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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贷款罪的分析及典型案例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 陆向辉法条规定及相关解释：根据刑法修正案（六）的规定，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立法背景：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了贷款诈骗罪，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在现实中存在有区别于贷款诈骗的行为，比如采用欺骗手段取得贷款，但是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或者无法证明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行为，但客观上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情节非常严重，这样的行为就需要刑法规定罪名来规制，遂在刑法修正案六中增设骗取贷款罪。该罪名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国家把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一种特殊对象，尤其在法律上做出比一般对象较为特殊的保护，设置了很多关于银行业务法律责任和特殊规定，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的同时，觉得打击力度还不够，又新增了骗取贷款等新罪名，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一个罪名的设置也应该严格遵守刑法的谦抑性，在对关于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给予特殊保护，及时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只要实施了骗取行为，就有可能触犯刑法，这本身就将该类行为由原来的结果犯加入了情节犯的因素，在经济活动日益活跃的现代社会，规定该罪名有其必要性，但决不能再对该罪名进行扩张或者类推解释。问题：但在实践中骗取贷款罪的司法适用十分混乱，司法人员和学者在对贷款诈骗的解读上也有很多分歧。甚至不当扩大处罚范围使该罪成为了任意解释的“口袋罪”，很容易被公权力机关降低入罪门槛而滥用，或者不当限缩的入罪范围使该罪实际上形同虚设。此外，骗取贷款与贷款诈骗在实务中因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界限不明，削弱了对贷款诈骗罪的规制力度。撇开个别案件存在的人为操控而故意混淆的原因，这种界限不清大都涉及对该罪基本构成要件的不当理解。很多人单单从文理解释的角度出发，理解该罪名只要实施对“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实施了“骗取”行为就构成骗取贷款罪，这有违立法本意。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终归是一种金融机构和公民个体之间的民事活动，民事活动的原则要鼓励交易，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当事人双方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作出的处分行为，一般不需要刑法去保护，即使造成了损害结果，也应属于被害人自我归责的范围，既不属于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刑法也缺乏干预的必要性。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日本刑法规定负责贷款人发放的贷款“即使它构成违背任务的行为，如果这种贷款主要是为了谋求公司利益而实施的话，那么，因不存在图利目的，所以照样不构成背信罪”。所以该罪名就应该规制那些在手段上严重虚构事实并且做成危害后果的行为，并且通过民事或者行政手段无法惩处的行为。本文将从行为、因果关系和危害后果等方面对该罪名做一分析。行为包括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的各种骗取，因果关系比较特殊，包括欺骗手段和取得贷款的因果关系，也包括取得贷款后对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或者风险的因果关系，危害结果包括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和有其他严重情节。一、行为欺骗手段：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求行为人在申请、取得贷款时存在欺骗手段。实践中，行为人为骗取金融机构贷款，往往同时实施多种欺骗手段以达到欺骗目的，然而，并非所有的欺骗手段都要纳入骗取贷款罪的规制范围。从金融行业层面看，行业内部有着较完备的贷款审查制度和不良贷款清收、处理制度，遇到欺骗手段轻微的贷款纠纷时，应首先触发金融行业自身的抗风险机制，以提升抗风险意识和能力，而不是让刑法过度介入，否则不利于金融行业的良性发展。从刑事立法层面看，刑法在已经设立贷款诈骗罪的情况下，又增设骗取贷款罪，免去“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对骗贷行为的惩治力度不可谓不大，因而更应遵循谦抑性原则进行规制。从贷款纠纷的解决机制及刑事司法层面看，我国民商法以及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已经能够相对妥善地解决金融机构与贷款者之间的纠纷，且通过民事或者行政路径处理轻微欺骗手段导致的纠纷，效果更好。如果不区分骗取贷款手段的严重程度，将一些手段明显轻微的欺诈行为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将导致打击面过大，也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区分骗取贷款手段欺骗性程度很有必要。骗取贷款罪的成文构成要件要素上看，关于骗取并没有手段的限制，只要行为人采取了欺骗手段，均可以构成。但是否只要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就构成骗取贷款罪呢？实践中，银行商业贷款中，贷款人形式上需要提供的贷款资料名目繁多，恐怕很少有人认为凡借款人提供了不真实的贷款资料都能成为骗取贷款罪。该罪立法讨论中，“银监会认为，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本身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由此带来损失的形成一般需要很长的周期，且损失是否最终形成，在实践中因缺少统一判断标准而很难判断。如果将造成重大损失作为该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则判断起来非常困难，不利于打击此类违法犯罪。银监会建议将该罪由结果犯模式改为行为犯模式，以是否实施行为作为构成要件，而不是以结果作为构成要件。即以数额巨大的和数额特别巨大的作为骗用贷款罪成立的要件”。但这一立法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因为在诸多贷款资料中，有一些并不是为了控制贷款风险，而是基于贷款行政管理（如统计）等需要提供的，对形成贷款风险不起实质性的作用。从现实情况看，借款人为获得贷款，对自己公司的经营情况作某种程度的夸大，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如果因此认为这都是刑法上的欺骗行为，则扩大了本罪的规制范围。对商业上的担保贷款而言，关键是有无真实的有效的资产进行抵押，只要担保单位可靠和抵押物足额，其他资料、手续纵有虚假，也不致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不致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笔者的这种解释，在一些国家的刑法中也有规定，如在日本，是否成立不法贷款的背信犯罪，“要根据实质性的标准来判断”。“即使属于不当贷款，如果确实采取了设定担保等确保债权回收的必要措施，那么仍不构成背信罪。”。行为人虽然提供的资料有瑕疵，但该资料对金融资产的运行没有形成风险的，不应作为骗取贷款罪认定。实际上，作为商业贷款，银行借款合同的中心是围绕着借款与还款来进行的，至于合同规定的一些随附义务，也大都是围绕着贷款安全设置的。而担保抵押贷款，最主要的安全保证，就是担保和抵押物的真实、足额。事实上，贷款过程中的欺骗行为形式多样，常表现为虚构主体、提供虚假担保、虚构贷款用途（提供虚假的合同）、改变贷款用途、提供虚假的财务报表等。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行为都是可以通过其他规制方式调整的。从金融行业层面看，行业内部有着较完备的贷款审查制度和不良贷款清收、处理制度，遇到欺骗手段轻微的贷款纠纷时，应首先触发金融行业自身的抗风险机制，以提升抗风险意识和能力，而不是让刑法过度介入，否则不利于金融行业的良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发布的贷款通则对贷款的条件、流程、管理、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如要求在贷款时，借款人应当填写借款申请书并提供真实的贷款资料；贷款通则第71条规定了借款人不按借款合同规定用途使用贷款的，或者贷款在有价证券、期货等方面从事投机经营的，或者未依法取得经营房地产资格的借款人用贷款经营房地产业务的等，由贷款人对其部分或全部贷款加收利息；情节特别严重的，由贷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贷款通则第72条规定，借款人向贷款人提供虚假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资料的，或者不如实向贷款人提供所有开户行、账号及存贷款余额等资料的，或者拒绝接受贷款人对其使用信贷资金情况和有关生产经营、财务活动监督的，由贷款人责令改正。情节特别严重或逾期不改正的，由贷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所以，在没有造成损失或者没有形成遭受损失的风险时，该行为作为贷款纠纷处理是有依据的，如果都要入罪，行政上的处罚就失去了空间。如果只是以一般的事实夸大或隐瞒非必要事实以取得银行贷款的，并不宜认定为骗取贷款罪，这在公民个人向银行申请房屋贷款的类型案件中尤为常见。此外，在银行诸多贷款资料中，有一些并不是为了控制贷款风险，而是基于贷款行政管理（如统计）等需要提供的，对形成贷款风险不起实质性的作用。借款人为获得贷款，对自己公司的经营情况作某种程度的夸大，虚高抵押物的一定价值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也不应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骗取”行为。如某检察院办理的张某涉嫌骗取贷款罪一案: 2010 年11月，嫌疑人张某帮沈某购买位于三里屯的房子，在办理贷款时，银行要求沈某出具收入证明，于是张某就以甲公司名义开了一份月收入3.6万元的收入证明，因银行需要其提供甲公司的公司章程，张某就伪造了一份内容为“甲公司系沈某和张某两人出资成立”的公司章程，并在上述材料上仿造沈某签字。于是张某帮助沈某从银行获取房贷 261万元，后一直正常还款。本案中，张某申请银行贷款时有三个带有欺瞒性质的行为: 一是夸大了沈某的月收入，二是沈某只是公司经理但伪造章程 将沈某列为出资人，三是张某代替沈某签字。银行发放个人贷款真正要审查的是申请人是否具有还贷能力，该案中张某实施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欺瞒行为只有提供沈某月收入证明这一项，后面两个行为只是辅助证明沈某所在甲公司的信息，对沈某的月收入起到间接证明作用，所以嫌疑人张某涉嫌骗取银行贷款的核心行为 即提供了与沈某月收入不相符的证明文件。张某提供的收入证明虽然夸大了沈某的月收入水平，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质，但是沈某在A公司担任经理确有较高的月收入，并且通过事后沈某按时还款的行为也能反过来印证其具有按时还贷的能力，因此张某夸大沈某月收入行为的情节过于轻微，不宜被评价为骗取贷款罪中的欺骗手段。其二，“其他严重情节”的立法语言，包含了对入罪范围的扩张，更表明了对入罪的限缩。作为情节犯中的情节，虽然含义比较抽象，但不等于在司法中可以作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立法用“严重”作为情节入罪的限定，就表明在没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一般是不需要入罪的。从该罪的客体是危及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将此处“其他严重情节”解释为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犯是可行的。因为，该罪常态的入罪条件是“造成重大损失”，即“导致一定数额的金融资金无法归还”，与其对应的入罪条件，从逻辑上应该与“重大损失”危害程度具有相当性。单纯采取欺骗手段获得贷款，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危险性，难以相当，只有在虽然没有造成现实的“重大损失”，但由于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使金融机构的“巨额金融资金陷入巨大风险”的情况下，才能危及金融机构贷款资金的安全，将其界定为有造成重大损失危险的，才具有相当性。实际上，刑法中的许多情节犯，看上去比较广泛，但司法解释为了减少裁量的任意性，控制入罪面，或者还原为数额犯，或者限定为危险犯，骗取贷款罪也理应如此。因果关系：关于因果关系，首先要联系到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问题，对于骗取贷款罪的欺骗手段应达到何种严重程度，实践中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达到使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实施相应放贷行为的程度；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达到使金融资产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的程度；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达到致使金融资产造成严重损失的程度。这三种观点各有侧重，但都不够严谨全面。第一种观点只强调了欺骗手段与错误认识以及基于错误认识所作出的处分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忽略了这种错误认识及处分行为是否导致了足以科处刑法的风险或者后果。比如，行为人虽然虚构贷款用途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发放贷款，但其并未置贷款于高度风险之中，同时还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担保，那么，行为人的欺骗手段就未达到入罪要求的程度。第二种观点恰与第一种观点相反，仅强调了欺骗手段与金融资产无法回收的高度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忽略了欺骗手段是否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因此实施了发放贷款的行为。比如，行为人的欺骗手段被金融机构识破，金融机构基于其他原因如完成指标、谋取利益等，向行为人发放了贷款，那么无论该贷款是否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中，行为人的欺骗手段并不在骗取贷款罪的规制范围内。第三种观点强调了欺骗手段与损失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该观点除了与第二种观点同样忽略了欺骗手段是否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由此发放贷款外，在对骗取贷款罪是否要求实际损失的理解上也存在偏颇。无论刑法条文还是司法实践，本罪并不以实际损失为必备要件，未造成损失而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人依然可能构成本罪。笔者认为，骗取贷款罪中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应同时满足两重因果关系，且这两重因果关系是递进关系。第一重因果关系，是指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与金融机构的错误认识和放贷行为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只有行为人的欺骗手段足以导致金融机构陷入认识错误并基于此错误认识而发放贷款，才达到骗取贷款罪的入罪要求。反之，如果金融机构并非基于行为人欺骗手段，而是基于其他原因发放贷款，即便该贷款处于无法收回的巨大风险，欺骗手段仍未达到骗取贷款罪的入罪要求。实务中查处的一些骗取贷款类案件，借款人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确实向银行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些有瑕疵的贷款资料，例如虚构公司的经营情况、贷款的用途等，但银行经办该贷款的工作人员或者决策放贷的人员对这些材料本身的不真实性是非常清楚的；相关人员在了解真相即没有受到欺骗的情况下做出了放贷决定，使行为人获得了贷款。这种情况能否认定为本罪的“骗取”行为呢？理论与实务中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骗取贷款犯罪中，不符合贷款条件的行为人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共谋策划、内外勾结作案，参与骗取贷款的行为，如果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人既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又构成骗取贷款罪，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如果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其他情节严重的，应构成骗取贷款罪的共犯。换句话说，对实践中存在的借款人和金融机构审核人员联手做局的案件，审核人员明知是虚构事实或虚假材料，但收受好处后仍将其作为真实情况，或者放宽审查标准，将有缺陷的贷款申请放行的情况，只要其目的是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贷款，仍应作为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处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在欺骗行为的对象认定上，有认识上的误区。 一个骗贷案件发生后，人们习惯地说银行受骗或被骗了多少贷款。实际上，银行被骗受害固然是事实，但说银行受骗是不准确的。借款人欺骗行为作用和影响的对象应该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而不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是无法受骗的。不过，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直接受骗，不等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能受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完全有可能因为借款人的虚构事实而陷入错误认识，而代表银行作出错误的决定。换句话说，银行的意思表示是通过银行工作人员显露的，它的经营是通过具体的银行工作人员行为对外活动实现的，借款人的欺骗行为针对的是银行办理贷款的工作人员和具有决定贷款发放权限的人，而不是泛泛而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即“欺骗行为作用于法人中的自然人，即作用于法人中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的自然人，才可能骗取法人财产”。而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被骗的后果，往往是由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承担，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了骗贷案件的被害人。刑法中，行为对象与犯罪受害对象不一致的情况并不鲜见，如刑法第167条签订、履行合同被骗罪，受骗者是国有公司、企业中的相关主管人员和责任人员，而受害者则是公司、企业本身。 不过，作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他在从事某种违规活动时，既可能为银行本身的利益并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意而实施，也可能是为了借款人利益而损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因此，当银行的工作人员明知行为人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而予以发放贷款，是否属于骗取贷款罪的欺骗行为，应分别情况处理。 第一，负责贷款的各环节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为了本单位的利益，以本单位的名义决定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由于他们代表了银行的意思和行为，发放贷款也不是基于错误的认识，因此，借款人不应构成骗取贷款罪。换言之，“在金融机构内部，处分财产的人并没有陷入任何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而是在知道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将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进行非法转移”，不符合欺骗行为的构造。 第二，不具有决定权的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但发放贷款最终决定者并不了解真相，决策者在陷入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作出了放贷决定。此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借款人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共同虚构事实，通过向具有决策权的银行工作人员行骗而获得贷款，如果造成了实际损失，银行工作人员行为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特征，应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借款人应构成骗取贷款罪；如果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具有“严重情节”的，则银行工作人员和借款人应成立骗取贷款罪的共犯。 第三，具有决定权的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不是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而是基于私情私利，仍然决定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由于其目的不是为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而是与借款人串通共同损害本单位的利益，故其行为实质上也就不具有银行的代表性，应属于骗取贷款罪的骗取行为，造成损失的，可以构成非法发放贷款罪，如果没有造成损失，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构成骗取贷款罪。第二重因果关系，是指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与金融资产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贷款等金融资产本身具有风险属性，故而金融机构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风险控制机制，将贷款等金融资产置于可控的风险之下。因此，只有行为人的欺骗手段突破了金融产品的风险底线，置金融资产于不可控的高度风险之中，威胁到金融信用体系以及金融机构和社会大众的资产安全，该欺骗手段才达到需要刑法进行规制的严重程度，即便这种高度风险并未导致实际损失。反之，即便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因此发放贷款，但未使得该金融资产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中，则该欺骗手段未达到入罪所要求的严重程度。比如，行为人在虚构贷款理由的同时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抵押，即使该抵押最终因不可抗力等非借款人原因贬值或者灭失，造成贷款无法收回，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仍不应视为使贷款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中。危害结果这涉及对骗取贷款罪所侵害和规制范围的认识。关于该罪的性质，理论分析和实务处理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罪是结果犯，“骗贷案件是一种结果犯罪，衡量是否犯罪的标准是，是否造成重大损失，如果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算是骗贷”。另一种观点认为，从刑法规定看，骗取贷款罪是结果犯和情节犯并存的犯罪。行为人的骗贷行为，本身就已危害到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在该类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增多和严重的今天，理应通过刑罚来加以惩戒。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0年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下称规定（二）第27条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以及其他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应予立案追诉。规定（二）接近于上述后一种观点的立场。但从实务中看，大部分骗贷案件被立案而追究刑事责任都是建立在由于骗贷行为给银行造成了实际损失的基础上的，鲜有仅仅因为采取骗取手段获得贷款而没有造成损失就作为犯罪处理的，甚至一些典型案件中，被告人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得了巨额贷款，公安机关也已经立案侦查，但由于尚未形成损失而被检察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决定不起诉。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所偏颇。首先，认为本罪是结果犯，只有造成了相关结果才能构成本罪的第一种观点不符合立法规定。立法已经明确，构成本罪有两种情况，一是造成“重大损失”，二是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有“其他严重情节”。虽然“其他严重情节”具体指何种情况，界定不清，比较模糊，但显而易见的是，其入罪范围比实际造成损失的范围宽。第二种观点虽然形式上有规定（二）的依据，但入罪范围过宽，也未必符合社会现实和立法精神。骗取贷款行为的入罪，首先看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后是否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在已经造成损失并达到立案标准的情况下，构成骗取贷款罪应没有异议。其次，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后，虽然没有给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造成损失，但案发时已经形成贷款风险，危及贷款安全，此种情况下，也应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申请贷款时虽然采取了欺骗手段，但没有形成贷款风险，则行为人不应构成本罪。其三，将欺骗贷款罪的最低入罪标准限定为形成贷款风险、危及贷款安全，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二元化”规制模式决定的。各国对欺骗贷款行为的规制模式和范围不一样，在美国，美国联邦法典第18篇第1014节规定的虚假贷款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即行为人向银行提交了虚假贷款申请，便构成既遂，而未必实际上取得贷款。德国刑法典第256条b（信贷诈骗）规定，对信贷诈骗的规定是一种行为犯的犯罪构成，其并不要求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也不要求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为要件。这与西方国家刑事立法定性不定量的“一元化”模式有关。而我国经济刑法的规制模式是典型的“二元化”模式。“二元化”的立法规制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根据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分别界分为一般违法违规行为与犯罪行为。只有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能引起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例如，俄罗斯刑法典中的“非法取得贷款罪”，只有贷款人提供了明显虚假的其财务情况和经营情况的信息，并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情况下才能构成。众所周知，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分为担保贷款和无担保贷款，对商业上的担保贷款而言，关键是有无真实有效的资产进行抵押，只要担保单位可靠和抵押物足额，其他资料、手续纵有虚假，也不致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不致危害金融管理秩序。在当初设立该罪时，正是因为骗取金融 机构信用与贷款，使金融资产运行处于可能无法收回的巨大风险之中，有必要规定为犯罪。而在担保真实足额的情况下，银行完全能通过担保物权实现债权，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不会产生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或者说可以运用法律手段消解潜在的风险。由此，笔者认为骗取贷款的行为应当至少造成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重大损失的风险才能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现有判例也有印证，如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廖某某骗取贷款罪二审一案。原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廖某某以欺骗手段取得被害单位工商银行湘乡市支行贷款人民币45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等，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廖某某以“用真实的姓名、房产证、土地出让使用证办理 贷款手续，并有房屋作抵押，不构成骗取贷款 罪”为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以一栋商住两用房作为贷款抵押物，该房屋经评估价值为91万元，房产证、土地出让使用证是真实的，只是用于贷款的结婚证、有关文书签名是虚假的。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廖某某虽然实施了欺骗手段，但是原审判决认定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证据不足，不构成骗取贷款罪。虽然该案例中被告人骗取的贷款只有45万元，并没有达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100万元，但是从二审法院的判决依然可以清晰看出推理的逻辑。法官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实质性的审查判断，即骗取贷款的行为究竟是否给银行造成了重大损失的风险。被告人在贷款过程中，提供了真实有效的、价值明显高于贷款额度的房产担保，也就是说被告人虽然未归还贷款45万元，银行也可以执行担保物权，上诉人未还的45万元并不必然等于银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即上诉人的行为没有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基于此，二审法院才在判决中认 定上诉人廖某某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类似案例还有朱恒忠被控骗取贷款案、邓宠被控骗取贷款案）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在担保充分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放贷与被告人提供虚假材料或者虚假陈述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银行确信放贷资金不会陷于收不回的巨大风险之中而予以放贷。对于明显不会造成法益侵害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犯罪行为。典型案例：一、朱恒忠被控骗取贷款案（来源：广东省肇庆市中级法院（2016）粤12刑终186号刑事判决书）裁判理由：对于上诉人朱恒忠及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第一、上诉人朱恒忠在设置土地使用权抵押时，向肇庆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了伪造股东会协议书及公司章程上刘某的签名，并向银行提供了没有真实交易的供货合同等材料，在向银行贷款的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手段，使银行相信其抵押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取得了银行发放的贷款。因此，足以认定上诉人朱恒忠向银行贷款的过程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骗取银行贷款2500万元的事实。第二、虽然上诉人朱恒忠向鹤山建银贷款的过程提供虚假了贷款资料，但最高额抵押合同等证据证实，上诉人朱恒忠以肇庆长业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设置了抵押，且上述土地的评估价高于其向银行的贷款数额。因此，上诉人朱恒忠向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抵押，未利用贷款进行任何非法活动，认定其行为给银行造成实际损失或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的证据不足，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上诉人朱恒忠的行为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综上，上诉人朱恒忠及辩护人认为上诉人朱恒忠在贷款过程中未欺骗银行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但认为上诉人朱恒忠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意见理据充分，予以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朱恒忠虽然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贷款，但其向银行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抵押，认定其行为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及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证据不足。原判认定上诉人朱恒忠犯骗取贷款罪的定性不当。上诉人朱恒忠及其辩护人所提不应以骗取贷款罪追究上诉人朱恒忠刑事责任的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理据充分，予以采纳。二、邵某某被控骗取贷款案（来源：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葫刑抗字第00014号刑事判决书）裁判理由：本院认为，被告人邵某某在从S信用社办理贷款的过程中，在信用社工作人员的要求下，以刘某新、昝某宇、阎某、张某宇的名义申请并提供足额有效担保，取得银行贷款人民币240万元用于生产经营，银行贷款到期后正常还本付息。其行为属于正常的民事行为，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原审法院认定邵某某无罪的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关于抗诉机关所提，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获取银行贷款并私自改变贷款用途，属于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抗诉意见，经查，关于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银行贷款，是银行工作人员提出并要求其实施的，其目的是为了规避S信用社贷款60万元的贷款限额的限制。并不是邵某某的主动决定实施行为。从办理贷款及办理催款转贷的过程中看，银行对邵某某为贷款的实际使用人至始至终是明知的，并没有产生错误的认识。故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银行贷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骗取手段。关于邵某某改变贷款用途，经查，邵某某取得贷款后用于浴池经营，并未用于贷款合同约定的购买工程器械的用途。但邵某某将贷款用于浴池经营的行为依旧属于用于生产经营的行为，并未挥霍取得的贷款，其在贷款存续期间一直按照约定偿还贷款利息，后又全额归还贷款本金，没有给S信用社造成任何损失和风险。故被告人邵某某虽然改变贷款用途，但不能认定为骗取手段，对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予以支持。三、邓宏被控骗取贷款案（来源：广东省高级法院（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12号判决书）裁判理由：对于上诉人邓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1、虽然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邓宏申请涉案500万元贷款时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隐瞒飞尔公司巨额亏损的事实，但个人借款保证合同、个人经营创业借款合同、购销合同书、授权声明等物证、书证及证人李某、王某甲、姜某等人的证言证实邓宏以个人创业贷款为由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申请500万元贷款向融光公司购买原材料，以虚假的购销合同和授权声明为申请材料向兴业银行申请该笔贷款；证人邓某乙、周某、肖某、邓某丙的证言及相关的银行流水清单等均证实上述所贷款项经层层流转用于向兴业银行质押贷款获得的450万元全部进入飞尔公司账户用于公司经营使用，并未作为货款支付给融光公司；工商行政部门的查询结果证明融光公司事实上并不存在；上诉人邓宏作为飞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供述其骗取贷款的目的系为了飞尔公司的资金周转和经营，且飞尔公司与融光公司之间的交易并不存在。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上诉人邓宏以个人名义，提供虚假申请材料骗取银行500万元贷款的事实。2、虽然上诉人邓宏在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提供虚假的贷款资料，但该笔贷款最终由担保人远大担保公司代为偿还，并未给兴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实际损失，亦未利用贷款进行任何非法活动，未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上诉人邓宏的行为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本院认为，上诉人邓宏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贷款，但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也不具备其他严重情节。原判认定上诉人邓宏犯骗取贷款罪的定罪不当。上诉人邓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不应以骗取贷款罪追究邓宏的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某，予以支持。四、浙江七彩凤公司、张斌被控骗取贷款案（来源：浙江省嘉兴市中级法院（2013）浙嘉刑终字第274号判决书）裁判理由：2008年7月14日，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应用集成膜技术日处理印染工业废水2000立方米节水技术改造项目”获得平湖市经贸局备案，因要申报国家项目，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张斌让范兆科制作“印染生产线系统节水项目书”，项目总投资为5300万元。2009年2月，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对该项目制作了可行性研究报告。2009年11月，国家发改委通过了该项目的申报。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未按要求建设节水项目，而采用廉价设备替换项目中的高价设备等手段，以达到通过国家验收的目的。2010年8月，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以节水项目名义，向兴业银行嘉兴分行申请专项资金贷款3000万元。为顺利取得贷款，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及被告人张斌隐瞒了上述情况，并向银行提供虚假的工矿购销合同。2010年8月30日、9月26日，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与兴业银行嘉兴分行签订两份合计3000万元的节能减排专项借款合同。后兴业银行按约将3000万元发放，由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支配使用。至案发，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仅归还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关于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及其辩护人提出其行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问题。经查，原判认定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构成骗取贷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及其辩护人就此所提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所提检察意见，亦予以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