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的历史——戈尔·维达尔小说《伯尔》的去神话书写.pdf

英语研究（第十八辑）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中的民族主义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工程”学院品牌项目“美国文学中的帝国话语与民族叙事”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建平，男，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文化研究。徐 瀛，男，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文化研究。失败者的历史 戈尔维达尔小说伯尔的去神话书写王建平 徐 瀛（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摘 要：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的历史小说伯尔以美国建国初期为历史背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重塑了开国元勋的形象，重写了美国建国史。维达尔用个体回忆挑战官方历史，以历史话语重构人物形象，揭示了失败者所面临的历史困境，运用去神话书写抹去了政治人物的光环，消解了美国建国神话。维达尔展现了多元化的历史，否定唯一、绝对的历史，强调“失败者”的历史也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为全面审视美国历史提供了新的角度。关键词：戈尔维达尔；伯尔；失败者的历史；历史话语；去神话书写 ：，失败者的历史 戈尔维达尔小说伯尔的去神话书写 ，：；引言戈尔维达尔（）是美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编剧，著有 部长篇小说、多篇散文，两次获得美国图书奖，年获得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被誉为“当代伏尔泰”“美国的王尔德”（陈安，：）。从 年开始，维达尔创作了七部“美国编年史”系列历史小说：华盛顿特区（，）、伯尔（，）、（，）、林肯（，）、帝国（，）、好莱坞（，）和黄金时代（，），重新书写了美国革命至 年的历史。伯尔是这一系列第二本小说。在这部小说中，维达尔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从开国元勋阿伦伯尔（）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另类”的历史。小说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点关注。有学者认为它“重塑了美国历史人物并建立伦理标准，引导读者进行道德判断，并且在历史重构中对美国历史和政治进行了反思”（曾艳钰，：），也有学者把维达尔和诺曼梅勒（）相比较，认为梅勒维护了美国神话，而维达尔则守护了历史（，：）。本文认为，维达尔用个体回忆挑战官方历史，以历史话语重构人物形象，揭示了失败者所面临的历史困境，运用去神话书写抹去了开国元勋的光环，消解了美国建国神话。维达尔展现了多元化的历史，否定唯一、绝对的历史，强调“失败者”的历史也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为全面审视美国历史提供了新的角度。个体回忆与官方历史阿伦伯尔，美国开国元勋，第三任副总统，年 月 日出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年，伯尔加入了大陆军本尼迪克特阿洛德（）将军麾下，投身革命。在大陆军远征魁北克失败后，伯尔加入了乔治华盛顿（）的部队。后来因军职升迁问题和华盛顿产生矛盾，于 年向华盛顿请辞，结束了军旅生涯。建国后，伯尔当选纽约市参议员，并在 年间担任美国副总统。他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最终伯尔和汉密尔顿在维霍肯高地（）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决斗，汉密尔顿被杀，这也把他自己推向了深渊。年，伯尔因涉嫌分裂美国被联邦政府以叛国罪被起诉。杰斐逊落井英语研究（第十八辑）下石，誓要把伯尔送进监狱为汉密尔顿报仇。在约翰亚当斯（）等人的帮助下，伯尔逃过一劫，但声誉一落千丈，诉讼结束后，伯尔离开美国移居欧洲。年英美战争结束后，伯尔回到纽约直至 年去世。为这样一位“叛国者”平反会面临许多风险，在伯尔（，；本文有关这部作品的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仅标注页码）出版后，许多评论家批评维达尔，认为小说“丑化”了部分政治人物，对他们极不尊重。然而对出身名门的维达尔来说，他有蔑视权贵的底气。维达尔生于华盛顿政治世家，外公是参议员，父亲是美国航空署署长，姐夫是约翰肯尼迪（）总统，表弟艾伯特戈尔（）是美国副总统。从小就在美国权力中心长大，他对美国政治的理解远超其他作家。在伯尔中，维达尔肆意地贬低受人尊敬的历史人物，调侃他们的八卦新闻，但对伯尔却十分同情，这份同情源于他失意的政治生涯。从小生长在政治世家，维达尔同样也有政治野心，他曾表示，如果不当作家，他会成为美国总统，但他的政治生涯却不顺利。年，维达尔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纽约州众议员，肯尼迪亲自为其助选，但还是以微弱劣势惜败。年维达尔担任人民党的联合主席，他试图让该党成为美国第三大党，也没有成功。年维达尔竞选加州参议员，再次失败。政治上的失利也让他对伯尔这样的“失败者”充满了同情。在他的作品中，他厌恶“佛陀、华盛顿等成功人士，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失败也是绅士的权利，这个世界的成功人士都是庸俗的”（，：）。在小说中，维达尔通过伯尔的个体回忆展现了他者的历史，挑战官方历史。官方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是片面的、武断的、唯一的，违背了历史本身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且官方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常常受国家权力和政治的影响。美国官方意识形态建构了一个符合国家政治环境的历史版本，也使其具有压制和排斥异己的倾向，总是企图“把社会塑造成一个统一的、固定的和永恒不变的文本，这导致历史书写的问题”（王建平，：）。伯尔这样的政治失败者承受了官方历史叙事的压力。在小说中，伯尔无奈地表示：“你们在给一个被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诽谤的人平反。这些诽谤比剑还要锋利，我已经死了两次了。”（）官方历史叙事的压力无处不在，因此，当作家在处理重大历史事件时，亲身参与者的个体记忆与官方历史会发生冲突，这时，个体的回忆就会变得十分艰难，而“历史叙述的一系列问题，如历史的真实性、记忆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官方历史文本对个体记忆的钳制力等，就会加倍地凸显出来”（王建平，：）。在小说中，当伯尔看到约翰汉密尔顿（）撰写的关于他父亲的传记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生（）时，他表现得出奇地焦虑：“我真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儿子，也有这样的文笔，他真棒，继承了他父亲的风范，然而我只能做自己的儿子，在你的帮助下，写自己的传记。”（）伯尔的焦虑是因为他这样的“失败者”没有话语权，他一直希望告诉人们“革命的真相，在学校课本把那一段历史变成传失败者的历史 戈尔维达尔小说伯尔的去神话书写奇之前”（）。美国著名后现代作家托马斯品钦（）指出，所谓官方宏大历史“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历史中外在的、表面的部分，它用强权压制和抹杀了其他没有讲述的、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历史”，小说家责无旁贷的任务就是“让那些在历史中被淹没、消失的他者声音重新显现，确立其在历史中的地位”。（，：）伯尔是历史小说，维达尔的历史叙事十分严谨，小说内容参考了阿伦伯尔回忆录（，）。年，伯尔阅读了杰斐逊的回忆录后，发现自己被杰斐逊描述成一个无赖和骗子，遂让部下马修戴维斯（）撰写他的回忆录来反驳杰斐逊的控诉。小说中相关历史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历史事件的描述基本符合伯尔本人的叙述。在一些涉及历史疑点的情节上，维达尔也没有随意虚构，而是参考了许多历史研究资料，例如著名的“普布利乌斯事件”（）。年制宪大会期间，纽约的报纸上刊登了 篇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构想奠定了美国的国家框架，文章作者用的笔名都是普布利乌斯，众所周知，作者有三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吉米麦迪逊（）和约翰杰伊（）。汉密尔顿在和伯尔决斗前，在写给埃格伯特本森（）的信件中认领了其中 多篇文章。但后来麦迪逊公布了他所著的文章目录，汉密尔顿认领的文章中有 篇文章是他的手笔。历史学家们为此争论了一个多世纪。在小说中，伯尔评论：“可怜的汉密尔顿是多么渴望荣誉，他在信件中说他写了 多篇联邦党的论文，实际上，他最多写了 篇，其他都是吉米麦迪逊写的。”（）这番评价并非维达尔的凭空虚构，他参考了当时历史研究的成果。年，哈佛大学的雷德里克莫斯特勒（）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的大卫华莱士（）教授合作，采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了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用词习惯后，得出了科学的结论，那 篇确实是麦迪逊所写。在叙事上，维达尔模仿历史学家，运用历史话语来建构小说的历史叙事框架，“巧妙地处理了虚构和历史的关系，向读者展示一段另类并且比较有说服力的历史”（王建平，：）。失败的英雄与历史话语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必须要梳理历史事件的脉络，建构历史叙事的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对史料进行遴选、提炼和鉴别，进行历史阐释，因此他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力。在历史叙事的过程中，其他的观点就已经被历史学家人为地排除在外，换句话说，历史话语的叙述秩序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同样，小说家也可以利用史料来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书写历史。在小说中，真实的或者虚构的人物化身成历史学家，带领读者一起研究和揭示历史真相，让读者见证历史形成的过程。在伯尔中，维达尔虚构了记者查尔斯斯凯勒（），他为英语研究（第十八辑）了调查伯尔和美国第八任总统马丁范布伦（）之间的关系采访伯尔，听伯尔口述历史，阅读他的日记，为他撰写回忆录。维达尔巧妙地运用历史话语来塑造伯尔“失败的英雄”的形象：斯凯勒聆听伯尔的叙述，整理伯尔的日记，并向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验证史料的真伪。在官方历史中，伯尔是“令人讨厌的上个世纪的人，带着一幅伪善的面孔，长寿且精力充沛，也是一个有着完美魅力的人，简单说，怪物”（）。斯凯勒在调查伯尔的过程中，拜访了许多人物，询问他们对伯尔的印象。伯尔认为自己不管“多么邪恶，至少是一个好的士兵”（）。伯尔太太认为，和杰斐逊等人相比，“伯尔太老实了。如果他运气好的话，已经是墨西哥的皇帝了”（）。伯尔的好友卡拉福特认为伯尔是“纽约的第一位绅士，也是这一片大陆上的第一批绅士”（）。斯凯勒的考证不仅仅限于伯尔身边的普通历史人物，还涉及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在小说中，斯凯勒在遇到华盛顿欧文（）后，询问他对伯尔的印象，欧文认为历史对伯尔不公，因为“我们只塑造对我们有用的历史”（）。范布伦是伯尔私生子的传闻是无稽之谈，伯尔是天生的老师，愿意指导年轻人，这些传闻只是政敌抹黑范布伦的计谋（）。不同的陈述角度极大地提高了历史考证的可信度，同时让读者认识到历史叙事的问题：历史话语是主观性的、封闭的，无法做到绝对公正。维达尔在模仿历史话语的同时又在背叛历史话语，让读者看到历史书写形成的过程，看到历史学家是如何进行历史考证、分析史料、建构历史。正如维达尔在华盛顿特区中所说：“历史就是流言蜚语，关键在于要善于判断哪些流言蜚语是历史。”（，：）维达尔在历史考证中重塑了伯尔“失败的英雄”的形象：伯尔并非官方历史叙事中的“恶魔”，他只是一位时运不济的英雄。伯尔和汉密尔顿的关系是小说的主线。在官方历史叙事中，伯尔是共和国的叛徒，谋杀了共和国奠基人汉密尔顿；在小说中，二人的关系被塑造成了英雄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冲突是命运使然。刚开始，我们相互欣赏，亲如兄弟，关系就像该隐和亚伯一样。两个人都有相似的才能，都想成为总统，他不仅仅嫉妒我的才能，也嫉妒我的机遇。汉密尔顿的心胸没有我开阔。如果我们不处于建国时期，也许会一直是好朋友。一个新的国家开始的时代容纳不下两个年轻的英雄。然而事实证明，我们谁都不能够登上顶峰。我把他推下了山巅，我自己也坠落了。（）把天使和魔鬼的对立变成了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把反派塑造成英雄，这样的手法并非维达尔独创，在修正小说中很常见。为了让历史修正更加客观，维达尔用真实的历史事件来支撑虚构的叙事。年，纽约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谋杀案 “曼哈顿井谋杀”（）。一位年轻的女子艾尔玛桑兹（）被发现死在井里，嫌疑人是李维伊维克斯（），他的家人失败者的历史 戈尔维达尔小说伯尔的去神话书写聘请汉密尔顿和伯尔为他辩护。二人作为当时纽约一流的律师，做了成功的辩护，“法官和陪审团都相信死者有道德问题，而被告是高洁之士”（）。维克斯被无罪释放，受害人的亲戚悲痛地怒斥伯尔、汉密尔顿和庭审法官：“你们三个会受到永恒的诅咒。”（）很快法官便从人间消失了，伯尔也杀了汉密尔顿，成了共和国的“叛徒”。这个案件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庭审记录的审判，伯尔和汉密尔顿也的确参与其中，但受害人亲友的诅咒是维达尔虚构的，他把两件著名的历史事件用宿命论联系在一起，加强了小说的传奇色彩。关于二人决斗的原因，维达尔提供了另一个版本：汉密尔顿恶言中伤伯尔和他女儿乱伦，伯尔一怒之下发起决斗。维达尔后来也承认，乱伦是他虚构的，因为他实在想不出有其他指控可以驱使伯尔做出如此冲动的行为（，：）。这个情节得到了小说中伯尔人物传记作者的肯定，他认为维达尔的这个猜测可能是最接近史实的（，：）。在美国建国初期那段岁月，决斗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伯尔和汉密尔顿的一生都经历过多次决斗，甚至汉密尔顿的儿子也死于决斗。正如伯尔所说：“在那些野蛮的岁月里，我们别无选择，那是我们生存的法则。”（）维达尔在小说中进行的历史考证，让读者更容易接受对伯尔形象的修正，也展现了历史话语的主观性：在历史叙事中，历史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历史的阐述者。官方历史不是唯一的，历史的阐释是主观的、多元化的，可以有多个版本。去神话书写与建国神话个人与历史的关系，特别是精英人物与历史的关系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不管把它当成逻辑问题还是历史问题，没有学者否认个人和历史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需要的。正如约翰多恩（）所说：“没人是座自全的孤岛，人人都是大陆的一分子、整体的一部分。”（转引自卡尔，：）传统历史学往往会夸大精英人物（英雄、伟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一点开始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质疑。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在历史学家的信仰（“”，）一文中指责他的同事，认为他们把历史人物当成“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傀儡”，这是对“历史人物的集体屠杀”（，：）。在官方历史中，信奉新教的殖民地的先驱者们打败了强大的英国，创造了山巅之城，并给自己披上了神话的光环。这类历史神话的建构只是美国建国的政治需求，没有至高无上的历史，也没有任何能引导历史进程的其他抽象概念。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历史属于无为，它既不拥有巨大的财富，也不进行战争。是人，拥有财富，进行战争的真正活人无所不为。”（，：）精英人物究竟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爱德华吉本（）认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时势造英雄，克伦威尔或雷斯这样的天才人物在今天英语研究（第十八辑）或许会默默无闻而终其一生。”（，：）马克思赞同吉本的观点，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法国大革命的人物时指出：“法国阶级斗争怎样创造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尽管是时势造就英雄，也不能将精英人物置于历史之外，必须要肯定他们作为人在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即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极大地推动了或者阻碍了历史的进程。格奥尔格黑格尔（）关于英雄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论述最具代表性：“时代的伟人是能把这个时代意志表达出来的人，告诉这个时代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意志，并实现这个意志。他所做的一切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与本质，他把这个时代现实化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伟大的事件和伟大的领袖的想象”是普遍的，这能够凝聚民族意识（安德森，：）。在美国官方历史中，神话修辞一直存在，伟人的道德被夸大，瑕疵被掩盖，并且不能容忍质疑。维达尔一直反对历史人物的神化。在一次采访中，他表示历史人物的神化掩盖了真实的历史，对于文学界神化肯尼迪的做法（特别是在肯尼迪总统去世后），他感到十分恐惧（转引自，：）。维达尔表示，他的历史小说打破了美国历史叙事的禁忌。在小说林肯中，维达尔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情节：林肯告知他的朋友威廉赫恩顿（），他感染了梅毒。这是引自赫恩顿的原话，当时水银是用来治疗梅毒的，林肯后来的身体问题很有可能是因为汞中毒。这个情节激怒了林肯的支持者们，他们认为林肯这样伟大的总统不可能感染性病。另一个让维达尔饱受攻击的情节则是在伯尔中，他提到了杰斐逊和自己的奴隶生了孩子。官方历史一直拒绝承认这一点，尽管 年一场 检测已经证明，杰斐逊和黑人奴隶萨利赫明斯（）确实有私生子（卡恩斯、卡乐迪，：）。因此，维达尔在“美国编年史”系列小说的最后一部黄金时代中总结道：美国历史中的神话修辞是“建立在错误的历史推论之上，而且当一个国家的偶像们被严谨叙事的时候，那么多历史学家变得如此地疯狂，违背历史事实”（，：）。在伯尔中，维达尔猛烈地抨击了这种“疯狂的历史”，他运用去神话书写抹去了部分历史人物的神话光环，重塑了他们的形象。在小说中，华盛顿被塑造成一个无能而又阴险的政治家。他“并不看书，他不懂腓特烈大帝的战术，做了十五年的议员，却没有学到多少政治的东西。然而历史还是把他塑造成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伯尔看来，华盛顿没什么军事才能，严重拖累了独立革命的进程，“如果指挥官换成李或者盖茨，战争至少能提前三年结束。他的判断往往违背事实，战争拖了一年又一年就是因为他的固执和无能”（）。华盛顿不仅没有军事才能，还任人唯亲，提拔谄媚自己的人，打压有才能的人。尽管伯尔的战功早失败者的历史 戈尔维达尔小说伯尔的去神话书写就足够了，却在很久之后才被晋升为中校。正如詹姆斯 威尔金森（）所说，要是伯尔“站在华盛顿将军这一边，现在早就是准将了”（）。在塑造华盛顿的形象时，维达尔展现了“神话”的建构过程。华盛顿很早开始就营造自己“神”的形象。他不和同龄人交朋友，因为他们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对手，而是选择把影响力集中在年轻人身上，他们不会损伤他显赫的声誉。这种刻意的造神行为就像“一场不可思议的滑稽剧”（）。正如汉密尔顿的评价，华盛顿特别“自爱”，因为“爱自己才能造就神”（）。为了维护自己“神”的形象，华盛顿十分在意历史对他的评价。当时伯尔准备写一本关于美国革命历史的书，每天都去国会的藏书馆查资料。为了弄清楚一些军事细节，他约了华盛顿询问。华盛顿出乎意料地立即安排了时间。伯尔询问华盛顿一些关于革命的问题，结束之后，华盛顿出于礼貌地评价伯尔的写书计划很有意义，但是脸色却不好，他认为伯尔过度强调了他的军事失败（）。第二天，伯尔发现警卫不让他进藏书馆查资料了，理由是杰斐逊关闭了藏书馆，因为宪法立法要使用。后来杰斐逊偷偷告诉伯尔是华盛顿下的命令，他不想让伯尔接近任何有关他的军事记录档案。维达尔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通过描述华盛顿的自我造神行为，解释了小说中的华盛顿和官方历史中的华盛顿形象差异的原因，这种差异的诠释消解了开国元勋的神话光环，也向公众展现了神话形成的过程和历史的主观性。虽然对华盛顿等人形象的重塑让维达尔饱受批评，但他坚持认为历史人物的“缺陷”不影响他们的伟大，反而构成了他们独特的声誉（，：）。在小说中，维达尔没有完全否定华盛顿，他肯定了其建立联邦政府的功绩。维达尔认为华盛顿作为联邦的缔造者，以“强大的意志为这个松散的联邦建构了强力的政府”（）。维达尔用诙谐的笔触颠覆了历史人物的形象，虽然这种颠覆有些许激进，但可以发现，这些历史修正并没有改变历史原貌，华盛顿等人依然是成功的政治人物，维达尔在他们光辉形象的背后，官方历史叙述不清楚的地方，找到了修正的空间，提出了另一个版本的历史阐释，从伯尔的角度进行历史叙事也使得去神话书写变得合理。维达尔不仅重构了部分历史人物的形象，也消解了建国神话。官方历史中的建国神话在美国民众中根深蒂固，维达尔通过伯尔的回忆展现了另一个版本的建国历史。在伯尔看来，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不是“高尚”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是因为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害。华盛顿、富兰克林等国父们因在俄亥俄州土地利益受损，游说英国发起战争，英法在美洲打了七年，英国获胜后，颁布法令收税来弥补战争的开销。国父们觉得税收让自己利益受损，因此发起了革命。其次，小说也对独立战争胜利的原因提出了质疑：美国独立战争之所以能胜利，绝大部分是法国人的功劳。法国人替美国打败了英国人，没有他们，美国现在依然是英国的殖民地。“要不是法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英国人早就把我们赶到俄亥俄州了，人英语研究（第十八辑）们已经忘掉了英国的一个先遣队多么容易就在华盛顿放了把火，并把麦迪逊总统赶出了白宫。然而人民总是把传说当成事实。”（）一些“神话”的革命战争场景也是不存在的。官方历史中记载了许多浪漫而又悲壮的革命场景，例如在撤退到福吉谷（）时，威尔金森描述的“雪地的血脚印是不存在的”（）。山巅之城的理念更是无稽之谈，仅仅是革命需要的宣传手段而已，华盛顿等人头脑中没有那些理念，“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很难理解共和国早期的生活和政治多大程度上受到欧洲，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影响”（）。尽管美国赢得了独立，英国政府的理念仍然残留在这群革命家脑子中，除了亚当斯，没有人真正想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他们都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强力的政府，这样才能更好地规范当权者的义务。换句话说，他们要再建一个英国。正如阿历克西托克维尔（）所说：“美国民主外衣里面，贵族体制的残迹随处可见。”（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的话语也印证了维达尔的观点。在小说中，维达尔正是通过去神话书写来消解美国历史叙事中的建国神话，通过伯尔的个体回忆来向公众展示美国独立战争的另一面。结语维达尔通过个体回忆消解了官方历史的权威性，揭示传统历史文献和记录的疑点和遗漏。不过，维达尔并没有尝试提供终极版本的历史，他否定了这种唯一正确或权威性的历史陈述的概念，而这种否定是通过不断地对所谓正确或权威官方历史的支撑材料的质疑来实现的。维达尔的历史重构没有颠覆官方历史，也没有推翻美国例外论，只是做了部分修正，把官方历史书写中的神话或者不合理的成分去除，政治人物的形象从“神”变成了性格复杂、个性鲜明而又饱满的人。被抹去神话光环的多是像华盛顿一样的政治成功人士，而赋予其新的形象的多是反派，这些反派和维达尔境遇相似，可以说他将自身融入美国历史。维达尔的历史小说揭露了美国历史的建构性，为全面审视建国神话和美国历史提供了新的角度：美国不是“神”秉承上帝的意志建立的天选之国，而是一系列历史巧合之下，一群有血有肉的革命家在法国的帮助下建立的国家，一个包裹着民主外衣的“英国”。参考文献 ，：，：，（）：，：，（）：，：失败者的历史 戈尔维达尔小说伯尔的去神话书写 ，（）：，：，：，：，：，：，：，阿历克西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姜尚清，译北京：红旗出版社，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陈安维达尔：一个特立独行的美国作家书城，（）：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马克 卡恩斯，约翰 卡乐迪美国通史吴金平，等译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王建平美国后现代小说与历史话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曾艳钰戈尔维达尔小说伯尔的叙事伦理当代外国文学，（）：编 辑：朱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