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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黔桂边区侗戏建构“红色文化”的策略

李玉玲 陆小纯 滕腾 吴慧萍
【摘 要】运用政治学的理论方法，系统考究侗戏参与建构湘桂黔三省交界多民族区域“红色文化”的资源构成和策略选择，以及当下侗戏完善“红色文化”体系的必要性和政治功能。
【关键词】湘黔桂；侗戏；红色文化；政治功能
一、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对于侗戏介绍性的文章，较早者是陈维刚《关于侗戏》。后来，随着田野调查的增多，地方戏的介绍更见完善，如余未人《造访侗戏老艺人》等。
在学术研究层面上，学者一是喜欢从艺术角度研究侗戏，主要去探索侗戏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如贺永琪《侗戏喜剧艺术初探——兼论歌颂性喜剧的艺术特色》、《漫论侗戏的艺术特性》，陈丽琴《侗族风俗审美研究》系列等），黄守斌《侗戏丑角研究》等。
二是开展民族文化研究，如欧俊娇《侗戏风俗研究》等，且藉此又关注到侗戏在现代化进程下的传承发展问题，如普虹《侗戏应走自己的发展之路》，王剑、吴娟《电视时代侗戏生存应变的调查与研究》。
总的来看，一是以上研究尚未能直奔文化研究的核心——政治文化，有损于对侗戏的科学认知。二是以上研究尚缺少基于侗族通史和断代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是，面临近现代急剧变动的中国社会，侗族蜷缩的湘黔桂三省交界处，也不再是理想的世外桃源，匪患、军阀、日寇、民国败政等多重的政治风险，一波又一波地侵袭至此。因此，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为应对现实，凝聚力量，缓解生存压力，侗戏与时俱进，激励出新的生命力，适时地彰显和完善了它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二、侗戏与“红色文化”
（一）“红色文化”的含义
“红色文化”即“革命文化”，并不仅仅指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的优秀文化以及人民对其所建立的政治体系的认知、情感和态度，而是一切富含反抗压迫、勇于抗争精神的政治文化。侗戏的“红色文化”指侗戏从生成到发展的过程中构建的具有“革命性”的，发挥重要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政治文化体系。
（二）侗戏起源与传播
侗戏是侗族自主创造、开展族内文化消费的地方戏种，最早起源于贵州省黎平县毛贡乡腊洞村，创始人是一名民间艺人吴文彩。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地方戏种例如湖南的湘戏、花鼓戏，贵州的阳戏、花燈戏，广西的桂戏等逐渐传入侗族居住地区，相互交融，被当地的侗族人民所接受。而吴文彩发觉由于语言不通的问题，侗寨的大多数人听不懂传入的汉戏内容，于是他立志创作出属于侗族人民自己的戏种，在借鉴汉族传书《朱砂记》和《二度梅》的基础上，结合侗族山歌《你还不过来我过来》的曲调，吴文彩最终把《凤娇李旦》和《梅良玉》两部戏翻译成侗语，变成了最早的两部侗戏。
18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侗族族群的迁徙流动，侗戏已经传入湘黔桂三省交界区域。侗戏南下的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是从腊洞村传到今从江县往侗乡和黎平县水口镇和龙额镇之后往侗乡（原黎平九洞）的侗戏再传到榕江县三宝侗。“榕江县‘三宝侗一带的侗戏则是从黎平的‘九洞（今从江县往洞乡）一带传入的，时间约在光绪至民国年间”；二是腊洞村的侗戏传入水口镇再传到三江高岩村。“光绪元年（1875年）侗戏由贵州黎平县水口区传入广西三江县高岩村后，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三江县内广泛流传。”
此后，在湘黔桂边区这个三省交界多民族聚居的独特政治空间，近现代中国此起彼伏的政治风云，逐步将侗戏凝固成侗族族群政治文化体系中的主要内核。
（三）传统侗戏“革命文化”的资源构成
传统侗戏的“革命文化”主要体现在剧本内容上，传统侗戏多依据本民族传说、故事改编成剧本，主要有婚姻爱情题材，颂扬英雄题材与崇尚和善的题材。例如《丁郎龙女》、《珠郎娘美》、《门龙绍女》、《秀银吉妹》等剧本表现了反包办婚姻、嫌贫爱富、姑舅表婚等旧的婚姻陋习；另外，颂扬英雄的题材大多歌颂本民族古代英雄，如明初的农民起义领袖吴勉，太平天国时期的姜映芳和六洞起义事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吴勉》。吴勉是侗族人民的英雄，他的故事始终激励着侗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抗敌。也有剧本歌颂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反抗压迫，揭露和讽刺统治阶级贪婪无厌，愚昧无知以及鞭策懒汉等，如《雷大》、《守义田》、《甫宽》、《陆本松》等。可以看出，在对于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方面，侗戏充分体现出了侗族人民的“革命”精神，为侗戏构建“红色文化”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
（四）近现代侗戏的“红色”解读
近代以来，湘桂黔三省交界处因属边区，反动统治力量薄弱，有利于开展人民武装斗争活动。红七军曾在1930年5月和12月两次过境三江，虽时间短暂，但与侗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十二月）十八日，红七军离开八江，经高迈、程阳，到林溪，十九日离开林溪，向湖南通道进发”。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先后进入湘黔桂地区进行宣传、组织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当地多个县镇在柳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建党并开展武装斗争。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湘黔桂边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革命文化，但由于红军停留时间短暂等种种原因，侗戏未能及时调整自己，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纳入自身。
现代以来，国家大力推行民族政策，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条件下，侗戏又得以蓬勃发展，侗戏剧本和表现手法也进行了改革。现代侗戏题材较广泛，以婚姻、生活、政治为题材的剧本较多。一大批宣传国家政策的侗戏剧本被创作出来，如1996年后覃光临所编写的《毒祸》（宣传禁毒）、《美丽侗乡乐融融》（宣传民族团结）、《农保好处多》（宣传农保政策）等剧本；在表现形式上，现代侗戏相较于传统侗戏而言，场次减少，矛盾突出，唱白结合，即保留了传统侗戏的说唱特点，又运用了新的技法。另外，侗戏在表演、音乐、灯光、服装、道具等方面增添了丰富的侗族民族色彩，在表演形式上也借鉴了小品的形式。
三、侗戏建构“红色文化”的具体策略
无论是传统侗戏还是近现代侗戏，在构建“红色文化”的过程中都运用到了多种策略，而且不同的策略是对族群成员不同方面能力的构建和强化，多种策略共同熔铸了侗戏进行文化再生产的路径内核。
（一）神话故事的策略——信仰基础
神话传奇策略是传统侗戏常见的一种策略，即通过虚构神话来鼓励大家追求光明，反抗黑暗。这种策略在当时构建和稳固族群的信仰体系，为整个侗族的族群性格打下了勇于抗争的“革命”基调。
《救太阳》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远古时，太阳永远挂在天上，有吃人的恶鬼“商朱”害怕太阳，于是打断挂太阳的“金钩”使天地陷入黑暗，他则乘机吃人。这时，有兄妹二人 “广”和“扪”召集村民去救太阳，不幸的是，“扪”被恶鬼吃掉了，“广”和大伙最终找到了太阳，打死了“商朱”。
（二）浪漫主义的策略——情感基础
传统侗戏中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剧本中大量运用到了浪漫主义的策略，抒发主角对理想爱情的追求，体现出侗族人民对旧婚姻的反抗精神。这种策略通过运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夸张的想象满足了当地侗族人民的情感需求，提供了情感表达的新方式。
其中《珠郎娘美》流传最广，它反映了侗族妇女坚贞不屈，忠于爱情的崇高品德和勇敢机智，敢于斗争的光辉形象。相传康熙年间，有位叫娘美的姑娘与青年珠郎相爱，为摆脱“姑舅表婚”的恶俗，两人私奔到从江贯洞，落在财主吴银宜家里当帮工。吴银宜却企图夺取娘美，于是勾结款首蛮松在款会上杀害了珠郎。娘美得知后机智巧杀财主为珠郎报了仇，而后背着珠郎的骸骨回到家乡。
（三）现实主义的策略——精神基础
侗戏的现实主义的策略主要是演绎本民族机智人物的故事，讽刺财主、官吏等欺压百姓的行为。这种策略对故事细节刻画细致，根据现实塑造人物形象，从现实出发能够更加深刻地构建和强化整个族群对反面事物的反抗精神，为构建“红色文化”创造了精神层面的条件。比如《卜宽》充分体现出智斗财主的反抗精神，卜宽在给财主当长工时，财主叫他放塘水捉鱼，每次财主总是把鱼头给卜宽吃。一次卜宽把鱼身都砍下来分给穷人，把鱼头带给财主，财主怒，卜宽说：“财主老爷，在你家当了几年长工，吃的尽是鱼头，我以为鱼身不可吃，所以我才把鱼身都送给了那些穷人。”财主哑口无言。
（四）历史传奇的策略——知识基础
历史传奇的策略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对英雄形象塑造上，通过将本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事迹改编为侗戏剧本而使英雄情结深入人心。这种策略十分考验剧作者的知识储备和知识再生产能力，同时也在无形中将大量再生产的本族群的知识传送到四村八寨的族人之中，也达到了增强本族群文化自信的效果。前面所提到过的《吴勉》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策略增强着族人们的政治能量，激励着侗族人民共同抗敌以应对各种区域危机。历史传奇的策略对于构建侗戏的“红色文化”体系作用显著。
（五）政治性策略——实践基础
政治性策略多见于建国后的现代侗戏之中，在国家力量的直接介入下，侗戏已逐步“体制化”，成为新政府建构政权合法性最有效的的本土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性策略在侗戏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而且侧重于增进本区域的少数民族对国家各种政策的认同感和实践能力。比如《报名入社》、《送子参军》、《农业学大寨》等对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的现实反映和政治宣传；《计划生育》、《自由结婚》、《法网难逃》等对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政治宣传与实践。
四、当下侗戏完善“红色文化”体系的必要性与其政治功能
可以看出，侗戏在诞生到发展的过程中对自身的剧本、演出方式的调整都是带有“革命”性质的，但其对于后期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出的革命文化的适应性调整较少，在剧本的创作，演出方式的调整等方面并没有充分地与这一革命文化相结合，在新中国成立后侗戏的改革更多是翻新传统侗戏剧本和宣传国家政策，并没有将近代时期所缺失的革命文化重新梳理和融入自身，导致没有很好地完善侗戏的近现代政治文化体系——“红色文化”，从长远来看非常不利于发挥这一政治文化的政治功能和侗戏自身的更新。在现代化条件下，侗戏建构起完整的“红色文化”体系十分必要。
（一）丰富侗戏时代内涵，缓解侗戏传承危机
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曾在侗族地区广泛流传的侗戏也面临一些传承的困境。主要表现在逢年过节各村寨都演侗戏的景象不如从前，村寨里的年轻人对侗戏的兴趣不高，现代侗戏多依靠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转型为旅游资源的一部分，侗戏的传承出现断层，其政治功能也不如从前。侗戏的传承和保護需要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但从侗戏自身来看，侗戏所需要的是新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文化，其与侗戏的结合必然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侗戏在剧本创作、戏师培养等方面吸收和借鉴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优秀文化精神，从而在自身所拥有的“革命”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红色文化”体系，更有利于丰富侗戏的内涵，增强侗戏的时代性和创新性，使之更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更加焕发新的生命力，从侗戏自身发展的角度缓解侗戏传承的危机。
（二）维护区域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发展
广西、贵州、湖南交界的地区位置特殊，它远离三省地方政权的中心，历来就是地方治理的难点，事件多发，而近现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许多风险也侵入这个三省交界地带，使其形势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侗戏以其独特的政治功能将本族群的政治力量凝聚起来，抵御风险，在此过程中发扬了本民族的革命传统，强化了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历史精神。但这一时期的侗戏缺失了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没有科学合理地承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近代历经诸多磨难所创造出的革命文化，导致侗戏在维护区域社会稳定方面的政治功能有所下滑。现如今，侗戏要想重新焕发生机，将缺失的这一部分重新补充起来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将侗戏的近现代政治文化体系——“红色文化”建构起来，才能够将侗族族群、民族文化和本地区一起带入到新社会，换言之，才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出侗戏维护本地区社会稳定以及促进民族团结发展的作用。
（三）增强人民政治认同，推动当代政治文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而逐渐发展，包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形态的集中体现。它体现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价值认同，也是延续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载体。而在湘黔桂交界地带这样一个独特的政治空间，将侗戏本身所具有的“革命”策略与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革命文化中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革命精神等内容所结合，积极促进侗戏建构自己的红色文化”体系，有利于增强当地侗族人民对当前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红色文化”体系内含着侗族族群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也塑造着侗族本民族的理想信念，这一政治文化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能够促使湘黔桂边区的多个民族在理想信念上与当下的政治体系所倡导的理想信念达成一致，因而有利于推动当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五、结语
侗戏发展至今已有接近两百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侗戏为缓解生存压力，不断凝聚族群的力量，通过一系列“革命”策略，与时俱进，创造出新的生命力，一步步发挥出自己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最终成为侗族政治文化体系的内核。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侗戏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有所下降，建构以“红色文化”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体系对侗戏来说是焕发新生的必然选择，也有利于维护本区域的社会稳定，推动当代政治文化的发展。所以侗戏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艺术方面，更凸显于它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在研究侗戏的传承与保护时，重点要从政治方面入手，从根本上发现侗戏所面临的困境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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