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受害者视角下“杀猪盘”诈骗中信任关系的形成_牛惊雷.pdf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牛惊雷（），男，河北泊头人，副教授，博士；付立柱（），男，河北唐山人，副教授。侦查研究女性受害者视角下“杀猪盘”诈骗中信任关系的形成牛惊雷，付立柱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侦查学院，河北 廊坊 摘 要：女性受害者与诈骗分子在网络社会里建立的信任关系是“杀猪盘”诈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信任关系形成过程中，女性受害者在直觉启发式系统支配下形成的认知惯性起着重要作用。从诈骗分子和女性受害者两方面，分析直觉启发式决策系统在“杀猪盘”诈骗中的作用，不仅有助于掌握诈骗分子为建立信任而实施诈骗行为的意图，而且能够通过确定女性受害者在直觉启发式系统支配下形成认知惯性的心理特征，为目标群体提供针对性防骗指导。关键词：诈骗；信任关系；“杀猪盘”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电信网络诈骗以非接触式特点使得犯罪生存空间较大，技术手法多变，及其产业化组织和专业化分工，给公安机关追踪打击带来巨大难度，成为目前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犯罪形式。笔者根据 市 年 月至 月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随机抽取 起，发现女性受害者 人占，除去网上购物质量问题退赔、社保卡涉嫌诈骗需要转移安全账户、银行账户异样事关征信，以及兼职刷单之外，近 人占 的女性受害者陷入“杀猪盘”骗局。受害人年龄基本上在 至 岁之间，平均年龄 岁。目前，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提高公民防范意识，全社会开展了大规模各种形式宣传，尤其对“杀猪盘”诈骗手法的特点和类型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归纳，公布于众。但实际情况是“杀猪盘”诈骗案发率居高不下。无疑这种反常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受害者陷入网络情感陷阱或是贪念，因为受害者并非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幼稚青年，而且被骗金额较大。而单一地分析各种个人信息网络安全问题和诈骗手法的不断翻新也难以解释这种多环节诈骗行为曝光后仍旧重复发生的原因。本文针对“杀猪盘”骗局主要受害者（女性），从社会学视角分析诈骗分子和女性受害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探究“杀猪盘”诈骗案高发原因，以提高受害者预防意识。一、“杀猪盘”诈骗得逞的关键分析“杀猪盘”诈骗是团伙作案，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不仅有专门团队进行前期针对性诈骗准备，通过相关渠道获取或非法购买女性受害者个人信息，而且在多次信息筛选下，精心选择合适对象，进行针对性骗局脚本设计和话术沟通，引诱女性受害者从好奇和心动逐步发展成网恋关系或是建立起信任关系，一步步陷入骗局。此类诈骗不是一次性博弈，而是多次博弈。抛开诈骗手段的精准性和隐蔽性，以及背后组织力量的配合，诈骗能够在多次博弈环节和长期交往过程中实现，不能简单归结为犯罪分子的狡诈或是女性受害者的贪念。市发生的“杀猪侦查研究盘”诈骗案件平均被骗 万元。这么大额投资绝不是一时冲动，关键是女性受害者将诈骗分子视为自己值得信任的人，愿意为其付出一切。整个诈骗过程可以说是犯罪分子“骗”与女性受害者“信”的双重机制作用下得以实现。在远距离、非接触式诈骗中，缺乏信任这个关键因素是无法得逞的。这意味着诈骗得以实施的决定性因素是信任关系的构建。通过认识分析“杀猪盘”诈骗得逞过程，我们将女性受害者对“骗”的信息如何从认知到信任，再到信任关系的构建作为我们研究的逻辑主线，探究女性受害者容易产生信任和诈骗分子建立信任关系的特征，为有效预防阻断“杀猪盘”诈骗提供建议措施。二、“杀猪盘”诈骗中信任关系形成的根源分析（一）信任的作用分析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维系群体性生活方式的根本条件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信任指自身与合作各方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性时，对其他各方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信心，是彼此间的一种承诺和相互信赖。信任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个体层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尼克拉斯卢曼认为“信任本质上是简化复杂性的机制之一”，即当人类面对异常复杂的问题（事物）时，人们会选择简化复杂性的策略，忽略某些构成复杂性的要素。无论是简化认识，还是面对不确定的假设或预期，信任的形成实际上是对存在的风险采取忽视的态度。结合“杀猪盘”诈骗的实施过程分析，我们认为女性受害者对信任风险的不理性认知是促进和诈骗分子建立信任的根源所在。而这种不理性认知形成取决于女性受害者对“骗”的信息采取何种加工处置方式。（二）信息加工处置方式影响信任的产生根据决策的双系统理论，人的决策或是直觉启发式系统，对信息加工处置速度较快，不占用或占用很少心理资源，容易简化信息认知形成偏差，或是基于理性分析系统对信息加工处置速度慢，占用较多心理资源，遵从逻辑和规则，全面评估信息内容。在信任建立过程中，当面对与“自我”利益有关且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外部信息需要进行加工处理时，受害者往往由于大脑加工信息的有限性、个体自身认知资源能力限制或处于高度危急紧张的情境，常常会遵从习惯性认知选择，即按照“认知经济性”原则采取直觉启发式系统，依靠自身不完善、零碎的经验判断，过度简化复杂信息的认知，从而忽略其中的信任风险，轻易建立信任关系。尤其简化的认知得到验证后，受害者会进一步加强直觉上的特殊认知，形成认知偏差而产生盲从式信任，结果造成信任风险失控。若采取理性分析系统，诈骗目标方会自我控制信息加工的节奏，调动心理资源以建立风险规避意识，通过听取他人建议，理性运用逻辑判断思维，全面评估信任风险可能产生的后果，即便产生信任，也是自身能够掌控风险的信任，不会成为诈骗的受害者。（三）直觉启发式认知惯性在诈骗信任关系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女性多是感性认知，更加注重“感受”和“状态”，在判断不确定发展事态中，不愿意花费时间去思考，更愿意凭直觉去处理问题。女性的思维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们在网络陌生人际交往中，惯性地运用直觉启发式系统对诈骗分子传递的信息进行判断，容易过度简化信息的认知，忽略其中众多不确定性风险，在固执的认知偏差支配下信任诈骗分子，并建立信任关系。在抽样统计 市近 起“杀猪盘”诈骗案件中，女性受害人基本上是交往一段时间后，逐步养成直觉启发式认知惯性，渐渐习惯简化认知判断，忽视信任风险，而陷入“信任”陷阱。由此可见，女性受害者运用直觉启发式系统判断信息的认知惯性是推动“杀猪盘”诈骗中信任关系形成的关键要素。而这种直觉启发式认知惯性的养成离不开特殊的诈骗环境和自身心理特征。三、直觉启发式认知惯性下“杀猪盘”诈骗信任关系的形成分析 如何让女性受害者形成直觉启发式系统支配下的认知惯性是“杀猪盘”诈骗成功实施的关键。从诈骗分子和女性受害者分析直觉启发式认知惯性的养成，以及在信任关系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是笔者研究的核心内容，不仅有助于全面揭示诈骗分子为构建信任而实施诈骗行为的意图，而且通过确定女性受害者在直觉启发式系统支配下形成认知惯性的心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两位学者尼尔麦克雷和盖伦博登豪森提出“认知经济性”的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认知节约者，总是本能地对他人进行分类，以便于简化外部世界。牛惊雷，等：女性受害者视角下“杀猪盘”诈骗中信任关系的形成特征，为目标群体提供预防诈骗的专业指导。（一）诈骗分子在信任关系形成中实施手段的意图分析 营造高动机心理状态的语义情境，搭建初始信任所谓初始信任是陌生人之间第一次交往而形成接收对方的状态。要在相互陌生情况下，让女性受害者接受相应的诈骗信息，必须营造能够激发受害者高动机心理状态的语义情境，引导她们形成在直觉启发式系统支配下的认知惯性。首先，这个语义情境是预设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其重要特征。语义情境包括精心挑选的女性受害者、针对不同女性特征塑造虚拟的“成功人士”，以及具有煽情的语言和层层递进的心理攻势等。等发现当决策信息与情感联系增强时，要义信息编码比字面信息编码增强程度更高，在收益范围时，积极情感状态减少风险规避信息加工；在损失范围时，积极情感状态增加风险寻求信息加工。情境主要表现为针对女性受害人相应年龄阶段的情感需求，诈骗分子会虚构符合这些女性心理预期的“成功人士”，不仅有经济实力，而且成熟，懂得这些女性的心理活动和内心需求，借助相应的感情交流，促进受骗女性产生高动机心理状态。面对复杂的诈骗信息，当个体基于自身认知资源能力限制，难以理解信息源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时，会转向对信息源可信度的评估。情感作为个体判断和决策的重要线索，常常在专设的情境中发挥启发式作用。女性受害者在初期出于警惕考虑，对不了解的相关信息，在情感支配下往往去寻求对信息可信度的验证。在短时间内依赖直觉识别是唯一的，也是自然的选择。在 市“杀猪盘”诈骗中，精心包装的“高富帅”“奢侈高端”的生活照，以及成熟体贴的专业“话术”成为初始交往的基本手段。不少女性受害者被迷惑，失去理性识别，逐渐养成直觉启发式认知惯性，作出信任的偏差判断而被骗。其次，为增强语义情境促进女性受害者的高动机心理状态，诈骗分子往往在“话术”中配以叙事性方式传递个人不幸的情感生活和艰辛的奋斗历经，增强女性受害者对诈骗信息的理解效率，捕获女性受害者内心的同情和敬佩，增进信任度，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女性受害者在直觉启发式系统支配下认知惯性的形成。诈骗分子从生活琐事和人生感悟开始初始交往，通常仅表明一下身份，故意不去触碰女方真实生活，防止女方起疑。整个初期相识注重友好交往，又不过分热情，展示一副无欲无求的样子，激活女性受害者好奇心，去主动关注其线上“完美”的个人资料。随后嘘寒问暖，只谈感情不谈其他，多维度展示成熟稳重的性格。在合适时机，确认对方身份和经济情况后，逐步按照预设以自己坎坷创业的奋斗史为聊天主线，使得对方产生敬佩之情，并配以自身不幸的感情经历，获取受害人的共鸣和信任。诈骗分子注重运用情感性叙事策略和想象动作叙事策略拉近与受害者之间的距离，配以主动表白和亲昵语言，形成情感建构效应，解除女性受害者的心理防御，激发其高动机心理状态和形成直觉启发式系统判断下的认知惯性，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打造认知偏差的特殊语义情境，加固信任关系当初始信任建立后，诈骗分子会按照预设脚本及时跟进，应用针对性“话术”，一步步打造影响女性受骗者信息判断的特殊语义情境，加深与女性受害者的情感关系，诱发其产生认知偏差，即受害者在情感支配下，自觉运用直觉启发式系统判断信息，逐步形成忽视风险的认知惯性。首先，在沟通中，除通过朋友圈显示自己较高的社会地位，还会有意无意地透露自身的特质能力。例如，有着不一般的社会关系、在数据处理方面具有高技能或掌握某些博彩网站的漏洞。这些特质能力不仅验证了其经济实力，而且多角度反映出自身的精英权威形象，增加受害者对信源可靠性评估的可信度，诱导受害者形成直觉启发式系统判断下的认知惯性和生成服从意识。其次，利用高回报小额投资验证特殊语义情境，固化受害者认知惯性和偏差。特殊语义情境的作用在于验证诈骗分子“成功人士”和特质能力的真实性。整个语义情境中，诈骗分子发挥主导作用，控制话语主题、主导话语内容，而受害者则呈现被主导状况，即以回应、补充、围绕主导方进行阐释为主。通过针对性编织特殊语义情境，使受害者感觉有高额回报的投机机会。在保持怀疑状态下，试探性投资获得高额回报，强化了对诈骗分子身份和行为的高度信任，生成对其指令的行为服从和情感依赖，同时也促使受害者坚信自己直觉启发式系统判断的准确性，进而强化受害者认知惯性。第三，制造紧急情境，加剧女性受害者紧张情侦查研究绪，加强对直觉启发式系统支配下的认知惯性依赖。紧急情境无疑是加快骗局节奏的催化剂，给予女性受害者压力，使其没有足够的心理抵抗力，去冷静地运用理性分析系统来判断；同时诈骗分子以温情恋人或权威导师身份，以憧憬未来幸福的期望和不可置疑的命令消除受害者的疑虑和犹豫，加上利益诱导增强进一步信任，促使女性受害者不自觉地转向运用直觉启发式系统来判断信息。例如，市谢某某被骗案中，受害者谢某某突然被告知马上有一次极佳的投资机会，整个投资群里全是筹集资金大额投入的消息和各种大额投资的下单图片，促使受害者谢某某自然产生抓紧时间筹钱大攒一笔的冲动。环环相扣、节奏急迫的“筹资和投资”情节，使整个骗局充满紧张气氛，刺激受害者高动机心理状态，推动受害者加快信息加工节奏，惯性地运用直觉启发式系统进行判断，形成不顾一切去冒险投资的偏执性认知，完全听从诈骗分子的指令转移资金。（二）女性受害者直觉启发式认知惯性养成的心理特征分析在诈骗信任关系的构建过程中，诈骗分子非常注重网络交际中营造激发女性受害者高动机心理状态的语义情境，引导其形成运用直觉启发式系统判断信息的认知惯性。而这种认知惯性的养成与女性受害者容易产生信任的心理特征有着密切联系。面孔可信度直接影响女性受害者初始信任的产生在网络人际交往中，陌生人之间信任关系建立取决于信任方自身特质和被信任方的可信度。可信度分为面孔可信度和行为可信度两种类型。陌生人的交往由于被信任方的行为可信度信息在短时间内无法查阅，面部特征则在初始印象里发挥着主要作用。诈骗分子在初始信任期要取得女性受害者信任，一般在面孔可信度方面进行重点塑造。梅晶等采用单方三轮信任游戏范式及可信度评价两种方法实证测试，发现在初始阶段，被信任方的面孔可信度会显著影响信任方对其的信任行为。在网络交往中，女性一般会第一时间翻阅对方的朋友圈，想从中建立起初步的认知和印象。不难理解为什么诈骗分子都会盗用照片装扮成比较英俊、阳光的男士。所以，女性受害者初始信任直接受到诈骗分子面孔可信度影响。这也说明直觉启发式系统支配下的认知惯性在初始信任产生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女性受害者对高社会地位的“成功人士”有着高水平信任姜瑜采用信任游戏范式进行了人际信任行为实证研究，发现受托方的社会地位会影响人际信任行为，对高社会地位受托方表现出更高的人际信任水平，且更信任能力特质突出的受托方。在“杀猪盘”诈骗中，诈骗分子充分利用社会地位对人际信任的影响获得女性受害者的信任。在 市 起“杀猪盘”诈骗案件中，接近 名女性受害者属于一般打工者、从事小规模个体经营或闲赋在家，在家庭中处于附属地位，虽然有的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但在事业和情感上缺乏独立性。这些女性受害人属于低社会地位信任方，容易产生较高的人际信任水平，且对伪装成高社会地位的“成功人士”有着高水平信任。同时，伪装的“成功人士”在经济实力和生活阅历上的突出特征，又进一步提升了女性受害者对他们的信任度，从而强化了她们运用直觉启发式系统判断形成认知惯性。行为可信度深度影响着女性受害者认知偏差的形成研究表明行为可信度在信任关系发展的后期起到重要作用，甚至初始信任会随着后续信任方对被信任方行为可信度的进一步提高而改变。如何提升行为可信度，诱导女性受害者生成忽视风险的认知偏差，无疑是诈骗设局的重点。根据社会信任理论，个体安全感是人对信任关系最基本的需求。个体安全感的核心是利益和情感。一般情况下，个体之间作出信任决策是基于个人利益和情感的选择。随着交往逐步深入，诈骗分子利用双方逐步升温的情感，引诱女性受害者形成在直觉启发式系统支配下的认知惯性，对诈骗分子产生信任，更为重要的是采取试探性投资设局以提升其行为可信度。诈骗团伙实施技术配合，在虚假博彩网站或投资 里修改后台数据，构造高额回报的特殊投资环境，通过初期小额试探性投资获利并成功提现，促使女性受害者生成认知偏差，认为“成功人士”提供行为可信度指由被信任方的行为特征所决定的其自身可以被信赖的程度，如通过信任双方直接交往或通过其他渠道得知的有关个体日常行为中表现出的善良、正直等相关行为信息。参见：，载于 年第 期第 页。牛惊雷，等：女性受害者视角下“杀猪盘”诈骗中信任关系的形成的高额回报投资渠道是真实存在的。诈骗分子行为可信度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女性受害者作为低社会地位的信任方，对高社会地位“成功人士”的高回报盈利能力的信任和投资决策的盲从。强关系信任影响着女性受害者信任的产生群体之间通过遵循一定“需求法则”为内部性纽带而形成的亲密交往关系表现为强关系信任。相关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女性的强关系信任高于男性，而弱关系信任和普遍信任则明显低于男性。性别在强关系信任上的差异，不仅是男女心理差异的影响，更是传统角色定位及观念的潜在影响。多数家庭仍保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女性更专注于家庭，自然对强关系信任群体的信任度更高。实证研究表明：女性（城市样本）对强关系信任是 ，而男性是 ；女性对弱关系信任是，对普遍信任是 ，而男性分别是 和 。在强关系信任“需求法则”支配下，女性受害者信任的产生无论是出于个人利益，还是情感选择，在直觉启发式系统支配下都将诈骗分子视为“信赖者”。而强关系信任同时也在不断固化女性受害者认知惯性的形成。个别女性受害者直至警察找上门进行劝阻，在强关系信任和认知惯性相互强化作用下，仍然固执地要汇款，沉迷于“成功人士”描绘的美好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认知惯性和强关系信任从其“期望未来”或最终实现的角度看，可以视为授出信任的“回报”。四、结论与建议“杀猪盘”诈骗是犯罪分子“骗”与受害人“信”共同作用实现的。信任是诈骗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信任关系的形成是重要环节。而女性受害者对诈骗信息若是习惯性运用直觉启发式系统支配下的认知，则极易形成信任关系，而陷入骗局。实施针对性的预防措施，科学引导女性受害者在人际信任关系中，形成理性分析系统下的认知判断将会大大提高“杀猪盘”诈骗防范效果。为此，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发挥媒体正确舆论导向作用，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环境，指导公众面对不确定外部信息时，要建立理性分析系统科学评估信息价值和内容。在微观层面上，要加强社会网格化构建和大数据预警技术的融合发展机制，抓好基层治理和防范诈骗工作平台的保障建设，应用大数据掌握诈骗语义发展规律，预先筛选模拟出未来诈骗情境内容，开展精准反诈宣传，指导女性受害者逐步形成运用理性分析系统判断信息的认知模式，有困难时多咨询，找基层党组织、相关行政部门和家人寻求帮助，从而提高对各类骗局的识别能力。参考文献：叶洪，段敏“杀猪盘”网络诈骗行为的个案分析与仿真实验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唐丽娜，王记文 诈骗与信任的社会机制分析：以中国台湾跨境电信诈骗现象为例 学术论坛，（）：高嘉馨，顾新，吴耀宏 基于信任视角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合作治理博弈分析 决策咨询，（）：，卢曼 信任 瞿铁鹏，李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赵雷，黄雪梅，陈红敏 电信诈骗中青年受骗者的信任形成及其心理：基于 名 后电信诈骗受骗者的质性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方菲 杀猪盘骗局的灵魂四步 方圆，（）：强关系信任是基于内群体成员之上而建立起来的内部性纽带，主要是指对具有亲密交往关系的亲人和朋友，在交往中遵循“需求法则”；弱关系信任则是对与受访者有一般性交往关系的一类人，在交往中主要遵循“人情法则”。参见：陈晓云：城乡居民人际信任构成及影响因素分析，厦门大学，侦查研究 谢玲 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打击困境及破解对策：以“人员流”证据的收集、运用为视角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徐芬，邹容，马凤玲，等 大学生面孔信任评价的自动化加工 心理发展与教育，（）：梅晶，李庆功 面孔可信度与行为可信度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不同人际交往阶段间的差异 第十八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心理学与社会发展：姜瑜 社会地位和特质认知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房长明 社会信任体系的构建及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胡荣，李静雅 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 社会，（）：陈晓云 城乡居民人际信任构成及影响因素分析厦门：厦门大学，：王建红，张娜 信用本质的两种观点：基于卢曼的信任理论 征信，（）：牛惊雷，朱伟达 治理理论视角下我国反恐治理体系构建的思考 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责任编辑 马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