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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选择、技术扩散与经济收敛林毅夫 董先安 殷韦No.C2023017 2023年12月5日内容提纲：Lin(1994，1996a,b，1999，2023)的技术选择假说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所采用的发展战略如背离了最优的技术选择将影响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及是否可以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收敛。本文构建了一个增长函数，除技术选择外，还同时考虑地理位置、政府质量等因素长期内对各国全要素生产率 (TFP)的影响。我们用跨国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估计，检查影响长期TFP差异的各种假说， 结果支持Lin的技术选择假说、Sachs et al.(1995，1999)的地理位置假说，但结果未支持政府质量假说。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选择 技术扩散 经济收敛 技术选择、技术扩散与经济收敛*我们感谢姚洋、李永军、章奇、楚天舒、赵忠、王明进、刘明兴、陶然、李志赟以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每周发展讨论会参与者的评论和帮助。当然，作者承担本文所有责任。此文可在下载。林毅夫所在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通讯地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联系电话：62757375E-mail: 董先安所在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通讯地址：北京大学32楼229室邮政编码：100871联系电话：62759679，E-mail: 殷韦所在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通讯地址：北京大学47楼2114室邮政编码：100871联系电话：62879057E-mail: Technique Choice,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Justin Yifu Lin(Peking University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an Dong(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Peking University)Wei Yin(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Peking University)技术选择、技术扩散与经济收敛内容提纲：Lin(1994，1996a,b，1999，2023)的技术选择假说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所采用的发展战略如背离了最优的技术选择将影响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及是否可以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收敛。本文构建了一个增长函数，除技术选择外，还同时考虑地理位置、政府质量等因素长期内对各国全要素生产率 (TFP)的影响。我们用跨国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估计，检查影响长期TFP差异的各种假说， 结果支持Lin的技术选择假说、Sachs et al.(1995，1999)的地理位置假说，但结果未支持政府质量假说。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选择 技术扩散 经济收敛Technique Choice,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Abstract Lin （1994,1996a,b,1999,2023）hypothesizes tha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a country is endogenously determined by its endowment structure. If a developing countrys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ults in a deviation of the technique choice from the optimal choice, the countrys growth rate will be adversely affected and the country will fail to converge to the developed country. The paper constructs a growth function. In addition to technique choice, the function also considers the effects of geological lo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The paper uses cross-country, time series data to estimate the growth function. The results support Lins technique choice hypothesis and Sachs et al.s location hypothesis. However, the results fail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quality hypothesis.Key Word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echnique choice;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economic convergence. JEL Classification: O10，O40，O57一、 引言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可分解为投入要素数量增长、质量改善以及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在研究各国的经济增长时，总量生产函数一般设定为Cobb-Douglas形式，许多研究发现使用这种生产函数所估计出来的参数与典型事实一致， 指不违反Kaldor典型事实，涉及人均GDP与人均资本的稳定增长、利率与资本占GDP比率的稳定、以及各国生产率增长率的差别(Kaldor,1961)。并且，发现教育回报率在各国相称稳定(Mincer 1974)。经济学家对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进行考察一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方法，尽管这种方法存在缺陷，甚至可以说它是人们鉴于对经济增长过程所知甚少，而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衡量方式。 TFP方法的困难在于缺少直接的TFP数据，只能根据回归生产方程的残差项来进行估计。 Hulten(2023) 认为TFP方法可以提供一个考察经济增长的内部逻辑一致的简朴框架，使用TFP模型时可先对参数进行设定，并运用固定效应方法，或者假定各国稳态TFP相同的方法，反过来检查这些设定是否合理。故而，TFP方法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目前经济学界对TFP的动态过程进行建模并估计的方法尚未统一。Mankiw，Romer和Weil(1992)假定各国稳态TFP相同，即假定在同一技术下各国经由资本深化将可导致经济收敛。他们采用跨国宏观数据估计一个包含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累积的扩展的Solow模型，发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Mankiw(1997)强调这种用宏观数据估计经济增长方法的优越性在于，它考虑到了物资资本与人力资本在总量水平上的外部性， 通常在用受教育限度度量人力资本时，就隐含地假定人力资本的生产与物资资本无关，该假定忽略了总量水平上物资资本的外部性，详见Romer（2023）回应Ben S. Bernanke和Refet S. Grkaynak评论的非正式文章Is Growth Exogenous? Taking Mankiw, Romer,and Weil Seriously。而在采用微观数据来估算要素回报率时，也许无法考虑到这个影响。对Mankiw，Romer和Weil的方法，Prescott(1998)提出了有力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各国TFP的稳态水平存在相称大的差异。他根据从微观研究中获得的要素回报率，用校准方法（calibration）对增长模型进行测算。Prescott的研究结果表白，要素投入的差别只能解释我们观测到的国与国之间人均收入巨大差距中的很小一部分，人均收入巨大差距的重要来源是TFP的差距。Islam（1995）、Caselli，Esquivel和Lefort(1996)的研究也假定各国的TFP水平存在差异，并采用固定效应方法进行分析。他们考虑到TFP的差异反映技术差异，当存在技术扩散时，预期这个差异会逐渐缩小。这种允许各国的TFP水平存在差异的解决方法还得到Klenow和Rodriguez-Clare(1997)等人的有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Bloom，Canning和Sevilla(2023) 的研究结果也异于Mankiw，Romer和Weil(1992)的估计结果。他们同样采用宏观数据，但增长模型设定稍许不同，结果没有找到资本积累和教育投资对增长的奉献高于微观回报率的证据。他们的结果表白，总量水平上的外部性影响也许并不存在，基于微观回报率，用校准方法（calibration）对增长模型进行测算的方法有其合理性。出现上述现象的因素在于，理论上，采用宏观数据估计增长模型有其自身的缺陷。估计结果取决于生产方程函数形式设定对的与否。换言之，我们应当对的地刻画要素投入影响产出的机制，阐明TFP的动态过程(涉及跨国TFP水平差异、增长率差异)，以及控制收入水平与要素投入之间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所也许引起的偏误。有鉴于此，本文在设定生产函数的形式时考虑到由这个函数形式估计出来的结果是否与典型事实以及微观回报率一致。本文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与技术扩散模型，允许即使在长期，由于政府的技术选择政策、地理位置和制度质量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各国TFP仍然也许存在差异。我们对该模型进行估计，检查了关于导致长期TFP差异因素的各种假说，重要涉及Lin(1994，1996a,b，1999，2023)的技术选择假说、Sachs et al.(1995,1999)的地理位置假说以及Kaufmann et al.（1999a,b）的政府质量假说。我们通过对所设定模型的计量估计，检查这些互相竞争或者互补的假说的有效性。Sachs et al.(1995,1999)的地理位置假说的重要含义是，地理位置和气候通过作用于交通成本、与气候有关的疾病和农业生产率、甚至贸易政策等等，对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Gallup，Sachs和Mellinger(1999)发现远离海岸线的国家，由于从事国际贸易的运送成本很高，或者热带地区国家由于较高的疾病发病率，经济增长缓慢。Kaufmann et al.（1999a,b）的政府质量假说认为政府产生、运营与更替过程，政府政策执行的有效限度，政府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机制状况以及公民对政府的态度等等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关技术选择假说将在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第三部分建立一个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第四部分对所采用的数据进行描述，第五部分报告经济增长模型的计量检查结果，最后是总结评论。二、 技术选择假说根据Solow(1956)的开拓性工作，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即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发展中国家应当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两者的人均收入差距应当逐渐缩小，最后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将等于人口增长率。然而，经验证据表白，虽然美国国内各州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出现了收敛(Barro和Sala-I-Martin,1992; Baumol,1986;Williamson,1995)，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并没有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Pearson et al.,1969;Romer,1994)。为了解释发达国家的连续增长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的事实，Romer（1986，1990）认为经济增长由技术变迁驱动，而技术变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的结果。Lucas（1988）将技术创新看作是由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等因素内生决定的。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下，人力资本的存量决定经济增长率、对世界市场开放也会促进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使用最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经济所以可以以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连续增长的事实很有解释力。然而，对于有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发达国家的收敛现象，比如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后来加入的中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新增长理论的解释并不充足(Pack,1994; Grossman和Helpman,1994)。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使用处在发达国家技术前沿后面的技术 (Caselli和Coleman,2023)。采用新的前沿技术的发达国家，其技术创新只能通过研究和发展或其它知识创新的机制来实现。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现存技术和技术转移实现技术创新。通过研究和发展实现的技术创新成本要远高于通过模仿或其他技术引进方式实现的技术创新，因此，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但面临哪类技术适合模仿或引进的问题。Atkinson和Stiglitz（1969）把合适技术的思想引入新古典贸易理论，他们提出区域性的干中学(localized learning by doing)。Basu和Weil（1998） 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相对较低是采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一个障碍。他们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假如可以通过提高储蓄率来运用先进技术，就有也许经历一个经济迅速增长时期。Acemoglu和Zilibotti（1999）则强调进口技术的坏处，在他们的理论框架里，发达国家的技术是由纯熟工人使用的，当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技术是由非纯熟工人使用的。劳动技巧和技术之间的这种不匹配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出和总要素生产率方面出现巨大差距。因此，改善工人的劳动技巧和人力资本对于收入收敛是至关重要的。Lucas（1993）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然而，Basu和Weil（1998），Acemoglu和Zilibotti（1999）和Lucas（1993假设发展中国家总是使用发达国家处在技术前沿的技术，而不是技术前沿以内的技术。合适技术观点并没有回答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合适角色是什么的问题。虽然知识扩散与合适技术之间的关系表白需要选择一个不同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遵循的发展途径，但是政府干预对于经济增长是否是重要的，政府是否应当采用提高私人部门储蓄率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政策，政府是否应当对发展高技术产业直接提供补贴，这些问题并不很清楚。上个世纪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形是，前苏联发展初期的成功、大萧条时期形成的对初级产品出口的悲观情绪、对市场缺少信心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都强烈影响了初期的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 (Rosenstein-Rodan,1943;Prebisch,1959)。他们鼓励发展中国家政府加速资本积累过程，采用干预技术选择的政策，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或实行进口替代，直接瞄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差距 (Chenery,1961;Warr,1994)。195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都采用了此类政策(Krueger,1992)。Lin(1994,1996a,b,1999,2023)的技术选择假说认为 技术选择假说可以追溯到Lin（1991）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技术选择与要素市场控制的分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可以成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重要根源在于它们的政府采用了不适当的发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执行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然而，一个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符合该经济的比较优势的，这些产业中的公司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于是，为了支持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公司，政府就在国际贸易、金融部门和劳动市场等方面采用一系列扭曲措施。通过扭曲，虽也许在发展中经济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但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寻租活动猖獗、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使经济的效率低下，国民经济缺少竞争力，国家将不能在收入方面收敛于发达国家。（参见图1、2；附表1、2）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为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提供了基础（Lin，1994；Basu和Weil，1998）。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来说，要升级的产业和技术是新的，需要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新的与老的产业和技术之间的差距越大，学习成本越大(Barro和Sala-i-Martin 1997)， 因此，学习成本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要比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小。并且，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对许多目的技术的专利保护也许已通过期，即使仍然处在专利保护之下，购买专利的费用也将低于违反比较优势战略，由于在相同条件下，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目的技术比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的目的技术要旧一些。有时，在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公司也许无法从发达国家获取所需要的技术，需要“再发明轮子”（reinvent the wheel），自己投资于成本高、风险大的技术研究和发展。所以，技术的获取成本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比在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低（Lin,1999,2023）。按Lin(1994，1996a,b，1999，2023)的技术选择假说，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当以促进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为目的，而不是以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为目的，由于一旦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就会驱使公司自发地进行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意味着资本积累比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增长更快，无论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是如此。资本积累取决于经济剩余（或者说是利润），以及国民经济的储蓄倾向。假如发展中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那么就会有最大也许的经济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和储蓄倾向会最高，从而最大也许地进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遵循这一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可以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要素禀赋、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实现收敛。公司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取决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因此，只有当国民经济的价格结构可以反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度的时候，公司才可以根据比较优势选择自己的产业和技术。只有当价格是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时候，价格结构才干反映每一个要素的相对丰裕度。因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职能是维持市场的良好运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劳动相对富余，资本相对稀缺的。因此，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将进入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中选择相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经常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并推动他们的国家尽也许快地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也就是说，由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技术选择不具有吸引力，他们想发展一些资本密集的技术（资本和劳动比率）来生产产品。给定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技术选择偏离最优的公司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假如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可以得以维持，那么遵循政府战略的公司就会遭致损失。Lin et al.(1999)将这个损失取名为公司的战略性政策承担（policy burden）。由于政府要对公司进入和选择这个产业和技术负责，所以政府要承担公司的损失。因此，只要实行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政府就必须对公司进行政策补贴（policy subsidy）来填补这一损失。在真实世界中，补偿政策承担的补贴需要有多大，取决于政府提倡的产业和技术偏离经济的比较优势有多远。假如偏差比较小，那么政府就可以依靠税收激励或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对公司进行补贴。然而，发展中国家政府采用违反比较优势战略时，这一偏差经常很大，为了实现发展战略所定的目的，就需要有各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当发展中国家政府追求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时，最常使用的手段是通过管制压低利率，以便减少项目的资本成本。此外，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项目所需设备一般在国内不能生产，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因此需要大量的外汇支撑。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有限并且重要是价值不高的农业和资源产品，外汇一般是稀缺的、昂贵的。为了减少违反比较优势战略项目的设备进口成本，政府一般也会高估本币价值，低估外汇价值。利率和汇率扭曲一方面刺激优先部门和非优先部门的公司需要更多的资本和外汇，另一方面也压抑了储蓄和出口积极性，因此减少了经济中的资本和外汇的供应量。这样就会出现资本和外汇短缺，政府需要使用行政手段对资本和外汇储备实行配额分派，以便保证执行违反比较优势战略的公司可以有足够资源执行战略任务。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受到克制，甚至被直接的政府配给取代。从理论上来说，选择违反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只要补贴公司由于政策性承担导致的损失即可，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不能区分政策性承担诱致的损失和公司经营不善导致的损失。公司会使用政策性承担做为借口，并动用一定的资源游说政府提供事前的政策优惠，例如获取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关税保护，法律上赋予垄断权，等等，以便补偿政策性承担导致的损失。除了政策优惠，假如公司仍然尚有损失，那么它们会再次规定政府提供事后的，特别的支持，如更多的优惠贷款。这样，经济中会充满寻租行为。由于公司会运用政策性承担作为借口，规定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的，也由于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公司的预算约束因此软化(Lin和Tan 1999)。一旦公司的预算约束软化，公司的经理人员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将会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它道德风险的行为。公司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承担所增长的成本。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会诱导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促进公司低成本地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国民经济也将是有竞争力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比较快，从而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也会比较快。因此，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收敛。跨国回归分析中得到的经验结果与上述假说一致（Lin,2023）。为了实行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政府需要维持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和竞争性的市场。三、 经济增长函数理论模型我们构造一个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借以说明要素投入、TFP及其变化影响产出的机制。假定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并具有如下形式： 本文尝试了Hall和Jones（1996）的解决方法，采用函数形式，并用相似方法进行估计，但是我们初步估计的结果并不支持这种方法。于是，我们的模型与Bloom，Canning和Sevilla(2023)的解决方法相似，但对人力资本的解决稍许不同，与Mankiw，Romer和Weil（1992）一致。并且，在初步估计中，我们发现常规模报酬的假定可以接受。 （1）其中，表达总产出， 表达物资资本存量，表达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是生产率的度量，我们假定在一国内是同质的，每一单位劳动受年教育 Bils and Klenow (1996)认为这是将教育年数引入总量生产函数的合适方法，为了简化，我们放弃相对复杂的piecewise linear分段形式，而直接近似地估计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的回报率。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由下式表达： （2）代入生产函数有： （3）采用劳均生产函数的形式，(3)式改写为： （4）该等式允许我们将劳均产出的差异分解为资本-劳动比率、受教育限度和生产率（TFP）的差异。我们沿用Bloom，Canning和Sevilla(2023)的方法，将等式后面用资本-劳动比，而不是按照Mankiw et al.(1992)，Klenow和Rodriguez-Clare (1997)的方法，将等式后面用资本-产出比来分解，是由于在初步估计时，发现前一种设定形式所得到的结果与典型事实更一致。我们对（4）取对数，令，生产方程成为： （5）进而，在 i 国 t 时期，可表述为： （6） 我们假定TFP可用下述表述：，其中，是在时间 t 时对各国的一个共同随机冲击，是在时间 t 时每个国家特定的随机冲击。各国存在不同的长期稳态TFP水平，由表达，并由下式决定： （7）其中，所包含的变量是各国特定的影响长期TFP的因素 (Hall和Jones1999)。在本文中，我们将考察上述三种假说所相应的不同因素。具体而言，涉及技术选择政策（Lin,1994,1996a,b,1999,2023）、地理位置(Sachs et al.,1995,1999) 以及政府质量（Kaufmann et al.,1999a,b）。对（6）进行差分得到 （8）通过代换，替掉误差项，我们得到： （9）在我们的模型中，时期 t 有一个不变项： 等式（9）可以改写为： （10）于是，我们得到要估计的生产函数增长方程。我们采用Nonlinear FIML 参数估计方法对上式进行计量估计，检查各参数值的显著性，以及各参数值是否符合预期，并与微观参数值进行对比。四、 数据我们用1970-1992年间的跨国宏观数据进行检查，共涉及41个国家（见附表1）。我们计算资本存量的方法与Bloom，Canning和Sevilla(2023)的方法相同，原始数据来源是Penn World Tables v5.6（Summers和Heston,1994），我们根据有投资数据的最初5年的平均投资率与第1年的GDP相乘得到初始投资，然后除以折旧率0.07得到初始年份的资本存量，以后每年的资本存量根据上年资本存量减去0.07的折旧，加上上年投资而获得。在Penn World Tables v5.6中，我们同时得到劳动的数据。GDP的数据来自WDI，以1995年的美元不变价衡量。其它数据涉及：教育数据来源于International Data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pdates and Implications.（Barro和Lee,2023），为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政府质量数据来源于Aggregating Governance Indicators. （Kaufmann, Kraay和Zoido-Lobatn,1999），我们估计所采用的指标是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violence，这个数据用来度量一国政府被非法的或是暴力的方式推倒的也许性。地理位置数据来源于（Gallup，Sachs和Mellinger，1999）Geograph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我们估计所采用的指标是tropicar，该指标的数据范围在0-1之间，表达各国面积在热带的比例。 依照Sachs et al.(1995，1999)方法和显然的地理知识，我们补充了Cyprus和Iceland的数据，从而扩展了我们与其它指标匹配后的观测值。技术选择偏离指数来源于Lin(2023)。这个指标衡量的是一国制造业实际的人均资本量和全国的人均资本量之比和理论上最优的制造业的人均资本量和全国的人均资本量之比的差距，以回归的方式构建获得。 参见附表1。五、 检查结果我们采用上述跨国数据对（10）式进行估计，在估计时，各模型的(xi)中的矩阵xi采用不同的设定（见表1），我们据此考察各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及其影响。我们把地理位置指数加上0.001，以方便原始值为0的指数取对数。政府质量指数则除以100，使之与其它二类指标的数值水平相近。计量检查的结果见表2。表1模型xi预期符号IlnNds1i（技术选择偏离指数）-IIlnGeoi（地理位置指数）-IIIlnGovi（政府质量指数）+IVlnNds1i（技术选择偏离指数），lnGeoi（地理位置指数）-，-VlnNds1i（技术选择偏离指数），lnGeoi（地理位置指数）lnGovi（政府质量指数）-，-，+表 2增长方程：因变量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Nonlinear FIML 参数估计模型I(观测值=866)模型II(观测值= 866)模型III(观测值=866)模型IV(观测值=866)模型V(观测值=866)资本0.337863*(0.0340)0.331164*(0.0339)0.347214*(0.0340)0.330259* (0.0342)0.328734* (0.0342)教育0.05687*(0.0182)0.04318*(0.0186)0.051174*(0.0188)0.046865*(0.0187)0.047499*(0.0187)技术收敛0.997861*(0.00118)0.997107*(0.00108)0.998678*(0.00117)0.996292*(0.00116)0.996472*(0.00120)技术选择偏离-2.08758*(1.1219)-0.82737*(0.4708)-0.90649*(0.5280)地理位置-0.61637*(0.2620)-0.38165*(0.1835)-0.41344*(0.2187)政府质量2.288303(2.2415)-0.21699(0.8061)Adj R20.17030.17310.16290.17590.1750教育回报率=0.091(Wald)3.52(0.0605)6.59(0.0103)4.48(0.0343)5.56 (0.0183)5.41(0.0201)注：（1）标准差在刮弧中报告。（2）*、 *、*分别表达显著性在10%、5%、1%水平。我们回归得到的资本比例的系数与微观研究得到的系数估计非常接近，表白本文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在各个模型中，资本比例(capital share)的系数（0.328734-0.347214）与预期的1/3一致。 Kaldor（1961）典型事实之一：资本占GDP比率大约稳定在1/3，此典型事实与大量关于平衡增长的实证研究所得到的估计结果一致，Kongsamut Rebelo和Xie（1997）估计的涉及结构变迁在内的一般化平衡增长（generalised balanced growth），所得到的结果也与之一致。与根据微观数据估计得到的9.1%（Psacharopoulos, 1994）相比，我们估计得到的教育回报率的系数偏低，介于4.35.7%，也许是受数据质量的影响。由于，一、我们为了简化，没有采用分段线性（piecewise linear）的形式，而采用完全线性形式进行估计； 分段线性规定我们对不同教育水平的回报率进行区分，完全线性则忽略了这个差别，我们出于简化和数据匹配的因素，暂时采用后者，参见注释5。二、Barro和Lee（2023）数据值是采用隔5年记录一次。我们在表2中同时列出了教育回报率的Wald检查结果，检查是否显著异于微观数据估计的回报率（=0.091），检查结果表白我们估计出的教育回报率与9.1%并无显著差异。模型I、II、III分别检查了三个假说解释各国的长期TFP差别的有效性，模型I、II的结果中符号与预期一致，分别具有显著性，说明在单独考虑时技术选择和地理位置对TFP有显著影响。但模型的结果表白政府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在模型IV、V中，我们检查技术选择假说与地理位置假说和政府质量假说是否共同起作用，结果显示技术选择与地理位置的系数的符号仍然与预期一致，并且显著，但政府质量仍然没有显著影响。根据模型IV估计的系数推算，当其他所有条件不变时，假如技术选择偏离指数（见附表2）从零增长到1个单位， 在模型中，我们假设，相应地，我们分别以Nds1i=0.01和Geoi=0.001来近似地代替Nds1i=0和Geoi=0。则该国每年的劳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要减少约1.413%；假如技术选择偏离指数从零增长到10个单位，每年的劳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要减少约2.119%。同时，当所有其他条件不变时，假如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在热带的比例从零增长到10，其每年的劳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要低约0.652%；假如土地面积在热带的比例从零增长到100%，其每年的劳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要减少约0.978%。（参见表3）在模型III、V中，我们检查政府质量假说的结果不抱负。一个也许存在的因素是技术选择的偏离与政府的制度安排之间存在着一定限度的因果关系，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会内生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以对汇率、利率以及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进行干预和控制，这会在政府质量方面有所反映。这个问题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设法解决。表3技术选择偏离限度从0增长到劳均产出增长率减少(%)在热带的面积比例从0增长到(%)劳均产出增长率减少(%)11.413100.65221.625200.75031.750300.80741.838400.84851.907500.87961.963600.90572.010700.92782.051800.94692.087900.963102.1191000.978六、 结论技术选择假说认为，一个经济的最优产业和技术结构是由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对发展中国家是更好的发展战略。可是，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了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其技术选择与要素禀赋特性相悖离，从而导致在相称长的时期，各国的资本积累与技术扩散的速度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各国经济收敛发生的速度。技术选择假说进一步推论出各国的技术选择与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内生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国家得以对汇率、利率以及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进行干预和控制。发展中国家有很强的诱因想尽也许快地缩小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