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的发展史复习课程.docx

英国经济的发展史精品文档 英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英国经济的发展是依据其特定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从15世纪到如今虽然发展曲折但是它是一直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从最早注重国家控制的重商主义，到后来完全依靠经济规律的自主义，再到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然后到发挥个体功用的撒切尔主义，最后到“第三条道路”，国家控制与市场作用一边冲突，一边缩小着各自理论体现上的差异，直到融合为“第三条道路”。当然，“第三条道路”也并非完美，英国经济仍将在这种文化物质的影响下继续发展。下面通过不同的方面来进一步的了解英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走出重商主义的樊篱 英国曾是重商主义的故乡，但斗转星移，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之后，历史上功不可没的“重商主义”，却成了“明日黄花”。贸易保护主义受到挑战，谷物法和航海条约被相继废除，英国逐渐成为了自由贸易的国家。 15世纪末，航海业空前发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商人为之狂喜。从前，他们只能往返奔波于地中海沿岸，可如今太平洋、大西洋乃至全球，都成了他们做买卖的市场。活动空间的扩大，意味着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赚取那亮闪闪的黄金白银。 英国的海岸线很长，外贸条件得天独厚，伦敦、利物浦成了繁忙的港口城市。美洲的土豆、蔗糖和咖啡，亚洲的瓷器、茶叶及烟草，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而英国货，也源源不断地卖到了世界各地。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英、印英间的贸易往来，把在印度种植的鸦片，转卖给中国，赚取了丰厚的利润。1610年至1640年，英国的外贸额增长了10倍。商业贸易飞速发展，国家财富增长很快，英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无怪乎，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得出结论：“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贱买贵卖让商人们富得冒油，一个个腰缠万贯，世人对他们刮目相看：追求利润，天经地义；发财致富，世人仰慕。商人们可以通过购买土地，成为贵族，出席议会，在政坛上也有了发言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控制了政权，于是，他们需要一种理论，来说明商业的极端重要性，去争取政府有力的支持。 商业的繁荣兴旺，使“重商主义”风靡一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至高无上的，它代表真正的财富，国内贸易不能增加金银，所以应扩大贸易顺差，转从他国获取。如何取得贸易顺差？简而言之，就是奖出限入。一方面，给出口商予以补助，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使其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让进口商获利甚少、或无利可图，迫使他们放弃进口。采取这些措施，国家会受益匪浅：日进斗金，不仅可维持王室的开支，改善民众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这代表着更多的舰队、更广阔的殖民地、更大的市场、更丰厚的利润，在这个“良性循环”中，国库会日益殷实。 重商主义者构建的“蓝图”，果然让政府动了心，为争做世界霸主，英政府不但接受了“重商主义”的政策，而且还以家长身份，参与世界贸易竞争，庇护本国工商业者的利益。17世纪，为扩大本国的航运市场，颁布了航海条约，规定某些国家的土产品只能卖给英国，并且，卖给欧洲的货物，只能由出口国或英国的船只运输。当时，原料出口国的运输能力微不足道，只有荷兰能和英国一争高低，条约的针对性，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这种霸权主义行径，荷兰并没有“逆来顺受”，50年代，打了4次英荷战争，可都被英国打败，荷兰最后只好就范。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下，英帝国四处伸手，占领的殖民地越来越多，号称“日不落帝国”。 然而，斗转星移，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之后，功不可没的“重商主义”，却成了“明日黄花”。工业革命前，英国是一个农业国，限制外国农产品进口、保护本国农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从中世纪起，为了维护本国农民的利益，英国实行谷物法，该法规定：除非国内粮食稀缺、价格高昂，否则不得进口，通过高关税，避免与外国农业的竞争。工业革命后，绝大多数英国人从事工商业，谷物法对他们并无好处，粮价高，生活费用就高，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也高，工商业主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工人罢工，工厂不能运转；要么提高工资，自己的利润减少；英国工业在全球一马当先，产品丰富、竞争力强，迫切要求拓展海外市场，而长期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不利于产品外销。以废除谷物法为契机，工商业者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在谷物法的兴废问题上，英国的两大政党各执一词。托利党（即后来的保守党）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主张继续执行保护贸易政策；辉格党（即后来的自由党）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经济形势的变化，呼唤新的政策，于是又对理论提出了创新的要求。在此期间，有两位经济学家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斯密为支持自由贸易，提出了“绝对成本”学说。他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都希望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让人们自由参与国际分工，让商品自由交易，会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在此基础上，李嘉图又进而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身优势，生产本国成本较低的优势产品，然后拿到国际市场出售，大家互通有无，贸易双方便都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各自的需要，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随着国际分工理论渐渐深入人心，废除谷物法，已是大势所趋。1839年，反谷物法同盟在曼彻斯特成立。不久，皮尔（Sir Robert Peel）出任保守党内阁的首相，但他并不坚持保护主义的政策，在任期间多次降低关税，并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他解释说：“在发明方面，在工作方面，在才能方面所有方面，我们都站在世界的前面，我们还会怕竞争吗？”这是实情，英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的一半，是“世界工厂”。但是，历史却跟他开了个玩笑：保守党不能容忍他的“背叛”，他的内阁被党内人士推翻，“前瞻性”使他结束了政治生命。 但是，贸易自由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三年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条约航海条约也被废除，英国也逐渐成为自由贸易国家，自由贸易政策展现出它的巨大功效。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在煤的问题一书中无不自豪地说：“自由贸易，曾使地球上不少地区自动向我们进贡。北美洲与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麦田，南美洲有我们的放牛场，秘鲁赠送她的白银，黄金从加利福尼亚与澳大利亚流到伦敦，中国人替我们种茶，西班牙与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 产业革命一马当先 “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不仅使英国人积累了资金，而且也为其提供了无限的商机。伴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改进，交通运输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产业革命已大功告成。 轰鸣的机器、高耸的烟囱、规模化生产，曾是产业革命的象征。因为它，工业、农业、运输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可谓日新月异，显现出勃勃的生机。英国的产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70年代，比起西方其他国家，至少早了半个世纪。一个弹丸之国，为何在产业革命的进程中，能一马当先、独领风骚呢？话，还得从300年前“圈地运动”说起。 英国的“圈地运动”，历来为千夫所指，被人文主义者喻为“羊吃人”。但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实属必然。16世纪，世界贸易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羊毛制品大受消费者欢迎。而毛织业，恰好是英国的主打工业，故而在出口上很占优势。可是，作为原料的羊毛，由于需求量大增，供给不足，价格猛涨，一时间，羊毛在世人眼里，贵若黄金，炙手可热。精明的农场主发现，同一片土地，假如用来养羊，会比种植业成本更低、赚头更大。于是，为扩大牧场，他们贪婪地圈占公地、焚毁村庄，使用暴力驱赶农民，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圈地运动”。可是，到了18世纪，羊毛的供应趋于饱和，而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需求急剧上升，尤其是到拿破仑战争期间，进口粮食的通道被封锁，供应更显紧张。于是，为了扩大耕地，又发生了第二次“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就本质而言，是一场土地私有制的初始界定，它为城市工业的发展，加油添料，提供了劳动力和物质准备。农民失去了土地，那些原本“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像一颗颗石子，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悄地沉淀了：在农村，人们无以为生，自然就涌向城市，成为工业的后备军。经过两次“圈地运动”，农村的自然经济已不复存在，土地贵族大发横财，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他们不再“亲自”经营土地，而是转租出去，坐收地租；农业资本家仿效工业的管理，雇佣“农业工人”，采用先进技术，并一改分散经营的传统，实行机械化作业。这一改变，结果使种植业、畜牧业飞速发展，产量大增，城市所需的粮食、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因此有了足够的保证。 对宗主国来说，殖民地永远是廉价的原料产地和广阔的销售市场。所以，英国绅士虽然保守稳重、温文尔雅，但是，发财致富的欲望，使他们四处点火，频频发动殖民战争。“日不落帝国”的旗帜，插到了各大洲。英国在殖民地间进行贸易往来，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当时，有一条致富捷径“三角贸易”：从英国带些工业品，到非洲西海岸交换奴隶，运往北美，再将当地货运回英国。每次往返，可做三次交易，利润惊人。如17世纪时，在非洲，每个黑奴的离岸价是25英镑，而在美洲，每个黑奴可售150英镑，利润率高达500。除了贸易往来，英国还通过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殖民统治等政治手段，直接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无怪乎，那些频繁往返于殖民地的英国人，回国之后，一个个都富甲一方。商人们的发财梦，在殖民地大都“梦想成真”！ 英国人素有节俭的传统，他们从殖民地赚足了钱，可并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奢侈浪费，大肆挥霍。他们把资本积累起来，用于投资，兴办各类产业，这种品行，曾被拿破仑戏称为“店主人”。其实，“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不仅使英国人积累了资金；而且也为其提供了无限的商机。落后的殖民地，对英国的工业品趋之若鹜，需求量极大。工业品奇货可居，利润丰厚。于是英国工厂纷纷加大马力，不断扩张规模。这样一来，原有的产业工人，相对于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就显得不足。要生产更多的产品，赚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得不考虑，如何用机器去代替人手。于是，一场改进技术、改良机器的创新浪潮，在英伦大地悄然兴起。 技术革新，是产业革命的火车头。伴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改进，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在当时的英国，纺织部门是技术创新的排头兵。1733年，约翰凯发明了“飞梭”，使织布速度加快，布面加宽。织布技术提高了，纺纱相对不足，出现了纱荒现象，为此，1751年，皇家学会悬赏征求“能同时纺6根棉纱的机器”。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能同时纺8根棉纱；1768年，阿克赖特以瀑布为动力，发明了水力纺机；1779年，克隆普顿发明了走锭精纺机，进一步加快了纺纱的速度；1782年，瓦特在单动式蒸汽机的基础上，又制成复动式蒸汽机，它的出现，使机器从根本上代替了人力，人类社会由此进入到一个“蒸汽机的时代”。蒸汽机以煤为燃料，制造它需要铁，于是，在重工业中，也发生了技术革新，采煤业、炼铁业的效率大大地提高了。 如果把整个经济活动比作躯体，那么，交通运输就是躯体的“动脉”。动脉通畅了，躯体才能伸展自如。同样，原料的运进，产品的输出，都离不开车船与道路。在商品传输途中，倘有闪失，经济的“链条”就会脱节，旷日延时不仅会给商家增加成本，弄不好还会血本无归。为着手解决这一问题，17601830年，英国大兴土木，到处架桥铺路，开凿运河。产业革命前，从伦敦走到爱丁堡需10天，产业革命后，只需2天；水运的费用，比陆运更低，从利物浦运煤到伯明翰，运费只相当于陆运的14。道路顺畅了，又反过来对交通工具提出了新的要求。蒸汽列车的出现，使车速提高了3倍，不久，铁路以其方便快捷的优势，渐渐取代了水路、陆路，成了运输业的“龙头老大”。 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锻压设备已一应俱全，加工机床也已出现，人们已经可以用机器去制造机器，这标志着历时数十年的产业革命，已大功告成。此后，英国经济一日千里，社会发展开始“起飞”，受英国产业革命的带动，欧洲大陆和北美的一些国家，也相继进行了产业革命，人类文明从此“焕然一新”。 伦敦：世界的金融中心 伦敦通讯便捷、金融机构众多、员工经验丰富；政府“诚邀天下客”，敞开大门，欢迎各路财神一起竞争；它的金融机构，深得世人信赖。国际上的金融机构，以能在伦敦有一席之地，而引以为豪。到19世纪初，伦敦已经成了世界的钱庄。 近代金融业发源于意大利，16世纪上半期，金融中心移至荷兰，相对而言，英国的金融业，可谓姗姗来迟，但它却能后来居上，到19世纪初，伦敦已经成了世界的钱庄。 很早以前，谦和的英国人，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17世纪下半叶，荷兰为摆脱外部的殖民统治、解决内部的纷争，忙得焦头烂额，经济发展，一拖再拖；法国的封建制度，根深蒂固，150年后，资产阶级革命，才刚刚起步；美利坚合众国，尚未独立。而在英国，1688年，为反对王权复辟，实现君主立宪制，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史称“光荣革命”）。此后，在英伦大地上，政局稳定，社会安宁。“家和万事兴”，各行各业都在祥和的环境里蓬勃发展。 经济的繁荣，金融的发展，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经过两次圈地运动，地主发了横财；海外贸易，让商人们腰包胀满；殖民地掠夺，使英国多了不少黄金白银。富起来的人们，希望有一些机构，能帮他们理财、让货币增殖；同时，面对广阔的市场、丰厚的利润、无限的商机，没加入的，跃跃欲试，已加入的，想扩大规模，但自身资金有限，迫切需要融资。钱多的要有去处，缺钱的要有来路，还想减少“来来往往”的风险，于是，金融市场水到渠成、呼之欲出。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犹如八仙过海，大显神威。 英格兰银行，曾是各国中央银行效仿的典范。商人裴德森（William Paterson）经营对外贸易，赚了不少钱，用实际行动，拥护英国的“光荣革命”，很得权势。1694年，在伦敦区针线街，他成立了一家股份制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该行就将其120万资本全借给政府，恩恩相报，政府也没亏待它，给了它很多优惠政策，特许它发行与之等额的货币。英格兰银行也很“争气”：实力雄厚，很讲信誉，深得人们信赖。当时，在民间流行一句话：“向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15年后，它再次为国家提供贷款，由于它对政府的大力支持，特许权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最后延成了无限期；不到20年，由于资金流量的增加，它的利率下降了近一半，该行亦受到了全球资本的垂青。波澜壮阔的金融史，也由此开始了。 英格兰银行的“杰出”表现，使它在银行界脱颖而出，成了“银行的银行”。它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发行货币、代理国库、调节金融市场。当一般银行现金周转不灵时，可到英格兰银行，办理再贴现业务，以解燃眉之急；此外，该行资金充裕，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能控制货币的流通量，稳定金融市场。原先，许多银行都能发行银行券，在市场上流通，这使纸币泛滥，日益贬值。1825年和1836年，发生了两次经济危机，许多银行纷纷倒闭。针对这种情况，1844年，首相皮尔颁布了银行规章法，结束了279家银行发行银行券的局面。此法使英格兰银行基本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进一步明确了该行的领导地位。“真金不怕火炼”。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密得兰银行、劳合茨银行、巴克莱斯银行、威斯敏斯特银行、国民地方银行，经受住了考验，成了银行业的主力军。英国银行业，就如一个大家族，有“家长”，有“家规”，“五兄弟”各挡一面，银行体系逐步健全。 早期的经营活动，风险很大，保险业应运而生。最早的险种，是海上险，面对险象环生的大海，人类力量微弱，海外贸易，虽然利润极高，可风险也大，一不小心，就可能葬身海底，血本无归。若风险由多人承担，会减少当事人的损失。基于这种想法，1688年，英国船商们成立了“劳埃德（Lloyds）商船协会”，探讨海上保险事宜。随后，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英国出现了。它们收取保费，赔付损失，货币流动量很大，于是，它们的经营范围也扩大了：购买公债、股票、房地产，办理抵押贷款，在资本市场上，保险业可谓一枝独秀。 英国的股票、公债等，在交易所交易，但这个市场的成长，并不顺利。1566年，金融家格雷欣（Tomas Gresham）就创立了伦敦皇家交易所，但是，当时的市场并不成熟。有一些人，带着“天上会掉下馅饼”的美梦，走进交易所，有很大的盲目性，易受投机者的操纵。1711年，哈利（Robert Harley）开设了一家“南海公司”，允许人们凭政府债券来认购公司的股票，理所当然，该公司成了政府的“债主”，由此，它得到了在南美洲贸易的垄断权，优惠的政策、投机者的炒做，使它的股票暴涨，1720年，短短七个月，股票涨了约8倍！但是，该公司能力有限，业务受挫，经营惨淡，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时，股票暴跌。投机商们，骗得了巨款，拍屁股走人；许多交易者，倾家荡产；与此事有染的高官大臣，一个个身败名裂。这就是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那时，证券市场阴云不散，人们对它恐慌不已，为规范证券市场，英国旋即通过了“泡沫法”，设立股份公司，从此“有法可依”。 货币是金融市场的“血液”。躯体内，若有不同型号的血液，就可能“互斥”。英国曾一度实行金银复本位制，黄金和白银，都是流通的媒介，币种间的比价由政府定，但在市场上，受多种因素影响，实际比价与官方比价，常常步调不一。更值钱的金属，被熔化运出；不值钱的，留下来流通，“劣币驱逐良币”，自然是英国所不愿看到的。1816年，英政府制定法规，实行金本位制，规定金币为本币，银币为辅币，此举使交易更为顺畅。 金融是贸易的伴生物。19世纪30年代，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商品极其丰富；水运、陆路四通八达，国内外贸易，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私人投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国际上，英国总是顺差国，殖民地的黄金，源源不断而来。英国的黄金储备，异常充足，纸币与金币可随意兑换。首都伦敦，通讯便捷、金融机构众多、员工经验丰富；政府“诚邀天下客”，敞开大门，欢迎各路财神一起竞争；它的金融机构，深得世人信赖。国际上的金融机构，以能在伦敦有一席之地，而引以为豪。19世纪，伦敦不仅是英国的金融中心，而且也是世界的金融中心。 撒切尔的“货币主义试验” 为控制通胀，撒切尔一举削减了十亿英镑的国债，将银行的准备金率，提高到百分之十，把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百分之十七。紧缩的货币政策，使经济增长几近谷底，失业更为严重。然而，当英国走过这个“拐点”，便柳暗花明，经济开始回升，撒切尔有惊无险，闯过了难关。 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危机四伏：物价飞涨、生产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工党政府面对困境，虽是忧心如焚，但也无力回天。1979年，54岁的撒切尔临危授命，出任英国首相，她高举自由经济的旗帜，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府管制，并亲自主持了英国的“货币主义试验”。 二战后的一个时期，英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加以干预。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一方面，它为英国创造了短暂的繁荣，19511964年，英国经济一度出现过“两低一高”（失业率低，通胀率低，国民收入增长率较高）；但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凯恩斯主义也给英国带来了灾难。政府开支过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企业税收不堪重负，银根被迫一松再松。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是：生产停滞，失业反弹，物价飙升，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到70年代末，高通胀与高失业，像一头双面兽，各执一方，却不知何往，英国的未来，处在一片茫然之中。执政的工党，对此无计可施，不断遭到世人指责；而保守党面对这种局面，也不敢轻举妄动。此时，撒切尔站了出来，她大声疾呼：英国应回归亚当斯密的传统，还经济以充分的自由，切实保障人们工作的权利，花钱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总之，要使政府成为经济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撒切尔新官上任，便是三把火。而第一把火，就是借用货币主义的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上任当年，为控制货币流通量，她手起刀落，一举削减了10亿英镑的国债，将银行的准备金率，提高到10，把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17。紧缩的货币政策，一时间使经济更加低迷、失业更为严重，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做法，当时人们很不理解，1981年3月30日，英国364名经济学家，在泰晤士报联合发表公开信，对此政策加以抨击。但是，撒切尔并没有妥协，因为此一结果，本在她预料之中。她仍是信心百倍，一如既往地加以贯彻。年底，经济增长几近谷底，失业人数达250万，然而当经济走过这个“拐点”，便柳暗花明，生产渐渐复苏，物价开始回落。事实证明，她的做法，看似一招险棋，但最终是有惊无险，闯过了难关。 随后，撒切尔就采用温和的、渐进的方式，来达到她的目标。1984年，她按最狭义的货币M来控制货币发行，这样不仅操作灵活，而且效果立竿见影。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立马使金融形势由阴转晴。1985年11月起，为促使经济繁荣，政策渐渐放松；调控重心，也从原来的货币供应转向了汇率。一方面，将英镑和坚挺的德国马克挂钩；另一方面，大量吃进外汇，通过降低利率、阻止外资涌入，以降低汇率。而低汇率与低利率，又拉动了投资；到80年代末，通货膨胀率降到49，经济大步攀升，撒切尔的货币主义试验，至此大获全胜。 撒切尔的第二把火，指向财政政策。英国是一个“福利国家”，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60左右，“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就像一张温床，人们躺在上面吃补贴，不愿劳动、不思进取，而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债台高筑。为减轻财政负担，撒切尔决意压缩财政开支。于是，她一方面精简机构，为政府消肿；同时也调减工业补贴、削减福利支出，因此她被人戏称为“夺去牛奶的撒切尔夫人”，据说她的母校牛津大学，也因不满她削减教育经费、减少教师工资，而拒绝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 税制改革，是撒切尔的第三把火。过去，为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英国的税率高，税负重，它抑制投资，影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使很多人才外流。她上台后，在财政方面，实行“开源”与“节流”并举，使税制改革成为可能。她挥动“减”字大旗，风风火火地将税负减下来：在任期间，将个人所得税的基础税率，从33减到25，最高税率由82减至40，公司税由52减至35此外，她也提高了一些间接税：增值税、高档消费品的附加税。此举，使国家的税收总额，减少不多；富人愿加大投资，穷人想拼命干活，英国的人才，不再因惧怕高额税负而移居他国。 撒切尔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私有化”。当时，许多国有企业，政府干预较多，缺乏活力、成本高、效率低，企业亏损严重，是国家的一大包袱。为此，政府决定，出售国有资产来增加财政收入，减轻负担；同时，广大民众购买企业股票，激活了投资需求，繁荣了市场。19791989年的10年间，40的国有企业出售给了私人，到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辞职时，只有英铁路公司、煤炭公司、皇家邮政三个部门，没有实现私有化。 改革劳资关系、削弱工会权力，是撒切尔的另一高招。在英国，工会的势力很大，劳动力市场几乎被垄断，不受市场调节。为提高工资，工人经常罢工，致使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上升、物价上扬，通货膨胀加剧，而实际工资变少，又引起新一轮的罢工浪潮，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本国生产成本高、利润低，资本就外流，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为此，本国经济，受害匪浅。历届政府想在这个循环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却无能为力。但撒切尔却无所畏惧，制定了就业法、工会法，对工会的职权、罢工运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此外，她还动用财力，与工会进行较量。1984年，力量雄厚的煤炭工会开始罢工，政府以补贴的形式，与之抗衡，罢工持续了362天，以无条件复工，草草收场。工会力量，被大大地削弱；政府威严，得以维护；劳动力市场开始正常运行；工资推动通货膨胀的现象，基本得到遏止。 撒切尔的各项措施，像一支舰队，虽然阻力重重，但由于有她的领航，还是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到了1988年，英国经济一片大好：通货膨胀率下降、就业增加、人均收入提高、财政出现盈余、出口增加，人均实际产量增长率超过美国、德国和法国，而英国的国际地位，也开始回升。用撒切尔的话说，这是“经济奇迹”，反对党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还存在很多弊端，但是，任何一位不持偏见者，都会为这种深刻的变化感到震惊。” 福利制度骑虎难下 1948年，英国基本实现“福利国家”，世界各国在建立本国的福利体系时，纷纷到英国去取经，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对英国而言，庞大的福利体系就如鸡肋，弃之不能，食之太累，真是骑虎难下、苦不堪言。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的确让英国人曾经引以自豪过：幼儿茁壮成长，老年人颐养天年，但是，它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过多过滥的社会福利，给经济却增加了太重的负荷。20世纪初，英国在世界上依然首屈一指，享有“世界工厂”的美誉，可不过100年后，它的地位却江河日下，在欧洲，充其量只能算个二流国家。英国为何由盛及衰，说起来原因很多，但包罗万象的福利制度，恐怕难辞其咎。 英国的福利制度，本是社会矛盾调和的产物。每一次社会变革，受害的往往是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为缓和矛盾，福利制度应运而生。持续300多年的圈地运动，让农民无以立锥、家破人亡，对当局满怀仇恨，成了“麻烦制造者”，对此，英政府软硬结合，一只手用高压政策、严厉打击，另一只手安抚驯服。1601年，颁布济贫法（poor law），在全国各地设立济贫院，收容救济老人、孤儿、残疾人。18世纪开始了工业革命，劳动生产率突飞猛进，却将许多工人抛向失业的苦海、推进贫困的深渊，人被逼急了，随时都可能揭竿而起，统治者的大厦摇摇欲坠。为平民怨，慈善家们主张网开一面、大力推行福利主义，政府的救济面更广了：儿童们免费体检和治病、穷学生享有免费的牛奶、工伤受赔偿、失业领救济，70岁以上的低收入者，只要在英国居住满12年，可拿养老金。 二战期间，25万将士战死沙场，16万平民血溅英伦，13的住房被毁，举目四望，一片疮夷，大量的寡妇、孤儿、伤员、老人在街头流浪。1941年6月，丘吉尔政府成立了社会保险和福利委员会，任命著名经济学家贝弗里奇为主席，1942年12月，该委员会提出了社会保险和有关福利问题报告书（也称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指出，当前的福利制度门槛高、数额低、管理混乱，建议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福利支出、扩大保障范围，使人人能免于贫困、疾病、愚昧、污染和失业的困扰。 报告所勾勒出的蓝图，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无限向往，英政府以此为模板，逐步完善，使福利体系包罗万象、面面俱到。任何一个英国人，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号，记载了一些相关信息，符合条件时，就可拿到相应的保障金。婴儿哇哇落地时，就有一笔儿童福利金在等着他，他一直可以领到16岁（若16岁后仍在校读书，则可领到19岁）；上学后，可拿教育津贴；残疾人，有残疾人补助；除几项特殊的医疗服务外，看病几乎不用掏钱；因公受伤，可拿工伤补助；年纪大了，有养老金，超过80岁的，还可拿高龄补助；失业也不要紧，一年内，每周有30英镑左右的失业津贴，一年后，若还没找到工作，可领取社会救济；另外，还有生育补助、住房补助、困难补助，伴随他们一生。 1948年，英国基本实现“福利国家”，世界各国在建立本国的福利体系时，纷纷到英国去取经，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对英国而言，庞大的福利体系就如鸡肋，弃之不能，食之太累，真是骑虎难下、苦不堪言。 繁多的福利项目，是财政的一大负担。19491950年，福利支出达到103亿英镑，19921993年，该项支出达741亿英镑，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其增长速度快于GNP。六七十年代，物价上扬，生活必需品涨得比奢侈品还快，对领取救济的穷人来说，非常不利，福利支出也就水涨船高，财政赤字像滚雪球般地增大，政府只得通过发行大量债券来应急，不断地发新债还旧债，这又使国家负债累累。历届政府虽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国民一旦拥有某种权利，稍微的削减，就会怨声鼎沸，为了选票，他们不敢贸然行事，细枝末节的修改，收效甚微。相对于庞大的福利支出，政府就如一头“老牛”，拉拉破车还行，若要它拉上十吨八吨的，就气喘吁吁、力所不能及。 害怕面临生存危机，不想挨饿的本能，使人们努力工作，但在英国，这种动力却不存在，社会福利，就像一张温床，一些人宁愿躺在上面吃补贴，也不愿劳动、不思进取。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报导：失业者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相对于有工作、最穷的邻居，他们的收入更高，而且不用交税。社会保障得多了，人更“懒”了，劳动者的架子变大了，工资不算高，他们就不干，致使生产成本上升，产品缺少竞争力，希思政府上台后，曾下定决心要杜绝此类现象，可工人们有了福利的靠山，罢工示威损失不大，很能“斗”，政府却耗费不起，屡战屡败，颜面丢尽。 高福利，需要高税收的支持，但是税收过高，资本、人才都会呆不住。上个世纪，英国最叫座的电影明星凯恩，放弃了辛辛苦苦打下的“天下”，移居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世人对此有种种猜测，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我热爱英国，但要等到税收政策改变后才会回去。高额的税负，就这样“赶走”了英国的人才：惊险小说家福赛思迁居爱尔兰，著名的写生画家萨瑟兰定居法国，足球明星基根改换西德国籍。企业日子也不好过，以1976年的加工业为例，本国的税后利润为85，比西欧、北美低7个百分点。收入均等化政策，让英国人饿不死，也赚不了大钱，想赚大钱的，惟有另择国门。 庞杂的福利制度，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英国，社会保障部含总部和六个专门机构：津贴管理局、保费缴纳管理局、儿童福利管理局、信息技术局、安置救济局、战争抚恤金管理局；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约有100万，每年的管理费用就高达16亿英镑。然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时间一长，衙门习气、老爷作风就显露出来：态度傲慢、效率低下，公民对此忿忿不平，认为他们吃“冤枉”饭。 从第一部济贫法起，英国的福利制度也有400多年历史，其中的是非功过、苦辣酸甜，恐怕只有英国人自己最明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倘若没有神助之力，英政府要将这种福利制度“硬撑”到底，难度将会越来越大，前面的路是吉是凶，一时还难以料定。 自由择业权的代价 1860年11月，共和党人林肯当选美国总统，把限制奴隶制列入新政府日程。南部蓄奴州脱离联邦，另立山头，南北战争爆发。对于战争的缘起，历来众说纷纭。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一场确定自由择业权的决战。人们不禁要问，自由择业权为何如此重要，以至要以4年血战为代价？ 美国南北经济对立由来已久。北部工商业唱主角，崇尚自由经济。在北方实业家眼里，商品应畅通无阻，资金流向高收益产业，土地可以自由转让，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美国公民开荒种地、驾船捕鱼还是打工挣钱，完全由个人说了算。与英国相比，美国工商业还是“小个子，冲出国门尚须时日，关税保护、资金投入、基础建设，这些事离不开联邦政府的关照。与北方截然不同，南方是棉花种植园的天下。种植园主打着自己的算盘：棉花销路这么好，何必去搞工商业；种棉花可是苦差事，自由人不愿干，当然要用奴隶；美国领土南方也有份，合适的地方都该种棉花；棉花卖给英国佬，有卖也得有买，得想辙让联邦降低关税南北经济处处相左，互不相容，建国后一直磕磕碰碰，打打和和。随着合众国领土迅速扩大，南北对抗急剧升温。19世纪初，划入美国版图的大西部归谁，成为双方矛盾的焦点。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美国南北双方拼争的，显然不只是那块广袤的沃土，而是要确立各自的“土地劳动结合方式。工商业和自耕农业，是北方的设计；黑奴撑起的种植园，是南方的勾画。二者本质区别只有一点：土地上的劳动者是自由人还是奴隶。这也成了双方绕不开的“死结。 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为“缺人手头疼。1790年，美国总人口不足400万，平均每平方公里17人。解决劳动力的办法，北方只有一条，从欧洲移民。南方种植园的活儿又苦又累，只能拜托给黑人奴隶。移民和贩奴同步进行，70年间人口增长了8倍，被扩大的领土一冲，每平方公里也只有4人。远水解不了近渴，只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怎么利用？北方盯住了劳动密集、效率低下的种植园，主张扩大“自由州，让350万黑奴自由流动；南方则抱定种植园经济不放，拼命扩大“蓄奴州数量。 劳动力的流动，应该舍低求高，往收益好的产业奔。这既符合劳动者自身要求，又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样一桩好事，为何北方坚决拥护南方竭力反对？恐怕与南北经济特点大有关系。南部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殖民地时期就搞起了经济作物。可种烟草、栽水稻耗时费力，技改难度太大，只好多用黑奴，大搞人海战术。英国的金币填满了土地所有者的腰包，种植园经济也就在南方落地生根。其特点是低投入高产出：土地是英王赏的，不须花一文钱；黑奴一次性成交，使用几十年后还能转手，而南方货在英国抢手得很，种植园经济简直是一本万利。耗竭地力，增加奴隶，成了种植园主们的致富秘诀。独立战争后，棉花成为美国南方主打产品，扩大棉田，增加奴隶，种植园的“投入产出方式丝毫没变。棉花让种植园主们富得流油，棉田里的黑奴却一无所获。与南方不同，北方气候干冷、土壤贫瘠，不论农业还是工业，都力求用高投入换取高产出：耕地少、劳动力昂贵，只好精耕细作，改进农具，提高单产；劳动力匮乏工资高，只能靠增添设备提高企业效益。西部对北方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向西部进军，北方自耕农就能获得大片沃土，北方农业耕作、用工方式优势尽显，就能迅速影响全国。农业立住了脚，工业西进便指日可待，风气一开，迟早逼着南方佬把黑奴放过来。劳动力流动这着棋活了，美利坚必将是北方自由经济的天下。对种植园主来说，占领西部一下子有了“战略意义：虽然西部不宜种棉，也得寸土必争。种植园模式不在西部扎根，南方在竞争中就要甘拜下风，搞不准哪天蓄奴就会被判非法，真要那样，南方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根据联邦土地法令，只要掏得起钱，西部土地要多少有多少。北方实业家对此没什么意见，南方种植园主可不愿干花钱买地，明摆着是和种植园的“低投入模式过不去，何况西部并不长棉花。19世纪前半叶，南方以分裂、骚乱相要挟，迫使联邦一次又一次妥协，蓄奴州由6个增到11个。这回北方可不愿干了。1860年，实业家和自耕农联手，把主张限制奴隶制的林肯推上总统宝座。林肯的施政纲领从未提过“废奴，可种植园主们心里明白，新总统限制奴隶制的主张，无异于要剥蓄奴制这棵大树的皮，大树早晚得死，南方种植园300多万黑奴迟早要落入北方手中。这是南方脱离联邦的根本原因。1861年4月12日，南方军队炮轰萨姆特堡的北方守军，内战爆发。开战头一年，南方军队节节取胜，北方军队连吃败仗。林肯总统不得不使出“撒手锏：1862年5月，联邦政府颁布宅地法：凡是美国公民，交纳10元手续费，便可在西部获得160英亩土地，连续耕种5年，即成为私人财产。1863年元旦，林肯正式发布解放宣言：即日起废除叛乱诸州奴隶制，允许南方奴隶以自由人身份参加北方军队。得人心者得天下，战争虽在继续，可谁胜谁负已经明了。 南北战争并没有解决北方劳动力短缺问题。战后，南方长期实行“分成租佃制，多数黑奴变成了佃户。北方工厂所需的熟练工人，以及西部需要的自耕农，是战后几次大规模移民潮解决的。可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坚冰，终于被熊熊战火消融。南北战争最直接的结果，是确定了劳动者本该拥有的择业权。战后，劳动力自由流动在美国成为现实，并固定为一种机制。它又带动了其它生产要素的流动，引起日后美国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 回望英国经济发展历程，特别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不禁促使人们去思考：一个小岛国，人口不过数千万，国土、资源都有限，如何会率先闯进现代文明的大门，成为现代世界的开路人？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应该到英国历史发展的文化模式中去寻找，加上都铎王朝初期的经济发展与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