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纽尔·卡斯特城市社会运动...于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_刘勇.pdf

2023.04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曼纽尔卡斯特城市社会运动理论探析摘要曼纽尔 卡斯特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社会运动现象发生的客观与主观原因。集体消费的缩减抑制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增加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使城市居民以城市社会运动的形式展开反抗；城市社会运动也具有主动性，多元的行动主体想要通过阶级斗争与跨阶级斗争，实现维护整体利益或部分利益的目的。卡斯特的城市社会运动理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福利国家”历史阶段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情况，启发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使他们开始关注城市空间中居民工作之外的生活问题。但是卡斯特的分析也存在着问题：其集体消费理论并不彻底，且城市社会运动具有改良主义特质。关键词集体消费；劳动力再生产；城市社会运动；空间政治经济学DOI编号10.14180/ki.1004-0544.2023.04.004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23）04-0036-08基金项目：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列斐伏尔的都市性思想研究”（22YJC710041）。作者简介：刘勇（1988），男，博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刘勇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城市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一些新的城市问题也浮现出来。“城市社会运动”（urban social movements）就是其中之一，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一些学者从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城市权力与城市权利之间的政治关系。城市的政治关系固然重要，且似乎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它本质上并非自主自立的，其相对独立性归根结底是由城市的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而曼纽尔 卡斯特则从空间政治经济学入手，分析城市社会运动产生的现实基础。一、城市社会运动的客观原因：集体消费支出的缩减卡斯特将城市社会运动定义为“一种由城市代理人系统与其他社会实践相接合而产生的实践系统，这种社会实践的发展客观上趋向对城市系统的结构性改变，或者是在阶级斗争中对权力关系进行实质性的改变”1(p263)。城市社会运动的概念表明，社会结构是理解城市社会运动的前提。而且，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空间，这种空间是结构化的而不是被随机组织的1(p115)。因此，卡斯特从空间社会性与社会结构来理解城市社会运动，从而推036导出集体消费是产生城市社会运动的客观因素。第一，城市社会运动的特质是空间社会性，而非生态性。所谓空间社会性，就是“空间单位与社会单位间的一致性”2(p57)。在空间单位中，它表现为空间要素有组织的聚集；在社会单位中，它表现为多元因素中的主导因素。前者的聚集性必须依靠一个载体或实体。后者必须将城市置于对社会单位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体系的多元因素分析当中，其中存在着规定城市的主要因素。城市的空间社会性视角是马克思“人化自然”的观点在城市观上的体现，卡斯特借此批判了芝加哥学派的城市观。芝加哥学派并非从空间社会性的角度，而是从生态性的角度去理解城市。因此，卡斯特称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为“城市意识形态”1(p73-74)。城市意识形态从经验的唯心主义出发，在直观上认为城市的生态性与社会性是绝对同一的，从而将城市政治的结构归结为城市的生态性。但是城市的生态性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自然，而是带有人的实践痕迹并经过人改造后的人化自然。也就是说，城市的生态性是人化自然形成的生态性，是有差别的同一。这种有差别的同一体现在：我们只有对整个城市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即城市的社会性展开分析，才能把握城市的生态性。卡斯特所批判的芝加哥学派的观点有：以沃斯为代表的“城市主义”，以伯吉斯为代表的“同心圆模型”，以麦肯齐为代表的“生态系统”。在维护资本主义现状的人看来，城市主义是现代化带来的历史文化形式，能够规范个人行为，塑造社会价值，是所有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在卡斯特看来，描述城市现象的城市主义无法解释城市政治的结构，相反，它是整个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的产物，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才能得到解释。因此，卡斯特认为：“城市主义不是城市社会学可以用来为自己提供一个特定的理论领域的理论对象或具体概念。”3(p70)空间是直观的物质要素的聚集，但它并不是一个概念，没有经过理论化的空间无法成为研究城市政治的结构。而理论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空间一旦经过理论化，就必须和社会联系起来，由此空间与社会的关系就形成了。但是，这种空间与社会的关系已经超出了空间本身的边界。卡斯特指出：“空间是一个现实对象，因为它是物质元素而非概念单元。”3(p70)城市是一个既包含竞争又包含合作的生态系统，不同功能群体在这种共生共存中互相调适、实现平衡。这一生态系统由人口、环境、技术和社会组织四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因素构成。但卡斯特指出：“生态系统的框架不是一个特定的理论对象，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一般理论。”3(p72)生态系统既能解释城市，也能解释社会，用它来研究城市社会运动功能的结构并不严谨。总之，芝加哥学派的生态性分析缺少空间社会性的视角，割裂了空间单位与社会单位的一致性，无法科学地揭示城市社会运动的特质。第二，这种空间社会性具体表现为经济体系，后者是决定城市社会运动的主导社会结构。卡斯特还批判了列斐伏尔将城市从社会现实中抽离出来而形成的空间形式分析。列斐伏尔站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注重对城市构成性空间的形式分析。构成性中心是一种聚集、集中和共时化的形式，这种形式聚集了一切财富、权力、信息、知识文化等4(p83)。但这只是现象学式地分析了城市社会运动的空间性，而没有将其放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加以考察。如果我们将城市放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进行审视，那么城市就呈现为多核心或多中心的连接点。由此，我们便能够“通过揭示城市结构的连接点去追溯塑造城市结构的整体力量”1(p233)。在经济体系中，中心是城市结构的经济要素与亚要素结合的空间表征，主要表现为劳动芝加哥学派指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罗伯特 帕克、欧内斯特 伯吉斯、路易斯 沃斯、罗德里克 麦肯齐为代表并运用人类生态学方法来研究城市的著名的学术共同体。芝加哥学派代表了资产阶级主流的城市社会学。它宣称城市是人性的产物，城市空间的变迁源于不同群体的生存竞争，城市问题归根究底是城市的人口、组织与所处的外在环境的平衡过程，其解决之道在于技术官僚、城市规划专家加强城市空间规划。这显然陷入了城市管理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忽视了城市中无法消除的阶级矛盾。037分工、资本流通、工业组织等。在政治体系中，中心是权力网络结构的连接点，能够承担阶级分层与社会整合的功能。比如，城市社会运动就是城市中的不同阶层的权力冲突5(p188-190)。不过，这种权力冲突是从属于社会结构的。在符号体系中，中心是文化认同的象征结构，是不同消费阶层联合的空间。也就是说，卡斯特将城市理解为社会中主导形式的表达，而非孤立于其他因素的社会过程6(p215)。城市社会运动的空间性并非脱离于社会结构而由人脑凭空产生的表象，而是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体系相互接合而产生的不平衡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卡斯特进一步考察了各个体系，并将每个体系细分为一系列的要素与亚要素1(p237-242)：其一，经济体系是社会空间动态的生产过程。为了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企业需要在地理上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即选择合理的企业区位。卡斯特根据调查发现，虽然不同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不一样，但总的来说，现代企业对完善的工业基础条件、技术创新氛围以及劳动力素质越来越重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下降。经济体系中除了生产要素，还有消费要素。“城市是一个由劳动市场及其相关的日常生活所限定的空间片断。”1(p236)城市的劳动市场的关键是确保劳动者生产与再生产，而对生活资料的消费对所有城市居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且日常生活的消费要素与劳动者的再生产密切相关。由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衍生出来的交换要素，在空间中的集中体现是交通运输方式，即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交通工具等。其二，政治体系能够对经济体系展开调控过程，卡斯特将其分为统治规制要素和整合管制要素1(p127)。当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产生利益矛盾时，国家将出面干预，这是政治系统的统治规制要素。在城市社区中居民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不同社区必须服从上级区域的管辖，这是政治系统的整合管制要素。在封建社会，政治体系对城市的影响巨大，居于主导地位。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少，边界越来越模糊，且政治体系开始受到经济体系的制约。其三，意识形态体系是由符号要素组成的象征系统，卡斯特将其细分为合法性效果和交往性效果1(p219)。前者指把自身的特殊利益主动述说成普遍利益，而后者则意味着主体之间虽展开沟通，但主体最终获得的却是虚假的意识形态。卡斯特对意识形态体系的相关考察，实质上是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城市空间。他从城乡对立的先验前提出发，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但他指出，文化并非城市的独特产物，也不存在唯一的城市文明，城市文明最终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经过以上论证，卡斯特认为在三种体系中，经济体系占主导地位，应当用经济体系来理解城市社会运动。第三，经济体系中的集体消费具体决定了城市社会运动的发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出了资本主义城市，经济体系成为城市结构中的主导体系。卡斯特指出：由于现代运输及通信技术水平的提升，现代工业生产从物理空间的限制中挣脱出来，进行全球化的生产与布局，交换也同样如此。但是与生产、交换相比，消费越来越集中于城市。而生产与交换的最终目的在于消费，不实现消费，生产与交换终将难以为继。因此，只要控制了城市消费，也就控制了整个经济的生产与交换。卡斯特区分了经济结构中的两种基本元素生产工具和劳动能力7(p121-122)。生产工具的革新使生产与交换在城市结构中不再是主导要素，而劳动能力的维持和发展却集中于城市这个空间单元。也就是说，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成为消费要素中的亚要素。在卡斯特看来，消费问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的关键问题，城市社会运动的主导结构是由消费因素所决定的。在消费结构中，个人消费不足引起的利润率下降问题是自由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奢侈品消费毕竟只在整个经济比重中占据较小的份额，大众消费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为此，卡斯特特别提出了“集体消费”这个概念，即“消费过程就性质和规模而言，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供给，例如住房、社会公共设施、休闲服务等等”3(p75)。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集体消费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的公共福利，但实质上是可变资本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扩大集体038消费，意味着相应地增加了预付资本。尽管整个预付资本均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所构成，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直接将预付资本转化为工资，而是间接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以间接方式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成为都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实际管理者。集体消费塑造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城市功能，一旦集体消费减少，劳动力的再生产就会被抑制，这将直接影响城市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城市社会运动。集体消费问题的出现彰显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城市危机，特别是城市消费政治的危机。城市是推动集体消费、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为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的集体消费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据主导，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具有提供集体消费品的功能。若提供集体消费的资本周转时间长，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加强干预，通过财政支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权利，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而为资本积累创造稳定的环境。但这也会引发财政赤字、公共债务、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危机。这里并不是说消费供给危机就一定导致城市社会运动8(p141)。一旦遇到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会提高税收或减少公共支出。提高税收往往会导致资本外逃，最终因损害资本家与富人群体的利益而不得不搁浅。且资本主义国家要求私人垄断资本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会通过财富再分配将利润转移到与政府密切相关的私人垄断资本企业中去，从而引发政府的合法性危机。而减少公共支出的紧缩政策会削减集体消费支出，必然导致都市居民生活成本的提高，从而引发城市社会运动。也就是说，“当有限的计划内税收不足以填补持续扩大的集体消费赤字时，伴随着劳动力再生产能力的式微，发轫于城市工薪阶层的反抗及其引发的社会大规模动荡就在所难免”9(p36)。二、城市社会运动的主观原因：城市居民的主动性卡斯特的分析引发了学界的讨论，和学界的交锋也促进了卡斯特的思想转变。他从“社会现实”出发调整理论，偏重以结构主义的视角研究城市社会运动的基本结构。此外，他这一转变也与当时资本主义实际情况的变化密切相关工厂斗争与国家革命发生的难度增加，而城市社会运动开始兴起。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经历过短暂的繁荣时期，它被称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化危机，一些学者纷纷将研究的焦点投向城市问题，这些城市问题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出现“滞胀”问题，各大城市出现经济衰退现象，财政赤字增加，失业率上升，货币贬值；城市新移民的权利得不到维护，城市原有居民的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街头抗议运动此起彼伏。比如，1968年法国巴黎发生了“五月风暴”，美国也出现了多起严重的贫民窟动乱和种族冲突事件等。也就是在1968年5月之后，对城市运动的社会学研究开始出现10(p5115-5119)。在卡斯特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关注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劳资对立，即工作场所的阶级斗争。但是到了发达资本主义阶段，都市化开启了去工业化的进程，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心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流通等领域，工厂的阶级斗争被制度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纷纷接受了福利国家的政策。这些国家以集体谈判、最低工资立法、转移支付、特定的竞争形式等，使工厂内部展开的劳资斗争转变成先进企业与落后企业之间的竞争，导致工人阶级人数大大减少，工人的阶级斗争被迫转向分散的城市社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暴力性被治理性的面具所掩盖，并进一步延伸到公民的身体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中去，导致国家革命的发生难度成倍增加。因为了解决住房上的种族歧视，帮助非洲裔美国人融入其他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美国在1968年批准通过 公平住房法，但是在法的实施过程中，许多人遭受歧视却没有相关资源提起诉讼，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应对诉讼。它的执行条款比较繁琐，因此它不被认为是一个获得住房的有效机制。具体参见古德菲尔德.美国城市史百科全书M.陈恒，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216-217.039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中心问题11(p7)，城市成为革命的中心，这种革命集中体现为城市社会运动。卡斯特在1983年撰写的 城市与草根 中认识到集体消费的片面性，以及对城市主导社会结构的因果关系的过度强调。于是，卡斯特开始探讨城市社会运动的主观原因。城市社会运动属于社会政治实践之一，按照社会政治实践的基本结构，可被分为主体、中介与目的三个部分。城市社会运动行动主体是多元的，中介是阶级斗争与跨阶级斗争，目的是维护整体利益或部分利益。城市社会运动也具有主动性功能，能积极调整社会关系。卡斯特的立场也发生了较大转变：“行动多于结构，主体主义多于客体主义，韦伯主义多于马克思主义，明显是演员们演绎了这幕戏剧，而非这台戏剧演绎了演员们。”12(p129)首先，城市社会运动的行动主体是多元的。在 城市与草根 一书中，卡斯特集中探讨了城市社会运动。城市社会运动是一个有行动主体的过程，且行动主体是多元的。“空间形式将被人类行动所生产。它根据一定的生产模式和具体的发展模式来表达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它将被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的权力关系所制约，被性别主导关系以及被国家介入的家庭生活所形塑，被统治阶级、受压迫群体和受虐待妇女的抵抗所标记。”13(p311-312)城市实践不是一个由结构性关系而决定的无主体的过程，这种结构性关系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关系。既然这里存在着统治和压迫，也就存在着城市实践主体的抗争。卡斯特认为，这些多元的行动主体可被分为围绕着集体消费而展开的、获取城市空间的使用价值和公共服务的行动主体，围绕着文化认同而展开的、维护社区文化的认同的行动主体，以及围绕政治上的自我管理而展开的、寻求地方上的自治的行动主体等。其次，城市社会运动的行动主体的中介是阶级斗争与跨阶级斗争。“前者联合的结果提出一种异质于统治阶级利益及价值的方案，后者分离的后果则是城市居民寻求社区认同以及对城市空间的使用价值的最大化。”由此，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阶级斗争与跨阶级的城市社会运动能够走向联合，并进行跨阶级的政治动员，从根本上挑战资本主义财产占有关系和权力结构。受到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卡斯特乐观地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城市起义的可能性：城市社会运动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联合起来，能够建立反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将城市的特殊议题与社会的普遍议题联系起来，有助于形成反抗城市机制与社会机制的行动者联盟。但是“五月风暴”之后，围绕着“集体消费”的城市社会运动并没有出现，更为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并没有与其他阶级或阶层形成团结的利益共同体。相反，生态运动、性别运动、种族运动等新的社会运动方兴未艾14(p266-268)。这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调整了原先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福特主义生产模式，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后者鼓励灵活积累的生产方式、个性化的消费方式，这不仅造成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去阶级化更为明显，也使其他阶级和阶层的新社会运动日益分散化、碎片化、去中心化。因此，城市社会运动最终走向了分离，其目的也转变为获取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即寻求社区认同以及城市空间使用价值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城市社会运动的这种主动性实质上依附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最后，城市社会运动的行动主体的目的是维护整体利益或部分利益。城市社会运动的斗争对象更多指向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及其具体的消费政策而非资本家，城市社会运动既能够通过联合城市各阶层来维护整体利益，也能够分化和消解阶层利益，从而维护部分利益。从源头上说，卡斯特吸收了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思想与社会学家阿兰 图海纳（Alain Touraine）的“行动社会学”思想。列斐伏尔是首位将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问题结合起来的哲学家，其都市革命思想是一种系统具体参见王志刚.曼纽尔卡斯特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6）：94-95.040性的理论建构，具有都市乌托邦色彩15(p76-83)。阿兰图海纳在两个意义上使用“城市社会运动”这个术语：在限定性意义上，它指的是城市和社会层面的权力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在一般意义上，它通常指对于实现城市的结构转型而言潜在而非实际的影响，也就是说，城市社会运动具有参与度更为广泛、追求“新兴”权利、指向其他“非物质”目标的特征。城市社会运动因城市政治事件而偶然发生，事件之后形成的是比较松散的群体主体。如果它规模小、影响小，无法获得其他社区群体的支持和呼应，那么它的作用将不那么显著。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工会意图将城市社会运动组织起来，并纳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框架中，通过政党选举等制度化的形式展开利益斗争，以获取政治利益。同时，城市社会群体中有不同地域、性别、种族的城市居民，他们之间的利益摩擦也需要政党和工会组织来协调。但城市社会运动的跨阶级联盟与阶层协商并不以无产阶级的阶级实践作为联结方式，也不以劳资对立的形式出现。不过，城市社会运动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也影响了地方政府政策，间接迫使城市资本家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三、卡斯特城市社会运动理论的缺陷卡斯特对城市社会运动发生原因的分析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所谓的“福利国家”阶段后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情况，启发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城市空间中居民劳动生产之外的生活问题。但是笔者认为其理论解释始终存在如下两个问题。一方面，卡斯特的集体消费理论并不彻底。卡斯特在分析城市的经济体系时只提及了生产、消费以及交换要素，并将消费要素作为城市经济体系的主导要素。这样一来，他不仅忽视了分配要素，也没有把握住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的集体消费领域并非独立的领域，它在根本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16(p23)因为单一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是不能决定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的，这里的生产需要被理解为生产方式。可见，生产决定消费，集体消费也不例外：生产方式决定着集体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资本主义的物质、精神生产方式为集体消费提供了各种外在材料和对象。此外，马克思揭示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17(p690-694)生产直接是消费，这是指生产要素的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这是指产品的消费。生产与消费是一体两面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中，消费是对产品的消费，消费为生产提供了现实对象与内在目的。生产的重复性与连续性决定了生产实质是再生产，而生产出来的商品只有被消费完，再生产才能实现。因此，消费是再生产的一种形式，即对生产的生产。生产与消费是生产关系的两个环节，而生产关系的核心是所有制。换言之，我们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及其所有制来谈消费或集体消费。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提供非营利的或低利润的集体消费品，促进劳动力再生产，以减少城市社会运动，这似乎是主动的“资本贬值”，做了一些私营企业不愿意承担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问题。而且集体消费与城市社会运动的内在关联，从客观上要求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国家干预，提供集体消费品，即资本主义国家支付了城市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是，集体消费表面上的“集体主义的性质”实质上来自对工人工资的变相扣除，甚至在整个过程中仍然能够对居民进行再次剥削。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会通过财富再分配的形式将利润转移到与政府密切相关的私人资本企业，最终获得剩余价值的是私人资本。这样日积月累，必然造成国家财政赤字，并引发集体消费危机。为了解决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又要通过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调节，而这又会引发城市社会运动。归根到底，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干预，促具体参见Chris Pickvance.From Urban Social Movements to Urban Movements:A Review and Introductionto a Symposium on Urban Movemen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Regional Research,2003,27(1):102-106.041进集体消费，本质上仍然是要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进而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私人资本的价值增殖正是这个过程的主导动力。卡斯特将城市结构同集体消费绑定，但集体消费只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用来缓和阶级矛盾的城市公共政策。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劳动力再生产以自给自足的家庭劳动为主。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由一些市民社会中的慈善团体承担，后来才由政府承担以缓解阶级矛盾。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实践汇聚在城市政治中，由此才形成了促进城市资本增殖的集体消费。因此，卡斯特将城市空间截取为一个片段空间，而没有意识到城市空间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结果，抹杀了集体消费的历史性。总之，集体消费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福利国家”历史阶段后的一些劳动力再生产情况，但问题不仅仅是反映或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另一方面，城市社会运动具有改良主义特质。城市社会运动的本质是消费者工联主义或工团主义。“卡斯特坚持将 消费 理论化为 再生产，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基本前提，即生产组织在塑造社会进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18(p206)卡斯特将独立性赋予消费的社会生产组织，期望借此弥合不同消费群体的分歧，从而建立起文化上和利益上的集体行动逻辑。但问题在于，集体消费虽涉及城市各个阶层的生活方式，覆盖都市居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却并不直接投射于工人阶级。这就意味着，集体消费无法直指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卡斯特认为，集体消费能塑造具有共同利益的城市居民，他们能够跨越阶级，实现城市社会运动的联合。但事实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私人资本的局部利益，借用国家力量来加强干预，从而推动了集体消费。他们“掩盖相关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将特殊的东西普遍化，误将部分当作整体”19(p50)，有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目的。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会延伸出不同的相互对立的消费阶层，这些消费阶层组成了一个个追求象征和意义的消费圈子。其中，富裕阶层因其生活方式或消费方式日益趋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趣味或品味”，从而满足自身对“高贵身份的想象”，以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而贫困阶层被迫生活在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完善、生活环境比较恶劣的边缘空间。由此，两个阶层之间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越来越远，他们很难因集体消费就相互联合。此外，集体消费中的住房问题造成了工人阶级内部的进一步分裂。也就是说，阶级斗争与城市社会运动是可以相互分离的。城市社会运动的本质是一种有限的、零星的、活跃的、局部团结一致的消费者工联主义或工团主义，它对资本主义无法造成任何实质性改变20(p118)。此外，这种消费者工联主义或工团主义中的主体性是被驯服的主体性，是伪主体性。虽然卡斯特后期认为城市社会运动从客观的自发性走向了主观的自觉性，但是我们看到，它仍然是对集体消费的功能反应。也就是说，城市居民以城市社会运动来获取集体消费品，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样一来，可控的合理性冲突本身便有助于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实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马克思语境中的阶级斗争体现的是自在自为的主体性，它并不仅仅是要获取集体消费品，而是要消除决定集体消费的生产关系。尽管卡斯特也指出了阶级斗争与城市社会运动的联系，但城市社会运动是消费领域的斗争，具有改良主义的色彩。“对城市政治的科学分析必须以对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历史性观照为开端。”21(p43-44)集体消费品的供给源于城市资本家的资本增殖需求，而与工人阶级切身利益相关的集体消费品的供给又受到数量和质量方面的限制。因此，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仍然是城市社会运动的方式之一。“虽然阶级斗争的辩证法被政治性地压缩在国家领域当中，但通过所有领域以及一系列国家政治事务的特殊过程表现出来。比如资本积累、生产力的发展与劳动力的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社会冲突、国家机器的内部动态等各个方面。”21(p44-45)由此可见，卡斯特认为阶级斗争能够覆盖其他的多样化领域，并不一定仅仅停留在生产领域。对此，有学者批判卡斯特“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看待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无形中弱化了和稀释了劳资之间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对立和斗争”22(p254)。卡斯特的城市社会运动是围绕消费领042域的跨阶级斗争而展开的城市政治，“城市社会运动正成为独立于劳资阶级斗争之外的社会力量”23(p110)。在卡斯特看来，阶级是城市中的阶级，城市是作为阶级实践场域的城市。卡斯特的城市社会运动强调城市居民的文化认同与利益协调，即便城市社会运动中存在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也只能被视为城市消费领域的阶级斗争或跨阶级斗争。而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阶级斗争以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指向的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涵盖从区域到全球的各个领域，覆盖了社会生产总过程，而并不单单局限于城市的消费领域。归根结底，城市不能仅仅被视作促进劳动力再生产的集体消费的空间，因为城市本身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塑造的一种空间类型。卡斯特最终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空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其理论至多只是对资本主义城市及其社会的体制和机制的部分修正。参考文献：1ManuelCastells.TheUrbanQuestion:AMarxistApproachM.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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