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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维新思想渊源初探

张炜
[摘 要]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其影响力是多方面的。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维新思想，是其一生政治思想的起点，而对其维新思想渊源的探究，能使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梁启超维新思想形成的过程及原因，探究本源，是我们理解梁启超一生思想的重要基础。本文力图从社会背景、传统儒家教育及其师从康有为后思想的演变等方面进行分析，从中探讨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维新思想的渊源问题。
[关键词]内忧外患；儒家教育；康有为
梁启超的思想来源多元，在政治活动中往往“流质易变”，理解梁启超的思想，其思想渊源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而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维新思想，是其一生政治思想的起点，亦更需对其渊源进行探讨分析，对其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戊戌变法时期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当时中国的命运，正处于衰颓之际。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冲进中国的大门。战后，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中国闭关锁国的生存状态被打破，西方列强逼人的态势咄咄而出。
1894年3月，为准备会试，梁启超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春夏之交，中日两国交涉日紧，战争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又逢慈禧太后60大寿，北京城里大兴土木忙于祝寿。一帮贪官污吏借机欺压百姓，骗取钱财。梁启超亲眼目睹如此黑暗的社会现实，心急如焚，如其他无权无势的士人一样，只能在杯酒和诗文中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他在一首诗中就曾写到“群季年来几合并，短檠相坐对谈兵。一腔孤愤肝肠热，万事蹉跎髀肉生。痛苦谁能追贾谊，升沉应莫问君平。”[1]8月，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武器精良，策划周详，步步进逼；清军指挥不力，内部腐败，节节败退，可慈禧太后仍在鼓乐声里进行她的万寿庆典。甲午战败，中国竟以堂堂“天朝上国”败给了“蕞尔小国”的日本。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甲午战争前，中国虽已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当时正在搞洋务运动，中国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挂起了求富求强的招牌，给人一种希望和幻觉，似乎中国也在前进、发展，似乎“中学为体、西洋为用”的洋务运动也能救中国。而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却经不起日本的一击。北洋舰队在威海卫的复灭，不仅仅是中国海军的惨败，也宣告了早期富强努力的失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人们重新观察周围的世界，重新评估自己的地位和能力，重新选择应该走的道路。所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全国震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
由此可知，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思想正是在甲午战争等外在因素和满清政府腐朽统治等内在因素的刺激下产生的；是在救亡图存的满腔热情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二、传统的儒家教育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乡间儒家小知识分子家庭，早年的梁启超天资聪慧，幼年便在“神童”的赞誉声中度过，深受梁氏家族的宠爱。他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私塾式教育，四岁开始读《四子书》、《诗经》，六岁学习《中国略史》、《五经》，八岁即能学作八股文，九岁便能写出洋洋千字的好文章，十三岁学帖括训诂词章，走的正是当时人们认为的理想正途“学而优则仕”。而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其父母都严格要求，希望他具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修养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他在1902年写的一篇《我之为童子时》，回忆了母亲对他的道德教育：“……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盗窃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2]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儿童家教的重要渗透作用。
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进入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他是汉学的堡垒和晚清糅合汉学和宋学的运动的中心。近5年的广州求学，使梁启超有机会接触各种学术流派和较广泛地涉猎古典经籍。兴趣广泛的梁启超一时为乾嘉汉学所吸引，刻苦钻研，自称在学海堂的5年间“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3]在学海堂里梁启超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学生，少年得志，前程似锦，期间的学习为梁启超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学术的根底。由此可见，传统儒家的文化思想和道德行为准则对梁启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成为了其维新思想渊源的一部分。
三、师从康有为对其思想发展的影响
1890年春，北京会试失败后，梁启超在上海停留期间接触了大量有关西学的中文书籍，这使他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4]同年秋，通过学海堂的同班同学陈千秋的引荐结识了康有为。正如梁启超后来回忆的，他与康有为第一次长时间的会晤对他来说是一次思想上的顿悟。动摇了他对传统学问自以为是的接受，展现了一个他以前没有梦想过的新的思想天地。[5]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写到：“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于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6]从中可看出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重要地位。自此，梁启超中止了他在学海堂的学习，成为了康有为的学生。
一年后，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梁启超在那里断断续续学了四年。学习期间，康有为的讲课很快激发了梁启超的政治意识，梁启超的思想几乎完全受康有为的支配，他的社会交际大部分也局限在康有为的圈子里。当时的晚清经世致用思想和反汉学运动的出现成为两股新的思潮，也对梁启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今文经学中占其中心位置的春秋公羊学，正是以魏源、龚自珍等为先驱，不久被康有为广泛宣传的。这也成为康有为吸引梁启超的一方面原因。张灏在其文章中总结到：“康有为的思想体系来源于晚清各个主要的思想流派。汉学、宋学、今文经学派和经世学派都对康有为思想的形成有所影响。佛教和西学对康将这些儒家思想改造成为这样一个思想体系也有重大的影响，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必然会引起轰动，并征服那些有才智的人，其中一位才智过人的年轻人便是梁启超。”[7]如梁启超后来回忆的，这几年的思想骚动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8]康有为的思想也定将成为其维新思想发展的根本渊源。
综上所述，可知梁启超维新时期的思想渊源一方面来自于传统的儒家经典；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来源于其师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即与康有为的思想渊源类似，很大一部分是儒家的，但同时也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佛教和西方思想的印记。其经世致用的理想形式上是儒家的，但实质上是综合的。[9]梁启超继承了其师的思想，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兼收并蓄的想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来挽救中国。并且在这个特殊时期，内忧外患使更多的国人有了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感。面对严酷的现实，有觉醒意识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怎样把中国从这危机落后的时局中挽救出来，这种做法合乎了多数爱国之士的心理。梁启超的维新思想便在在这种背景与思潮的作用下产生了。
参考文献：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页。
[2]梁启超：《我之为童子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3]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4]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第15页。
[5]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第15页。
[6]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7]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第41页。
[8]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第16-17页。
[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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