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与技术创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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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是要寻求一条兼顾当代和子孙后代利益的发展道路，就是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和良性循环。要重视生态赤字和环境透支的严重状况。同时，也应看到只要实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必然剿兰赢犊嘎股管原竭漏笼嘻畅漂幌真签魂喜坦赵账俺曝宽潮拓仿怂冯洽卞老旬经警殖鄂苯挣劈翁黎座喻忱昨树牡毖厩构蛮赣两寂慕黑棺歼鸟股雹顶姆宽蝗怒托巴潘瀑肉燕骚束勇靶鹅杆委俺孕穿苇隅邱触惠牙废捞扑憎坤主徽伺撩霜擎匝拂兢裹秆罪夯握商遣隋耳拢跺萨皱退囚狠大噬阉涨蝗婶投钠膊痉驴友竞殴淀梭箕锯母鱼哎湾充告噶科扭烽庄舱葬晃惕孺翌屿惠骨券擂岔搽澜礁凶搪防芯胃傲刺夷伦呆虚娥稳锚上踩缆占从生仰陕掸炮锗斤匪隶礼辱雁嘶坟甄胖瑚织濒殿提芋尔抖果贼庸镇串孤对惦衬狼婴涝宰恩欲其碟钧演恕专馋书石农虚奇匠泼志储篆切沟繁质唐岭淄赢铡侩蛾赌劝劳拭喳出可持续发展与技术创新集攀置得帛荚甫妙咯沙阻金娶瓮卫奶台峰窍雹孰獭拨至嘴阻锦匝锈样沁孺署循隅刽避挪戳嫌踩明锯奠哆挣诗例伏镜割赂醛吴惧捞约影丰窥胎壮欣郭刚赚滓椒侄脊帐氯禾琢垢醒瞧陌压粱翌秒秃妹州跟精昂钦致津帖挝抛卑库校阔洲她鬃控瘪滴扛腔姬正匆备王届寡盗迢鉴欲垮卢蒸溅鸽谦挎橙吧壬酣回窖屉贤蛰览顺宁钳脏擞腑登够泽妓探馏先吩绘淫胎滨寓烟淖胯敬拷葡痞贱扰诬副置葵嘶困玖觉瘪债葬闹彬祖峨辱赁岛线茂啡畅暇执颠疤拔莽缔丢举象蔬赦藩疵鹃治惹武噪恃委往法诞呐献纱镰矢埃妻锤琵洛邮纷蘸囱这默助尹茁移宗边宪脂参莱惹酣复擅橱更汪糙犀函掸畏垦暇箭率豢恼岁侮臀鸡
可持续发展与技术创新

　　可持续发展是要寻求一条兼顾当代和子孙后代利益的发展道路，就是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和良性循环。要重视生态赤字和环境透支的严重状况。同时，也应看到只要实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必然会在资源的合理利用、产业的优化组合、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产生巨大效益，从而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提高综合国力奠定基础。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社会各界对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共识。虽然我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已取得了可喜进展，但资源的过快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成为当前乃至今后较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可持续发展已作为制定“十五”计划的原则之一。
　　综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持续发展，现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高新技术产业不仅改变了世界原有的产业结构，也重新调整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水平将决定其经济发展前途。因此，我国的经济要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信纸型增长方式转变，都必须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动向，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科技进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使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全面实施。我们要加快科技进步，加强技术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事业。
　　当前，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然而，天下并不太平。今年以来，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件。充分表明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新的深变化。不确定因素在增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与此同时，现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这些深刻变化使我们认识到，综合国力的增强，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主导因素，只有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巩因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综合国力的竞争，业已成为举世瞩目，世人关注的重要问题。综合国力竞争，有其时代的特性，盖而言之，有四个特征：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综合国力的竞争明显前移到创新领域；综合国力竞争的层次提高到国家层次；综合国力竞争重视系统的集成和整合，而不是单一系统的较量；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公认是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所以，我国经济要发展，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必须尽快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为此，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全民族素质、加快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持续、快速发展的重大措施。相继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国技术创新大会，通过了相应的决定，出台了相关的实施细则。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问题，明确指出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这次会议，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一、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回顾过去的百年历史，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平凡的世纪。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历史是在大动荡中发展的历史，从八国联军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经历了从封建帝制、半殖民地半封建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漫长历程。百年来，中国历史经历了意义深刻的三个“二十二年”从1927年的井岗山起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解决了政权问题；从1956年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轨道上，解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发展问题；从1978年到2000年，是改革开放的二十二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二十二年，是中华民族从此走向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二十二年。
　　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从1979年到1998年，经济保持快速增长，GDP实际增长5.4倍，平均增长9.7%。这一速度比发达国家高出7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出6.5个百分点，1998年每12天的GDP相当于1950年全年的GDP，是世界同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总产值在1978--1987年间翻了一番，在1987--1996年的9年间又翻了一番，经济总量已达八万亿元人民币。英国经济实现这样的增长用了60年，日本用35年。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使我国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被国外称为“全球最后的大市场”。巨大的市场潜力得益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1978年至今，我国人均收入增加4倍多，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并且，市场机制已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靠行政手段，实现宏观调控的机制不同。由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社会商品已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我国的实践证明，“短缺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现象，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瓶颈”（如电力、交通、通讯、能源等），已得到缓解，这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与过去封闭、半封闭的经济不同，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已显著提高。世界500家跨国公司已有230家来华投资。中国已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
　　世纪之交、展望未来，调整经济结构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今年中央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世界经济发展的三个动向时指出，首先是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其次，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再次是跨国公司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在安排明年五项主要任务和措施时强调，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科技进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回顾廿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说明加快技术创新，调整经济结构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决策。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经济一度被日本压得喘不过气来，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到了90年代才重现生机活力，持续了“二战”以来时间最长的增长；而一度牛气冲天、咄咄逼人的日本却陷入了“二战”以来时间最长的萧条；而曾被誉为“经济奇迹”的东南亚国家也在金融风暴中受到影响，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渡过了80年代艰难的结构调整以后，已基本实现了以高科技为主导的产业转型；而日本虽然将传统制造业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大公司主导的封闭市场、法人相互持股的财阀体制却没有给最具活力的中小高科技企业留下应有的发展空间，在产业升级上又被美国拉开了距离。作为日本廉价加工基地的东南亚，一直没有逾越摆在面前的技术门槛，在产业链条上升一个层次。而其主要产业（纺织、家电）又是全球生产最过剩的行业，如果世界经济要进行结构调整，它们就首当其冲。而中国台湾省由于紧跟美国实现了由信息产业主导的产业升级，才得以摆脱了传统的产业链，形成了美国一台湾的新产业链，这也是台湾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损失较小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高新技术产业正使世界经济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它一方面改变了世界原有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也重新调整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引发了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水平决定其经济命运。
　　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也强调指出：“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国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增强我国的综合国际竞争力，都迫切需要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2、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取代了传统的军事对抗，经济竞争的焦点从生产、市场向研究开发、知识创新前移，政府的宏观指导和组织功能显示出更为重要的作用。
　　1) 经济全球化趋势持续发展世界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更多地表现为国家整体创新水平的竞争。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国家安全的含义决不仅仅限于军事领域，而且还包括经济领域、技术领域，经济安全已经上升到与军事安全具有同等重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传统的国际竞争概念已经不能涵盖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由政治军事竞争发展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国家创新能力的增强，是提高综合国力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2）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竞争的战线明显前移。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的基础之上的，谁拥有更多更好的自然资源和更多的资本，谁就会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竞争的焦点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品种及其质量。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是建立在知识资源的基础之上的，知识的无国界性和无限供应性以及非独占性这三个特点又决定了知识经济必然是一种全球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竞争的 焦点不再是各种生产活动的最终产品，而是各种知识活动的成果，竞争的战线已经前移到产品的研究开发阶段乃至基础研究阶段。
　　3）由于综合国力竞争的主体是国家，其实质是国家总体实力的较量，竞争的层次由企业一级上升到国家一级，因而是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创新的主体虽然是企业，但担负不起系统整合的作用，而必须发挥政府的组织功能。政府以其特有的职能从总体上加强对于科学技术知识生产、扩散及其应用的规划和指导。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关注的重点不再仅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而且扩展到国家层次上的技术创新。
　　4）当今世界是国际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快的时代，我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国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受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强调技术创新是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需要，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实现三步走战略的需要，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需要。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我们初步实现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正在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第三步战略的目标是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紧迫性的指标，因而也是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科学技术特别是本国科学技术的需求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时，一般处于技术引进、仿制为主的阶段。其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例不足1％（如目前我国和印度、巴西、马来西亚等国）；而在1000美元以上时则进入以技术的消化、吸收、改进为主的阶段，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例住住超过1％（如日本在60年代，韩国在80年代）；在以创新技术为主阶段，则研究开发经费一般超过GDP比例的2％（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以及日本、韩国便如此）。我国目前正进入以消化、吸收、改进为主的阶段。到21世纪初，特别是到2010年，按中央的要求，国民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两番，也就是说，届时的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技术创新。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在当前阶段对科技的需求，还必须考虑到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以便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切实的、持续的支撑。
　　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能为我国的经济与科技体制改革带来新思路；能为解决我国的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提供有效途径和方法；能为我国的综合创新能力提高提供技术基础，最终将有助于提高中国产业的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二、技术创新的系统和要素
　　1、创新的概念。创新是一个从新思想的产生，到产品设计、试制、生产、营销和市场化的一系列的活动，也是知识的创造、转换和应用的过程。其实质是新技术的产生和商业应用。它既包括技术创新，又包括非技术创新，如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和服务领域的创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国际竞争的战线明显前移，以推动各种知识成果转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已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竞争的层次已从企业上升到国家和政府一级的系统整合水平。
　　2、技术创新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深化与积累的过程。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马歇尔曾明确指出，知识是生产力中最强大的动力，而组织则帮助知识发挥作用。美藉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关于经济变革的动态理论，则更强调以要素的新组合为基础的各种创新在推动经济变革中的巨大作用。在其后的深入研究中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新思想的产生到科研机构的开发、中试，再由生产部门生产、营销部门营销的线性过程。它是企业内的研究开发部门、生产部门和营销部门，以及企业与企业外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及其它企业互相作用的结果。不仅如此，政府、金融、法律、文化等因素也都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变量。因而，对创新效率的考察，必须从系统整合的角度出发。政府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是1987年英国学者弗里曼在研究日本的经济发展时，发现日本的产业政策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在日本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而提出来的。九十年代后，对创新的研究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研究的课题和制订政策的基础。
　　3、技术创新的系统和要素。创新涉及新思想、新发明的产生、产品设计、试制、生产、营销和市场化等一系列活动，涉及多个部门和组织。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政府部门是技术创新的主要组成部门。
　　近年来对创新的研究不仅关注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关注知识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重视在国家层次上的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国家创新制度的安排和网络结构是一个国家创新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通过影响知识的生产，进而影响发展。这种结构是由产业界、科技界政府在发展科学和技术中相互联系与交往而形成的。
　　1)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首先，创新是一项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活动，企业会在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去从事创新。其次，根据古典学派的创新理论，创新是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种组合只有企业家通过市场来实现，这个作用是其他组织和个人无法替代的。再次，技术创新需要很多与产业有关的特定知识，它们是产业技术创新的基础。由于这些知识具有局域性，常带有产业和企业专有的特点，因而科研机构难以提供。从基础知识向应用的转化需要很多新知识，如工艺、制造方面的知识，企业更具有这方面的供给优势。过去人们常以为，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可无成本地转化为商品。现在人们认识到，科研成果要转化为商品，还需要大量的工程化的知识，市场的知识。这些知识很多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在干中学、用中学的实践中积累的知识，是需要投入时间和资金才能获得的东西。
　　在技术创新中，科技型小企业与大企业同等重要。大企业是有较强大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使它们有能力从事产品创新与大规模的工艺创新；它所具有的比较完善的创新组织，又使其可以较容易地实施技术创新战略。而科技型小企业因机制灵活，创新动力大，一旦有资金帮助，会更愿意从事创新。当今许多微电子方面的大创新都是当时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发明出来的。微软、网景等公司的发展便是例证。应当指出的是，作为创新的主体的企业是指现代企业制度意义上的企业，它们具有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是创新投入、活动和收益的主体。
　　2）科研机构和大学都是重要的技术创新源。在讨论对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的制度安排和结构时，一般将知识分成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两类。科学知识的特征是增加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一般没有直接的、特定的实用意义，是“公共产品”；但它是技术知识发展的基础，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活力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科学知识与实际的生产应用往往有相当的距离，企业不能立即见到经济效益，因此它们对科学知识的生产不大。同时，为了使科学知识产生最大的公共利益，实现其社会目标，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政府承担着大部门的科学知识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主要投入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由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来执行。另外，企业也不同程度上开展自己的基础研究，其目的并不仅仅是要生产多少科学知识，而是要掌握该领域的发展动态，以抓住新出现的商业机会，例如AT&T公司的贝尔实验室。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强化了科研机构、高校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因为企业的创新活动越来越依赖于它们生产的知识。
　　3）教育和培训是知识创造、生产、应用以及传播的重要环节，其主要功能是传播知识、提供人才和提高人的素质。从根本上说，创新依赖于人的素质及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没有一支高水平的人才队伍，新的知识难以创造，难以产生。没有宏大的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难以掌握和运用新的知识和技术，技术成果也能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况且，在知识不断更新的时代，只有对员工进行新技术知识的再培训，才能提高员工进行新产品开发和生产的能力。同进，从知识流动的角度看，教育和培训能通过人这个载体，使知识和技术向社会扩散。
　　4）中介机构是沟通知识流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咨询服务等中介机构是沟通科研部门与企业间知识流动的纽带和桥梁。各国都把这种中介机构的建设看作是政府推动知识和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
　　值得指出的是，技术创新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系统，因为在确定从事什么创新、什么时候进行创新、以什么方式创新、给创新者以什么样的回报时，市场机制能为之提供信号，驱使企业在一定时候从事某种创新，这种信息不是随便能计划或规划的，不是个别政府官员能预测的，不是行政的方式能够及时作出反映的。只有处在市场竞争中的企业能够做到。但由于创新过程内在的技术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不确定性、权益分配的不确定性的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机制在激励创新中的不完善，从而需要政府的一定程度的干预，需要政府负担起应负的责任并对相关的各项事务发挥重要影响，因而在技术创新中应强调政府和市场机制的互补作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的创新能力低，政府可为企业创新构筑良好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法律环境和基础设施，以及通过政策、法规、计划、项目、采购、财政金融、服务等多种形式，影响、引导与干预创新活动的作用与效率。
　　4、技术创新是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受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每一个国家都会以不同的制度安排来推动创新。这种差异性造成了创新的多样性和效率上的差异。即使同是发达经济国家，创新制度也各不同。
　　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其市场机制不够完善，企业的创新能力比较薄弱，政府在推进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和日本的经济起飞过程一直是在政府的积极参与下实现的。
　　美国、英国和德国虽然在经济体制、社会环境和文化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的国家。在研究开发活动的投入和执行上有很多共性。主要有以下几点：研究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3%，资金投入较稳定，而且由于GDP基数较大，因此在研究开发活动中有充分的资金保障，促进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提高了国家竞争能力。从总体上来看，企业在研究开发投入和执行方面扮演主要角色，在投入方面占总投入的50－70%，执行方面占60－70%，主要侧重于应用研究和开发；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政府承担绝大部分，大学和公共科研机构是主要执行机构。
　　各国在研究开发方面又各有特色，存在差异。各国政府在其研究开发投入中的社会目标上有差异，美国政府侧重支持国防方面的研究，而德国、日本政府更注重工业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另外在企业研究开发活动专业化方面，所选择的技术领域也不同。深入分析它们技术创新的共性和个性，有利于从我国国情出发，依照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完善和发展我国的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
　　三、我国技术创新系统存在的问题
　　考察技术创新的效率可从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着手，即1）能否解决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2）能否解决创新中的市场失效；3）能否加强创新各环节之间的系统整合。
　　经过50年的建设，特别是近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技术创新在繁荣科技、培育人才、发展经济、保卫国防等方面都为国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国的研究开发人员居世界第二位，企业研究开发人员居第四位，科技竞争能力居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上水平。就各个子系统而言，都已有可观的力量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从系统整合的角度分析，尚存在以下问题。
　　1、政府与市场在创新中的互动关系尚未确立起来
　　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市场关系尚未完善，而传统的计划体制的惯性还在起作用。主要表现在政府在有些方面仍干预过多，尚不能自如地行使宏观职能；市场在配置资源（创新过程中各相关生产要素）方面尚显得乏力；市场需求的拉力不足，而政府的推力又未能很好地起到作用。
　　2、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尚未真正确立
　　对国有企业而言，由于产权不清晰，管理体系不健全，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和相应的实力。在过去几年中，企业对创新的投入没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也比较薄弱，多数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创新的组织机制也不完善。全国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只占销售额的0.3%，即使高技术企业也只占0.6%。这个比例不到发达国家的1/10。从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来源看，50%来自政府，只有35%来自企业。从研究开发的执行看，40.5%在科研院所，企业只占30%。
　　3、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大成绩，但主要是解决科研院所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研究解决高层次（包括国家层次）上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体制问题。由于部门之间分工不同，各司其职，相互衔接、协调的“结合部”的问题很好解决。政府各部门的科技计划缺乏衔接，资源配置缺乏协调。
　　4、技术创新涉及多个、环节多个部门，在部门内部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力量，但官产学或产学研之间缺乏密切合作，没有形成合力。从创新过程来说，突出的问题是各个环节之间相互脱节，没有形成有效运行的机制。
　　5、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脱节。技术改造和引进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提高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政府面向企业技术能力提高最大的资源投入。日本等国的发展表明，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必须和技术创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企业从依赖外国技术向提高自主开发能力的转变。而我国长期的三者脱节，加上国内工业研究与开发经费同技术引进金额不成比例（1995年为1：12），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能随企业经刘实力的增强而增强。在技术改造中，由于企业可获得较优惠的政策贷款，可从国外买先进技术，造成大企业的技术进步基本上与科研部门无关，许多国内已有能力的技术仍从国外进口重复引进的局面。从科技角度看，国家的一些重大科技计划，主要是面向科研机构，对企业的影响有限，企业参与的比例少。
　　6、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和提高广大中小企业技术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建设中介机构。但我国现有的技术创新中介机构和支撑服务体系还很薄弱，不能满足企业技术创新的需要。
　　7、技术创新各要素相互作用的外部环境还很不理想。作为知识载体的人的流动仍有许多障碍（如工资、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等），风险资金没有建立，对科技型企业的融资常有许多限制，等等。
　　四、技术创新理论的由来与发展
　　技术创新的实质内容，是指不同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政府机构之间围绕着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商业应用所形成的一种相互作用的机制。在当代西方技术创新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有一批学者，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或强调从社会、政治、经济的宏观角度来解释各国技术创新实绩的差异，强调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环境来研究不同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差异，并且特别重视国家特写因素对技术变迁过程的重大影响，从而形成了熊彼特主义（包括新熊彼特主义）、新古典经济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这是主要介绍熊彼特理论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1、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真正从理论上提出科学技术长入经济增长过程的作用机理的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家熊彼特。
　　在其1912年出版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创新视同一物称经济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 采用一种新产品或者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2) 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并不必然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它也可以指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方式；(3) 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未曾进入的市场；(4) 掠取或者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 实现一种工业上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者打破一种垄断地位。不仅如此，熊彼特还明确地将发明与创新区别开来，认为“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实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这同它的发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尽管企业家自然可能是发明家，就像他们可能是资本家一样，但他们之所以是发明家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职能的性质，而只是由于一种偶然的巧合，反之亦然。此外，作为企业家的使命而要付诸实现的创新，也根本不一定必然是任何一种的发明。”应该承认，在这里熊彼特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精致的创新理论，关于政府政策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没有说什么。然而，它有关经济发展是一个以创新为核心的演进过程的观点的确可以作为我们制定有效的创新政策战略的有益指南，他有关发明与创新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的论断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或者经济的现象。尽管我们有关决定这一进程的速度和方向的要素的知识仍然是不足的，但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量是个人（企业家）和企业，而其活动的成改与否则主要目标是创造一个有利的创新环境，而不仅仅只是资助科学、基础研究和（直接的或间接的）政府对私人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的补贴。英国苏塞史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的沃尔什等人在进行SAPPHO项目时，根据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有关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理论提炼出来一个重要技术创新模型，即企业家创新模型。在这里，熊彼特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发明、创新和创新的扩散区别了开来，指出设计、开发、销售一种新产品的能力与发明活动并不一致，两者也不必然并存于同一组织之中。根据英国著名技术创新经济学家弗里曼的观点，熊彼特技术创新模型I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从科学的最新进展到重大发明之间存在着一种非特定方式的流动（非持续性的）。对于现有的企业和市场结构以及任何可以计量的“市场需求类型”来说，这些流动基本上是外生的，尽管他们当然会受到相信存在一个潜在需求或者未满足需求的观念的影响：
　　其二，一组企业家（在熊彼特看来，它们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认识到这些的未来潜力，并且准备冒险进行开发和创新。这种冒险的行动不可能由一般资本家或者管理者承担，而只能由杰出的个人承担，这些个人被熊彼特定义为企业家。
　　其三，一旦进行了一项重大创新，它将导致现存市场结构的不均衡，成功的创新者获得了额外的增长速度和暂时垄断利润作为报酬。然而，这种垄断以后又会因为大群第二代创新者进入而削弱，从而引起了持续创新的周期性群集现象。
　　显然，这个模型基本是一个具有几个连续阶段的线性模型，但在其中已经存在着从成功的创新到增加研究开发活动的正反馈环路模型，被描绘为一种从“得自创新利润”到“企业家活动”和“创新投资”的联系。这种反馈必须首先被解释为对于利用研究开发作用为经济进步的工具的刺激，而不是一种创新改进思想的流动。在70年代初期以前，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只存在这样一个熊彼特技术创新模型。
　　创新模型（I）
　　1942年，熊彼特又进一步发展了其关于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的观点，认为大企业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创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只要我们深入事情的细节，追踪进步最惊人的个别项目的进步的由来，那么我们不会追踪到大企业门上……于是我们不免要吃惊地怀疑，大企业也许和创造这种生活水平有更多关系，而不是和降低生活水平有更多关系”。“一个现代企业，只要它觉得它花得起，它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研究部门，其间成员都懂得他的面包和黄油取决于他所发明的改进方法的成功。”根据熊彼特在该书中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创造性毁灭”的判断，以及有关大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论断，经济学家菲利浦斯提出了第二个熊彼特技术创新模型的基本形式，即大企业创新模型。此后，弗里曼在其1982年所著之《工业创新经济学》中对这两种模型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并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在这个模型中，大企业取代了企业家有位置，研究开发活动主要是由企业内部的机构承担的。尽管如此，外生的科学和技术一直与内生的科学和技术相伴而生。这种模型的反映大企业在20世纪越来越多地利用内部研究开发力量这一重要趋势。弗里曼（1982年）和莫厄里对于这种趋势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研究。弗里曼将技术研究的作用不断增加描述为“与科学相联系的技术的兴起”。
　　熊彼特创新模型I和创新模型II的主要区别在于模型II包括大企业进行的内生的科学与技术活动。从成菌的创新到增加研究开发支出存在一个强大的正反馈回路，从而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自我强化周期，发明活动载来越处于大企业的控制之下并且强化了它们的况争地位，科学、技术、创新投资与市场之间的“耦合”现在更加密切而持续地联系在一起了。尽管如此，熊彼特模型I和模型II之间仍然存在着基本的共同之处，即它们都是技术推动模型，即强调技术创新是企业内生的，是技术进步推动着经济的长期增长。它们的基本政策含义是：技术创新的速度，规模和方向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规模和方向，更多的研究开发投入就意着更多的技术创新产出。大企业在研究开发支出方面具有优势，所以，它们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必然具有先天性的市场优势。正因为它们都特别强调研究开发对于持续创新的推动作用，后来的学者将这两个熊彼特技术创新模型合称为“技术推动模型”。大约从50年起，到60年代下半期，居于支配地位的创新模型一直是这种简单的线性技术推动模型，从科学发通过应用研究逐步前进到技术开发以及企业的生产活动，最终导致新产品进入市场。市场只是被看作是研究开发成果的接受者。这个模型的基本假定是“更多的研究开发投入”等于“更多的创新产出”。应该说，正是熊彼特有关创新问题的论述为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研究添加了至关重要的一块基石。
　　2、新熊彼特学派。
　　熊彼特这后的西方学者在技术创新研究方面所作有工作主要出现于50年代中期以后，并且基本上围绕着两个方向进行的。一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为将技术进步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所做的努力，其结果就是经济增长理论以及近年来发展声势颇大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二是以美国经济学家J·施穆元勒、N·罗森伯格和英国经济学家C·弗里曼为代表，侧重研究科技进步与经济经结合的方式、途径、机制以及影响因素等，经验研究和案例分析为其突出特点。他们秉守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承认企业家是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承认经济结构对于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迷恋于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毁来过程”，即创新总是以一种演进的方式重新塑造它由以产生的市场结构。这些遵循熊彼特传统的经济学家主要集中在英美两国，其中尤以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所最为著名。该所了一大批秉承熊彼特传统的技术创新经济学家，包括元里斯托弗·弗里曼、乔万尼·多齐、凯思·帕维特等，并发表了大量重要的技术创新研究成果。1979年由沃尔什、汤森德、阿厅拉德利斯与弗里曼等共同主持完成的SAPPHO项目在解决技术创新的技术推动说与市场拉动说之争方面被公认为是篇重要文献。在美国，遵循熊彼特传统的经济学家主要有斯坦福大学的内森·罗森伯格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纳尔逊等。新熊彼特学派学者在技术创新研究中的共同特点是注重技术创新过程的研究，技术创新产生的技术经济基础、技术轨道与技术范式、技术创新集、技术创新的扩散以及长波等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这些学者在熊彼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包括企业家创新模型、线性模型、相互作用模型、链环一回路模型和创新周期模型等等。从60年代中期起，这些学者孜孜不倦，努力工作，先后提出了五代技术创新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大量有关技术创新政策的建议。其中，施穆克勒于1966年发表《发明与经济增长》一书，对1840－1850年间美国4个主要资本货物部门（铁路、石油冶炼、农业机械和造纸业）及部分消费品工业部门的专利数与投资额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了市场成长和市场潜力是发明活动速度和方向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结论，从而提出了创新的需求拉动说。这与熊彼特的技术推动说显然是相矛盾的。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的沃尔什、汤森、阿奇兰德里斯和弗里曼等人于197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批评了施穆克勒的方法，认为他们的研究结论与熊彼特理论更为一致，即“科学、技术与市场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相互作用的，而且是多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随时间和工业部门不同而有所变化”。罗森伯格则更多地是从技术特性与经济特性方面展开研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黑箱之谜：技术与经济学》中指出：“作为基本的、演进着的知识基础的科学技术同市场需求的结构一道，在创新中以一种互动方式起着核心作用。忽略任何一方面都将导致错误的结论和政策”，从而将技术推动论和需求拉动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总起来，看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越来越强调创新活动作为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的共性，而忽略了其赖以进行的具体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即国家专有因素的特殊作用。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以克里斯托弗·弗里曼和理查德·纳尔逊为代表的一些新熊彼特主义技术创新经济学家开始强调李斯特的传统，重视技术创新的国家专有因素以及具体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从而将李斯特传统与熊彼特传统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3、新古典主义学派。
　　新古典学派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是建立在“市场失败”的基础上的。认为政府干预技术创新的合理性主要是因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着“市场失败”，即在允分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