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教材全解】2020-2021学年高中语文(人教版-必修一)课文相关资料-第四单元-第11课.docx

第11课 包身工 课文相关资料1.包身工的写作缘起1927年，我（夏衍）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那时，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生疏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伴侣。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1929年底，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由于这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经常到我家里来“落脚”把一套蓝布工人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这些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一年多以后，上海艺术剧社解散，我们组织了流淌演剧队到工厂去演出，为了找关系，我又和一个过去生疏的、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当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就是我后来在包身工余话里写的那位冯先生）。她告知了我很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一二八”战斗后，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知了他。这就是后来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生疏，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受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果并不很好。但是，由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凄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学问分子感到“灵魂的震惊”。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全都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生气，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行，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头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由于工作忙，就搁下了。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临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头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2.实地观看的困难经过“沪东公社”（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在杨树浦办的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同志们的介绍，我生疏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和她谈了几次之后，觉得真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观看不行。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到包身工工作车间去观看了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带工头”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们的生活状况，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行的。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那种状况生怕是难于理解也很难于信任的了。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格外严密的监狱。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他们为了防止这群“奴隶劳工”和外界接触，任何“外头人”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在包身工里我说过，这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资本家把她们密封起来，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我得到杏弟的挂念，混进去过两三次。但是在这以后，就被带工头雇用的“下手”们盯住了。对于这种观看特殊困难的，是包身工们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得清早和晚间不行。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现泰兴路），离杨树浦很远。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具体地观看到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患病着很多的磨难，所以这些小姑娘是不轻易给人讲话的。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使同厂做工的“外头工人”，要同她们说话也是很困难的。杏弟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挂念我了解状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她们队伍里面，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状况，可是，当包身工们看了一下她的服装，端详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后，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声，有的人甚至将她看成了“包打听”，用憎恶的眼光看她。由此可见，在那种状况下，要真正听到她们心里想说的话，要了解她们心底的苦痛，是很不简洁的。3.新旧生活的对比关于她们的生活状况，依据当时我能调查到的，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日的工人同志们看来好像是不能信任的一切，在当时都是铁一般的事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使我印象特殊深刻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势力的紧密结合。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带工头、老板、帮口头子、国民党特务，以至当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结成一条统一战线。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所谓国家主权、政府法律，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后，在镇反运动的一次诉苦大会上，我听到过一个老年的纱厂女工说：“你们说，我们给资本家作牛马，其实呀，连牛马也不如，我们是苍蝇、蚊子一样的虫豸。东洋老板和带工头打死一个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个蚂蚁一样，一点也不算稀奇。”这是实话，一点也不假的。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状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看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那时正是上海的五月黄梅天季节，包身工们是成年累月不行能洗澡、洗头和换衣服的，请你们设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味道！我写那篇包身工是在1935年（发表在1936年春），离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样计算一下，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或许这些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凄惨的时代，今日的青年们还没有出世。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产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很多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日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力气，应当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以上资料选自夏衍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载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4.谈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你一再要我写一篇关于报告文学的文章，我原来很想写的，但由于近来健康状况不佳，又住进了医院。看来无法应命，请原谅。或许是由于做过多年的报纸编辑和记者，我对报告文学始终很有感情，犹如我对电影、戏剧和报纸有感情一样。我对一些好的报告文学作品，比较留意，也关怀有关报告文学的一些争辩。关于这方面，我始终在想一个老问题，即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报告文学失去了真实，就不成其为报告文学。求真，就必需亲自去采访、调查、争辩。有人宠爱开座谈会，座谈会当然是一个好方法，但现在好像和过去有点不一样了，找了一桌人，假如是一个派，那只能听到讲一种话，结果只是“偏听”。报告文学作者，不仅仅要耳闻目睹，而且要正反两方面都听一听，第三方面也听听，这样才能得到比较真实的材料。采访和调查的所得也未必相同，采访简洁听一面，调查必需听多方面，拥护的要听，反对的也要听，不愿表态的也可以观看到一点迹象。因此，“走马观花”自然不行，单听“诉苦”“告状”也不行，由于十年动乱后，党风和民风尚未根本好转，虚假现象不少，连过去的狡猾人现在也学会了说假话，作者简洁上当。四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包身工，有些同志常爱提到它，使我感到惭愧。当时哪有能如今日的报告文学作者们拥有的条件！但是包身工所写到的，则完全是真实。那篇报告文学虽然年才发表（光明创刊号），但对包身工这个罪恶制度的状况的了解，却在八九年前我在沪西做工会工作就已开头了。到年，上海党组织遭到又一次大的破坏，组织上要我临时隐蔽一下，我就利用这个时间，认真搜集有关包身工的材料，并且写了出来。这里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虚构和夸张。那个“芦柴棒”也是确有其人的，只不过由于别人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只能那么叫。我留意过她，看到过几次，虽不行能同她直接谈话，但这个人物，并不是我虚构的。当然，报告文学对大量素材有所取舍，进行一番剪裁和必要的说明、解释，是必要的，但这种整理、取舍和说明，决不应成为夸大、矫饰、回避，乃至无中生有。为了细致地刻画人物，对某些细节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加工”也决不能违反真实，张冠李戴。为了突出某种“主题”，作者自由地发挥主观制造性，任凭地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到真实的人物和大事上面，我认为对报告文学是不应有的。那只能证明作者采访不深化，或不愿去深化，对他要写的人和事不生疏，就率尔下笔，想借助于自己一支妙笔，写出一鸣惊人的作品。这种作品，或许一时会博得某些廉价的喝彩，但终久站不住脚，没有多少生命力。有的同志认为，报告文学是“报告加文学”，别人留意报告性，而他留意文学性。这至少是对报告文学的一种误会。“报告文学”是一个完整的词汇，有完整的含义，怎么可以分成两部分呢？又有同志说，报告文学可以小说化。报告文学的特点就是真人真事，怎么可以写成小说呢？黄宗英同志曾经来看我，谈起报告文学。她现在几乎成为专业的报告文学家了，她也有她的苦恼。我对她说：你的很多报告文学作品，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六十年月初期的小丫扛大旗和特殊的姑娘。周恩来同志当年也很观赏的，好些年后，他还提起过。我认为作者同她所写的人物同甘共苦，有很深的感情，因而写得真实可信，也能打动人。说到底，还是那句老话，报告文学最贵重之处就在于真实，在于时代精神，而不在其他。（摘自夏衍的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载人民日报和时代的报告年月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