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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腐败理论及其启示分析

摘 要：腐败问题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难以肃清的社会痼疾，尤其是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腐败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现代化和腐败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其理论观点涉及腐败滋生的原因，腐败的程度、形式和规模以及腐败“润滑剂”理论等。本文对该书中亨廷顿的腐败理论进行有层次的梳理，在具体阐述的基础上论述其理论对我国反腐败建设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亨廷顿腐败理论;现代化;反腐败建设
：D9     ：A      doi：10.19311/ki.1672-3198.2020.20.085
1 亨廷顿腐败“润滑剂”理论
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某些集团群体会接受并运用新旧规范的冲突为不惜牺牲公共利益而谋取个人私利创造了进行活动的机会。该社会也没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为新兴的财富和权利集团进入现有政治体系提供合法而被接受的手段。腐败就成了新兴集团进入现有政治体系的一种非正常渠道和手段。这实际上给腐败创造了机会，助长了腐败发生的频率和规模。亨廷顿认为，一个相对来说不太腐败的社会，一定量的腐败是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
亨廷顿认为，腐败是现代化的产物，而政党是现代政治中履行这一职责的主要机构。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僵化使新兴的社会势力和集团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谋求政治权利，恰恰腐败有助于新兴集团融合于现代的政治体制之中。政治组织能行使有效的权威并促使集团利益得以组织起来，某些形式的腐败有助于建立政党，有时能加强政党的力量，只要政府官吏制度的腐败迎合政党利益，它便有助而不是阻碍政治发展。同样，某一政府机构的腐败有助于另一政府机构的制度化。
在亨廷顿看来，腐败是维持政治体系稳定的一种促进因素。然而事实上，腐败并非维持政治体系稳定的促进因素，相反，腐败是破坏政治体系稳定的因素。腐败可能成为克服阻碍经济扩展的那些传统法律和政府规定的一种方法。例如，以19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铁路、水电煤气灯公益事业和工业公司对州立法机构及城市委员会的贿赂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为例，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一个相对来说不太腐败的社会可能因有少量的腐败而使自身得到改善和促进现代化。在美国，财富是一条通向政治权势的道路，而政治职位却不是一条发财致富的途径。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里，情况则同发达国家恰恰相反。
2 理性、辩证地看待亨廷顿腐败理论
由于自身的政治立场与时代局限，亨廷顿腐败理论对于腐败本质挖掘的并不够深刻，更多的是对表象的分析。他的理论中存在一些难以自圆其说、自相矛盾的地方，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现实腐败问题。在谈到腐败和政治体系稳定的关系时亨廷顿指出，腐败和改良一样具有维持政治体系的功能。在他看来，腐败是维持政治体系稳定的一种促进因素。然而事实上，任何有效的政治统治都必须以稳定的秩序作为前提保障。腐败不仅不能成为维持政治体系稳定的促进因素，恰恰相反，腐败是破坏政治统治机制有序性和原则性的因素之一，是破坏社会整体运行秩序状态的因素之一。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腐败的猖獗，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和军事政变，腐败—政变—再腐败—再政变周期性重演，政权不断更迭。从根本上来说，腐败现象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腐败现象的存在必将对现代化的顺利进行产生阻碍作用。进一步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现代化才是可能根除腐败的途径。
3 亨廷顿腐败理论对我国反腐败建设的启示
3.1 完善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亨廷顿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和19世纪美国为例进行论述，认为社会变革和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时期，亦是腐败的高发期。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和革命的独特路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整体框架在建国初期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党的组织推动，新中国就渐次完成整个国家自下到上的组织结构搭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既是政治运行机制、经济体制变革、社会变革、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腐败高发期，实际情况的确也如此。正确看待和处理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腐败之间的矛盾是我国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面临的重大课题。近年来，反腐败工作不断推进，一件件腐败大案被查处，一方面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腐败现象仍然屡查不止。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腐败现象仍然会处于高发时期，特别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性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等问题依然突出，反腐败体制机制不完善、不健全也为腐败的滋生蔓延留下了空间。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各种利益关系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没有党坚强有力的领导，统筹各方面工作、协调各方面利益，完成这样艰巨繁重的任务是根本做不到的。把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实处，使党中央制定的规划建设的各项举措落地生根，顺利实现各个目标任务，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是基础。我们党有43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8700多万名党员，这是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资源和优势。强化党的领导的核心作用，离不开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反腐倡廉没有完成時，永远在路上。当前的反腐败斗争依然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惩治腐败要标本兼治，在职表方面，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敢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要做到从主要治标转向主要治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完成治本的任务更为艰巨。这些情况都迫切需要全面从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建设不仅包括制度的制定、完善和有效运行，还包括制度的执行、遵守和监督。完善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及贯彻执行法规制度关键在领导干部，根基在真抓和严管。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党委承担好主体责任，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才有坚强的制度保障。
3.2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开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革命的独特路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在创建过程中需要解决中国的三大基本问题：一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问题。在撑起的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国情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找到了符合国情并能确保国家的统一效能及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二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中国没有发展成熟的资产阶级，中国社会各革命阶级和基层都在近现代革命过程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的民主政治，既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而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人民民主专政）。反映在政党制度上，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三是解决劳动的主导地位问题。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坚持劳动本位，着眼于劳动解放。新中国的制度建设要体现劳动主导，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三大制度就形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整体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党的组织推动，新中国就渐次完成整个国家自下到上的组织结构搭建。
中国民主政治渐进发展之路，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逐步扩大基层民主。如何发展民主政治，有一个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与步骤的问题。从欧美国家的情况看，走的是自上而下的道路。全国确立了普选的民主制度，然后再推到地方。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则不同，走自下而上的民主发展道路。先在基层积累民主发展经验，待到成熟后再由下逐层往上推进。二是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方法是将多元社会利益“内部化”，即把外在的多元利益容纳于执政党之内，在体制内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作为中国社会转型强大支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如果其自身不实现民主，那么，整个社会的民主架构就是空的。因此，当代中国要优先发展党内民主，然后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发展。三是民主的制度化与规范化。中国的民主发展每推进一步，民主的制度规定就要跟进一步。一部规定“主权在民”的宪法固然重要，但仅有规定公民民主权利的法律而没有实际措施，这些法律就是一纸空文。没有程序民主，就没有实质民主，对于现实的民主政治，对宪法和法律的条文内容的动态控制以及实现这些条文的实际程序更为重要。
目前，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已有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自上而下的推进基层民主的探索已有20多年，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在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进行政治上的民主转型是极为艰难的，这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公民的民主法制思想基础仍然较为薄弱，目前，中国尚缺对基层政权的有效控制。在毛泽东时代，防止党政干部脱离群众和保持政治上下通畅的办法是发动一系列群众性政治运动。然而，每次群众运动造成的巨大混乱之后，我们不得不靠更大的权力集中来解决问题。今天，固然群众运动停止了，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旧的特权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市场，中国基层在权威形态上未完成现代转型。一般民众只能通过非正常的渠道（如上访）来施加影响，其对基层政权的监督效果如何可想而知。基层民众政治参与不畅，就无法有效约束公共官员，从而抑制引起人民广泛关注的日益扩大的腐败。人民民主重在制度建设。权力是政治的核心现象，政治是围绕公共权力来组织的。不管任何时代，权力不受制约，必然腐败。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使命是控驭权力，防止公共权力发生异化与腐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支点和基本特征。党的权力重心向权力机关转移，将使现行宪法规定的当代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制度）真正运转起来，将使其从纸上规定变为社会生活中真正的权威。党的权力重心转入權力机关，也将使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之权落实到实处、产生权威，从而有效防止公共权力异化和预防腐败。
参考文献
[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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