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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殊性的翻译理论探究

颜利
摘  要：将一种语言的作品译入到另一语言时，由于文化和国情的不同，常常会出现“词汇空白”，也就是目的语或目的文化中不存在源语词汇的文化意象。对此，各国学者纷纷以宏观视角来研究文化特殊性词汇的翻译策略，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本文主要采用德国学者赖斯（Rei?）提出的四大“功能文本类型理论”中关于文化特殊性词汇翻译策略的理论，以及德国学者科勒（Koller）在其等值理论中提出的翻译策略，来分析德国现当代作家柯立思（Christian Y. Schmidt）的中国游记——《独自在十三亿人中》中出现的中国文化特殊性词汇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词汇空白;翻译策略;文本类型理论;等值理论;文化特殊性词汇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02--02
本文选取柯立思的最新小说《独自在十三亿人中——一次横跨中国的旅行》 为例，针对文中出现的中国文化特殊性词汇，运用德国学者赖斯提出的四大“功能文本类型理论”中关于文化特殊性词汇翻译策略的理论，以及德国学者科勒在其等值理论中提出的翻译策略，来进行分析其用到的翻译策略。
一、文化特殊性词汇翻译理论的发展
德国学者科勒首先提出文化特殊性词汇的定义为“与某个国家的政治、组织、社会文化和地理特征相关的特定表达方法”（Koller，1992，笔者译）。由此可见，此类词汇和文化息息相关。
但是各界对于“文化”一词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据统计，有关 “文化” 在的定义不少于二百种。由此可见，要给文化特殊性词汇的翻译给出一个统一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策略也是十分困难的。
1964年德国学者卡德首先提出了3条基本的翻译策略（ Kade， O. 1964，笔者译）：
1. 借用目的语当中的词汇（该词汇在特定的方面与源语词汇有语义重叠）;
2. 扩充目的语词汇的现有词义;
3. 在目的语中造一个新词汇。
在此基础之上利维在针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又提出除了要传递意义之外，还要保持词汇的“语义色彩”（Levy， J. 1969. 笔者译），因此将脚注作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策略。
在文化特殊性词汇的翻译策略研究方面最著名的是德国学者赖斯提出的四大“功能文本类型理论”中关于文化特殊性词汇翻译策略的理论，以及德国学者科勒在其等值理论中提出的翻译策略。
赖斯的文本类型分类是信息性文本、表达性文本、呼唤性文本以及视听文本（贾文波，2004）。赖斯强调，翻译策略的选择必须和文本类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信息性文本和表达性文本适用解释性的脚注或者根据上下文重新定义目的语词汇，而呼唤性文本适用借词（借用其他语言中的翻译）。她对此提出几点翻译策略（Rei?， K. 1971， 笔者译）：
1. 借词（直接从源语中借词）;
2. 造词（在目的语中新造词汇）;
3. 接受源语词汇（脚注）;
4. 解释源语词汇。
科勒在针对“词义空白”（即目的语中不存在源语词汇的对应词）提出了4个翻译策略建议（Koller， 1979， 笔者译）：
1. 接受源语词汇（完全接受或者音译）;
2. 直译（将源语词汇按照意义直接译入）;
3. 等值性（在目的语中找近义词）;
4. 下定义（为源语中的词汇下定义）。
二、以《 独自在十三亿人中》的中（龚迎新，2010）、德本（Christian Y. Schmidt， 2009）为例，运用赖斯和科勒的翻译理论，分析文化特殊性词汇的翻译策略
1. 接受源语词汇（完全接受、音译、加脚注或者解释）。
对于中文中地名的翻译对于翻译人员来说始终是一大难题。因为地名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意象和深刻的文化底蕴，不是熟知中国文化的译者，很难将地名准确的翻译到目的语中，还保持其原有的文化意象。
对于文中的地名作者主要选取了两种翻译策略，其中一种是直接接受源语词汇，将地名音译到德语中，比如将古拜经台译为Baijingtai-Kloster，奈何桥译为Naihe-Brücke，振风塔译为Zhenfeng-Pagode等。这种翻译策略的优点在于简洁，缺点在于丢失了文化内涵。但是由于本文并不是严格的导游指南，德语读者本身也存在文化背景的缺失，所以作者选择了音译的翻译策略也是情有可原的。

2. 直译（将源语词汇按照字面意思直接译入）;
直译（逐词逐字翻译）是翻译人员在进行跨文化翻译活动遇到障碍时最常用到的翻译策略，
对于地名的翻译作者选取的另一种翻译策略便是直译（将源语词汇按照字面意义直接译入），比如将上清宫译为最纯净的宫殿，红岩村译为红色岩石村落，茶马古道译为茶马街道，黄鹤楼译为黄色的鹤塔等。比起音译，直译的好处是能够向读者尽量传递出这个地名的意思和内涵，但是如果不加以解释，容易让读者一头雾水，难以理解地名和地点之间的联系。
不仅是地名，对于一些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词汇的翻译作者也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比如将前世佛译为以前时间的佛，现世佛译为现在的佛，未来佛译为未来时间的佛，道士译为道家的和尚等等。宗教是一种文化的反映，当目的语接受者和源文作者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时，译者只能通过运用目的语文化中现有的，与之相近的文化意象来解释说明源文词汇。因此，直译不仅仅是词义层面的逐字翻译，更是文化意象之间的“直译”。
3. 造词（在目的语中新造词汇）;
中国和德国处在地球的两端，是两个文化差异极大的国家，因此在两种文化中存在许多“文化空缺”，在两种语言中存在许多“词汇空白”，即许多汉语词汇在德语当中都不存在对应词。对于这类词汇作者选择了新造一个德语词的翻译策略，比如将中山装译为毛主席套装，毛主席热衷追随者译为毛泽东主义分子，棒棒军译为棒棒军人等。对于此类新造词还必须加以一定的解释，可以是脚注，也可以是直接的解释。比如将棒棒军翻译为“棒棒军人”的同时，解释其为手里时刻拿着一根宽竹竿来挑重货而谋生的人。
4. 下定义（为源语中的词汇下定义）;
对于一些不适合直译，也不能音译的词汇时，翻译人员往往会放弃在目的语中找到一个对应词，而是转换方法用目的语对源语词汇下定义。
比如茶叶蛋定义为在茶叶中浸泡过的鸡蛋，科举定义为国家官员考试，牛下水定义为牛内脏小块，蚊香定义为对抗蚊子的螺旋状的熏香等等。运用该翻译策略可以很好地将事物的文化意象传递给目的语读者，但是缺点是不够简洁，词汇本身的“色彩”也无从体现了。例如茶叶蛋本身是一种美食，闻其名就感觉闻到了带着茶香的鸡蛋味，但是换成在茶叶中浸泡过的茶叶蛋时，不仅美味的感觉尽失，甚至还会让人怀疑这个鸡蛋是否还可以食用。
5. 等值性（在目的语中找近义词）。
翻译人员进行跨文化翻译时，用近义词代替也不失为一种翻译的好方法。但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近义词和源语词汇在文化背景上始终是有一定差距的。因此翻译人员切不可盲目的相信字典意，看似近义，却还必须结合语境和文化背景来斟酌用词。
在文中作者用到该翻译策略的频率并不高，因为造成误解的风险太大，但是作者的目的在于向德国读者介绍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感，并不是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所以，表达和理解是第一目的，对于文化的深究暂时可以放在第二位。
比如诸侯的翻译为军阀（Warlord），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诸侯和西方的军阀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诸侯的权利是皇帝授予的，诸侯受皇帝的管辖，皇帝依靠诸侯抵御外敌。但是军阀则是趁中央力量薄弱之时，利用自身武力与中央抗衡，夺取权利。因此将诸侯译为军阀是有一定误差的。但是诸侯和军阀的共同点则是都享有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立法等权限。作者在文中提到诸侯刘备时时想强调其权力大，所以将诸侯译为军阀也无可厚非。
另一个例子则是作者对网吧一词的翻译为提供上网服务的咖啡店（Internetcafé）。中国的“网吧”一词一直是脏乱差，充满噪声和污浊空气的地点的代名词，但是作者却用到了法语的咖啡馆（café）一词。显然脏乱的网吧和安静优雅的“咖啡馆”般的德式网吧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从文化背景上来说是两个词是不对等的，但是其所指是同一个地点，所以作者采用了该种翻译策略。
三、结语
本文对文化特殊性词汇的翻译策略进行了概述，并针对《独自在十三亿人中》主要运用到的5种翻译策略进行了举例分析。每种策略都有其优势和缺陷，不能简单的评价哪一种策略更优。但是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进行翻译工作时，每种策略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作者可以选择多重策略来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因此根据不同的语境，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语接受者来制定不同的翻译策略是十分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Christian Y. Schmidt： Allein unter 1，3 Milliarde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2008.
[2]Koller， W. ： Einfiihrung in die ?bersetzungswissenschaft， Heidelberg： Quelle & Meyer. 1992.
[3]Kade， O.： ?lst alles übersetzbar？" In： Fremdsprachen， 1964.
[4]Lery， J.： Die literarische ?bersetzung. Theorie einer Kunstgattung. Frankfirrt： Athen?um. 1969.
[5]柯立思著，龚迎新译：《独自在十三亿人中》，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6]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