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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是如何超越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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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是如何超越经验的
（原载《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2003年特辑）

翟振明

大概不会有多少人会对此觉得大惑不解：有些事情在某一个人对它们无所认识和经验的情况下发生，但是因为影响了这个人往后的生活历程，这些事对这个人而言是有意义的, 甚至可以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这篇文章中，我关注的不是此类显而易见的问题，而是想要阐明一种初看起来难以接受的见解：某些事情即使对某个人的整个生活历程不造成任何物理或心理的影响，对这个人而言同样可以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某事物对一个人有意义，不一定要在这个人的经验中造成真实的差别（real difference）。意义能够超越经验，因为现象学意义上的意识的意向性结构是意义的最终源泉，而意向性的观念性（ideality）并不依赖于相关经验的现实性（reality）。我将进一步论证，这样理解的与人的真实经验无必然联系的“有意义”的概念独独在人类事务领域中起作用，并且对理解诸如成功、所有权、道德责任等只适用于人类事务的概念必不可少。

一、假想的例子

假设迈克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他很爱他的猫，但他不幸得了癌症。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请求我在他死后照顾他的猫，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上周迈克离开了人世。若不考虑流行伦理和宗教中的关于守信与死后生活可能性的信念，除了这只猫本身的福利以及我是否喜欢这只猫的问题，我是遵守诺言照顾迈克的猫，还是他一死我就把猫炖了下酒，对已经去世了的迈克而言，有什么相干吗？
许多游客专程到卢浮宫欣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现在假设原作不小心给毁了，而公众对此一无所知。博物馆私下保存了一幅复制品，仿造得相当好，以至用肉眼判断不出它与原作的区别。如果在公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将复制品代替原作展出，对那些长途旅行至此，只为见一眼《蒙娜丽莎》的游客而言有什么关系吗？
詹妮花多年前相信（而且现在依然相信）是山姆把她从强奸犯手中救了出来，而正因此她以身相许，嫁给了山姆。昨天，他们家着火了，为了救山姆，詹妮花受了重伤，危在旦夕。但是，詹妮花很欣慰，她相信自己舍身救山姆是很值得的选择，因为山姆也曾在危急的关头救了她。但是，实际上，山姆正是那个试图强奸她的恶棍，而真正救她的人被山姆暗算了。山姆对詹妮花耍了手段，使詹妮花错误地以为他是英雄，引诱她嫁给了自己。但婚后，山姆成了一个十足的好丈夫。现在，如果詹妮花对真相一无所知，欣慰地死去，与山姆是真英雄的可能事实相比，这种欺骗给詹妮花的生活经历增添了瑕疵吗？也就是说，在两种可能性之间，詹妮花的生活有任何正面或负面的不同吗？
杰夫和娣娜是夫妻，亨利和海娣也是一对夫妻。杰夫和亨利是好朋友。娣娜非常爱杰夫，以至于一想到与其他男人做爱，她就会觉得无地自容。但杰夫和亨利于对方的妻子都有欲望。所以一天，他们商量交换性伴侣。如果知道他们的企图的话，娣娜（也许还有海娣）就会觉得荒唐透顶。于是杰夫和亨利开始练习对方的做爱方式，以便在某个晚上漆黑一片的时候能骗过娣娜和海娣。经过一个星期的练习，他们最终铤而走险并成功了。在交换伴侣后的第二天早上，娣娜甚至说，她觉得昨晚的性生活比以前的更让她兴奋，她觉得自己更爱杰夫了。如果娣娜永远不知道杰夫和亨利的计谋，她算不算被他俩亵渎了？换句话说，不考虑对社会的可能影响，仅从娣娜的角度来讲，当晚是杰夫还是亨利给娣娜带来了性快感有什么价值上不对等的差别吗？
假设一个独裁者酷爱政治权力，并乐于炫耀他的权力。他撤消了立法系统整个重来。除了颁布其它一些必需的法律以外，他还要宣布一项新法律，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炫耀他专断行使权力的能力。他这样写道：“公民们不应该 ，违者必须受到统治者想施行的任何惩罚。”然后，他通过电视直播，以抽签的方式，专断地确定空白处的内容，句子填补完整之后即成为一条法律。很偶然地，抽签填空的结果是：“公民们不应该吻自己的鼻子，违者必须受到统治者想施行的任何惩罚。”假定没人能吻到自己的鼻子，不考虑对未来立法的影响，有没有这条法律对公民们的政治自由有任何差别吗？

二、“有意义”比“真实”更根本

对以上五个例子中关于有无差别的质问的回答是一样的：没有真实的差别，但有意义上的差别。这里的关键在于意义与真实的区分。值得提醒的是，我们这里所用的“真实的”（real）一词，与通常所理解的真实与虚假比较意义上的“真实”无关。那么，在这种新语境下，与“有意义的”（meaningful）相对的“真实的”（real）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我所说的“没有真实的差别”并非指两个事件在其自然过程中没有差别。很显然，我在每一个例子中都隐含了对已发生的事与另外一个可能发生的事的对照。因而，我实际上指的是，事情以何种方式发生，没有在某个人（或某些人）那里导致真实的经验内容的变化，或者说经验的内容在两种可能性中给人的心理感受的可接受性不相上下。与通常所讲的“真实的”不同，这里的“真实的”是指当事人具体经验的真实。
所以，无论我是否照看迈克的猫，在迈克的经验内容中不会形成任何真实的差别，因为死了的迈克不能再经验任何东西；伪造的《蒙娜丽莎》，作为真实的心理事件，不会在游客心理中激起少于原作的审美回应；等等。真实的经验差别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自然世界秩序中的真实差别的一个特殊类型。
真实差别可以在自然世界以及人类生活的任何地方发现，但只有意义差别为人类事务中所独有。一个真实的差别可以有或者没有意义，相反地，一个有意义的差别也可以是真实的或者是不真实的，它们之间有时也会重叠。哪一种差别对人类生活更为根本？是有意义的差别。如果一个真实的差别不是有意义的，我们就不必对它关心；但如果一个有意义的差别不具有也不引发真实的经验内容，我们却仍要对它予以关怀。
在前面的每一个例子中，我们都倾向于支持其中一种状态，尽管两种情形没有真实上的差别。我是否像我允诺的那样照顾迈克的猫，尽管对迈克没有经验内容上的影响，确实对迈克而言有意义上的影响。如果博物馆拿伪造的《蒙娜丽莎》蒙骗我们，即使我们不知道真相，或没感到被触犯了，在美感与愉悦感上也未有损减，但我们的尊严的的确确是被触犯了。詹妮花如果没有嫁给强奸犯山姆，而是嫁给了救她于危难之中的那个真正的英雄，她的生命确实可以更为完满。类似地，尽管在实施性伴侣交换阴谋的过程中亨利给娣娜欲仙欲死的美妙感觉，但杰夫和亨利的谋划确实给娣娜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瑕疵。在最后那个例子中，公民们的政治自由确实被专断制定法律的独裁者侵犯了，虽然没人可能违反这条法律，造成真实的影响。
相反地，我们知道我们想欣赏的《蒙娜丽莎》与达·芬奇当时画的那幅画已有了真实的差别，因为画作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已有了许多物理和化学的改变。但因为这不是意义上的差别，我们作为达·芬奇的仰慕者，会忽视这种真实的差别。我们所举的娣娜的例子也是同理，她清楚地知道她丈夫杰夫的身体每天都在发生物理变化，但作为一个忠实的爱人和妻子，她不会在乎这些变化。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意义的差别并非一种心理体验上的差别，前者是超越经验的，后者则属于经验的范畴。所有五个例子，除了第五个，不管潜在的可能性为何，并没有相关的心理差别介入现实。
但有人会争辩说，虽然相关的心理事件没有现实地发生，但至少正是这种心理事件的潜在可能性造成了意义的差别。如果没有相关的心理差别作为至少是潜在的结果，就不会有所谓的意义差别。我必须指出，这样的论点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的。正是因为某物是有意义的，才给我们造成正当的心理上的影响，而非相反。否则，我们就无法将合理的（常态的）心理反应同不合理的（反常的）区分开来了。如果娣娜无论什么时候一看到他丈夫口渴就喝冰水，她就暴跳如雷毫无根据地非要他喝冰茶，这种情形下，娣娜便是精神异常的，因为喝冰水还是喝冰茶之间的实际差别是没有夹带多少意义差别的。但如果当娣娜知道她丈夫与亨利的换妻计谋，心理上受到极大伤害，这就不能看作是精神异常，而应看作是她对意义差别的一种正当的反应，因为这个伎俩确实给她的婚姻和性生活带来了负面的意义。这种意义先于也不依赖于她是否知道这个计谋，更先于她对此计谋作出的任何心理反应。因而娣娜的心理反应不是一种无根据的自造的烦恼，而是出于对超出经验之上的负面意义的直觉性理解。
很明显，人类生活最基本的东西，与其说是真实的事物，不如说是有意义的事物。因为这种“有意义”的意义性与任何经验上的真实（包括心理事件）相分离，它不必与任何人的实际经验相对应。因此，比如拿快乐这种经验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过一种非常快乐但却没有意义的生活，或者一种很有意义但并不快乐的生活。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做个痛苦的苏格拉底比做一只快乐的猪更有意义。

三、几个基本概念的意义要素

但如果意义不是基于现实性，那它又基于什么呢？在胡塞尔之后，对应于“现实性”，我们把意义的基础称为“观念性”（ideality）。实际上，所有的仅独独适用于人类事务的基本概念，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这里讨论的意义差别的概念相关联。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三个仅适用于人类事务的基本概念：成功与失败、所有权、道德责任。让我们来看看，对比真实的差别，意义的差别在这里是如何成为人类生活方式所独有的要素的。
成功与失败 什么是成功或者失败？一个人完全意义上的成功是目标的实现，加上这个目标是他（她）自愿设定的并且其最终付出的努力不大于他（她）预计付出的努力。一个人完全的失败是没能实现他（她）竭尽全力去实现的目标。在两个极端之间，一个人可以部分地成功或部分地失败。一个人的成功或者失败并不依赖于他人对他的评价，也不依赖于他人设置或承认的目标是否与这个人的目标相同。如果其他任何人想成为百万富翁，并以此为生活目标，只有我以成为一个发表诗作的诗人为目标，那么我成功的唯一标志即是无论如何至少发表过一首诗。假设其他每个人都发表了一首乃至几百首诗，但竭尽全力却没有一个成为百万富翁，但我不留神捞了几百万，殚精竭虑却一首诗也没有发表，那么尽管我与他人之间很可能会相互嫉妒，实际上我与其他人都无任何成功可言，我们都完全失败了。
但由于一个人是否事实上达到了自己设定的目标并不依赖本人的判断，考虑到任何人都可能对自己的成功或失败形成错误的判断，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某本杂志可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发表了我的诗，或者我精神错乱导致我相信我已经发表了诗作，虽然实际上我并没发表；或者我持的股票暴涨，但我的经纪人错误地告诉我相反的消息而我相信了他，等等。而且，我可能在我知道真相前就一命呜呼，或者可能我一辈子活在错误的信念中。因此，假定我打算成就X，并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目标，我们可以用一个表格（见表1）来表示我的信念与事物实际状况之间的成功或失败的关系。

表1 意图与成功

一个想要成就X的人
没有成就X
成就了X
相信没有成就X
失败
成功
相信成就了X
失败
成功

因为信念是心灵的真实状态，那很明显经验与每一信念是相对应的。如果成功的信念给你以快乐，失败的信念未给你以快乐（也许给了你痛苦），那么我们可以用表2来表明这种修正了的关系。

表2 快乐经验与成功

一个想要成就X的人
没有成就X
成就了X
没体验到成就X的快乐
失败
成功
体验到成就X的快乐
失败
成功

在表1和表2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是否成功依赖于目标实际上是否达到，而不在于我是否知道我的成功或经验到成功的心理反应。因此成功或失败本来是一件意义范畴的事，它给人造成的差别是意义上的，而非真实的，虽然它要以与个人体验相分离的客观事态作为依托。你可以相信和觉得你是个失败者，但实际上你确实是成功者，反之也一样。
对我的讨论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他们也许认为我对成功或失败的定义并不完全，或者认为只要与经验内容没有必然联系，是否真的成功或失败没有人会关心。可能他们理解的“成功”不仅隐含预设目标的实现，而且包括对这种实现的知晓和感觉，而“失败”则是两者的缺失。因此，会有人反驳说，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对个人而言，真实的差别比意义的差别更为根本。但我要指出的是，对“成功”或“失败”的定义是否恰当是语言上的问题，不需要我们过多考虑。问题的要点是，那种认为人们只在乎真实的差别而不关心意义差别的断言却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能达到目标并体验到成功的陶醉，这当然挺不错。如果因为一些错误的信息使我们感到了等量的陶醉感，但实际上并未达到目标，这当然是不完满的，这些不都是自明的吗？这至少已经表明，除了真实的差别之外，还存在意义的差别。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追问的是，究竟是真实的经验差别还是意义的差别更重要呢？
为了进一步讨论，让我们假设只能两者择其一，也就是说，因为错误信息或者精神错乱，我或者达到目标但没感到快乐，或者没达到目标，感到了快乐。假设我想成为一个能发表诗作的诗人，如果（1）我的诗发表了，但我不知道它发表了（也因此不能感到知道这个消息后的快乐），或者（2）我没发表任何作品，但自以为发表了并且快乐得好像自己的诗发表了一样仅仅为我着想，你觉得我更应该处在哪种状态呢？
确实，选择（1）有不完满的地方，但至少我所希望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这与我的期望是一致的。但选择（2）能给我的生命提供任何积极的价值吗？如果我是一疯子或洗了脑或完完全全是一醉汉，有可能相信并感到我已成就了许多事，虽然实际上我什么也没成就。如果只包括经验内容，那最值得向往的就是一种精神错乱的生命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你相信并感受到任何你希望的东西。所以我设想你为了我的好处更倾向于为我选择（1）。如果你为我选择（2），让我拥有成功的感觉，你也同时会认为我在实际上没有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一个不小的缺失。也就是说，虽然我深信并且强烈地感觉到我的诗被发表了，但这与我所渴望的实际上的发表相比，还有着重大的缺憾。何止如此，也许，由于我的确没达到目标，那种经验到的虚幻的成就感比全无感觉更可怜，这种所谓的“成功”的愉悦比基于对事实正确理解的挫折感更为糟糕。由此可见，意义的差别确实与经验的（真实的）差别相区别，而且区别很大。
所有权 所有权概念是所有人类事务独具的概念中最世俗化的一个，并且听起来很物质主义。不过，你拥有还是不拥有什么财产，最根本的是意义上的差别，而非你作为所有者的真实经验的差别。
在前面我们关于成功概念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明白，一个人可以实现了百万富翁的目标，但完全没有意识到，并且由于错误的信息，他感到的完全是破产的痛苦。在这个例子中，不管所有者相信或感到什么，或者这个世界上其他人相信或感到什么，只要他持有的股票暴涨，以至于他的资产达到了一百万，那么他确实就是一个百万富翁。或者反过来，即使我在牙买加渡蜜月，相信自己是并且举手投足俨然是世界上最阔绰的人，但实际上我的股票已经跌得一文不值，即使谁也不知道，我在一夜之间也确已成了穷光蛋。因此我拥有多少并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判断或经验内容，它只依赖于法定的所有权概念。自然灾害或意料之外的事故也会造成你所实际拥有的与你相信你所拥有的财富之间的巨大反差。当然，精神错乱也会导致如此。这种认知的差错还可能一直伴随着你，也许到死都不会有人知道。这里，你没有机会经验真实的差别，但是与所有权概念相关的意义的差别并不会由此消失。
道德责任 我对我所做的事在道德上负有责任。如果我过去做过什么道德上为恶的事，现在，在道德上我也是有过失的。假设昨天我杀了一个无辜的孩子，凭道德理由法律要判我有罪。为什么？当然不只是因为我是造成那孩子之死的一个原因；否则，那把我用来杀人的枪，至少也是造成孩子死亡的原因之一，也会像我一样，是邪恶的，有罪的，但谁也不会认为那把枪和我这个人一样有罪。也许有人会说，我过去的谋杀行为预示着我现在和将来再做同样事情的极大可能性，而对那把枪却不必有同样的顾虑。但这种可能性的考虑与道德责任无关，因为我们不会基于同样的可能性的考虑把道德责任归于危险的动物。由此看来，道德责任的概念并不一定直接指向人类行为中任何可以作经验描述的方面。
那么换一个思路试试：我有意杀人，也知道那把枪带来的后果，因此，我是杀人行为的实施者，而那把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工具。如果这种回答对路的话，那剩下的问题即是，为什么现在的“我”要对过去的“我”负责任。当然，我昨天蓄意杀人是事实，但这并不表明我现在或将来仍会蓄一样的意杀更多的人。而且，我现在的意图不可能对以前的意图造成任何影响。因此，如果我的企图使我负有道德责任的话，那当然我受到惩罚的理由不是因为这种惩罚可以在受害者那里造成真实的差别，因为现在对我的惩罚改变不了过去的悲剧。所以，如果我的蓄意仅被看作是孩子死亡的原因之一，而不再进一步说明为何这种蓄意使得我在道德上应该负责，那么我们对道德责任概念的理解就仍然是一团迷雾。但如果认识到，在关系到我蓄意做什么和我在此意图下做了什么这一点上，惩罚是为了造成意义的差别而非真实的差别，那么道德责任的概念也就不那么费解了。因为意义的差别不像真实的差别那样属于自然因果关系的序列，我们完全可以说，我负有道德责任的，不仅是我过去所做的，而且还是我将来可能会做的。因为我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行为都属于一个人，属于这些行为意义关联的单一承载者。没有人会为我还没做的事情在现在就来指责我，因为现在没有人知道我将来会做什么，但我现在必须要对我未来要做的任何事情负道德上的责任，因为我将走哪条路现在即对我造成意义上的差别。时间的先后在这里是不重要的，正如我前面所举的迈克、迈克的猫与我的例子。我在迈克死后，对迈克的猫所做的一切对活着的迈克确实有意义的差别，虽然我的作为不可能使时间倒流而对他造成实际的影响。你可以沿着同样的思路，进一步分析诸如尊严、敬重、诚实、正直、公民权等等概念，看它们如何源初地基于意义差别的观念。

四、现象学与意义差别

上面的思想实验，在揭示意义对经验的超越时，最后的根据是我们对实验情境显现的意义的直接观照。问题是，我们一般地也有一种与此种观照相冲突的强烈信念，那就是，意义不能离开人们对意义的经验。于是，我们应该自问，在这种相互冲突的态势中，我们有何理由偏向一方呢？幸好，上面对几个人类事务中的重要概念的讨论，已使我们明白，对意义的超越性的认定，是理解人类独特性的钥匙。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所有对理解人类个体或人类社会甚为重要的概念都与超越经验的意义差别息息相关。因此，任何否认这种独立于经验差别的意义差别之核心地位的人，为了逻辑上的一贯性，将不得不得出这些重要概念全无意义的否定性结论。但既然谁都知道这些概念是意义重大的，所以这种否定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的根源，是我们倾向于把人的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从一开始就作自然主义的理解，对于这种自然主义的悖谬，我们还要稍作讨论。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需注意到另外一个相关的道理：我们通常只把人类个体或群体当作成功或失败、所有权、道德责任等等的可能承载，如果我们要把这些概念运用到人类以外的其他存在者，要依据某种准则把他们看作与我们人类是对等的。这种准则是什么呢？当然是他们对意义差别区分的能力。换句话说，他们的生命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有意义的。因此，他们不是人偶（zombies），而是真正意义上具有人格的人。
意义的差别正是对两个或更多并列的可取之道进行意义对照的结果。至此，我们理解了为何意义观念是人类生活基本概念的核心。但是我们还会问，如果这些概念不根植于人类生活的经验内容，那它们根基何在？我们当然记得胡塞尔在他的《逻辑研究》中对心理主义所做的经典批判。按照胡塞尔的观点，纯粹意义直接起源于意识的意向性，因此他们属于观念性领域，在逻辑上先于现实性领域。意向性必然指向它自身之外的领域，这种外在性是不受主体生活实际内容的范围限制的。因为意义不属于因果关系范畴，它超越经验所属的时空秩序。意向性也可以在社会结构，法律系统，语言等等中被制度化。因此，像道德责任、所有权等等我们前面讨论的概念，虽然固着在真实与经验中，却清楚地与个人的经验内容相分离，即使仅仅对一个具体的人而言。所以一个人的人格（personhood），远远超出他的生物意义上的生命，在他死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也能对他的人格产生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如何理解柏拉图的《对话》，或多或少可以对柏拉图的生命有正面或负面的意义，虽然他没办法经验到任何差别。这种把意义理解为超越于经验的观点其实是植根在普通人的心中的。例如，许多年前，在北京，某报记者以问卷的方式对一些人进行了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什么是能告慰你亡故父母的最重要的事？”在几个供选答案中选择率最高的是：“尽力去实现父母未实现的心愿。”显然，这些人不必认为他们的努力会给他们的父母的生命经验造成任何真实的差别，他们也不一定相信有什么死后快乐的生活。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即是，他们怀着一种信念：即认为他们的努力对他们的父母有着内在的意义，这种意义超越了经验。
现象学还原，就是要我们悬搁自然主义态度，在现象的明见性中获得对本质的直接把握，让事情在没有主客对立的原初状态中展显自身。这样，我们也就回到了事情的本身，在纷杂的偶然中分离出栖居于纯粹意向性结构中的必然。这里值得提醒的是，我们如果不能在生活世界（life-world）和常识世界（commonsense-world）之间、在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和社会性(sociality)之间、在本质直观(eidetic intuition)和经验观察(empirical observation)之间、在先验条件（a priori condition）和主观偏见(subjective prejudice)之间作出清楚明确的区别，我们就会把现象学混同于通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或粗陋社会学。一旦作出了这一系列的区别，我们就知道如何保持现象学分析的纯粹性。应该指出的是，现在的很多所谓的现象学研究者，就是将生活世界等同于常识世界，将交互主体性等同于社会性，因而使他们的所谓现象学研究沦为抽去理论模型和实证材料的空泛浅陋的社会心理学。在有关意义与经验的关系的问题上，那些认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或在文化传统中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的老生常谈，是没有多少哲学现象学内涵的。这样的以张扬“社会”概念的优先性为己任的准社会学或准心理学的东西，只是一种经理论包装过的媚俗的意识形态。但这样的货色却常常以某种革命性的哲学现象学的面目出现，未免让严肃的思想者警觉。为了系统认识超验的意义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的内在规定性，我在《The Radical Choice and Moral Theory》(Kluwer,1994)一书中，造了一个新词，“Humanitude”（人的度规），来描述人类生活与这种超验意义的特殊联系，从而与传统的自然主义意义上的“Human nature” (人的本性)概念划清界限。但由于篇幅所限，这个新概念的丰富内涵就不能在这里详细讨论了。

（作者单位：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 原文英文，李文译，作者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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