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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戏曲中杨家将故事的发展演变

熊紫行
北宋杨家将三代抗辽，历史上确有其事。杨业，陕西麟州（现神木縣）人，本名重贵（或崇贵），后改名为继业，是五代末期的北汉名将。因为骁勇善战，号为“无敌”。北汉降宋后，继业来归，改名为杨业。杨业驻守在宋、辽边境，曾在雁门关一带以几千骑兵袭击来犯的辽邦主力军后路，获得大胜，历史上称为“雁门关大捷”。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伐辽，杨业是西路军副帅。由于战略上的错误，加上主帅潘美与他意见不合，宋军于朔州败北。杨业被辽军围困在陈家谷，“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宋史·杨业传》），后来中箭被擒，绝食三天而死。杨业的儿子杨延昭（本名廷朗），继承父业镇守边关，曾经几次挫败南侵的辽军。在宋王朝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的那个时期，延昭却主动出击，攻破古城，“俘馘甚众”。《宋史·杨业传》称，“延昭智勇善战，所得奉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之用。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一生随军南征北战，后来驻守在西北边境。他念念不忘前辈遗业，在边境纠纷中，曾经向朝廷进献阵图和攻取幽燕的战策，可惜朝中没有回音，终于壮志未酬而卒。
杨业祖孙三代抗辽保宋，本身带有双重性。它既符合人民群众反抗民族压迫的愿望，又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教化忠节的要求。从宋元时代起，杨家将就逐步衍化为艺术形象。千百年来，历代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各取所需，按照自身的观念来装扮杨家将，使他们渐渐离开了原型。随着历史的发展，杨家将故事推陈出新，不断充实，添加了不同时代的思想色彩和生活内容。其间有民间艺人的创造，也有官府学者和宫庭文人的改造。今天所见的杨家将故事，已经不是单纯的抗辽事迹，而是包括了民族纠纷、爱国主义、忠奸之争、道德伦理、清官义士、绿林好汉、爱情婚姻、妇女权利、神妖鬼怪、山林隐逸等复杂的内容。杨家将故事中良莠杂出的现象，实际上反映着文艺领域里绵延数百年的一幕幕斗争。具体地说，也就是人民群众和宫庭文人在同一题材上的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现将明朝时期有关杨家将的剧目整理如下：
《八大王开召救忠臣》（杂剧）
《杨六郎调兵破天门阵》（杂剧）
《焦光赞活拿萧天佑》（杂剧）
《三关记》（传奇。施风来撰）
《祥鳞现》（传奇。姚子翼撰）
《十二寡妇征西》（存目）
经过几多改编，杨家将的故事到了明代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历史的变革和统治阶级的干预，杨家将故事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当时，作为通俗文艺的戏曲和小说日趋繁荣，影响到了宫廷、王府。撰写杂剧、传奇和白话小说的作者已经由民间艺人和中下层知识分子扩大到借以自娱的文坛之士和重于教化的上层文人。戏曲已经成了王公贵族家宴中的必备之物，王府和上层人物插手戏曲的现象更为普遍。戏曲尽管名正言顺了，但是在内容上也受到了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直接影响。明代前期，今存三本杨家将杂剧，即《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杨六郎调兵破天阵》、《焦光赞活拿萧天佑》，它们都是万历以前在宫廷王府中演出的底本。剧本的篇幅加大了，人物和情节更加丰富了，还保留着一些民间色彩。但是，既为王府所用，必当迎合上层贵族的需要而作若干更改，如果和元代的《昊天塔》、《谢金吾》作个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在内容上的改动是相当大的。
首先，主题的侧重点变了。“内府本”偷换了民族斗争的主题，强调了忠奸之争。例如：同样是杨业殉节的故事，《昊天塔》强调辽军箭射杨令公遗骨的“百箭会”;《八大王开诏救忠臣》却强调奸臣潘仁美射杀杨七郎的“百箭会 共射了一百单三箭，七十二箭透腔”。该剧剧情围绕潘、杨两家的私仇展开，结仇的原因是杨业归宋前曾射中潘仁美一箭，叫做“河东一箭之仇”。这场斗争，一忠一奸，双方各有一批代表人物。忠方，是杨业父子、八大王、寇准、党彦进、呼延赞等;奸方，是潘仁美及其副帅贺怀简、刘君期，还有朝廷中的雷廷干、殿头官等，双方互设计谋，斗争很激烈，主题是忠抑奸。《杨六郎调兵破天阵》也一样，虽然写焦赞怒杀谢金吾的故事，主要篇幅却是维护忠良的寇准、呼延赞等人和迫害忠良的好臣王钦若、谢金吾等人的斗争。
其次，增强了封建说教的比重。元杂剧中的杨家将是质朴而图扩的，到了明代“内府本”里，却变得一口一个“忠孝节义”，唯唯诺，委屈求全。在八大王）剧中，杨令公一出场先向六郎七郎灌输封建伦理：俺端的辅佐皇朝、保安宗庙，俺一家儿行忠孝。为臣者必尽惠，为子者当以尽孝也。俺如今一门尽节，播的个青史名标。后来，面对潘仁美的诬害，杨令公只是口喊“冤屈”，哀求“望元帅可怜咱”，而且临战时态度十分消极。这个形象与胸怀死志出兵陈家谷、“身被数十创，土卒殆尽”，“手刃数十百人”的杨业判若两人。本是个骁勇善战的热血男儿，在这里却变成了口不离忠孝的迁腐的儒生。
最后，增添了大量宗教宿命的色彩。例如：“黑道日领兵”是大忌;番旗上“一只狼三只羊”的图案预示着杨业父子三人的厄运;阴阳官苗士安给宋真宗圆梦，找到了六郎的下落;妖道颜洞宾大摆天阵”等等。这些东西在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元杂剧中是几乎没有的。
为什么会有这些改动呢？也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明代初年，外患逐渐消除，民族矛盾下降到了次要地位如何巩固已经取得的封建政权则上升为主要矛盾。明太祖朱元璋为了保持朱姓子孙的帝王之业，采取了一系列中央集权措施，其中包括排除异己的“三杀”—杀功臣、杀文人、杀贪污。朱元璋死前十几年，搞了两次全国性的大狱，一次是文臣“胡党”（左丞相胡惟庸）狱，一次是武将“蓝党”（大将军蓝玉）狱。两次大狱，株连很广，处决了五万多人，文武功臣几乎全数冤死，而且都以“奸臣录”、“逆党录”的形式布告天下。朱元璋一死，建文帝（朱允炊）即位，只有四年的时间，燕王朱棣就起兵造反，篡权当了皇帝明成祖）。朱棣一上台，又把建文帝手下的忠臣指为“奸党”，与朱元璋一样，用连坐、瓜蔓抄、灭九族的手段排除异己。这次“建文奸党案”一直延续到明神宗万历年间，其间一百七八十年，杀人数万。与此同时，明成祖还恢复了锦衣卫的刑讯，建立东厂宦官特务机构，常常指人为奸。明代这种反复无常的忠奸斗争，说穿了，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势。所谓“忠”或“奸”，其实并无客观标准可言，哪个皇帝都是以我划线，为我所用就是忠，非我所用就是奸。七斗八斗，老百姓的处境没什么改变，可是对于上层贵族却是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其中得意者有之，沉沦者有之，不平者有之，希图翻案者有之，用天命论来麻痹自己也麻痹别人者亦有之。当然，得意者也罢，失意者也罢，都不敢去非难皇帝，于是只好怀着各自的动机起来骂奸臣，或者归结于天命。这就是“内府本”杂剧里忠奸主题和宿命论的由来。
明代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用四书五经和封建道德观念来束缚人们的思想，这与元初蒙古贵族的高压政策是不同的。朱元璋早就招聘儒生做他的军中谋土，建国之后，不仅大力提倡“君臣父子”之道、“忠孝节义”之德，而且懂得利用文艺的社会功能。他说：“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明·黄溥言《闲中今古录》）他所推荐的昆琶记）就是强调“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琵邑記》受到朱元璋的推荐并非偶然一明代的中央机构曾经反复重中不准扮演亵读帝王圣贤的杂剧，但是“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却“不在禁限”。《琵琶记》在这方面正是典范。既然如此那么王公内府演出的杨家将戏曲自然应当恪守规范，于是被主观地、唯心地塞进大量封建说教的陈词滥调一这类东西，也是明代文人创作的通病，不过《八大王》等杂剧总算还保留着一些民间演出本的东西。它所反映的宫廷内部的忠奸斗争，后代民众加以发挥和改编，强调了对秉公守正报国尽忠的忠臣良将的同情和对挟私枉法的邪恶势力的痛恨。
总之，《八大王》等内府杂剧是帮闲文人剽窃民间作品的产物，由于他们的篡改，杨家将的艺术形象被用来当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教化的工具。它们对后代文人创作的同类作品影响很大。明万历年间，大学士施风来写作《三关记》，沿袭了《杨六郎调兵破天门阵》的路子。明末进士姚子翼的《祥麟现》，从破天门阵故事节外生枝另编出一个出使和番的官员杨文鹿。这个杨文鹿得到萧太后的赏识，在辽邦取妻生子，后来窃兵符投三关协助六郎破天门阵，因此得了高官。最后，杨文鹿的七个妻子各生一子包括辽邦的妻子夜珠），七子团圆而祥麟呈现。显然，这个戏鼓吹的“忠孝节义”更加露骨。演了一段时间后便“销声匿迹”，由此可见当艺术过多的为政治服务时艺术发展必然受限，艺术与政治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共生。戏剧作品对民间故事和传说的改编不计其数，在改编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尽量还原其真实性，不应一味追求剧情发展而篡改历史，可以适当的进行艺术美化，但也要注意度的把握。综上两点，在民间故事改编戏剧时候，只有更好的平衡好变与不变和“动与不动”的关系，艺术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也能涌现出更多观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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