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政策扩散驱动力研究...于网格化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_刘启君.pdf

公共管理与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政策扩散驱动力研究基于网格化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刘启君林举华中科技大学武汉430074摘要 【目的/意义】中国社会治理政策实现了由地方创新向全国推广，此类政策扩散过程中的驱动力及其扩散机制还不明确，其他类型政策的研究结论并不适用。【设计/方法】基于20002020年网格化管理政策的省级扩散数据，将事件史分析法与面板回归分析法相结合，分析了社会治理政策的微观扩散驱动力和宏观扩散机制演变。【结论/发现】一项社会治理政策，在中央政府倡导前，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驱动力是效率逻辑与规范压力；在中央政府倡导后，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驱动力是中央政策确认带来的科层压力；驱动力的转换促成政策经历“地方创新有限水平扩散深入垂直扩散”三个阶段的机制演变。研究结果不仅为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驱动力与机制演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厘清了政策扩散理论对中国制度情景下不同类型政策扩散的应用边界。关键词社会治理；政策创新；政策扩散；驱动力；网格化管理中图分类号 D630文献标识码 ADOI 10.14071/j.1008-8105(2023)-5007Research on the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GovernancePolicy Diffusion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Grid Management PolicyLIU Qi-jun LIN Ju(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430074China)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policies have been promoted from localinnovation to the whole country.The driving force and diffusion mechanism of such policies are not clear,and theresearch conclusions of other types of policies are not applicable.Design/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provincialdiffusion data of grid management policy from 2000 to 2020,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icro diffusion driving forceand macro diffusion mechanism evolu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policies.Conclusions/Findings Before the centralgovernment absorbs a social governance policy,the driving force for local government to adopt it is efficiencylogic and normative pressure.After being absorb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the driving force for localgovernment to adopt the policy is the bureaucratic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confirm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Thechange of driving force makes the policy experience the mechanism evolution of“local innovationlimitedhorizontal diffusiondeep vertical diffusion”.The research not only provid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edriving force and mechanism evolu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policy diffusion,but also clarify the applicationboundaries of policy diffusion theory to different types of policy diffusion in Chinas institution.Key words social governance;policy innovation;policy diffusion;driving force;grid management 第 25 卷第 4 期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Vol.25,No.42023 年 8 月Journal of UESTC（Social Sciences Edition）Aug.,2023 收稿日期2023 04 17作者简介刘启君（1962）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林举（1998）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一、问题的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既是政府应对现实社会结构分化和重组做出的战略转变，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思维转换1。从社会管理过渡到社会治理，说明中央政府对社会治理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也意味着地方政府需要提升创新能力与学习能力，积极推出更多社会治理政策，重视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在具体政策实践中，一部分社会治理政策创新经由政策扩散，进而在全国提供，实现了更高的社会效益。然而，社会治理政策扩散过程中的驱动力及其机制演变还缺乏深入研究。通过网格化管理这一政策扩散成功案例，分析政策扩散不同阶段的驱动力，探索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机制。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的政策创新与扩散理论已经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学者总结提炼出了基于中国制度情境的政策创新和扩散机制，促进了政策扩散理论的发展2。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同类型政策的扩散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3。由于不同类型政策的扩散机制存在差异，针对某一类政策或未明确政策类型的政策扩散研究就带有“选择性偏误”，所以基于中国制度情境的政策创新扩散机制的理论边界需要进行界定，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类型政策扩散的区别有待进一步廓清。政策类型不同，政策扩散的不同阶段遵循不同的扩散逻辑，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政策具备制度性激励，在扩散初期更容易得到其他地方政府认可，进而更快形成扩散4。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初始政治激励与经济激励远不如经济政策等其他政策，难以得到地方决策主体的关注，其扩散机制更加复杂。然而，鲜有文献讨论社会治理政策的扩散问题，缺乏制度性激励的社会治理政策是如何实现全国性扩散的，在扩散过程中的驱动力是否发生变化？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探索社会治理政策的扩散机制与扩散过程中的驱动力，不仅是对政策创新与扩散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也是对中国社会政策创新与扩散经验的有益探索，促进社会治理政策创新在不同区域间扩散，对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二、文献回顾政策创新与政策扩散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政策创新一般采用沃克尔的定义，即一个政策或项目对政府是新的，而不管该政策或项目有多老，或者被多少其他政府所采纳5。政策扩散的定义则受到了罗杰斯的重要影响，他认为扩散是一个创新在社会系统中随着时间通过特定渠道交流的过程。基于此，有学者总结出关于政策扩散的简约定义：一个地方的政策选择影响另一个地方的政策选择，并被新的政策主体采纳、推行6。（一）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原因和机制的探索是政策扩散研究关注的重要主题。已有研究表明政策创新与扩散主要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企业家、政治制度、社会人口经济特征、资源禀赋等5,7；外部因素包含邻近区域采纳程度、地区间交流等8。基于不同的影响因素，学者提炼出政策扩散的四个主要机制：学习、模仿、竞争、强制6。上述因素与机制是影响各个国家与地区政策扩散的共性原因，研究成果构建了政策扩散理论的初步框架，但缺乏比较的视野。（二）政治制度与政策扩散政治制度是影响政策扩散的关键变量。与其他因素相比，制度因素对政策扩散的影响更加深刻。权威资源配置方式、地方官员激励方式、信息传递过程等制度因素对其他影响要素具有制约作用，最终对政策扩散的影响有更大的权重。美国联邦制下，州政府为了赢取选票和党派竞争优势，地方官员具有政策创新和采纳其他州政策的动机，促成了政策的水平扩散9。垂直方向上的联邦政府往往通过间接性的激励而非强制性措施向地方政府发送信号。自下而上的监督使得地方政府会早于上级政府推出政策，并通过社会压力推动上一级政府的采纳 10。中国地方政府受到上级与中央政府的权威管制，央地关系体现出“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特征11，这一典型特征与官员的考核制度、领导小组制度等共同塑造了中国的政策创新与扩散机制。通过对公共服务政策、河长制、多规合一等不同政策扩散实践的研究，学者们总结归纳出了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与扩散机制12。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具备更多的权威资源，科层间的效率更高，在政策扩散中的表现则是全面铺开，既有中央制定后自上而下的全面铺开，也有中央吸纳地方第 25 卷刘启君，等：社会治理政策扩散驱动力研究基于网格化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 49 经验并倡导后的全面铺开13。与美国联邦制相比，中国的政策扩散过程中府际间的相互影响更加直接而有力，典型特征是中央政府的推广促进了政策扩散速度。基于中国制度情境的政策扩散研究丰富和发展了政策扩散理论，推动了不同制度下的政策扩散研究14。（三）政策类型与政策扩散同一政治制度下政策类型不同，政策的扩散机制存在明显差异。中国背景下，中央具有更大的权威资源，在经济改革和转型时期，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赋予地方更多的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考虑到资源的高效配置，中央政府在设定考核指标时带有明显的偏向。所以，不同类型政策具有不同的政治激励与经济激励，由此塑造了不同类型政策的不同扩散机制。学者发现经济发展类政策更符合地方决策者短期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在扩散初期具备明显的制度性激励，进而形成快速的水平式和自下而上式扩散15。经济发展类政策扩散的驱动力与机制已形成较为明确而一致的结论，而社会治理政策相比于其他政策类型在扩散初期并不具备充分的制度性激励，其扩散驱动力和机制的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研究中，大都通过个案分析研究社会治理政策在政府间扩散的原因，宏观层面政策扩散机制和微观层面的驱动力还不明确。对棚户区改造政策的研究发现兼具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特征是促进棚户区改造政策扩散的重要原因16；对政务服务在线平台政策的研究表明将电子政务定义为经济议题会提升政府对政策的注意力，进而促进政策的采纳17；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扩散研究表明，社会治理政策具有高风险、低激励的特征，此类政策缺乏有效的发生机制3。其他研究则从政策行动主体切入，推行政策的企业家群体在政策创新与扩散阶段都会采用各种策略性行为推动政策的实行，提升政策的影响力。对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个案研究基于政策行动主体视角解释了社会政策扩散的原因，难以对社会政策的扩散逻辑一般化；同时定性研究中时间跨度较短，缺乏长时段的观察，未关注长期宏观层面社会政策扩散的机制演变和扩散过程中驱动力是否发生了变化。综合来看，中国政策扩散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不同制度下的政策扩散研究具有一定的贡献。但同一制度下不同类型政策的扩散研究有待挖掘，不同类型政策具有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条件，所以针对不同类型政策的研究结论需要进一步廓清。针对上述不足，拟采用方便进行长时段考察的定量方法，将主流的事件史分析法与面板数据分析法相结合，不仅从微观角度研究驱动地方政府采纳社会治理政策的行为逻辑，而且从宏观层面分阶段探索政策扩散的机制演变。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在切入社会治理政策扩散问题时，将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只关注微观主体，会导致难以发现推动政策扩散政策的结构性动因及其变化；单独考虑宏观结构，则容易忽视采纳政策的个体主动性因素。所以需要把宏微观视角结合起来，从宏观上关注政策扩散过程，分析扩散机制的时空演变，微观上探究各个主体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各行动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扩散理论是政策过程理论发展的新兴范式之一，在早期西方的研究中，已形成四种基本的分析模型：全国互动模型、区域扩散模型、领导跟进模型、垂直影响模型。在中国政策实践中，由于改革开放后采用渐进式制度变迁，较为典型的政策扩散过程是中央政府发起的政策试验。表现为由点到面、自局部到全局的“试验推广”过程，一大特征是政策从试验到推广全过程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和监督18。社会治理政策扩散与政策试验的过程有所不同，在扩散起步阶段，中央政府并不是重要的推动者，在后期中央政府对政策进行吸纳，所以以中央吸纳政策为界前期与后期存在两个不同的扩散机制。在微观层面，如图1所示，可将影响正式组织行为的因素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效率逻辑，二是合法性逻辑。组织处在技术环境之中，应对亟待解决的问题或实现期望达到的目标采取的是效率逻辑，行为模式是“目标解决”。效率逻辑的衡量标准是有效性，以更小的成本获得更多的收益，是组织作为“经济人”的体现。同时组织也处在组织环境之中，特别是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府。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处在垂直关系与水平关系之间，将采取合法性逻辑处理组织环境中的关系。同一层级政府间的互动主要受到规范压力与竞争压力的影响，“合法性机制会诱导或者迫使组织接受其嵌入的制度环境里建构起来的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19。地方政府面临着相同的考核标准，竞争压力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行为，比如典型的“GDP锦标赛”20。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互动主要受到科层压力的影响。在党管干部与压力型体制下，上一级政府直接影响着 50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 25 卷下一级政府的干部管理与资源分配，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对科层压力做出积极回应。合法性逻辑下政府呈现出“压力回应”的行为模式。影响政府行为的两个逻辑并不是并行不悖的，合法性逻辑指引着效率逻辑发生的方向，合法性逻辑中的科层压力形成制度性激励，促使下一级政府更加关注与考核相关的议题。在政策扩散过程中，政府采纳政策的行为也受到效率逻辑与合法性逻辑的影响。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政策与制度性激励相匹配，在政策扩散初期不仅具备效率逻辑，还已具备以竞争压力与科层压力为表征的合法性逻辑。而社会治理政策在初期缺乏足够的政治与经济激励，促使社会政策扩散的逻辑是在扩散过程中渐进形成的。技术环境组织环境效率逻辑合法性逻辑目标解决同一层级不同层级竞争压力规范压力科层压力压力回应指引 图 1 政策扩散中政府行为逻辑的理论模型 依据中央政府是否吸纳社会治理政策将扩散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中央政府吸纳前的水平扩散阶段，二是中央政府吸纳后的扩散阶段。社会政策扩散过程如图2所示。政策创新一阶段扩散政策社会影响力中央确认效率逻辑政策有效性二阶段扩散科层压力邻近地区政策采纳规范压力 图 2 社会政策扩散过程 1.政策水平扩散的第一阶段在政策扩散之前的政策创新阶段，社会治理政策创新往往对应着解决问题的需求，针对的是矛盾性问题或重要任务，政府的行为逻辑是“问题回应”，凸显地方性特征。取得有效成果后，新闻报道使政策创新突破了地方性特征，首先是给予了面临相同问题的地方政府可借鉴的经验，其次新闻报道也起到了普及性的作用21。随着政策影响力逐渐形成，采纳政策创新的地方政府增加。这一过程中政策采纳行为背后是效率逻辑，决策者根据理性决策，政策能够有效解决决策者面临的问题。由此提出研究假设1：假设1：社会治理政策的社会影响力越大，被广泛采纳的可能性越大。进一步剖析传导机制，邻近地区政府的政策采纳影响了其他未采纳政策的政府的政策议程设置，进而促使其采纳政策，整个影响链条由“邻地采纳社会问题公共问题政策议程”四部分构成22。邻地对政策的采纳由于地理优势更容易影响本地的大众传媒，大众传媒通过对社会治理政策先进经验的专题或重点报道，将其他地方的政策转化成一个社会问题。随着新闻报道的积累，社会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政策的公共性逐步提升，成为一个公共问题，进一步引发本地关键决策者和社会精英对政策的重视，最终列入政策议程设置并被本地采纳。在整个传导机制中，影响邻地采纳发展成为社会问题和公共问题的核心驱动力是效率逻辑，扩散中的政策不断被检验后证明切实可行的，才能不断被报道而传播。最后公共问题上升成为政策议程并推出政策，则是效率逻辑和规范压力的共同效果，同级政府尤其是具有地理优势的邻近地区对社会治理政策的采纳数量增加，形成来自同一层级政府的规范压力，最终导致政策趋同23。由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设2和研究假设3：假设2：邻近地区的政策采纳会直接促进政策在本地的扩散。假设3：邻近地区的政策采纳通过提升社会政策在本地的影响力，间接促进政策在本地的扩散。2.中央吸纳政策后的第二阶段在社会治理创新政策水平扩散的基础之上，中央政府的政策倡导使得政策扩散进入第二阶段。这类转折点通常是以高级别会议或文件标示，发出强大而重要的信号，在中央发出倡议前，中央一级的部门也会关注到相关的政策，在扩散的第一阶段均能发现相关部门或协会发布的新闻报道。政策在地方政府间一定程度的扩散检验了政策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减少了中央政府对政策广泛扩散风险的担忧。更重要的是，社会治理创新与中央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将地方上先进的、有影响力的经验上升成为中央决策，不仅可以加强社会治理，通过央地第 25 卷刘启君，等：社会治理政策扩散驱动力研究基于网格化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 51 间的互动，中央的权威也得到进一步构建。因此，中央会对成功实践的社会治理政策进行吸纳，形成中央决议，进而在重要文件和会议中提出。得到中央的正式认可后，在第一阶段扩散中缺乏的科层压力和制度性激励得到补充。需要明确的是，在政策扩散的整个过程中，中央一级的新闻报道或政策发布这类信号都对政策扩散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而中央的高级别会议的倡导则直接促成了政策扩散逻辑的扭转，来自中央的科层压力传导到省一级和其他层级的政府，进一步提高了政策扩散的广度与深度，推动了政策的全面铺开。由此提出研究假设4：假设4：中央政府的政策信号促进了地方的政策扩散。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通过财政再分配来弥补地方的财政支出缺口，地方政府自下而上“跑项目”以竞争项目资金24。财政收入少的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程度更高。在中央政府吸纳社会政策后，为了获得中央政府更多的资源支持，与财政收入高的地方相比，财政收入少的地方政府会更加积极的响应政策。所以，在中央采纳政策后，地方财政收入对社会政策扩散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由此提出研究假设5：假设5：财政收入水平越低，中央政策确认对省内政策扩散的促进作用越强。四、网格化管理政策社会治理政策扩散过程是研究的对象，在选择政策样本时，需要考虑三个条件：首先是具有明显的社会治理特征；其次是政策扩散过程的窗口期较长，确保能够获得足够多的数据；最后是政策扩散的范围较广，以更好地观测政策扩散的动态变化。据此，选取网格化管理政策作为研究样本。网格化管理是一种针对城市管理的创新治理方式，指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建设“区街道社区网格单元”四级管理体系，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自2000年至今，网格化管理政策已逐步扩散到全国各省市，各项特征均符合研究要求。根据北大法宝网政策法规文本的检索结果，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管理工具早在2001年就已经出现在上海的烟花爆竹管理工作中，但并未引发广泛关注。目前普遍认为，网格化管理政策创新始于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的“万米单元网格化城市管理制度”。影响网格化管理政策扩散的一个关键节点是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虽然2013年前也有相关中央的部门发布政策，但其中影响力最大、级别最高的则是这次会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治理理念，强调“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体现了中央对完善网格化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高度重视，依此把2013年作为中央大力倡导网格化管理政策的时间节点。图3展示了20002020年网格化管理政策在各级政府中的扩散情况，总体符合政策扩散的“S”型曲线。从出现顺序来看，网格化管理政策首先出现在市一级，其次是中央级，最后是省一级，说明网格化管理政策并不是自下而上层层向上扩散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网格化管理政策在各级政府的扩散达到了新高度。图4显示了采纳网格化管理政策的省份数量。到2013年，网格化管理政策已经扩散到全国31个省份。对比来看，网格化管理政策在中央确认前扩散的广度（以扩散的省份数量为标识）已达到峰值，而在2013年后，扩散的深度（以各省发布的政策数量为标识）得到进一步的拓展。2 0001 5001 000500020002005201020152020省内各市省一级中央出台政策数量年份 图 3 各级政府网格化管理政策扩散曲线 302010020002005201020152020年份出台政策省份累积数量 图 4 网格化管理政策扩散省份逐年累积数量 52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 25 卷 五、研究方法与数据（一）研究方法研究采用事件史分析法（Event History Analysis,EHA）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两个方法对研究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事件史分析法是政策扩散研究的经典方法，其特点是将政策采纳与否的二分变量作为因变量，对采纳的可能性进行预测18。同时，不仅重视政府是否采纳政策，还关注政府采纳政策的程度。所以需研究影响地方政府发布政策数量的因素，收集不同时点观测省份的数据形成面板数据，进一步探索政策扩散的深度。（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数据来源是北大法宝网、Wisesearch数据库、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最终形成省级面板数据。样本涵盖20002020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共计651（3121）个观测值。1.因变量针对两个不同方法，因变量包含两个，政策采纳与否和程度，政策采纳与否根据政府是否发布包含“网格化管理”关键词的政策进行统计，当年发布赋值为1，未发布赋值为0。使用省内各市出台的有关网格化管理的地方法规数量衡量政策采纳程度，通过加总当年省内各市政府出台的包含“网格化管理”关键词的地方法规数量获得省级数据。数据来源为北大法宝数据库。北大法宝数据库完整收录了地方各项政策法规且实时更新，数据来源具有及时性。2.自变量主要的自变量包括：（1）政策社会影响力。以各省官方报纸中包含“网格化管理”的新闻报道数量来衡量，数据来源于Wisesearch数据库。（2）邻近地区政策采纳与否及程度。地理邻近省份推出政策赋值为1，否则为0；以省内各市推出的涉及“网格化管理”的政策数量总和来衡量政策采纳程度，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3）中央政策确认。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点，2013年后为1，2013年及以前为0。（4）财政收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财政收入对政策扩散具有调节作用，使用人均财政收入衡量各省的财政收入水平绝对水平；通过是否超过样本当年人均财政收入测量财政收入水平相对水平，超过赋值为1，否则为0。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从经济结构、社会保障、人口特征三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2526。经济结构代表了各省的经济发展阶段，影响着网格化管理政策的推出，以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来衡量；社会保障水平则代表着地区的政策倾向，社会保障投入越大，越有可能推出网格化管理政策，以各省社会保障支出、年末参加失业保险人数来衡量；人口特征反映了各省社会治理的压力，使用各省人口密度衡量。各变量测量方式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表 1 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变量名测量数据来源政策采纳与否省级政府i年发布政策赋值为1，否则为0北大法宝数据库政策采纳程度省内各市网格化管理政策发布数量北大法宝数据库政策社会影响力各省官方报纸中网格化管理报道数量Wisesearch 数据库邻近省份政策采纳程度地理相邻省份网格化管理政策发布数量北大法宝数据库邻近省份政策采纳与否地理相邻省份i年发布政策赋值为1，否则为0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央政策确认2013年后为1，2013年及以前为0北大法宝数据库财政收入绝对水平人均财政收入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财政收入相对水平人均财政收入=样本年均值为1，否则为0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经济结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失业保障水平年末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人口密度年末总人口与省份面积之比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六、实证结果（一）模型设定面板回归分析法建立双向固定效应（Two-wayFE）模型对网格化管理政策的扩散过程展开实证研究，基准模型为：Policyit=0+1influenceit+2npolicyit+3centralit+4Xit+ui+t+it(1)其中，Policyit表示i省在t年的政策采纳程度；influenceit、npolicyit和centralit分别表示政策社会影响力、邻近省份政策采纳程度和中央政策确认；Xit表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结构、社会保障支出、失业保障水平和人口密度；ui为省份固定效应，第 25 卷刘启君，等：社会治理政策扩散驱动力研究基于网格化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 53 t为时间固定效应，it为误差项。在回归过程中，对社会保障支出、失业保障水平、人口密度、财政收入绝对水平进行了取自然对数处理。事件史研究法采用logit回归方法，基准模型在面板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更换因变量，将邻近省份政策采纳程度更换为邻近省份政策采纳与否，将财政收入绝对水平更换为财政收入相对水平。为了检验财政收入水平对政策扩散的调节作用，在模型中加入了中央政策确认与财政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如式(2)所示：Policyit=0+1centralit+2centralitrevenueit+3revenueit+4Xit+ui+t+it(2)其中，revenueit为财政收入水平，centralit*revenueit为中央政策确认与财政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其他符号的含义与等式(1)一致。（二）回归结果分析首先运用事件史分析法（EHA）检验各变量对政策采纳与否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为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由于logit回归直接得到的系数不能确认对政策采纳与否影响的大小，所以在每个模型结果后附上各个变量的优势比（Odds Ratio），用于解释每1单位自变量变化带来的因变量的变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策社会影响力、邻近省份政策采纳均正向促进了地方政府采纳政策，假设得到初步验证。加入控制变量后，政策社会影响力和中央政策确认结果依然显著，邻近省份政策采纳的结果不再显著，同时，财政收入的调节作用也不显著。所以，需要进一步的检验，在研究了对政策采纳与否影响后，深入研究对政策采纳程度的影响，并通过分阶段探索邻近省份政策采纳发生作用的机制，在面板回归模型中再次确认财政收入的调节作用。然后运用面板回归法检验各因素对政策采纳程度的影响，表4列（1）（2）（3）为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4）为加入所有控制变量表 2 描述性统计变量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中位数最大值政策采纳与否6510.660.47011政策采纳程度65118.1127.6305237政策社会影响力651247.92496.950547 564邻近省份政策采纳与否6510.750.43011邻近省份政策采纳程度65181.91107.37025518中央政策确认6510.380.49001财政收入相对水平6510.320.47001财政收入绝对水平6513 966.014 512.01208.712 993.8529 508.59经济结构65143.459.2528.640.883.9社会保障支出6513 630 0003 880 00010 7582 280 00020 000 000失业保障水平651465.04455.056.3335.513 603.43人口密度6512 355.431 351.84262 0996 307.38表 3 logit回归结果（1）（2）系数优势比系数优势比政策社会影响力0.070*1.070.032*1.03(4.59)(2.47)中央政策发布0.358*1.430.217*1.24(3.62)(1.85)中央政策发布财政收入相对水平0.4001.49(1.52)财政收入相对水平0.2160.81(0.34)邻近省份政策采纳1.275*3.580.4891.63(2.93)(0.95)经济结构0.071*1.07(2.16)社会保障支出0.944*2.57(3.43)失业保障水平0.3451.41(1.15)人口密度0.994*2.70(3.24)常数项2.700*26.58*(8.76)(5.63)N651651Log-likelihood128.86104.11R20.690.75注：括号内为t值；*p0.1，*0.05，*0.01 54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 25 卷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政策社会影响力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不显著，加入后显著，结果具有不稳定性，有待分阶段确认。列（2）探究了中央政策确认对政策采纳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央政策确认对政策推出数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列（3）考察了财政收入水平对中央确认与政策采纳程度关系的调节作用。从交互项的结果来看，财政收入水平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在各模型中财政收入水平本身对采纳网格化管理政策具有一致的负向影响。财政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对社会治理政策的采纳水平越高，背后的原因是财政收入水平低的地区可以通过采纳创新型政策自下而上争取上一级的资源支持。表 4 面板回归结果（1）（2）（3）（4）（5）一阶段（6）二阶段政策社会影响力0.0100.036*0.004(1.22)(6.46)(1.68)中央政策确认0.997*5.5415.4511.6740.267(6.62)(1.46)(1.28)(1.45)(0.28)中央政策确认财政收入绝对水平25.643*35.52*(2.72)(3.39)财政收入绝对水平0.3520.4279.028*22.249(0.93)(0.94)(2.24)(0.84)邻近省份政策采纳0.074*0.074*0.017(2.27)(4.86)(0.53)经济结构0.3440.1071.205(0.91)(0.91)(0.88)社会保障支出12.281*3.85410.342(1.96)(1.26)(0.41)失业保障水平1.9464.14248.093(0.26)(0.78)(1.39)人口密度2.0040.57414.455(1.46)(1.19)(1.36)常数项0.0000.000156.991*88.22413.202385.177(0.00)(0.00)(2.75)(1.25)(0.70)(0.63)省份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时间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N651651651651434217R20.5680.5490.5780.6160.8170.206注：括号内为t值；*p0.1，*0.05，*0.01 政策扩散是一个动态过程，扩散期间驱动力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以中央发出重要倡导的时间为界将政策扩散划分为两个阶段，并分阶段再次检验政策社会影响等各因素对政策采纳程度的影响，结果如表4列（5）（6）所示。结果表明，2013年前是网格化管理政策扩散的第一阶段，政策社会影响力与政策采纳程度显著正相关，但在2013年重要中央会议发出倡议后的第二阶段不再显著，政策社会影响力主要在第一阶段发挥作用。采用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邻近省份政策采纳对网格化管理政策扩散的影响渠道，结果如表5所示。从全样本回归来看，邻近省份政策采纳对网格化管理政策扩散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分阶段回归结果显示，邻近省份政策采纳在中央确认前的第一阶段对政策扩散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其中直接效应值（邻近省份政策采纳本省政策采纳程度）为0.07，间接效应值（邻近省份政策采纳政策社会影响力本省政策采纳程度）为0.09，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56%。但在中央政策确认后的第二阶段，邻近省份政策采纳对政策扩散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不显著，说明邻近省份政策采纳主要在第一阶段发挥作用。表 5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年份效应效应值SE下区间上区间P20002020总效应0.113 40.011 90.090.136 70.000直接效应0.091 70.019 80.052 90.130.000间接效应0.021 70.018 60.014 70.0580.24320002013总效应0.161 70.0190.1240.1990.000直接效应0.072 30.0120.048 10.0970.001间接效应0.089 30.0210.048 10.130.00020142020总效应0.026 20.0220.016 30.070.228直接效应0.023 60.0240.022 80.070.319间接效应0.002 60.010.016 60.021 70.792第 25 卷刘启君，等：社会治理政策扩散驱动力研究基于网格化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 55 综合来看，网格化管理政策扩散的第一阶段以水平扩散为主，促进政策扩散的主导驱动力量是政策社会影响力和邻近省份政策采纳，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得到验证。在中央倡导社会治理创新，学习网格化管理方式后扩散的第二阶段，政策社会影响力作用不再显著。财政收入水平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财政收入水平本身在第一阶段与政策采纳程度显著负相关，如表4列（5）所示，并在第二阶段不显著，如表4列（6）所示。主要原因是中央重要会议对网格化管理政策发出倡导后，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取代了自下而上的政策传导渠道，财政收入水平低的地方无法再通过采纳创新型政策获得中央的资源支持。所以，网格化管理政策的整个扩散过程发生了扩散驱动力的扭转，效率逻辑奠定了政策在第一阶段的影响力，邻近省份的政策采纳通过提升本地政策影响力推动了政府间的水平扩散，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策提出倡导后，驱动政策扩散的主导力量是科层压力，驱动逻辑的变化导致扩散机制自水平过渡到垂直扩散。以往网格化管理政策扩散研究从探究影响因素2728、采纳政策内容的模式两方面展开29，大都从微观视角出发，即使关注到了宏观的影响变量，也仅仅是静态的。而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其一发现了网格化管理政策经水平扩散过渡到垂直扩散，从长时段观察政策扩散不同阶段的驱动力，说明网格化管理政策扩散的驱动力和主导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二将网格化管理政策定位在社会治理政策属性之下，通过对比不同属性政策的扩散差异提出研究框架和假设，明确了研究结论的应用边界。（三）稳健性检验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采用两种策略进行稳健性检验：（1）对关键自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同时也能缓解双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2）对关键自变量进行动态累加处理。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滞后一期和累积的政策社会影响力在政策扩散第一阶段对政策扩散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政策社会影响力具有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在第二阶段不再显著，这进一步表明了效率逻辑发生的渐进过程和扩散的逻辑转换。邻近省份政策采纳二阶段的滞后项和一阶段的累积项显著，但累计项的符号与假设不一致，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均不具有稳定性。中央政策发布在第一阶段的滞后项和累积项均显著，说明中央相关部门对政策的正面肯定对于地方的政策采纳具有滞后效应和累积效应，这两种效应对于中央最终在重要会议上倡导也起到了作用。财政收入水平的滞后项与累积项均不显著，财政收入水平并不具有滞后效应和累积效应。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佐证了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