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费用损害赔偿制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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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费用损害赔偿制度
　　马二斌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律师强制代理的专门法律，司法实践中律师费用能否列入损害赔偿范围，应不应当由败诉方承担认识不一，各地做法也不尽相同。笔者不仅常常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在代理诉讼过程中常常为律师费用及相关问题与法官据理力争，但收效甚微。笔者认真查阅了相关资料和案例，认为在滥诉、缠诉日益增多而诉讼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尽快确立律师费用赔偿制度确有必要。笔者想借此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以便抛砖引玉。
　　一、律师费用赔偿制度的含义及律师费用的性质。所谓律师费用赔偿制度是指由法律规定的有关律师费用的性质、范围以及由谁承担的法律制度，本质上属于损害赔偿制度的一部分。这项制度在成文法国家均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在我国，作为一项法律制度，首先也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加以规范。在法律未作规范的领域，可由国务院制定相关行政法规加以规定。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大多已形成该项制度。如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德国，多以法律形式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律师费用包含在诉讼费用中，由败诉方承担，在日本，律师费用不包括在诉讼费用中，而在实体法上对此加以规定，即律师费用是作为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中损害的一部分。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法官根据当事人约定或制定法，判断律师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另在美国的司法判例中也能体现该项制度。
　　在建立律师费用赔偿制度时，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律师费用的性质。目前世界各国对此认识不一，主要有两中观点：诉讼费用说和损害说。诉讼费用说认为，律师费用是发生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因需要聘请律师参与诉讼而支付的，属于诉讼费用性质，应包含在诉讼费用中，由诉讼法对此规范。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国家主要有英国、德国(普通民事诉讼)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损害说认为，律师费用是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因此律师费用作为损害的一部分。持此观点的国家有法国、日本等。日本在实体法中规定律师费用作为侵权损害的一部分，由败诉方承担。在我国，近年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中，对律师费用的性质多持损害说(详见后文)。笔者也赞同损害说，认为损害说符合我国民法理论与实际，便于操作。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务中，聘请律师介入非诉案件日益增多，呈快速上升趋势，诉讼费用说不能解释非诉案件律师费用的承担问题，这是其一：其二，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律师费用标准不统一，也不应统一，搞一刀切：其三，持诉讼费用说的国家大多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有的将律师规定为司法人员，而我国律师制度还不完善，还存在许多制度上的问题。因此以损害说为基础建立我国律师费用赔偿制度比较切合实际。
　　二、律师费用范围及承担。律师费用一般包括律师代理费(诉讼代理费、非诉代理费)、异地办案差旅费，通讯费等项费用，是律师办理案件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从构成上可分成两部分：一是律师代理费;二是律师办案费用：包括差旅费、通讯费等。关于律师费用的范围及承担，各国规定不尽相同。采用律师强制主义国家律师费用有的由法律明确规定，如德国;有的由委托人和律师协商或按习惯确定，如法国。法律规定的律师费用一般由败诉方承担。不采用律师强制主义的国家，律师费用有的原则上包含在诉讼费用中，由败诉方承担，如英国;有的以各自当事人负担为原则，在有约定的场合和制定法规定时，由败诉方承担，如美国①。我国台湾地区学说上主张律师费用为诉讼费用的一种，由败诉方当事人承担②。
　　三、我国有关律师费用损害赔偿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我国在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三大程序法中，都没有涉及律师费用赔偿问题。民法、刑法等实体法律、法规对此也未明确规定。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我国是非律师诉讼主义国家，对当事人是否聘请律师，法律一般不作强制性规定，是否聘请律师完全由当事人自由决定。但也有例外，如刑事诉讼中的指定辩护及各类法律援助案件这两类情况，法律法规采用律师诉讼主义，对律师费用(实际为办案费用)也未采用败诉方承担原则。但最近几年立法、司法实践及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中逐步规定了律师费用赔偿制度(姑且这么表述)，要说已确立了该项制度还为时尚早。
　　(一)司法解释已明确肯定律师费用承担问题。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规定，一方违约应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民法通则》在民事责任一章中也有赔偿损失的规定，但均没明确“赔偿损失”包括哪些方面、是否包含律师费用。《合同法》第73条、74条规定的代位权之诉、撤销权之诉中，由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代位权时，其“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必要费用”具体包括哪些法律在此未作规定。为准确理解和把握发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称解释一)中第26条明确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即撤销权之诉中债权人的“必要费用”包括支付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律师费用。这是我国司法解释第一次明确肯定律师费用赔偿问题。这标志着我国律师费用赔偿制度的重大变化。这条解释不仅明确肯定了律师费用的赔偿原则，而且明确了律师费用的范围包括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该条规定对建立我国律师费用赔偿制度将起到推动作用。当然，《解释一》并未将此制度广泛适用于代位权之诉及其他违约或侵权之诉中，适用范围有限。不过，比以前没有规定来说是一个突破。
　　(二)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将律师费用作为侵权损害的一部分的判例。实例1：王某某(女，6岁)诉电子工业部402医院阑尾炎手术误切幼女右侧卵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③，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包括律师代理费3万元，一审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聘请法律专业人员代理诉讼是必要的，该费用的支出与被告的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被告应予赔偿”。并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律师代理费23192元。被告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被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实例2：王某诉河南省内乡县夏馆卫生院骨折内固定术伤口遗留纱布垫医疗损害赔偿案④，内乡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应负全部责任。经该院主持调解，由被告赔偿原告包括律师代理费在内的各项损失。实例3：齐玉苓诉陈小琪、山东省某某商校、滕州市教委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⑤，原告齐玉苓在诉讼请求中要求各被告赔偿原告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000元，调查费1000元。一审法院枣庄市中院认为“原告齐玉苓支出的律师代理费，因系被告陈晓琪实施侵权行为而导致发生的实际费用，应由陈晓琪承担赔偿责任，其他被告负连带责任。但律师代理费数额。。。。。。应按《枣庄市律师业务收费标准》确定收费具体数额”。实际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825元。原告不服，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山东省高院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包括律师费负担)，认为“由于各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齐玉苓的。。。权利，才使得齐玉苓。。。为诉讼支出律师费用。这些费用都是其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而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应由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实例4(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二期)：陈兴良诉数字图书馆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原告陈兴良主张支付了律师费8000元是为了“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为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没有举证证明支出8000元律师费的合理性”，一审判决被告赔偿其“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4800元”。此案双方均未上诉。实例5(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三期)：天海公司诉粤东公司船舶租用侵权纠纷案，经天津市海事法院于2001年11月30日判决：被告应赔偿原告天海公司为争取船舶和船长获释而支付的罚款、律师费、差旅费等损失172万余元及利息。被告上诉后，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笔者摘此几个典型的案例，从中可以看出：1、这些案例均发生在20世纪末期以后，尤其是《合同法》解释一公布以后。这类案例中律师费用由被告赔偿的日益增多。2、我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公报上公布的判例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况且《公报》称“本刊司法解释和案例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见1998年公报各期扉页)。3、确认了律师费用是因侵权人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应由侵权人(败诉方)承担赔偿责任。4、确认了律师费用范围包括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项。
　　以上五个实例尽管列举的都是侵权诉讼案件，对违约之诉中律师费用负担问题尚未涉及，我国《合同法》《民法通则》对律师费用承担问题未作规定，但是这两部法律也未禁止当事人对此进行约定，因此当事人完全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律师费用由败诉方承担，这样在一方违约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时，就有了依据，可以得到法院支持。这种方法可以解决我国法律无此规定时带来的实际问题。
　　四、建立我国律师费用赔偿制度的必要性。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写进宪法，立党为公司法为民已深入人心。人们日益追求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如果在法律制度设计上存在漏洞，就很难在司法实践中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公平与公正。纵观世界各国的律师费用赔偿制度可以看出，律师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已成为历史潮流，我国应顺应这种潮流，建立该项制度以有利于从制度上防止“赢了官司输了钱”情况的发生，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以有利于有效减少当事人滥诉、缠诉、违约、赖账等问题发生。
　　首先，建立我国律师费用赔偿制度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需要。如前所述，在西方法制比较完善的国家中，均已建立该项制度，在这些国家中，聘请律师参与诉讼或非诉讼事务是比较普遍的，在我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聘请律师参与诉讼与非诉讼事务已将成为历史潮流，我国应顺应这种潮流。
　　其次，建立我国律师费用赔偿制度是建立我国法制的需要。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三大诉讼法中均未规定律师费用承担问题。在《民法通则》、《合同法》中，虽然有违约或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但因没有明确律师费用作为损害赔偿范围，司法实践中出现认识不统一造成执法不一致，有的法院在判决中将律师费用作为损害的一部分由败诉方赔偿，有的却没有支持当事人的这项请求的现象。在行政诉讼及刑事诉讼中，国家行政机关及公诉机关败诉的也应列入国家赔偿范围。因此，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由国家立法机关作出立法解释，在今后的立法中如在即将制定的民法典和正在修改的《国家赔偿法》中明确规定该项制度，以完善我国法律制度。
　　第三，建立我国律师费用赔偿制度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体现法律的公平与公正的需要。律师费用纳入损害方应予赔偿范围，有利于全面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维护受害人的权益，体现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司法实践中，受害方的律师费用赔偿问题大多数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损害的不仅仅是个案受害人一方的利益。据《2002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见公报2003年第二期)显示，2002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566.6万件，其中民事一审案件442万余件，假设有三分之一的当事人(即147万件)聘请律师代理诉讼，每件律师代理费为500元人民币(当年的标准)，如果该项律师费用赔偿法院均未支持，那么受害人支付的律师代理费这一项，全国来看受害人仅一年的损失达7.35亿元，也就是侵权人少赔了7.35亿元，何况这是2003年的标准，另外还有百分之一被宣告无罪的刑诉案件和被判决撤销、履行法定职责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之诉的14600余件行诉案件。
　　第四，建立律师费用赔偿制度，有利于防止当事人缠诉、滥诉、违约、赖账等问题的发生。有些案件的侵权人(违约方)利用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跟对方打持久战，一审败诉我就打二审，二审结束了再申诉或来个再审，想在经济上拖垮对方。如果受害人的律师费用得不到对方赔偿，经过几个程序下来，受害人实际得到的赔偿比应得的少得多，就会出现赢了官司输了钱的不合理现象。这种情况不仅影响法院判决的社会效应，而且造成当事人对法律失去信心，不利于及时解决、化解各种矛盾，建设和谐社会。
　　因此，笔者认为建立我国律师费用赔偿制度确有必要。
　　(作者所在单位：安徽皖岳律师事务所)
　　参考书目：
　　① 参见龚赛红：《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梁慧星主编，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63—366页;
　　② 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83页;
　　③ 引自高绍安主编《中国最新医疗纠纷典型判例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3月版;
　　④ 同③;
　　⑤ 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五期

民事案件中的调解
　　王姗姗
　　调解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早在抗战时期，马锡伍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后经历了六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调解的产生是基于实践的经验总结，被国际誉为“东方经验”。我认为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运用调解方式结案，法官应具备如下的前提、基础及方法。
　　一、调解运用的前提和基础
　　法官应具备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和法律知识，并全面了解掌握社会生活、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综合经验和知识。使所承办的案件能够查清法律事实，理顺案件法律关系，明确案件争议焦点，分清是非为前提，进行运用各种调解手段、艺术方法来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这是依法调解结案的关键所在。
　　法官在进行调解时，除法律赋予全面掌控调解程序外，在调解过程中，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往往受到各方当事人的质疑、询问、咨询等，这时法官作必要及时地法律释明服务。如果法官没有深厚的法律功底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将难以胜任所承办的案件中带来的各种问题的解答工作，势必会在当事人心中失去应有的法律权威感和信任感，更难排除他们对各类案件中内心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顾虑。这时就无法再运用各种调解艺术，也同时失去了进一步深入调解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的可能性，更谈不上确保案件的依法公正的调处。 通过运用调解艺术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及共识，拟结束案件的即解决纠纷的首要目标的需要。
　　二、调解艺术运用的基本方法或方式
　　(1)听。 法官在审理调解案件时，从案卷中掌握的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法律关系即双方争议的焦点后，运用调解艺术应该充分倾听双方当事人诉请和辩解。 在调解案件时，法官首先应具备倾听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心声和要求，充分给予双方陈述法律事实和辩解的机会，这时法官要处以中立的态度，做到心态平稳，不能以自己的好恶表现对某一方的不满或赞同，这样会影响到处于中立地位的法官的调控。耐心听取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充分极尽的表达自己的意愿，除对影响调解程序和可能发生争斗或其他严重违法的特殊情形外，一般不打断或制止一方的发言，让双方当事人在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或陈述案情时，时刻注意了解案件的真正起因和真正的法律事实及双方存在的根本争议的焦点。以便在从卷宗材料掌握的案件事实上，及时了解案情，找到双方争议的要害所在，及时控制或找准机会，作为调解的切入点，来达到调解的目的。
　　(2)增强亲和力。拉近法官与当事人的心理距离。在调解时法官以丰富的社会生活、文化、宗教等经验、生活经历的积累及全面的法律知识的水准，以最简洁生动亲近的语言、最容易贴近的方式快速拉近法官与双方当事人的距离，使当事人感觉到法官赋予人情味，了解自己行业或工作特点及生活所处于的专有的困难和特点。以便增进双方当事人对法官信任程度和在心目中对法官所具备应有的社会综合知识的一种尊重，使法官在双方当事人心目中处于言者可信、语者可行的状态，达到调处目的。例如：调解当事人为公安刑警的离婚案件时，就应掌握刑警常年奔波在外，随时待命，对自家的生活和双方的感情的经营、照料很难做到与其他人一样照料家庭和经营感情，加之长期生活在聚短离多的生活方式，对老人和孩子照看的客观不周，都有可能导致双方在生活细节上产生矛盾，久之即造成情感裂痕，使双方感情产生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就应以一个同行者的角度同情和理解当事人，首先要讲明我们在办案时需要外出，也常常外感到孤独与寂寞，对于家庭的一种无助的感觉，这时亲身感到了刑警的生活与艰辛，这样一来，双方当事人感受到了法官有一种亲近感，认为法官了解自己生活中的困难，增进了对法官的信任，愿意讲明产生矛盾的真正焦点，这时法官找准机会，作为切入点进行调处，成功率比较高，这样调解率会大大提高。
　　(3)释明。充分释明所审结案件当中应当释明的法律规定及相应的法律解释，发挥释明解释在调处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调解案件时，及时释明解释案件当中的法律规定及理解，和纠正双方当事人对某一个法条或法规不正确的理解，打消双方当事人在理解法律上的差异，统一认识。以便使双方当事人对所请求的法律依据和辩解的法律依据有个正确统一的理解。例如在调处民间借贷纠纷时，一方当事人往往认为，应该按银行贷款利息计算给付欠款利息。原告所要求的双方约定的高于银行贷款利率认为是高利贷，是违法的，不予给付过多利息。这时法官就要及时释明讲解最高院相关的法律规定，即民间借贷双方当事人可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息的4倍计息。双方的约定的只要不高于此项规定，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样及时消除某一方对法律的不正确的理解，达到法律上的统一，从而及时找准机会进行调处。其次，在调解有关合同纠纷案件时，当事人在请求定金双倍返还诉请的情况下，还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金，来赔偿受到的损失，这是对合同关于违约金理解的误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签订有定金条款的，同时又有违约金条款存在时，当事人请求赔偿损失时，只能在法定两项权利中选择其一，定金不能超过合同标的20%，在这种情况下，使当事人正确理解了法律规定，以此为切入口，达到调解目的。再次，在普通离婚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对离婚相关的法律规定及以外的法律规定都存在着一些疑问，这些疑问在调解前不解决，会影响调解的进行，这时当事人往往首先向法官咨询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什么是共同财产，什么是婚前财产，什么是婚后财产，双方外债法律是怎么规定，和有关继承人及继承顺序的相关规定，以及子女抚养等一系列相关规定的问题，这时法官就要及时正确讲解相关法律规定，达到双方当事人在法律上的认识一致，以便消除当事人在理解法律上的差异，然后进行调处达到和解目的。

　　(4)采取适当的批评与训诫。 在调解案件时，双方当事人往往在语言上有不文明的情节，或生活习俗不符合良善民俗及道德标准，像这种情况以及对社会、对生活消积不健康的价值理念，产生悲观的态度，这时法官就要针对上述情形在双方当事人心理、自尊等方面能够接受的情况下循序渐进采取必要的适当的批评与训诫，以纠正其不正确生活观念和态度。并同时讲解法律和道德标准对人的生活要求的重要性，这样有利于掌握双方当事人纠纷的矛盾点。纠正某一方不健康、不文明的观念和意见，达到教育感化的目的。使之认同法官的调处工作，达到调解目的。
　　三、调解应当注意的问题
　　1、应当注意在法律事实不清楚的前提下，不能冒然调解，这样做会使案件达不到依法处理。
　　2、要有耐心和同情心，注意克服法官对案件主观臆断，始终保持中立地位。
　　3、在调解时双方出现矛盾激化，应及时制止，暂时停止调解活动，以使双方当事人有一定冷静思考时间，另定调解日期再进行调处。
4、在调解案件时，应防止双方当事人恶意诉讼，损害国家或其他人利益，造成违法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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