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的物性辩证法.pdf

第3 7 卷第2 期2024年3 月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37No.2Mar.2024资本论中的物性辩证法包大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 1 0 0 5 8）【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试图澄清物性与物象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要把作为商品交换行为结果的使用价值、货币的客观基础与价值的符号象征进行区别。这是因为，只有澄清货币形式所遮掩的物性及其社会关系，才能理解现代资本所塑造的消费主义的价值符号与主体意识之间的关联。同时，马克思辨识和分析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物性与用具性的环节，勾勒出资本的物质载体从价值、使用价值到消耗的完整线索。马克思的这些努力最终指向了关于物化的工人转变为“局部工人”进而丧失属人的完整主体意识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并探究了让陷人碎片化的物性的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集体重新占有其完整的物质力量与主体意识的革命路径。【关键词物性；资本；用具性；商品；价值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2-3 1 9 4（2 0 2 4)0 2-0 0 45-1 1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01】1 0.1 3 9 5 1/j.c n k i.is s n 1 0 0 2-3 1 9 4.2 0 2 4.0 1 1 7.0 1在一个普遍伦理化的学术风尚下,关于资本的理解通常会屈就于虽真实但主观的立场，从而无法真正地遵从原本呈现出来的历史和马克思试图以资本论再现的历史客观规律。当资本被指认为“社会关系”,破坏现存一切生产关系并实施某种彻底的公有制的激进方案成为了绝对正确的公理。当资本被指认为“生产工具”，发掘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技术的压迫性力量成为了批判的主题,而在其更为简化的公式中，针对生产工具的批判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诚然，以上这些观点或多或少都能在文本中寻章摘句地找到根据，但是并不足以彻底揭示资本主义话语掩盖其物性的剥削机制的历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物性的矛盾的存在方式，持续地向各种过于人性的激进的或保守的革命方案发起挑战。收稿日期 2 0 2 4-0 1-1 7【作者简介包大为（1 9 8 9 一），男，浙江杭州人，哲学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基金项目浙江省新型重点智库（浙江省共同富裕文化创新研究中心)资助支持。在关于商品和货币的研究中，资本的物质载体表现出两种社会关系，一是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二是货币代表“种社会生产关系”，只不过采取了“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4年版，第6 1、1 0 1 页。46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 7 卷一、物性与物象的辩证关系因物之为物,并非自明的。物质虽不是超感之存在，但在作为感觉与知觉的对象之后，物质就难以其本身之故成为反思的对象。自然宗教以神性篡改了物性。以赫西俄德的笔触看，物性遭到了偶像化的崇拜和伦理化的想象。想象填充着无知，敬畏“篡改”了理性，物质现象被赋予了超验的属性。在此阶段关于物性的理解,由于其明显的独断性,极易被感性之杂多所干扰,从而导致其被哲学和哲学化的理性宗教所否定。尤其是笛卡尔以降，本体论意义上的物性不再是多元且特殊的属性，但偶然和杂多的物象却始终在与本体之矛盾中有待阐释。这种物性与物象在本体论层面的张力典型地体现于斯宾诺莎的实体论。“物质到处都是一样，除非我们以种种方式对物质作歪曲的理解”，这就意味着特定物质的物性是必然且单一的属性，否定了古代根据个人经验和自然宗教偶然化的物性，进而“物质的各个部分并不是彼此截然分离的，换言之，就物质作为样式而言，是可分的，但就物质作为实体而言，则是不可分的”。然而,在与感性和悬置于伦理的信仰相剥离之后,物性进人了一种或此或彼的矛盾状态。一方面，物性与精神性相对立，但是这种对立是仅就本体论前提而言的,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世界和感觉经验中，二者都是建构的基础环节。另一方面,即使是被视为世界之本体的物性，同样无法逃脱自我否定的命运，因为人类通达物性的几乎所有的方式都丧失了本体论层面的合法性。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状态,康德以形而上学的改造为基础对物性进行了彻底的建构。在范畴表的框架中,物性与物象作为知识的对象何以可能的问题得到了全面的解释。但是，康德主义的形而上学毕竟不是经验本身,更不是基于物象之原初经验的科学,物象及其感官被判定为微不足道,而物性则只是得到了主观的规定性。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的物性看似逃避了一切关于现象之杂多的追问,实际上完全是根据物象的分析一一“预先设定物质的表象，然后追问，需要用哪些力来维持它们的预先设定的规定”，这种寻找物象来附会哲学规定的分析“来自于一种对经验进行反思的认识活动，后者首先在现象里知觉到一些规定，然后把它们当作基础，而为了解释这些规定，它假定有一些相应的基本质料和力产生出现象中的那些规定”。当然，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并不足以导向一个更为真实和完整的本体论，以至于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都不得不在离弃观念论的前提下重构物性与物象之关系。其中,现象学试图以最为直接和原初的人类经验结构，在人类认知、活动和审美判断中呈现物之为物的存在论意义,并且对整个形而上学的物性论的传统进行颠覆式的总结。正如哈特曼所断言：“大多数形而上学世界观”所犯的错误就是“都曾探寻基本原则（或世界基础），并先验地肯定这个原则或基础必定是一个。因为世界由不同层次的事物组成，所以人们很容易不是在最低层次就是在最高层次上去探寻。换句话说，不是在物质就是在精神那里去探寻人们也会或者把最低层次的原则套用到所有较高层次上，或者把较高层次上的原则套用到所有低层次上”。在从唯心向唯识的跨越中，现象学诚然给出了更为真实和接近科学认知的方案，以物象之明证性统一了观念化的物性。可是对于现实中被物质力量所牵制和压迫的人而言，不论是形而上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9 7 年版，第1 8 页。康德的十二范畴表包括量、质、关系、模态、实在、现象、物、属性、因果、相似、区别和可能，可分为四组类型，“量”涉及物体广延与个数，“质”则指涉物的质地与质量等特性，“量”和“质”对“物”的属性做了基本界定；“模态”是关于物的表现样态，而“关系”则指的是“物”之间的必然性联系，这就为“物象”的存在及“物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了理论依据。黑格尔著作集第5 卷，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9 年版，第1 6 3 页。尼古拉哈特曼：存在学的新道路，庞学铨、沈国琴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 0 0 7 年版，第1 2 8 页第2 期学还是现象学关于物象的解释都无法给出既能忠实于物又能回归社会属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解释或固执于概念，或逃遁至未经理性加工的经验。相比之下，在经历了青年时期的现象学“冲动”之后，马克思最终试图通过实证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改造，为物性之各种现象进行区分、澄清、祛魅。这种理论意图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方法”是与黑格尔主义截然相反的，但是这并不等同于回到康德主义的以先验范畴所重构的物性和物象,而是仅仅把一切“观念的东西”理解为“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的这个论断不是第一次出现于其著作中。出现于资本论第二版跋的一个重要意图是为了提示理论生产体系的新的方向。这个方向试图超越资本论之前乃至之后的一切囿于创作者本身社会历史主观局限，即阶级视角、利益取向和价值偏好。阿尔都塞认为，资本论所展示的理论生产（Production thorique）体系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体系，其基础是历史向创作者所提供的客观结构，包括历史业已呈现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实践,其对象是已经能在理论中具有确定性的客观现实。资本论所要给出的关于物质世界的阐释前提，不再是思想与物质世界（Monde matriel）的对立关系,因而不再诉诸纯粹的先验主体或先验意识。认识自我（包括认识自我与现象之关联)的理论当然是一个自洽的系统，但是其普遍性所遮蔽的却是特定物质关系所构成的世界历史的意义系统。正如近代以来一般哲学的方法面对“坚硬的”物性的世界，只能围绕主观的理念、知觉或感觉建立起与实践对象、生产资料以及其他社会结构的看似具有确定性的勾连（Verbindung）。相较资本论，近代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理论生产本质上是物性与物象之矛盾的呈现。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迫使学者接受货币所呈现的物象，但是这种作为物象的货币形式与特定社会关系所塑造之物性始终存在着矛盾，以至于商品的物性的自然历史属性、资本再现路径和社会阶级影响不得不成为一个早已在社会生活中被公之于众的“哑谜”。这个矛盾的焦点并非在于是否承认货币形式的劳动和商品在伦理上的合理性。因为虽然在1 8 世纪的重农主义理论中,期冀以农业而不是商业维持人口增长和社会风俗敦化的观点与色诺芬相去不远，但是近代在道德上批判货币形式呈现商品的学者却已经承认了劳动的社会化生产属性。在色诺芬那里，货币形式的生产和消费是罪恶的源泉,如同一个家庭“几乎所有的仆人都带着脚，可是他们总是想逃跑”,这并非是由于奴隶主没有“把钱花在必要的用途上”，而是因为商品消费这一行为本身是不必要的，故而自给自足的农业“没有钱去支付即使是必要的开支”也能让人安心于劳动与生活。色诺芬所关注的货币形式并不是劳动产品的物象，因为一切劳动的属性都归结于奴隶制的人的依附关系。近代重农学派尽管也对商业的扩张表示忧虑，但是其重视农业的大前提却是近代欧洲业已形成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下，货币形式是否表征了所有自然物或劳动产品并不是核心问题，如何在较为确定的1 8 世纪生产力条件下维持土地所有者、资产阶级和新兴无产阶级之间的人口平衡才是关键。魁奈无意为“生产的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不生产的阶级”提供至善的生活，杜尔哥也并不包大为：资本论中的物性辩证法47参见 Feenberg A.,“Marcuse:Reason,Imagination,and Utopia,Radical Philosophy Review,vol.21,no.2(2018),pp.271-298.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2 2 页。Althusser L.,Balibar E.,Establet R.,et al,Lire Le Capita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14,p.41.Althusser L.,Balibar E.,Establet R.,et al,Lire Le Capital,p.42.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人，张伯健、陆大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8 1 年版,第9-1 0 页。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9 7 年版，第42 3 页。48想为了农业的“生产阶级”而取消“薪资阶级和可以自由支配的阶级”，他们都承认了近代劳动产品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物性，不过试图为其套上更为稳定的非货币化的物象。事实上，在近代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难点始终是以货币形式显现的不可捉摸的价值对象性。马克思所说的“必须回到价值的这种表现形式”，就是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商品交换关系中的价值关系，因为商品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否则，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就会被误认为是“快嘴桂嫂”，将商品的物象一“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误认为是价值对象性，甚至将超出商品交换关系的领域用于论证商品的本质，这在威廉配第以降的古典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中尤为明显。关于货币形式的经济与国家形式的政治之间关系的判断中,尽管配第和洛克论证货币升值的方法不同，但是都得出了回避资本之完整物性的政治批判形式的答案。在配第的赋税论中，他发现了一个近代封建国家的事实，即这些国家试图通过提高或贬低本国货币价值的手段“向它对之已经负有债务的人民课税”或“侵吞它所欠人民的债款”，但是这种“增加货币的数量并使它比原来值得更多一些”的做法却并不尽然能够让这些封建国家“用货币买到更多的商品或劳动”，因为货币形式的商品或劳动的本质并不被相对静态的货币价值量所约束，而是被所能集中的用于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和需求所决定。又例如在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中，洛克认为“货币的价值就是和全部贸易成比例的世界上全部货币的数量，而任何一个国家中货币的价值是和现有贸易成比例的那一国内流通货币的现有数量”，因此在国内外商品量一定的情况下，国内货币的减少将直接导致本国商品价格降低、外国商品价格上升以及本国经济的调救。洛克的观点虽然已经不再将价格和价值混为一谈，但是仍然将商人与货币构成的流通环节视为劳动之为物性本质的商品生产的关键。洛克认为“商人总是以金银为他的计算尺度”，因此商人并不会关注一个事实一一“国内每一个人的商品和劳动所能换得的货币只等于以前的一半,只等于我们邻国的相同劳动和相同自然产品现在所能换得的一半”将导致国内的贫困。物质的货币形式的本质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例如昂贵的天然钻石和廉价的人工钻石所展现的只是当前特定的社会关系。换言之，货币形式并不是物象之全部，价格不能解释物象之全部。货币形式只能作为价值的一种表征用以呈现耗费在特定商品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在尚未将商品的物性理解为特定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定的阶段，货币形式通常被理解为纯粹主观的“随意思考的产物”。这在国民经济学所揭示的市民社会物质交换一般原理尚未被人熟知的时期颇为常见，最终导向的是对前货币形态的物质交换以及对商品经济的道德批判。马克思认为，“1 8 世纪流行的启蒙方法”的目的，只是“要在人们还不能解释人的关系的谜一般的形态的产生过程时，至少暂时把这种形态的奇异外观除掉”。但是，货币形式并不足以揭示由商业重构的近代社会中物质交换的本质，尤其是“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在1 8 世纪哲学中成为了“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即“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Valeur intrinseque）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资本而不是货币，事实上再现了商品之物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由于“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使得商品的转换形态受到货币的阻碍，即货币作为商品物性之物象能够“硬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6 1 年版，第2 6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6 1 页。威廉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陈冬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6 3 年版，第8 9 页。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徐式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6 2 年版，第47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1 1 0-1 1 1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49 页。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 7 卷第2 期化”（Versteinert)为贮藏货币，进而将商品出售者转化为货币贮藏者。而对执行贮藏和流通功能的货币符号更为熟悉的现代人而言，货币“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的职能反而更为显著，因为纸做的或数字代码体现的商品物性的一般象征,其流通功能的强制性和政治性在日常经验中已经不被反思，除非阶段性发生的经济危机或战争危机使得这种看似忠实于物性的坚硬物象符号体系名誉扫地。包大为：资本论中的物性辩证法二、物性与用具性的辩证关系49我们不应强求马克思之前的理论生产自觉地呈现物性与物象的矛盾。因为这种矛盾只有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才成为一种清晰的历史现象，即资本能够作为普遍的社会关系具备了“再现”（D a r s te llu n g）物质世界的功能。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的“再现机制容纳了物（Ding）与关系（Ve r h a l t n i s）的对立，而对“再现”机制的无知则会导致对资本理解的简单化。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出现，必须要澄清资本形式、资本关系和支撑资本关系的物质要素之间的区别。通过摒弃理论生产的无概念（Begriffslosigkeit)的路径,则可以避免物质基础与资本关系之间存在的混淆。但是,无概念并不意味着无反思的现象的描述也不存在。在关于商品的物质形态的一般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本体论的路径。一是古典哲学偏重以建构的或历史的路径抽象出完全作为主观世界投射之结果的物质世界。二是现代哲学尤其是现象学以客观物性在主观层面的直观且明证的显现为根据，撇开古典哲学中凌驾于客观的理性或历史的环节。前者在启蒙的语境下曾经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配合科学和工业的发展确立了人在物质面前的主体地位，为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做好了准备。后者则采取与笛卡尔以来的反思传统全然相反的路径,即专注并面向事物本身揭示现代性症候，为人们追寻反符号化的本真生活提供了灵感。当然，回到物象并不意味着物性的否定，因为物性本身也并非是反思的结果，而是在变化过程中真正主宰着物质的主客关系之交汇。在胡塞尔的哲学中，哲学所构成的文化体系的秩序使得人的认识始终需要面对既定的具体概念和经验材料，但是又因其好奇态度不断在现成事物中推进自身,这种认识之推进将停留于一个完全由物性所规定的对象领域。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关于事物真正存在之自然本性的此在（So-dasein）则赋予了对象存在和真实存在（Wi r k l i s h s e i n）的意义之可能性，人类制造的产品的物质现实由自然物和价值物两个领域构成，其真正的存在则是物质性的空间物。当海德格尔将过去的思辨辩哲学所理解的物质指认为虚构对象时，他并没有承认他所描述的纯粹的日常状态中的一般用具也是抽象的。因为作为商品的用具,其在空间中所投射给人的直接的物象与其价值的构成是可以分离的。这种分离在当下显著地体现在两个环节。一是在生产环节，随着流通环节的增加，商品作为劳动产品的社会属性愈发模糊，以至于用具性成为了其物性的全部。获得金钱以换得维持生存的用具成为了生存之主题，自然状态下动物性的生存动机与行为逻辑被市场状态下的雇佣关系与消费逻辑取代，人们将自已用具化，以便获得被“消费”（雇佣）的机会，从而换得商品供自已消费。二是在消费环节，随着符号价值成为使用价值的重要构成部分，物象所承载的用具性可以成为商品的价值领域的次要部分，人们将体现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商标等符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1 5 3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1 5 2 页。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 年版，第8 9 页50号作为高于用具性的价值领域，本真的用具性或审美性则不再那么重要。马克思或许在1 8 45 年之前也曾采用接近现象学的方式,尤其在1 8 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达了在纯粹的对象性关系中来理解商品，但是在资本论阶段，马克思已经开始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商品的自然过程作为理解物质世界的唯一的现实途径。关于商品物性的经验和理解的碎片化是在交换过程中出现的。在一般情形中，当用具的属性扬弃了商品的属性，决定商品的物性一一能够计算为成本的凝结于商品中的劳动力和自然物不应再影响人对用具的判断。但是在现实中,商品物性却幽灵般地影响着人对用具的理解和判断，“贵的用具”而不是“好的用具”成为主宰用具的主观标准。马克思指出，这个过程是“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的商品形式变换或商品形态变化”，而“人们对这种形式变换之所以理解得很差，除了对价值概念本身不清楚以外，是因为一个商品的每次形式变换都是通过两个商品即一个普通商品和货币商品的交换实现的”。在马克思的时代，造成这种理解偏差的直接原因是人们只关注商品和金银等货币进行交换这个物质因素，以至于人们无法看到“金作为单纯的商品并不是货币，而其他的商品通过它们的价格才把金当作它们自已的货币形态”。在现代社会，这种理解偏差由于货币的符号化和虚拟化被进一步加深。现代语境下，物性载体的价值以交换价值的方式转变为用具性的过程的积极意义在于，“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但是这一转变的消极意义在于转变的过程受制于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在一般的商品交换过程中，物性层面的差别一一“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这种动机表现为商品占有者双方“都没有他们自己需要的物品，而有别人需要的物品”，这使得“除商品使用价值的这种物质区别以外,商品之间就只有一种区别,即商品的自然形式和它的转化形式之间的区别,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区别”。然而,现代商品交换承受着双重的虚假的社会联系：一是新的社会联系，消费主义的虚假需求的再生产；二是新的技术联系，数字商业造成的虚假的“无中介环节”的商品交换。前者使得用具性为出发点的商品交换动机被符号化的商品物性的消费动机所替代（例如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后者则让消费主体误以为通过特定消费方式（例如“带货”、B2B）可以消除中介流通环节，从而通达本真的用具性。这两种情境形成了人们关于商品之物性与用具性的新的误解。一是以用具性否定物性。用具性的一般形式是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物质内容,同时也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是，在消费主体的日常经验中，商品之所以能够成为“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其原因在于用具性的理解与使用价值的脱离。一般来说，满足人类需求或者作为劳动产品的这些物性“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然而随着作为普通可感物的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在劳动和使用过程中直观的物性就转变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这个转变的实现与流通过程有关，但是其本质却在于构成商品的物质或物质条件的社会化。二是将劳动过程物化。商品形式导致了两种属性的错置，将社会化劳动的人的属性错置为纯然由资本主导的物的属性，尤其是将“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最终造成“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 7 卷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1 2 5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1 3 4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1 8 7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49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8 8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8 9 页。第2 期这将使用具的使用主体难以察觉到，在商品形成的原始要素中，也就是资本物性得以形成的要素中,既不是单纯超感的物的要素，也不是完全社会的要素，而是“携手并进的”人和自然。资本论为我们指出考察社会的两个原则，一是从现象而不是抽象的概念人手，二是从现象的客观且正确的顺序人手。在所有的商品形式的现象中，最初的起点是“当前经济事实”（Faitcono mique actuel），而不是一般的或原始的经济事实。劳动和自然界构成了商品的物性，但是价值却将物性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以至于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们将价值关系甚至是符号化的价格关系当成了劳动产品之间真实的物质关系。马克思之前的“科学”划时代地发现了作为价值的劳动产品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但是仍然“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理论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现实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物性的社会化和符号化的双重运动始终没有停止。朗西埃将社会化生产的客观化(Chosification）与商品生产物质基础的主观化的双重运动视为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这个“双重运动”的起点是将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转换为资本化的物质,其结果却是生产与消费两个环节共同构成的关于这种资本化的物质的社会化理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给出了社会化生产客观化的一般性分析,其中包括了支配和消耗两个环节。支配环节的主体是资本,其对象是被物化的人和社会化的自然界。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使得物质财富也就是资本不是“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而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人在其中如同“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受到“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事实上，只要能够使一定量的物质支配人，就能够使即便是最为寻常和普通的物质也成为积累资本的商品。卢克莱修在物性论所说的“无中不能生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则演变为“提供一种物质，使流动的、形成价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这种物质的价值如何也是没有关系的。它只须有足够的量，以便能吸收生产过程中要消耗的劳动量。只要有了足够的量，不管它的价值提高或是降低，或者像土地和大海那样没有价值，都不会影响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的过程”。用什么物质生产具有何种用具性的产品，并不是资本所关心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能将活的劳动力以强制或半强制的方式附着于死的物质。因此，“上衣、麻布以及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当然，劳动力的物化和支配并不是资本积累的唯一目标，还包括对自然界的社会化支配，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这种脱离社会属性的原初意义上的物质和劳动一并构成资本的源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既不是来自蛮荒历史时期的“自然状态”（如卢梭所描述），也不是来自某个无人定居的岛屿，而是在资本支配人的前提下被塑造出来，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以土地为例，被资本支配的过程并不是从纯粹自然的存在样态一下子跌入了资本化的牢笼，而是经过了一系列符包大为：资本论中的物性辩证法51商品生产一开始，形成产品的原始要素随之形成，也就是“形成资本物质成分的要素”一一人和自然这两种要素在生产中是携手并进的。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6 9 6 页。Althusser L.,Balibar E.,Establet R.,et al,Lire Le Capital,p.93.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9 1 页。Althusser L.,Balibar E.,Establet R.,et al,Lire Le Capital,p.181.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7 1 6-7 1 7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2 49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5 6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5 6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8 7 2 页。52合资本诉求的改造,最终使得土地从原先的社会属性中被剥离出来,进而被改造为适合将物化的劳动力固化于其中的生产资料，例如欧洲殖民者以武力宣称美洲是无主之地或处女地，又例如圈地运动中“羊吃人”的土地。在支配环节造成的消耗环节中，目标是利润,对象是物化的人和社会化的自然物。人逐步被资本物化并受制于资本的过程，同时也是人被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也是自然物被资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所支配的再生产迫使孤立的生产行为逐渐消失，包括人和自然物在内的新的自然要素的特殊性只能表现为资本所支配的区别化分配。这无疑创造出了一个类自然的客观法则,资本增殖是一个类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同时也是凝结了人力与自然力的物性、用具性、消耗报废的过程,每一个劳动产品从物性到使用完毕的过程构成了以物质为载体的资本循环和增殖的链条。为了完成资本的物质载体的新陈代谢,被物化的人和被社会化的自然物必须作为提供养料的消耗物而存在一“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自己的价值，也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把自已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也正是由于劳动者只是资本物化和支配的对象,因而在遭遇有效的、属人的抗争之前,工人劳动的物质条件几乎等同于机器的物质条件，类似于屠宰场的屠宰手法、煤炭所遭受的炉温或锻铁所承受的锻打。正如马克思的描述：“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像四季更送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资本以物性重新定义人并且以社会性重新定义自然物的现象是历史形成的,其过程体现了自然经济中不自觉的社会性从人转移到自然物，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与物性的错置。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故而“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这就使得确切的社会关系会划定劳役和实物贡赋的时长和量，进而造成不自觉的社会性，即在客观的权力等级关系中产生自明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中世纪的“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尚未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或者说是被今人所乐道的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即使是在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准备的近代行会中，手工业的分离、孤立和发展仍然没有将工人物化为劳动工具的匿名的附属物，工人还是如同中世纪的匠人那样与生产资料相互结合，“就像蜗牛和它的甲壳互相结合一样”，因此在行会中“生产资料还没有独立化为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当然，古老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并没有带来人的尊严和自由，因为这种不自觉的社会生产有两个历史前提：“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故而个体只是伦理外观笼罩下的虚假社会共同体的附属物，“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故而那时的剥削显得更加直接和明确，没有任何反抗或以斗争的方式进行“讨价还价”的政治空间。资本主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三、物性与人的矛盾及其反抗的可能第3 7 卷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7 0 2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49 0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9 5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9 5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41 5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9 7 页。第2 期义的产生是不自觉的社会生产有机体逐渐瓦解的过程，也是排斥生产资料积聚、排斥生产协作、排斥普遍分工的小生产消亡的过程。在越来越多的土地、林地、沙滩成为具有人格属性的私人场所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口则开始成为受制于劳动工具的“物品”，他们对于购买其劳动力的资产阶级而言只具有用具性，对于最终消费其劳动产品的消费者而言只具有沉默的、凝结于商品形态的物性，对于国民经济学家或者政客而言只是构成市场及其财富的数据。这一历史性结果造成了愈发普遍的基于物性的主体意识。作为生产工具附属物的工人被迫随着生产力进步不断丧失其自觉的属人的意识。在尚未被资本强行套上社会外观的一般劳动过程中，人客观上是与自然物对立的，不得不“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改变自然物且改变自身，这是一个自觉的实践过程，因为劳动者“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政治哲学家们所看重的永恒的自由意志,是在工人的劳动中率先丧失的。因为从被雇佣到投身于异化劳动，工人处处表现出自由意志,却又处处经验着自由意志的丧失。农业的资本化使得曾经与土地发生真实的对象性关系的农民成为农业雇佣工人，在不断增强的劳动强度和生产资料丧失的情况下不得不“自由地”进人城市，“从自已的新主人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时他们的生活资料也物化为市场中新增的“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手工业的资本化使得工人不得不面对“个人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就得不到利用”的现实，最终造成一种新的自觉意识，现代工人基于自己“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的“自然”性质，从孩童阶段开始就极力把自已打造成资产阶级愿意使用且便于使用的“用具”。巴里巴尔将这个现象称之为有机体必须适应机器的进化形式（Formesdvolution），其指向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变成“局部工人”的问题。物化为劳动工具附属物的工人，其价值是非人的物性，即能否附着于劳动工具上并在单位时间产生最多的剩余价值,其完整的潜能和智力被切割和强化为只能适应特定劳动工具的用具性，故而“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在工业化发展的两个多世纪中，我们已经见证了“局部工人”随着“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而被不断强化这一过程，并且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中即将见证“局部工人”在各个生产部门和物理空间的普遍化。因为前数字化时代的“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进程将统一为劳动工具的数字化，不再是生产300种锤适用于1 0 0 种生产过程，而是一种或几种代码工具适用于所有生产过程。当然，在无产阶级自觉的属人的意识逐步物化的同时，作为时效占有工人之物性的资产阶级，在愈发成熟的技术和政治条件下，进一步确认和发展了资本的非人化的功能。资产阶级代替过去的封建统治者发展出了“何不食肉糜”的现代版本，在过去是假定工人的生活资料是“社会财富中一个受自然锁链束缚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因此习惯于将当下劳动报酬所维持的工人生活水平视为资产阶级仁慈给予的结果。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像计算机器使用寿命那样试图精确地计算工人所能发挥用具性的最长劳动时间，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劳动力的正常的平均持续时间或工人的正常的寿命来计算的，并且是根据从生命物质到运动的相应的、正常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2 0 8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8 5 5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41 7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41 8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3 9 6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第7 0 5 页。包大为：资本论中的物性辩证法5354的、适合人体性质的转变来计算的”。资产阶级对绝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使得工人的物性只是体现为“劳动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时间长度”，进入劳动过程的商品也不过是“作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来计算”。这最终导致了工作时长不断延长之后劳动力的更大损耗，只不过相比损耗报废之后需要重新购买或租用的生产工具，劳动力的损耗和死亡所引发的换置成本可能更低，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善于维持一支庞大的、便于维持低工资的产业后备军。故而资本无限度地、放肆地延长工作日的欲望从来都没有被满足。为了将物性的自我意识融人工人生活的所有社会领域，资产阶级甚至制定了忠实反映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物性逻辑的法律制度，其中存在的法的意识至多只认识物质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法律上对等的各个公式中：“我给，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做，为了你做。”当然，人不可能彻底转变为只具有物性的用具。工人被强制性地物化为局部的工人和完整的用具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在最初的生产过剩危机所导致的历史缝隙中，工人关于古代手工业者作为完整的劳动者的“半艺术性”的职业记忆被唤醒，对与其自身相对立的物质世界的反思和批判也就随之产生,其结果是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一一劳动资料的斗争。一旦工人意识到在劳动过程中自已成为了被工具所消耗的对象，即发现“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作自已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已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这种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是这种试图回到小生产者的斗争毕竟没有击中真正主导物性的资本，因为资本已经在各个方面获得了社会性的外观。破坏机器的工人尚未充分认识到机器之所以能够压迫工人，不是由于其物性，而是由于其社会属性，即合乎法权的私人财产。马克思认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已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历史证明，工人学会这种区别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所带来的更为沉重的剥削,很快就让工人（尤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瞄准了真正操控物性与社会性的阶级及其国家。到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无需太多启蒙就能发现，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维持的强行分工，迫使工人在成为人之前必须转变为单向度为用具性的生产资料,迫使自然物在成为自然界之前必须转变为商品。当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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