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源式发展机制研究——以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为例.pdf

第 37 卷 第 1 期Vol.37-No.1百色学院学报JOURNAL OF BAISE UNIVERSITY2024 年 2 月Fed.2024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源式发展机制研究以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为例卢智增，谭雪婷（桂林理工大学，广西桂林541004）摘要：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数字中国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点，有利于缩小城乡发展之间的“鸿沟”，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文章以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为案例，基于内源式发展理论框架分析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源式发展机制，探究恭城瑶族自治县数字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发掘数字乡村建设内源式发展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资源内生、公众参与和身份认同 3 个要素相互衔接，共同构成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源式发展动力。在新发展阶段，广大农村地区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培育乡村数字产业新业态，提高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发挥乡贤文化引领示范作用。关键词：数字乡村；内源性动力；乡村治理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33（2024）01-0086-10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随着全球新一轮技术变革以及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乡村领域逐渐应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并开始转型走上数字化发展的道路。数字乡村建设是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数字化驱动乡村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转型变革的过程。其涉及智慧党建、智慧政务、互联网+公益、农村电商平台、乡村智慧文旅、乡村智慧金融和智慧养老等民生领域。2019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提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信息化规划和乡村振兴重点工程，完善产业、财政、金融、教育和医疗等领域配套政策措施，持续推进落实数字乡村发展。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数字赋能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动能。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智慧农业、基层治理数字化、城乡服务均等化和提升文化自信等方面助力乡村振兴，对于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陈潭等认为，数字乡村是以数字化、智能化和优质化的生产要素为基本特征，以互联网平台为运作载体，以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实用技术为手段的现代化乡村建设的新颖形态，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乡村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任收稿日期：2023-05-10作者简介：卢智增(1973）男，瑶族，湖南江永人，博士，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地方治理；谭雪婷（1998），女，广西贵港人，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86卢智增，谭雪婷/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源式发展机制研究以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为例务。沈费伟等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是一种遵循以人为本、开放共享、整体协同的治理理念，以数字技术为工具，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等方面进行数字化改造的建设模式。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不断推进和演化的过程。我国乡村发展的地域差异显著，数字乡村建设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例如，乡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数字鸿沟”是制约数字赋能的内生因素，冯朝睿等认为，“数字鸿沟”的存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困难等成为阻碍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因素。杨嵘均等认为，乡村数字赋能与“数字鸿沟”二者之间的张力以及消除其张力所带来的内生困境，进一步成为数字乡村振兴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总结了一些数字乡村建设的试点案例，指出乡村数字治理成本高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例如，赵成伟等指出，数字乡村创新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数字乡村建设资金和人才等资源相对缺乏是当前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发展瓶颈。董志勇等认为，数字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流通滞后、居民数字素养较低和政策法规统筹缺位等是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这些均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瓶颈。一些学者基于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影响因素，从制度制定、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等角度提出数字乡村建设建议。例如，丁波从“制度技术生活”分析框架，认为可以通过构建数字治理规则、发挥村级组织作用和满足农民生活需求等手段来实现数字乡村治理，推动数字治理以及最大化地满足农民的需求，缩小“数字鸿沟”。陈加乙认为，应加强大数据技术在智慧农业发展和公共服务升级等领域内的投入与应用。李文睿等认为，面对数字技术“异化”治理与数据要素市场化、冲破“数字农业”学科规训藩篱等问题，应从创新、共享、治理、教育等方面进行系统推进我国农业数字化转型。文丰安认为，要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乡村建设数字化转型，不断强化乡村建设主体能力和创新数字技术，实现个体和技术双向赋能。赵早提出，要通过加强培养乡村数字治理人才队伍、提升乡村电子政务服务能力和完善数字治理相关配套措施等途径，加快构建数字乡村治理体系。李杰义等主张从加强资金和人才等数字乡村建设要素的供给，推进数字乡村平台建设等维度来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王政武等认为，要充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等现代技术，建立乡村生态治理的监测系统和预警系统，提高乡村生态治理的智慧化和智能化水平。既有研究成果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等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基于内源式发展理论的视角，以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恭城瑶族自治县”）为案例，探究恭城瑶族自治县数字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发 陈潭，王鹏.信息鸿沟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症候J.电子政务，2020（12）：2-12.沈费伟，叶温馨.数字乡村建设：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41-53.冯朝睿，徐宏宇.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与突破路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93-102.杨嵘均，操远芃.论乡村数字赋能与数字鸿沟间的张力及其消解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31-40.王廷勇，杨丽，郭江云.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问题及对策建议J.西南金融，2021（12）：43-55.赵成伟，许竹青.高质量发展视阈下数字乡村建设的机理、问题与策略J.求是学刊，2021（5）：44-52.董志勇，李大铭，李成明.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关键问题与优化路径J.行政管理改革，2022（6）：39-46.丁波.数字赋能还是数字负担：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及治理反思J.电子政务，2022（8）：32-40.陈加乙.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大数据技术应用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4）：84，107.李文睿，周书俊.论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农业数字化转型J.改革与战略，2022（6）：87-97.文丰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现代化：重要性、梗阻及发展进路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34-141，173.赵早.乡村治理模式转型与数字乡村治理体系构建J.领导科学，2020（14）：45-48.李杰义，胡静澜，马子涵.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理论机制、实践路径与政策启示J.西南金融，2022（11）：84-95.王政武，郭雅玲，陈春潮.以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逻辑内涵、现实困境与政策框架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12-25.87百色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掘数字乡村建设内源式发展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二、数字乡村建设的时代价值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释放数字红利的重要手段，也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的重要举措。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要求。自此，数字乡村建设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一）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数字乡村建设将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缩小城乡发展之间的“鸿沟”，促进城乡融合。城乡“数字鸿沟”不仅是指城乡之间网络通信基础设施与信息获取量存在差距，也指由网络信息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与现实社会发展之间的差异。一方面表现在城市与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发展差异，另一方面体现在城市与乡村二者数据要素积累的不平衡。此外，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有待提升、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参与度有待提升等现实问题成为当下基层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且农村普遍存在的“信息贫困户”成为阻碍乡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因而，实施数字赋能，实现城乡之间的资金、资源、人才和技术等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不断补齐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短板。这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城乡资源、生产要素等双向互动和融合发展；还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融合，从而逐渐缩小城乡发展之间的“数字鸿沟”。（二）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要求之一，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因此要巩固好乡村治理这个基础。当前虽已经进行乡村数字化治理，且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成效，但数字治理体系仍然是数字乡村建设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一定程度上，乡村数字化治理存在“信息孤岛”的现象，在解构与重塑传统乡村治理体系上面临着诸多困境。伴随着传统乡村治理向数字乡村治理转化的深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既能为提升乡村治理的高效性和科学性提供一定的支撑，也能为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一定的思路和见解。因此，农村地区建立“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依托“互联网+基层党建”的治理模式，能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村级事务处理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通过该方式也能加大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培训的力度，从而提升基层干部和基层党组织治理的效率和水平。因此，乡村数字化治理逐渐拓宽了数字技术在精准扶贫、生态保护和智能治理等领域应用的渠道，逐渐提升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三）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数字乡村建设通过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一方面，数字乡村通过 5G、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将数字信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强化农业科技和设备应用，不仅加快了农业生产经营的精准化管理，同时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另一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2-02-23（1）.赵早.乡村治理模式转型与数字乡村治理体系构建J.领导科学，2020（14）：45-48.88卢智增，谭雪婷/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源式发展机制研究以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为例方面，农村地区全方位覆盖“互联网+”的项目，大力打造智慧农业、智慧旅游等更加全面的农村数字应用场景，提高了农业科技和智能装备的水平，提升了农村信息服务水平，也加快了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此外，数字乡村建设拓宽了农民勤劳致富的渠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建立的统一大数据平台，可以将各项数据纳入平台中，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有效地识别脱贫地区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在实现资源精准投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可以进行有效的实时监测，从而进一步防止返贫的发生。因而，数字乡村建设对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大的贡献。三、数字乡村内源式发展理论框架数字乡村建设涵盖的内容较多，涉及农村的数字经济、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网络文化及乡村治理现代化等领域，其具有艰巨性与复杂性，仅仅依靠基层政府治理是难以完成的。从当前数字乡村建设问题来看，数字乡村建设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指导以及外生资源投入这两种典型的外源式驱动模式，未能充分发挥乡村内源驱动对数字乡村建设的作用。内源式发展能有效地满足数字乡村建设的需求，激活农村要素资源，发挥村民、基层党组织、村干部等多元主体参与建设的作用，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内源式发展”最早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7-1982 年中期规划 中针对国家发展模式提出的一个政策概念，强调发展的动力在于组织内部，即“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式发展”。内源式发展强调组织内部的自我驱动，其工作目标是满足人民的切实需要，使当地人成为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内源式发展强调的是依托本地区自身的力量和资源，组织和动员人们积极参与战略制定与实施，并且关注本土的基础设施等。乡村内源式发展涵盖了公众参与、身份认同以及对于乡村现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目的。作为一种新型的乡村治理模式，内源式发展强调地方基层的主体地位以及建立当地基层组织的必要性。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内源式发展理论，将资源内生、身份认同和公众参与等内源动力因素与政府、基层党组织及社会组织等外源动力因素相结合，构建出数字乡村内源式发展的理论框架（图 1）。该框架是由内源系统与外源系统这两个部分组成。内源系统主要包括资源内生、公众参与以及身份认同这 3 个要素，外源系统包括社会服务者、促进者等社会外部力量。首先，资源内生是数字乡村内源式建设的基础。内源式发展的价值取向是整合社会各界资源，实现地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促进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其次，公众参与是实现数字乡村内源式建设的核心。公众参与以鼓励当地村民参与为立足点，通过多种渠道刺激群众参与乡村治理。最后，身份认同是数字乡村内源式建设坚实的精神保障。在如何有效地衔接地方力量与其他外部力量，以及整合地方居民力量的问题上，“地方文化认同”的概念被构建出来。“地方文化认同”是当地居民基于归属感进而对地方文化的肯定，这个概念能增强组织成员对共同体的向心力与成员间的聚合力。身份认同本质上是对“地方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源发展战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2.王怀禹，刘强，刘鉴峰.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研究：基于阆中市五龙村的案例考察J.江西农业，2020（6）：99-101.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61-68.张玉强，张雷.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上海市 Y 村的案例考察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497-504.89百色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化认同”的表述。因而，身份认同促进了组织成员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共同合作，减少搭便车的行为。基层党组织、外部企业及社会机构等作为外源系统的服务者与促进者，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组织管理、经济保障和社会福利等资源和力量。图 1数字乡村内源式发展理论框架资源内生、公众参与和身份认同这 3 个要素互相联系，共同构成了具有契合性的数字乡村建设内源系统。同时，内源式发展理论注重对内源动力的挖掘，但并没有忽视外源系统的作用。由促进者和服务者组成的外源系统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必要的政治保障、经济基础与社会帮助。内外源系统的综合作用，共同促进了数字乡村建设。四、恭城瑶族自治县数字乡村内源式发展的成效与经验恭城瑶族自治县曾获得“中国月柿之乡”“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等称号，并于 2020 年入选第一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恭城瑶族自治县立足自身的特色资源优势，尤其是当地具有优势特色的“恭城月柿”种植产业，整合内外资源，在数字化产业和公共服务方面推出有力举措，不断在试点地区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数字乡村发展新模式，夯实了乡村振兴的基础。在实践中，成效显著，其数字赋能“组甲”打造社会治理新模式更是入选中央网信办数字乡村建设典型案例。（一）恭城瑶族自治县数字乡村内源式发展成效恭城瑶族自治县为了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在智慧农业、民生福祉、多维数据和智慧医疗等不同领域推出了多样化的举措，数字化建设成效显著。1.建设智慧农业恭城瑶族自治县推出了“瑶韵柿乡”田园综合体建设。该项目以月柿种植为特色主导产业，将休闲娱乐与农业生产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同时，恭城瑶族自治县积极建立健全数字农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对月柿实现精准化种植。恭城瑶族自治 何兰萍.农村社区认同及相关问题的思考J.人民论坛，2011（24）：36-37.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数字赋能！广西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EB/OL.（2021-11-17）2023-03-16.http：/ 赋能智慧康养，打造数字乡村“恭城模式”EB/OL.（2021-11-30）2023-03-20.http：/ 3 个方面分析恭城瑶族自治县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式发展经验。1.资源内生：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资源内生，是指内生动力来源以乡村特色资源为基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换言之，资源内生的关键在于发挥本土资源的最大化，促进系统与经济的协同整合，因地制宜地构建适合“三心三治一守”：“三心”即忠孝心、敬畏心、互助心；“三治”即自治、德治、法治；“一守”即守规矩。91百色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本地发展的战略规划，实现资源内生，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效益。乡村资源内生问题实际上属于乡村治理的领域，即在整合乡村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对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以形成内外部资源良性互动。然而，每个乡村的自然禀赋不同，由此造成了乡村资源内生方式的不一样。因此，实现乡村资源内生的关键在于突出特色资源，根植于乡村资源禀赋进行整合利用。以自然禀赋和乡土规则作为立足点，恭城瑶族自治县凭借其自身独特的地理优势与月柿种植业，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使其不断增加社会经济资本。主要方式有挖掘整合特色产业资源、发挥联农带农效应。一方面是挖掘与整合特色产业资源。立足于自身区位发展优势，深入挖掘并整合自身特色的资源，形成符合地区发展且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链。恭城瑶族自治县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优势，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月柿产业。在发展精深加工，促进“农工融合”发展的同时，整合本地区的资源优势，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精品，并借助文创丰富旅游元素，既打响了恭城月柿等水果品牌，又促进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和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实现富民强业。在挖掘与整合特色产业资源时，恭城瑶族自治县注重对产业资源的时空分布、发展空间等多要素的整合，加强对重点特色产业资源的规划与指导，形成种植业和加工业、观光旅游业等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是发挥联农带农效应。农民不仅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参与者，也是乡村资源整合的直接人。因此要注重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的主体作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将现代产业技术有机地嵌入到乡村建设与发展中，借助乡村精英人才的示范作用，把技术、知识和市场等现代发展要素融入乡村，并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形成资源的集聚。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恭城瑶族自治县始终坚持人才的“虹吸效应”，使众多农民成为月柿种植产业链节点上具有话语权的主体，驱动村民深度参与产业资源的整合与发展，共享乡村振兴成果。2.公众参与：重塑乡村治理公共空间公众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实际上体现出的是一种“善治”思想。“善治”是指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实际上，善治是以社会网络关系重构为基础，将政府权力还回到公众的手中。现有的乡村治理体系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即基层政府在乡村事务管理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就容易导致政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过度集权的现象，与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的“善治”思想相违背，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公共利益。因此，数字乡村建设内源式发展应以重塑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通过激活乡村发展内源动力，提高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增强乡村治理能力，重塑乡村治理公共空间。加强基层党组织引领公众参与乡村建设活动是恭城瑶族自治县数字乡村建设最大的内生动力。乡村社会组织正常运行的基础是乡村自治权力的公共化，即乡村治理公共空间的最大化。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乡村社会重组、农民利益多元化等，以利益紧密连接的乡村公共性开始减弱，从而导致乡村的社会网络关系开始松动，进而导致公众合作性降低，影响公众直接参与乡村治理。而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带头人，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以自身的行动影响他人。因此，恭城瑶族自治县加强基层党组织引领能力，搭建“基层党组织引领公众 彭小兵，谭志恒.组织动员、资源内生和市场对接：贫困社区内源发展路径：基于云南省 L 中心的考察J.中国行政管理，2018（6）：61-67.余卫东，柳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之维J.江汉论坛，2022（7）：67-72.92卢智增，谭雪婷/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源式发展机制研究以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为例积极参与”的社会网络关系网，促进公众与基层干部良性互动，不断塑造乡村治理公共空间最大化。例如，以基层党组织为基础，开展“三心三治三守”乡村治理活动，充分保障了公众参与的权利，也逐步实现了政府治理、社会协调和村民自治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3.身份认同：激发数字乡村建设的精神动力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结构分化，原有的传统乡村结构开始逐渐瓦解，从而带来了身份认同危机与乡土记忆模糊。部分村民认为乡村是一个发展滞后的地区，乡村成了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因而逃离乡村涌向城市。所以，通过身份认同，不仅可以培育农民对土生土长乡村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还可以激发其主动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精神动力。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恭城瑶族自治县内生动力建设的一大特色。文化记忆作为乡村社会世代相传的精神内核，可以将其认定为记忆、传承、保存和延续的过程。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思想对于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乡规民约和公序良俗作为乡土文化的载体，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具有与村民价值观相契合、可接受的特点和优势，在其传承中形成特定的身份认同，对数字乡村建设发挥着精神引领作用。恭城瑶族自治县以乡规民约为基础，加快传播乡风文明理念，通过智慧云广播系统定点传播党的基本知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党的声音通过网络传达到每一个普通百姓的身边，让党建引领为恭城发展注入力量。五、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内源式发展的优化路径数字乡村建设是新发展阶段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治理水平的过程。数字乡村建设既是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要求，也是提升数字中国战略绩效的重要内容，而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促进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内源式发展动力理论以及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情况，对实现数字乡村建设提出几点建议。（一）培育乡村数字产业新业态农业是发展的根基，数字乡村建设不能忽视产业建设。培育产业发展新业态既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更是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在整合社会多方资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乡村地区潜在的旅游、休闲和康养等功能，激活生态要素，发展生态农业、智慧农业与低碳农业，打造乡村特色产业生态。一方面，基层政府要加大对数字乡村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人才支持力度，通过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工具、鼓励社会资本下乡等方式，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领域提供金融财政支持，为乡村数字产业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不仅要积极致力于依靠乡村数字发展的本地中小企业，在网络基础设施、农村电商平台建设以及乡村教育医疗等领域内的村企合作发展，更要借助由数字经济衍生的农村合作社、职业农民等新型生产主体，通过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园、电商产业园等方式，实现乡村产业的现代化和专业化发展。还要着力打造农产品 洪巧英.转型期中国社会代际问题研究：基于玛格丽特米德的 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 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4（6）：40-43.宋才发.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释放及法治路径J.社会科学家，2021（12）：24-30.程惠霞，胡海峰，曾玉藤.普惠金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与行动路径：基于日本经验的启示J.改革与战略，2022（3）：77-89.93百色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品牌，以品牌化带动农产品产业化，壮大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培养其本土化的数字竞争力。同时也要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对智慧农业、农村电商及乡村新业态等领域建设项目的信贷和融资支持，持续深化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二）提高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农民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同时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调动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不仅是数字乡村建设的要求，更是推进新时代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推动公众有效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应整合多方资源与力量，调动广大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实现多主体联动，使各自的优势与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提高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的举措有：一是提高村民的数字素养。数字素养，是指“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和生活所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与分享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提升乡村居民数字素养，既是提高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弥合城乡数字差距、全面推进数字乡村战略的必经之路。因此，基层政府要加大对数字素养和技能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鼓励社会组织、村民和公益组织等投入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中，不断健全和完善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长效机制。此外，村级组织要与数字行业协会、农村合作社等各类组织协同开展农民数字素养、手机应用技能及电商服务等培训活动，拓宽广大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二是创新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充分利用好现代化信息技术，创新并拓宽公众参与数字化建设的渠道，让广大群众在乡村治理的参与上有更多的选择权。一方面要构建起乡村居民有效沟通的机制。如坚持以新时代文明活动为载体，组建乡村文明宣讲队，结合微信群、微信公众平台等宣传网络传播方式和专题展板、专栏和标语等线下广大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开展“洁美人家”“和谐家庭”“新乡贤”评选等活动。通过数字化平台，居家村民实现“实时沟通”、在外村民“定时沟通”，激发民众参与治理的热情，推动信息和资源共享，使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信息传递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促进落实大事共办、村务共商、民事民办。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互联网+党建”“线上议事厅”等数字化平台，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引导广大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具体行动中，提升乡村综合服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村务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三）发挥乡贤文化引领示范作用乡贤，是指曾经有乡籍而后来离乡，但心系乡土、有公益心的社会贤达，即成长并奉献于乡土的优秀农村基层干部、道德模范和贤人志士等威望高和德行好的人。乡贤文化是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带有乡情、乡愁的文化。一定程度上，乡贤文化对乡村人文精神的构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连接故土和维系乡情的功能，可以重塑乡村伦理共识，培育文明乡风，对乡村建设以及乡里事务治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应当结合新时代赋予“乡贤文化”新的内涵，增强新乡贤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发挥新乡贤文化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助推其参与乡村事业的发展。为此，要深入挖掘并大力弘扬乡贤文化，壮大乡贤群体，搭建乡贤与乡村治理的有效平台。一方面，将退休返乡的干部、教师和工人等新乡贤纳入基层网格化治理中，通过召开乡贤座谈会的形式，引导新乡贤为数字乡村建设建言献策，将群众所需与乡贤才能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凝聚发展动能，汇聚治理合 王静熙，李旺，吴焜.数字化时代提升乡村居民数字素养的必要性J.农业工程技术，2022（21）：80-81.刘志艳，林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现路径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12）：253，262.94卢智增，谭雪婷/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源式发展机制研究以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为例力。例如，各地农村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将有才能、有见识的新乡贤纳入村民议事会、乡贤参事会和乡风评议会等组织中，协助“村两委”管理村务，促进农村地区基层治理有效推进。另一方面，推动新乡贤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将新乡贤所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等融入乡村产业发展中。既要充分利用乡贤所带来的资金和资源的优势，完善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又要通过乡贤能人示范效应带动农村产业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同时也要在乡村地区建立村级乡贤馆，大力宣传优秀乡贤事迹，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文化氛围，不断重塑文明乡风，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此外，利用新乡贤文化力量，最大限度地赢得新乡贤对乡村发展的支持与反哺，引导新乡贤参与社会公益事务，听取新乡贤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激发新乡贤建设乡村的责任感。六、余论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有利于提高乡村治理水平，也有利于促进乡村现代化转型。因此，基于数字乡村内源式发展理论框架，以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作为研究对象，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探讨恭城瑶族自治县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源式动力机制在于以基础性知识为出发点，借助资源内生、公众参与以及身份认同 3 个要素相互联结，以此刺激公众参与乡村治理，基于当前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对数字乡村建设提出了发挥人才的“虹吸”作用、培育乡村数字产业新业态、提高乡村居民数字素养、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等几点政策建议，以期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建设思路。文章通过内源性发展理论拓展了数字乡村建设的视角，且通过对恭城瑶族自治县的案例分析验证了该理论的适用性，也契合了当下数字乡村建设内源式发展的必要性。但是，数字乡村建设片面强调内生性发展显然是不够的，如何把握政府、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的介入是研究的重点课题。因而，外部力量的介入尤其重要，明确好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的角色定位，并在不破坏乡村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合理地采取措施促进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因此，政府应借助政策制定、资金支持等方面的优势，为数字乡村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制度供给等方面的保障；社会组织以其自身的专业知识与服务理念，对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技术支撑、服务帮扶。只有将政府、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与数字乡村内源式动力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建设数字乡村。【责任编辑：张志巧】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