铜镜认为该镜的主纹为羽纹、鳞纹，并命名为羽鳞纹镜，“此类铜镜出土甚少，只见于湖南、四川战国墓中。其出现的时间可能属战国中期”。9而有的学者根据此镜的纹饰特征把此镜归入羽状纹镜。10由于这种类型的铜镜纹饰复杂，仅命名为羽状纹似乎不能突出其特点，而定名为羽鳞纹似较为合适。（二）羽状地纹镜四川省出土铜镜收录，直径12.7 厘米，定名为羽状云纹镜，无说明。从拓片上看，该镜为圆钮座，因有损毁，钮的形状不清晰，钮座外有一圈细环纹。环纹外是细密的羽翅纹及涡纹组成的长方形花纹单位，布满整个镜背。镜缘有一圈较细的弦纹。宽素卷边（图二1）。中国铜镜图典收录了一枚形状、形制相似的铜镜（图二2），定名为羽状地纹镜，并作了简要介绍，“所谓羽状地纹，有的学者称之为变形羽状兽纹、兽纹、变形兽纹、羽翅纹等，这是把演变成羽状或涡粒状的蟠螭纹躯体的一部份分割为一个长方形的花纹单位，这个花纹单位有规律地连续排列，布满镜背，也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纹饰是截取青铜器纹饰飞龙腾蛇体躯上的小羽翅而构成来自Www.L的密集图像，是用同一花纹单位的印模连续压印拼接而成的。”11但并没有著录出土地点。（三）八叶四山纹镜四川省出土铜镜收录，直径11.4 厘米，定名为羽状云纹地四山镜。此镜为圆形，因铜镜中部残损，钮看不清，方钮座。纹饰由地纹与主纹组合而成。主纹为向左倾斜的“山”字（或称为“T”字纹），底边与方钮座边平行。地纹为羽状纹，在地纹之上，于钮座四角伸出四组连贯式的花瓣，每组二瓣，它们将镜背分为四区，每区置一主纹“山”字（图三1）。有的学者按地纹上叶片的数量加主纹命名，把此镜命名为八叶四山纹镜；12有的学者把战国山字纹镜分为四式，以此种镜为2 式的代表，并认为这种镜地纹为细密的羽状纹，主纹为四山纹，钮座四角或座的每边中点各伸出一片桃形叶子，每叶再伸展，靠近边缘处再各连接桃形叶子，这样就将镜面分成四等分，山字均匀分布在每一等分内。13山字纹镜是战国时期楚镜最流行的样式，主要特征是在羽状地纹上由36 个类似山字的图纹构成的主题纹饰；山字之间通常配以花瓣纹、叶纹、绳纹。根据山字的数目，可分为三山镜、四山镜、五山镜、六山镜四种。四山镜则是战国中期流行的样式，长沙楚墓中出土了众多四山镜，九尾冲M5 出土的一枚八叶四山镜与羊子山采集的这枚铜镜形制相似，直径13.9厘米（图三2）。14因山字镜与叶纹搭配，具有平衡的视觉效果，叶片数量有四叶、八叶、十二叶等，而山字镜的地纹以羽状云纹为主，命名时采取山字数加叶片数能更好地体现出山字镜的特征，因此这枚镜定名为八叶四山纹镜较为合适。学者们对山字镜关注颇多，主要集中在两方面：这类铜镜起始年代以及山字纹代表的意义。关于山字纹铜镜起始年代，目前有几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山字纹铜镜始见于春秋晚期；15第二种观点认为山字纹铜镜始见于战国初期；16第三种观点认为四山纹铜镜始见于战国前期的后半段。17无论山字镜起源于何时，至少四山镜在战国中期已流行于楚地，后再向周边地区传播，这种文化传播必然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因此羊子山工地采集的这枚八叶四山纹镜埋葬的年代最早不超过战国中期。（四）云纹地凤鸟纹镜四川省出土铜镜和中国铜镜图典均收录，直径11 厘米。前者定名为云纹地龙鸟镜，无说明。后者定名为凤鸟镜，并加以说明：圆形，四弦钮，方钮座，外围凹面形方格。纹饰由地纹与主纹组合而成，地纹为菱形格内的圆涡纹与碎点纹。在地纹之上，在方格四角各有一形态相同的凤纹，凤勾喙，头上有冠，面向身躯一侧，凤身向左旋，伸向头部上方，尾较细，有弯曲的岐枝。凤爪短小，呈八字形，与钮座各边中部相对的边缘处各有一折叠式菱形纹。其上站立四鸟，立鸟振翅垂尾，凤与鸟的配置使画面十分和谐，素卷边（图四1）。18与此镜形制相同的镜还见于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定名为凤鸟纹镜（图四2），19没有著录出土地点，但根据书中概论里提到的线索，此镜是楚地出土的铜镜，“从出土资料来看，凤鸟纹镜大都在楚镜内出土，楚以外的地区所见较少，可以说，凤鸟纹的流行，反映了楚国的风俗”。20羊子山采集的凤鸟纹镜和上博藏的凤鸟纹镜虽然形制较相似，但在细节上仍存在差别，前者的四凤较为纤细，四鸟所立的菱形纹较大，画面布局比较均匀；后者的四凤较饱满圆润，四鸟和所立之菱形纹较小，布局上更突出四凤灵动的特征。我们推测，羊子山这枚铜镜可能是蜀地仿造的楚镜样式。有学者认为此镜主纹为四龙四鸟，把其归为龙鸟纹镜。21战国时期，楚国凤鸟纹在商周凤鸟纹基础上演变出具有独特地域特征的纹样，应用很广，除了青铜器上常见，在玉器、漆器、丝织品等材质上，也不乏凤鸟纹。羊子山采集的铜镜，其主纹具有楚国凤鸟常见的喙、冠、修长的颈等典型特征，因此定名为云纹地凤鸟纹镜较为合适。（五）弦纹镜四川省出土铜镜和中国铜镜图典均收录，并均载出土于羊子山，但没有标明此镜出土于羊子山具体哪座墓或遗址。该镜直径13 厘米（图五）。四川省出土铜镜称弦纹镜，无说明； 中国铜镜图典列于素镜之下，称为弦纹素镜，并说明此镜“三弦钮，中弦略高，钮外有二周细弦纹，镜身平直”。22弦纹镜在春秋晚期已存在，早期的弦纹镜，弦较少，只有一周，战国中、晚期出现有三至五周的弦纹。弦纹镜一直发展到战国晚期直至西汉初，数量较少。晚期的弦纹镜形体比早期的要大，直径一般都在10 厘米以上，羊子山出土的弦来自WW纹镜直径13厘米，有二周弦纹，因此不太可能是战国早期镜，很可能在战国中期甚至战国中期以后，埋葬此镜的墓葬最早也不超过战国中期。王仲殊将羊子山出土的此镜划归到素镜的第III 式，认为此类镜除在接近边缘处有一周凸起的细弦纹外，在钮的周围也有一周凸起的细弦纹。钮作弓形，较宽，饰弦纹三道。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宝鸡斗鸡台、西安半坡、西安大白杨、耀县近郊、巴县冬笋坝、常德德山出土的素镜。23素镜是秦镜流行的样式，其中弦纹镜数量占多数，有二周弦纹的素镜是较为典型的秦镜。素镜包含弦纹镜，因此定名为弦纹镜即可。二 战国时期楚、蜀文化交流对铜镜的影响蜀、楚之间的交往在传说时期就已发生，水经注引来敏本蜀论中保存了流传于蜀地的传说：“荆人鄨（鳖） 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立为相遂以国禅，号曰开明。”24这段记载虽是经过加工的传说，25但仍有一些线索值得注意，即蜀、楚至少在春秋之前就已经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零星的、偶然的，往来的路线是水路。到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期以后，两地的联系更加紧密， 史记关于楚与蜀在汉中的争夺，“蜀伐楚，取兹方”的事实，为文献中对蜀楚两地因地域争夺而留下的记载。考古发现不仅印证了文献的记载，更具体地表现出两种文化之间深厚的联系，“蜀文化受楚文化影响，楚文化中亦有蜀文化影响”。26今人对蜀地出土的青铜器、漆器、陶器等器物研究发现，楚式青铜器对蜀文化影响很大。27楚镜对蜀地铜镜的影响，也是如此。从上文对羊子山出土和采集的铜镜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均属于战国中、晚期，其入葬的墓葬，不早于战国中期。虽然有学者将羊子山172号墓定为秦代，28但仅就铜镜来看，似乎还应属战国。根据考古报告，墓的四周和墓底有一层0.5 米的白色膏泥，“这座墓出土的大部分器物都证明了它是战国时期的墓葬值得注意的是墓里的许多器物，如玉具剑、大鼎蹄足上的饕餮纹、分成两部甗、铜罍的形制和花纹的制法、铜矛与漆盒的图案、金银错的图案等都与楚器极为相似。再从出土随葬品的型制纹饰来看，也不少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29羊子山172号墓葬式及随葬品有楚文化的影响，但又有蜀地独特的地域特征，如铜器上的巴蜀文字，而秦文化的影响则几乎不见。从羊子山采集和出土的铜镜来看，羽鳞纹镜目前仅见于湖南和四川，羽状地纹镜和八叶四山纹镜是楚镜流行的款式，凤鸟纹镜具有楚地风格，仅弦纹镜带秦镜风格，这些铜镜中楚式风格的铜镜数量占优势。这些战国中后期流行的铜镜发现于蜀地，但又带着浓郁的楚地风格，它们的来源如何，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刘一曼已经注意到蜀地铜镜的来源问题，“应当指出的是四川的巴蜀地区，虽与秦、楚都相距不甚远，但所出的铜镜与陕西秦镜差别较大，而与两湖出的楚镜相似。这些铜镜可能铸于楚地，通过战争掠夺或商业往来流入巴蜀，也可能是当地仿照楚镜而铸造的”。30如若说这些铜镜是战争掠夺，似乎有一点不好解释，即战争中首先掠夺的铜器必然是武器，作为生活日用品的铜镜，在战场上似乎并不常见，而且从战国时期蜀楚战争来看，蜀军占领楚地的机会实在很少。如果说它们是随着蜀楚两地的商业往来而流入蜀地，应该是楚地流行的款式，羊子山172 号墓羽鳞纹镜目前出土很少，应当不是蜀地大宗铜镜贸易的品种，当然也不排除墓主人对羽鳞纹镜的偏好或是他人所赠的情况。有学者推测：“战国时期，四川地区应该已经产生的（了） 铸造铜镜的技术，这一时期的铜镜之所以带有秦、楚铜镜的风格，有可能是秦、楚铸镜工艺技术的传输。”31有的著作认为蜀地不具备生产铜镜的条件，“但这时四川一带，还不制造，他们通过交换和其它方法从外地得到一些铜镜，并且把这些铜镜作为自己死后的殉葬品，所以四川的战国墓葬里常常发现铜镜。”32目前并无有力的证据证明此观点。相反，蜀地在地质时期就已形成了丰富的矿产资源，33相当于夏商时期广汉三星堆遗址、34西周时期十二桥文化的新繁水观音遗址、35彭州竹瓦街36均出土了大量具有较高制作水平的青铜器，说明当时蜀地已掌握较为先进青铜铸造工艺。因此，到战国时期，蜀地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制造青铜镜，随着楚文化在蜀地的传播，其精美的铜镜在当地受到欢迎。我们在这里更倾向于羊子山的这些铜镜是蜀地仿造的楚式风格铜镜。战国蜀地铜镜虽受楚文化影响而带有浓烈楚地风貌，但并不能由此低估其铸造能力。三 小结综上所述，羊子山墓地采集和172 号墓出土的铜镜很有可能是战国中、晚期蜀地仿造的楚式铜镜。战国时期楚文化对蜀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楚式铜镜在蜀地的传播是两种文化交流的表现形式之一。楚文化和蜀文化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蜀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地域特征的文化传统，不仅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还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因素，从而造就了蜀文化丰富的内涵。注释：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 号墓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1956 年第4 期。2 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编：四川省出土铜镜，第29页，文物出版社，1960 年。另据透露，尚有2 枚未发表的羊子山战国铜镜现藏四川博物院，分别是出土于羊子山M126的蟠螭纹镜和M162 的连弧纹镜。见高大伦、岳亚莉： 四川出土铜镜概述，四川文物2013年第4 期。3梅原末治：漢以前古鏡研究，漢以前古鏡集成図139，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報告，1935年。4 梁上椿著，田中琢、岡村秀典訳：巌窟蔵鏡，第1集，第6頁，大業印刷局，1940 年。5 周世荣编： 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第1920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 年。6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24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7 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 考古学报1997 年第2期。8 王锋钧：铜镜出土状态研究， 中原文物2013年第6 期。9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44 页。10 杜廼松：战国铜镜初探，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 年第1 期。11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第14 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12 邓秋玲：论山字纹铜镜的年代与分期， 考古2003年第11期。13同10。14高至喜：论楚镜， 文物1991年第5 期。15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32页。16同14。17 雷从云：楚式镜的类型与分期， 江汉考古1982 年第2 期。18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第88页。19陈佩芬编：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图版拓片10，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 年。20陈佩芬编：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第3 页。21同10。22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第10页。23 王仲殊： 论战国及其前后的素镜， 考古1963年第9 期。24 （北魏）郦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卷三三江水，第483页，中华书局，2009年。25 罗开玉：“鳖灵决玉山”纵横论兼析蜀王本纪的写作背景，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26 徐中舒、唐嘉弘：古代楚蜀的关系， 文物1981 年第6 期。27 黄尚明：论楚文化对晚期蜀文化的影响， 江汉考古2006 年第2 期。28 宋治民：略论四川战国秦墓葬的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编： 中国考古学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第271 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29同1。30 刘一曼：试论战国铜镜的分区， 考古1985年第11 期。31 高大伦、岳亚莉：四川出土铜镜概述， 四川文物2013 年第4 期。32 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编：四川省出土铜镜，第1页。33 王登红等：西南三江地区新生代大陆动力学过程与大规模成矿，地质出版社，2006 年。34 a.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 年第2 期；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 年。35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繁县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 考古1959 年第8 期。36 王家祐：记四川竹瓦街出土的铜器， 文物1961 年第11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