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与危机：明清东亚宗藩体系嬗变.docx

鼎盛与危机明清东亚宗藩体系嬗变 崔思朋摘 要：东亚地区宗藩关系自西周时期发轫至明朝发展至鼎盛时期，明清易代也是宗藩关系由盛转衰的重要历史阶段。清朝虽采取多种手段对宗藩关系加以维护，但在清中后期西方殖民体系的介入下，终究未能挽救宗藩体系的瓦解。宗藩体系秩序之下的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地位等级明确、权利义务分明，双方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至清朝建立，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居于宗主国地位是不符合传统儒家君臣道义的正统思想，受到了朝鲜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藩属国的一致排斥。加上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都冲击了清朝主导下的宗藩体系，但清朝未能适时而动，融入新的世界秩序，而是固守传统宗藩体系，最终导致宗藩体系的瓦解与清朝后期落后与被侵略。关键词：东亚地区 宗藩关系 明清易代 鼎盛 危机K207 ：A ：1000-8705（2015）04-67-75特定时期内相互联系的各政治行为体之间会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即“地缘政治格局”。1在东亚地区，这种地缘政治格局表现为宗藩秩序。布罗代尔就此问题指出：“如果不谈奴隶与附庸性经济，欧洲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不谈其国内的未开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中国也是不可理解的”。2（P.117）可见，宗藩体系对于中国、东亚的历史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明清易代的十七世纪是东亚宗藩关系由盛转衰的重要时期，明朝将宗藩关系推至鼎盛，清朝面对宗藩体系的内忧外患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手段，但终究未能挽救危机的扩大及在十九世纪的瓦解。危机的出现是多方因素促成的，清朝的补救措施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十七至十八世纪宗藩秩序，但其所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却大大缩减。清朝时宗藩关系由盛转衰也与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明清之际西方势力开始向东亚渗透，日本也企图冲破传统中国影响下的宗藩体系，加上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受到朝鲜等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藩属国的反对等都是促成危机的因素。十九世纪末的中法战争中国对越南宗主国权力的丧失，预示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关系发生了变化，近代西方殖民体系开始介入。至中朝之间宗藩关系的解体则预示着中国主导下宗藩体系的彻底终结。一、东亚及东亚宗藩体系宗藩体系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基础上，源于西周宗法制度，即天子在京畿外，由内而外渐次分封天子和诸侯，双方有一定的制度性礼仪往来。3也经历了秦汉、隋唐、宋元至明清的发展、成熟、稳定、鼎盛、灭亡等阶段。明朝是宗藩体系的鼎盛时期、由明入清也是宗藩体系由盛转衰的阶段。对于东亚宗藩体系的研究离不开对其地域范围的界定，东亚范围的划分说法不一，杨军提出“古代东亚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以及越南大部分地区”的说法。4费正清也提出了东亚是由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及小岛琉球地区组成，这些地区是由古代中国分衍出来，并且是在中国文化区域内发展起来的。5（P.1）西方人眼中的东亚一般包括：“东部西伯利亚、中国、蒙古、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6（P.111）此外，也有学者结合了当时受中国文化影响，与中国在地理位置、文化交流、朝贡贸易等方面来往较为紧密的国家，即从中国文化影响的角度划分东亚。本文综合上述各观点，将当时受中国影响下今日地理范围上的东亚、东南亚等地的藩属国均列入东亚范围内。传统宗藩关系是“华夷”秩序下，受中国影响的国家政治模式，是古代东方世界所遵循的国际制度安排，且是最主要的制度。加之中原王朝的先进性，华夷观念也随之而生。随着中国版图的扩大以及同朝鲜半岛、琉球群岛等地区联系的出现，此华夷观的应用也逐步扩大到藩属国。当时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并领先于其所影响地区的藩属国，受此吸引，各藩属国以宗藩朝贡关系为纽带，与中原王朝之间确立了一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向四周呈现辐射状的华夷秩序。其不可动摇的原则便是上下有别、尊卑有序，并将此原则制度化。宗藩关系的内容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民间贸易、领土及领海的争端、侨民问题等”。宗藩关系是古代社会中国世界秩序存在和维系的核心，“华夷秩序”也是宗藩关系的主要内容，更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产物。具体而言，宗藩关系实际上是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等级有序的关系，是儒家“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理念对外关系中的延伸，这便要求藩属国对中国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7宗藩体系的建立是中原王朝凭借自身极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对藩属国产生的威慑和吸引，并附之以武力镇压，故而当时的宗藩体系是建立在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不平等关系基础上。相比于西方殖民体系，宗藩关系能够长期存在也是有其原因的。这也离不开中国基本奉行“王者不治夷狄”的态度，不干预朝贡国的内部事务，同时为其提供一定的保护，以确保其延续。8（P.529）实现对藩属国的吸引也源于中国优越的物质与精神文明，韩愈曾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9（P.1863）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中原正统王朝的区分也不再以血缘为标准。如北魏鲜卑族、李唐王朝、蒙元王朝、朱明朝、大清帝国等，其统治阶层都是出身蛮夷或者贫民。因此，“区分古代社会中原华夏族与蛮夷的标准是文化的发达程度，而不是自身出身血统的高低”。10（P.107）基于此，宗主国不断更迭也就有其合理性。宗藩体系下，“藩属国需向中国称臣纳贡，而中国则通过对其册封和保护履行宗主国的责任”。11“宗藩关系下的中国统治者是君天下，除对自身统治外，也统治中国之外的地区。因而中国与属于四海的周边民族、地区的关系是同一政权内部各地区的关系”。12宗藩关系的中心为中国，其模式是以中国为中心并向四周呈辐射状，或者说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中国高高在上及各藩属国臣服纳贡的地位不可逾越。这样的宗藩体系自古有之，延续上千年，直到明清易代的十七世纪，在中外多方因素的影响下，才出现了新的变化，然而清朝不能做到随时而动，想方设法的固守这一体系，谋求的是中原王朝高高在上的那种传统天朝国威与不可逾越的尊严。endprint论及宗藩体系的维护则离不开朝贡制度及其影响，张勇进也曾将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制度来解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13（P.5158）。朝贡制度对于东亚地区宗藩关系的维护和运行至关重要，所谓朝贡，是指“朝鲜、琉球、越南、缅甸等在历史上受到中国影响的东亚地区国家，坚持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华理念为根本而形成的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国派遣贡使，并向中国皇帝表示恭顺之意”。14中国这样朝贡外交及其观念的出现与长期中国的华夏中心论与中国天下之主的观念是分不开的，也是此种思想长期积淀的结果。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纳贡关系是中国人唯一承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15（P.76）朝贡制度是宗藩关系得以维系的基础，明朝统治者的对于其与藩属国之间朝贡关系的重视也为东亚地区宗藩关系的发展及走向鼎盛奠定了基础。以明朝时确立的朝贡制度为例，明朝与各藩属国之间的朝贡遵循“古者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番邦远国，则惟世见而已”的原则。16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17（P.3839）中国与各藩属国之间的宗藩关系，在政治上有册封制度确定的臣属关系，外交上有遣使和贡赐制度，经济上有官方通商往来。这一关系的维持需要有朝贡制度的支撑。值得注意的一点，这种宗藩关系也是维系古代东亚地区国家关系的基础，也是古代东亚文化圈得以形成和巩固的政治保障。18可见，朝贡制度对于宗藩关系运用的重要作用。二、明朝宗藩体系的鼎盛时期明朝是宗藩体系发展至鼎盛的时期，其鼎盛也主要体现在朝贡国数量的增加与朝贡活动的繁荣等方面。就其朝贡国而言，终明之世，其朝贡国数量多达一百五十余国，这与其统治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明成祖时期，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历经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足迹踏遍亚非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所经之国纷纷派遣使者来大明帝国。明朝则按“厚往薄来”的原则厚赠来使，导致来朝贡的国家多达一百四十八个，可谓盛况空前。19万明也指出：郑和的船队带着深受各国喜爱的纱罗、彩帛、药材、铜铁器物等，这对于所经地区国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使中国与各海外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发展到全新阶段，这也促成了朝贡贸易的空前发展，20（P.176）促成了明朝出现盛况空前的朝贡局面。明史也载：“东起辽海，西至嘉岭，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其声所讫，岁时纳贽，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21（卷41，地理一，P.882）由此不难看出，明朝宗藩体系的鼎盛。其次，就其朝贡活动而言，明代朝贡活动往来也极为频繁。明朝成立之初，为了修复元末战乱破坏下的东亚地区秩序，明朝统治者对藩属国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些政策终明之世也多是参照此准则对待藩属国。明初朱元璋曾亲自遣使前往高丽、安南、日本、占城、爪哇、西洋等国，寻求建立宗藩朝贡关系。22（P.749775）不仅如此，明朝统治者也通过在高丽、安南、占城等地颁科举、祭祀山川等活动对各藩属国加以拉拢。22（P.9541021）以安南为例，仅明一朝，中国前往安南的使团有三十余次，安南遣使来中国则有一百多次。23（P.134）以致出现“四方宾服，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的盛况。21（卷7，成祖本纪，P.105）宗藩体系发展至鼎盛也有其原因。首先，离不开统治者对于宗藩朝贡关系的高度重视，明朝统治者的重视为宗藩体系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明朝统治者对发展宗藩关系指出：“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既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互市”。24宗藩体系的维护也离不开朝贡制度的存在。可以说朝贡制度是宗藩关系维持的重要手段，通过朝贡关系使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确立不平等地位、礼仪上的制度、经济上的往来等，朝贡制度也是体现宗藩关系的重要形式。东亚秩序的形成与朝贡制度是有着直接联系的。因此，统治者对于朝贡活动的支持也是促成宗藩体系发展至鼎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东亚地区的宗藩关系维系上千年是与朝贡制度分不开的，朝贡制度之下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各取所需，积极维持着这一秩序的存在。陈尚胜也指出：明朝建立之后，虽采取过海禁政策，但是洪武十六年办法勘合之后，海外贸易与交往逐渐增多，也将朝贡定为海外贸易的唯一途径。25其次，对于藩属国的保护、帮扶及贸易利益，是吸引藩属国来朝并指出宗藩体系运行的重要手段。朝鲜贡于明，明朝则负有保护朝鲜的职责。日本曾入侵朝鲜，明朝则承担起宗主国职责。史载：“二十年四月，遣其将请正、行长、义智、僧玄苏、宗逸等，将舟师数百艘，由马岛渡海陷釜山朝鲜望风溃，请正等遂逼王京。朝鲜王李昖弃城奔平壤，又奔义州，遣使络绎告急中朝仍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都督李如松为提督，统兵讨之”。21（卷322，外国三日本，P.8358）皇太极发兵征讨朝鲜时，朝鲜便向明朝求援。史载：“十年正月（即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太宗文皇帝亲征朝鲜，责其渝盟助明之罪，列域悉溃。朝鲜告急，命总兵陈洪范调各镇舟赴援，三月，洪范奏官兵出海。越数月，山东巡抚颜继祖奏属国失守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赐赉使藩，殆不胜书”。21（卷320，外国一朝鲜，P.83068307）各藩属国进贡时，在正贡之外，也会附带一些进物及来华的交易物资，即“附至番货”，这些货物是海外国家带至中国进行贸易的，换取本国所需物资与获得利益。再次，海上贸易的发展为宗藩体系的鼎盛起到了促进功能。中国的出海贸易可追溯至西汉时期的广州东南地区的港口，西汉时期便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从事“珠玑、象犀、玳瑁”的贸易。26（P.754）至宋、齐时，至者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27（P.783）通过海外贸易而取得与藩属国的往来，这也是扩大宗藩体系影响的手段。最后，就东亚地区而言，十五世纪初期，东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些新国家，这些国家获得生存、发展与获得中国的承认也选择了与中国间进行朝贡关系。28（P.5160）鉴于以上各因素的影响，东亚宗藩体系在明朝发展到了鼎盛时期。endprint三、清朝宗藩体系的危机清朝时，其朝贡国的数量相比于明朝时的近一百五十个朝贡国的盛况明显减少。康熙皇帝也说过：“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29（P.751752）可见清初时宗藩体系发展的衰落。清朝作为北方游牧民族而入主中原成为宗主国，这是与传统宗藩体系所不相符的，受到了朝鲜等属国的排斥，加之当时国际环境的变化，都对宗藩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危机也主要体现在藩属国对宗主国的反抗方面。（一）宗主国的过分干预，引起了藩属国的抵触政治上，清朝对藩属国的管治引起了藩属国的不满：明清战争爆发后，明朝限制对其贸易。后金及初建的清朝便不得不采取同东亚各国的贸易获得所需物资。然而属国并不重视与清之间贸易，抵触情绪高涨。丁卯之役后，清朝取得了对朝鲜军事上的胜利，皇太极也与朝鲜国王修书指出“今两国既成一国，中江大开关市，窃思东边之民，原在会宁做市矣，今见此处开市，皆欲往会宁贸易，料无王命，会宁官岂敢擅专。故具悉预报，如允当，速令会宁官遵行”。30然朝方却以“会宁空虚之地，以何人物得成市贸也”的理由加以拒绝。30清立国后，“朝方更加深了对清的憎恨，甚至清朝使团出使朝方也受到监视和举国抵触”。31朝鲜对清也积极备战，朝鲜国王令谕：“我国卒致丁卯之变，不得已权许羁縻，而溪壑无厌，恐吓日甚，此诚我国家前所未有之羞耻也忠义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愿从征，期于共济艰难，以报国恩”。32（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P.412）朝鲜方面的抵抗持续十余年，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确立，便不得不认同清的宗主国地位。就朝鲜履行助宗主国出兵助讨义务时极不情愿，但在清高压政策下，不得已出兵助清攻皮岛。朝鲜仁祖大王实录载：“乃命信川郡守李崇元，宁边府使李浚，领黄海道战舡赴之”。朝鲜不忍心助清讨明，攻皮岛时甚至向明透露情报，可见传统儒家君臣思想的根深蒂固。司法上，当时的属国没有独立司法权，主要是在大明律与大清律的基础上制定，要遵循中国之法。以朝鲜为例，清朝和朝鲜两国禁止其民越境，遇越境案，“清帝或令两国官员至凤凰城会审，遇到重要案件则朝鲜应将人犯押解到沈阳，由盛京刑部拟审，国王拟罪奏报，必经三法司核议具奏，经清帝裁定后方由礼部咨知朝鲜遵旨执行”。33当时的宗主国权力凌驾于藩属国司法权之上。清初，朝鲜未重视清朝，派兵讨时延误了时期，在清朝威胁下，朝鲜国王深感恐惧，只得寻找替罪羔羊向清廷请罪。据载：“朝鲜国王李倧，以违误军期，遣崔鸣吉赍咨到部请罪。咨云：戚遵敕谕催督进兵，前后申严，不止再三，而事乃大谬，竟致愆期。私心忧惧，坐不安席除席藁伏地恭俟严遣外，特遣陪臣领议政崔鸣吉赍咨驰进，口陈本国事情，烦乞贵部备将前因转奏天听，俾蒙皇上特垂谅察，不胜幸甚”。32（卷44，崇德三年十月至十二月，P.579）外交上，属国没有独立的外交权，与别国之间的往来需获清政府的批准。就朝鲜而言，“1637年至1881年的近一个半世纪之间，朝鲜先后共有十一次遣使日本，每次出使都必须将出使的原因、出使时随从人员姓名、官职、出使时间等向清朝奏报，审批后方能出使”。34（P.210）此种控制，在清朝前期表现的格外突出。然而随着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与平定蒙古准格尔叛乱的成功，对藩属国外交的控制有所削弱。我想这与国家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是密切相关的。直至西方国家进入后，中国对于藩属国外交的控制又有所加强。清朝对于当时藩属国外交的限制也出于对明朝的孤立，及清朝自身实力不足以对抗明朝与众多属国的联合。清帝又对朝鲜国王下令限制其于明朝之间有所往来，并以军事武力加以威胁。向朝鲜国王敕令，严厉指责朝鲜国王与明朝来往的罪状。指出“种种罪状难以悉数。又闻私与明国往来，凡事巧言抵饰，诡言欺罔，负恩灭理，天宁不尔鉴乎？32（卷53，崇德五年十月至十二月，P.706）清朝对属国外交的限制，其最主要的目的不外乎是建立政权与巩固其统治。（二）藩属国对宗主国的抵触，也导致了宗藩体系发展的衰退文化上，藩属国中，尤以朝鲜、日本等国为代表，认为清朝是北方蛮夷，并非正统，并不认同其宗主国地位。这也源于当时受到儒家君臣思想的影响，东亚宗藩体系主要依据儒家传统伦理而确立的政治权力学说，此学说运用到中原王朝与其他国家直接的关系上，是三纲中封建君臣关系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35就朝鲜而言，作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属国，其儒家夷狄大防和忠君事大思想根深蒂固，清朝在武力上使朝鲜臣服，但要使其思想领域中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事大事业”的思想得到改变是很难一时做到的，要求其弃明朝而臣服于“落后”的女真族是难以接受的。36当时属国间存在的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对清排斥，认为清朝是“蛮胡之群”，在思想文化等领域远不足其他属国。朝鲜认为自己是“小中华”，在东亚地区地位仅次于明。成宗曰：“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37因此，对待立国之初的清朝，藩属国都是持以蔑视的态度。弘光二年（公元1645年）八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派人向越南求助。次年二月，越南派遣正使阮仁政、副使范永绵、陈概等同天朝督使林参驾海往福建，贺隆武帝即位并求封爵。38以及后来的永历王朱由榔登基即位，越南都遣使祝贺并求册封。与朝鲜等国对待清朝态度不同的是，日本持有其称霸东亚的目的。但不可否认，在日本统治者看来：“清朝是北方蛮夷，蛮夷身份取代中华正统地位，这与儒家义理的正统思想是严重相悖的。所以，东亚地区国家秩序的构建需要排除清朝，确立日本为东亚中心的东方国际新秩序”。39清立国初，日本在以清为蛮夷身份拒不承认其宗主地位的原因中带有自我称霸的色彩，然而清朝帝国的崛起和强大，又阻碍了日本称霸东亚的步伐，慑于清朝强盛国力的威胁，又不得不屈服于清，但这也为以后日本的崛起和入侵中国埋下了伏笔。endprint双方遣使及朝贡，藩属国对清朝多是敷衍。清立国初，东亚各国并不认同其宗主地位，尤其是明清对峙时期，各藩属国仍以明朝马首是瞻，明未覆灭时以明朝为主，不愿改投清朝，明灭后仍旧对清朝机不中式，尊崇南明小朝廷，企图明朝光复。清未建国时，为抗明及不知是否能胜过朝鲜的情况下，选择与朝鲜约为兄弟之国，于天聪元年确立了兄弟关系。然慑于明朝影响，朝鲜与后金的交往也是隐瞒于明朝而私下进行。在此情形下“朝鲜若遇明代官员来临，便取消与后金的来往，双方来使交往的时间上的推迟和耽误是时有发生的”。31如天聪八年时，“朝鲜方面准备派遣大臣李时英前往后金为其主皇太极庆祝元旦，但当时的明朝驻皮岛副总兵程龙前往朝鲜访问，朝方便等到正月二十六日明皮岛副总兵程龙离开才派遣使臣前往后金庆贺，这位专门为皇太极庆贺元旦的使臣于二月十八日才到达后金，近两个月”。32（卷17，天聪八年正月至二月，P.225）对于后金的抵触，一方面是怵于明朝的威慑，另一方面则是其自身所持有的对后金蛮夷落后非正统观点的认知。从双方朝贡物品方面来看，东亚各国尤其是以朝鲜为代表，认为自己在文化、思想等方面高于清朝。因此，以朝鲜为代表的藩属国不愿承认清朝的宗主国地位，明存时以明为主，明灭后也不对清朝给予一定重视，在所贡物品及纳贡时间上对明有所侧重和对清的不重视。十七世纪初期，明朝影响力仍旧存在的情况下，后金对朝鲜在“丁卯之役”时有保全性命的恩情，认为朝鲜向后金纳贡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朝方却认为丁卯年“虽有城下之耻，姑纾目前之急，第无厌之欲，难从之请”。40因此，朝鲜对于当时后金的朝贡及不能按时纳贡，质量上也有差别。据载：“天聪五年正月，朝鲜派使臣朴兰英前往后金贡春季方物。后金以额数渐减，悉却之”。32（卷8，天聪五年正月至三月，P.110）因此，朝鲜不但不能按时，所赠礼物也时多时少，不论从数量还是从货色上，比送给明朝的要差得多。31藩属国内反清意识的高涨，“明清易代后，藩属国受到华夷观念及国内政局的影响，朝鲜对明朝感恩不已，对清朝则大加排斥。也即孟森所提出的“当清全盛时，无日不望其速亡”。41（P.190）清朝入关颠覆明朝政权之后，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全国统一尚未实现，国内外反清势力高涨。北方有明朝时退居漠北的蒙古军队虎视眈眈，西南的三藩汉王势力，台湾则是郑氏割岛自立，清朝表面上是大一统，然实际却是内外矛盾重重。因此，朝鲜寄希望于各方势力，对于反清给予厚望。台湾多次遣使日本请求联合伐清，朝鲜也希望如此，任由郑、日两方的船只自由航行于济州海域，甚至还建议其“假道朝鲜，出送援兵”。42“朝鲜留恋于南明小朝廷，虽在清朝的逼迫下确立了宗藩关系；但仍通过清鲜往来的使臣、来往朝鲜的汉商和汉人等打探明朝及中国情况，对明朝仍抱有幻想。至仁祖时期，国王仍旧在宫中设立牌位，向西中原哭拜明朝。朝鲜孝宗也主张反对清朝，铭记丙子之乱的仇恨，提出了北伐论等反清的策略”。43即使是在清朝确立在东亚的统治之后，藩属国仍旧留恋于明朝。三藩之乱时，朝鲜在履行助宗主国出兵战争时的推脱，在参战时记述的战争情况和参战人员归国后汇报的情况带有浓重主观色彩，及传达情报时体现的反清态度。“朝鲜在史书中对清朝大加贬低，对康熙皇帝的勤政和励精图治不曾提及，对康熙皇帝和一些官员的执政能力也不做出客观的评价，其所言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当三藩之乱爆发，他们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也为其固有的偏见找到了更多的素材，认为清朝会因此败没的幸灾乐祸之情也就自然的出现在了朝鲜使臣归国的汇报中”。44四、清朝宗藩体系危机成因清朝是东亚地区宗藩关系出现危机的重要历史时期，危机的出现是受到内外双重因素影响下而出现的。就其外部因素而言，清朝是东西方之间出现了发展差异，西方殖民体系的介入冲击了传统的宗藩关系，清朝出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其所主导下的宗藩关系带有浓厚的国防安全目的；就其内部而言，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缺乏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正统性，加之东亚地区日本发展后对传统宗藩关系的冲击等都是造成清朝时宗藩关系危机出现的原因。外来因素对宗藩体系变化的影响：十七世纪是中国对外了解加深的时期，这与明朝时期遣使出海也是密不可分的，更是新航路开辟后大发现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同世界取得了联系，虽在此后清朝闭关企图切断与外界的来往，但却也难以阻碍历史的发展。杨岩指出：“清政府为防止外来侵略，消除隐患，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然而清朝刚入主中原，在黑龙江流域便受到了沙俄殖民者的入侵。在南方口岸，英、葡、荷等国陆续叩关等”。45各国外势力的介入，加上清朝定鼎中原的统治尚未巩固，建国初，宗藩体系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是较多的。不仅沙俄对中原王朝的统治产生了影响，东亚的日本也对明清之际的宗藩关系也产生了影响。日本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是为实现与明朝之间在朝贡关系之下的贸易活动。明廷在“招抚远夷”目的影响下，推行“厚往薄来”的朝贡制度，当时日本将军足利义满为对自己已获政权加以巩固，及政权的合理性的增强，毅然接受了明朝的册封，称之为“日本国王”。当时的日本室町幕府的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掌握了日本政府的外交权，这一职务的担任是实现明朝与日本之间贸易加强与经济交流频繁的有利帮助。然而后继的统治者认为“日本屈服于中国而求得的朝贡贸易对日本而言是莫大的耻辱，于是日本当局在1411年至1432年决定脱离与明朝的朝贡体系”。14室町幕府的第六任将军足利义教（13941441）掌握了实权以后，为改善幕府因与中国断绝朝贡关系而导致的国内经济发展停滞和危机，日本政府决定出兵朝鲜以转移危机。当时“日本改国王所居山城为大阁，广筑城郭，建宫殿，其楼阁有至九重者，实妇女珍宝其中，其用法严军行有进无退，违者虽子婿必诛，以故所向无敌。乃改元文禄，并欲侵中国，灭朝鲜而有之”。21（卷322，外国三日本，P.8357）日本对朝鲜的入侵，损害了明朝宗主国的地位及其利益，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明朝与朝鲜之间进行了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侵略，当然明朝出兵干涉，对付日本，也是宗主国对藩属国保护职责的体现。在明朝与朝鲜强大军事武力的威胁之下，日本也不得不做出让步，以丰臣秀吉为首的日本代表团与明朝进行会谈，共同提出了休战的七大条件，“之一便是要恢复日本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关系”。14可见，明朝之后，东亚地区的宗藩关系便受到了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属国的冲击。清朝建立后，日本也不愿承认清朝的宗主国地位，为摆脱朝贡关系，曾一度侵占朝鲜，或扮演海盗的角色，侵扰中国东部及东南沿海。清朝则选择关闭东南沿海的门户，断绝与外界往来的方式加以防范。此外，清朝也采取朝贡贸易之下，对贸易限制的方式阻隔与外界往来。因此，在此外来因素的影响下，明清易代时期，清朝的宗藩朝贡体系逐渐缩小，政治性的目的也更为明显。endprint清朝自身因素对宗藩关系变化的影响：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其所采取的治边思想的核心是“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的思想。所谓的边即包括边疆少数民族，也有中国周边的藩属国。而这种秩序在中国得以存在上千年之久，也有其维系的纽带和核心，费正清将“朝贡制度”认定为维系这种东亚各国秩序的核心。正是因为朝贡制度使得宗主国与藩属国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之间等级分明，关系明确。然而沙俄的介入，却使得这一观念难以实行。无论是疆域、实力上，沙俄都可以同清朝相媲美。沙俄虽是当时介入东亚的国家之一，然而其出现及与清朝之间的对抗，却使得中国古代沿袭了上千年的宗藩朝贡关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有论者指出：“清朝所主导的宗藩体系最初，也就是清朝入主中原之时的目的在于其对自身政权的巩固及对边疆安全的维护。清朝龙兴东北之时，便武力征服朝鲜，解除朝鲜与明之间的宗藩关系，迫使其向自己称臣纳贡，确立双方宗藩关系。定都北京后，又迫使安南、琉球等国断绝与明残存势力的来往，并收回明朝时的封诰印敕。这也体现了清朝通过重新确立与明朝的各藩属国间的朝贡关系而彻底的消灭明朝。对于自身而言，也是企图通过宗藩关系而维护自身的统治，及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清朝这样的统治思想，便产生了施政方针中固守边土的政策，采取了守中治边，通过限制属国与外界的往来、限制宗藩朝贡关系等方式切断与外界来往的方法，固守其在东亚的统治地位。其意图不过是通过与周边国家确立宗藩朝贡关系，将周边的诸国变成自己的藩篱和外界进入中国的屏障。顺治皇帝对于安南与清朝的关系的目的在于让其永作清朝“屏藩”的要求。乾隆皇帝也要求中亚各部王公“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事端”。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当清朝的实力难以维持固有的宗藩秩序时，便不得不牺牲藩属国而换取暂时的和平，继续维护暂存的宗藩关系。以清末时中、日、琉球之间关系为例，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势力主张放弃，指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近日本，中国受其朝贡本本无大利，若受其贡而不能保护其国，固为诸国所轻”。46（P.46）李鸿章采取牺牲琉球国而满足日本的侵略需求，换取暂时的和平与维护宗藩关系，最终在1881年中国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宗主权。琉球的丧失是属国一个个相继被割去的序幕，清政府的软弱的做法也给其他属国心理上投下了宗主 国无力保护的阴影，也导致了清后期藩属国的离去，至宗藩关系的瓦解。47（P.301320）可见，清朝自身思想的保守性对于其宗藩朝贡制度的推行是影响最深切的。清朝建立后，由于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而传统的天下观念指导下，少数民族是边疆蛮夷，是宗藩关系中的藩属地位，也是朝贡制度下的贡方。因此，清朝为实现其统治的合理性，抽去了大一统理论中华夷之辨的内容，改造为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专制的大一统观念。这也是十七世纪东亚宗藩关系出现变化的一个方面的体现。十七世纪，由明入清的改朝换代，朝贡制度作为宗藩关系的基础，随着朝贡制度的变化，宗藩关系作为朝贡关系的实质性所在，其变化也同朝贡关系是一致的。其自身因素作为主因的变化，是导致明清易代的十七世纪宗藩朝贡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结 语清朝“通过在武力征服及继承明代宗藩关系基础上建立了由宗主国清朝和七个藩邦所组成的东亚华夷秩序；另一种是殖民体系，十九世纪中叶，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疯狂扩张，亚洲多数国家先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列强在亚洲建立起殖民体系”。48近代以来，尤其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体系逐渐介入东亚地区，虽在此之前东亚也有部分地区的宗藩体系被殖民体系所取代，但是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在殖民体系的冲击下，对于东亚宗藩关系的影响才是最为严重的。鸦片战争对于宗藩关系被破坏只是开端，宗藩体系真正意义上解体的标志是中国失去对朝鲜的宗主权。“1894年甲午战败，中国丧失对朝鲜的宗主权，是宗藩政治彻底瓦解的标志。从西方列强武力入侵，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清政府腐朽等论说了宗藩体系瓦解的影响”。49参考文献：1伍玉西.地缘政治与明朝对外政策J，求索，2009，（3）.2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顾良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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