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征时期红军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docx

论长征时期红军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 丁小珊 龚秀勇（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政治学院，四川成都610025）摘要 长征时期，红军两次经过云南，在少数民族地区采用文艺表演、张贴标语口号等方式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红军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内容体现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使民众了解红军、亲近红军；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坚持党的宗教政策，妥善处理宗教事宜：重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为红军扩大革命力量，实现战略转移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推动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活动的蓬勃发展，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关键词 长征；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工作中图分类号A84 (A 1001-8999 (2014) 04 -0115 -04收稿日期 2014 -05 - 07基金项目此文系四川省软科学2012年度项目“网络舆情管理机制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2012ZR0118)、2013年度项目“当前我国突发性社会矛盾的现状、特征与对策研究”(2013ZR007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丁小珊，女，重庆涪陵人，历史学博士，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政治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龚秀勇，男，四川广安人，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政治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红军在长征期间先后两次经过云南。第一次是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央红军于1935年2月4日进入云南，历时3个月，先后经过威信、镇雄、巧家、宣威、沾益、曲靖、会泽、东川、武定、禄劝等18个城市；第二次是贺龙带领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3月6日进入云南，经过楚雄、牟定、大姚、盐丰、鹤庆、祥云、丽江等27个区县，至5月12日，翻越大雪山，离开云南。红军在云南长途跋涉了近半年时间，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军事集团的围追堵截和层层布防，还要根据云南特殊的人文环境处理好与当地民众的关系。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有彝、傣、白、苗、回、藏、纳西族等25个少数民族，也是一个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盛行的地区。由于长期存在的民族隔阂，再加上当地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宗教问题与现实政治相互交织，革命形势尤为复杂。在这样特定的区域和社会历史背景下，红军要取得革命胜利，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一、思想政治工作内容长征期间，红军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使民众了解红军，亲近红军由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对汉人军队有惧怕和敌视的心理，红军每到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都会颁布相应的政策文件，宣传抗日主张，增进民众对红军的了解。例如，红军在宣威县沿途张贴的布告写道：“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善人民生活，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财产，鼓励合法经营，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婚姻自由等。”通过告示宣传红军与军阀的军队截然不同，是为民众谋福利的。同时，红军在行军途中，还大量刊发传单，让民众明白红军的行军目的是北上抗日，保家卫国，捍卫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并号召云南广大农工和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抗日。红军在行军途中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仅展示铁一样的纪律作风，自觉维护各族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通过打土豪、惩贪官，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少数民族地区各族同胞的爱戴。如红军进入丽江后，为了不惊扰民众，官兵自觉露宿街头。红六军团经过祥云黄草哨彝族聚居的山寨时，坚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凡红军住过的地方，不仅没有出现物件丢失，就连用了柴禾，红军也留下了字条和银元。在经过藏区时，红军行军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也得到了藏民、喇嘛的信任。红军攻克宾川城后，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为非作歹的贪官污吏24人，救出了被关押的受害者40多名。红军朴实的生活作风和严格的军队纪律、以及为民除害和真心为人民办事的实际行动，让民众深入认识了红军，得到了当地民众的信任和爱戴。（二）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民国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民众生活困苦。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导致民族冲突时有发生。长征时期，共产党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民族宗教政策，并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工作的布告。如朱总司令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红军进入云南后，二、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张子意等每到民族聚居区都要作有关民族政策的报告，阐明我党民族方针政策。报告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介绍当地少数民族情况；第二，要求红军不能有大汉族主义思想，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遵守各项纪律；第三，明确民族工作内容和行动方向。在中甸县城，红军二、六军团先后召开军团负责人和政治干部会议，会议的重要议题就是讨论藏族地区工作的策略，制定的7条纪律中就有5条涉及民族问题。坚持党的民族政策，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加强我党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在行军途中，红军把民族团结相关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落到实处，沿途书写“苏维埃和红军绝对保障苗族、僮族的解放和自由”，“各民族联合起来，各民族团结起来”，“优待少数民族，藏民地区不打土豪劣绅”，“一切彝族平民，都是骨肉兄弟”等标语口号，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红军进入藏族聚居区时，贺龙及时张贴布告：“本军以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入川康。”红军向广大藏族民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特别说明共产党强调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等与国民党政府民族政策的不同之处。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正确，措施得力，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并得到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大力支持。（三）坚持党的宗教政策，妥善处理宗教事宜云南有众多的寺庙和信徒，宗教信仰在少数民族中非常普遍。在长征中，红军领导人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特别注重建立和维护与当地宗教界人士的良好关系。朱德在寻甸县柯渡乡看到有的战士没有注意到当地宗教习俗，专程至清真寺教堂与阿訇和教民首领交谈，并下令在清真寺外写下“红军绝对保护回民工农群众利益”等标语。鹤庆是红军过滇西的一个必经之地，也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当地群众信仰为本主教和佛教，每村均建有本主庙。一些反动上层分子在红军过境时，利用宗教作为孤立红军的手段。为表示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尊重，红军宁愿冒着寒风在野外露宿，坚决不住寺庙，打消了百姓对红军的疑虑。红军占领祥云县城后，贺龙认为回族兄弟爱洁净，坚持红军部队不进驻清真寺，不进入回民家。为了表示对回族同胞习俗的尊重，贺龙甚至不允许红军战士进入清真寺挑水洗菜。红二、六军团到达云南中甸时，大部分藏族群众听闻汉人军队来了，纷纷躲进山林，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领导人立即向藏族群众表明红军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阐明我党的宗教政策，对喇嘛寺院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经过几天接触，僧人发现红军的确尊重少数民族宗教和风俗习惯，其后对红军坦诚相待，红军离开时，为了使红军能顺利通过云南藏区，归化寺僧人还专程派人陪送。（四）重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长征时期，云南执政者多为少数民族，龙云、张冲、卢汉等都是彝族人，为了团结这些上层人士，共产党积极对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如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肖克、王震、李达、周素园等都曾给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和孙渡、李根源、周钟岳等云南地方政要写信，晓以抗日救国大义。红军第九军团长罗炳辉本是云南省彝良县人，曾长期在云南军队中服务，与龙云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为了解除龙云的疑虑，罗炳辉专门密信龙云，告之行军目的，得到龙云的理解和支持，最后上演了“龙云献地图”的乌龙事件，龙云有意将云南军用地图、红军急需的白药和食品等物品送到了红军手上。一些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滇军将领如张冲等，也从此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至投身革命的道路。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思想工作的开展，为后来云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都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二、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在经过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多种多样，其通过组建标语口号队、唱歌队、剧社等各种团体开展革命文化宣传活动。红军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形式主要有：（一）文艺演出在西南偏僻之地，文艺演出较为罕见，非常吸引当地民众。红军长征至云南境内，日行千里，异常辛苦，但红军宣传队仍然利用途中休息时间，每到一个县城，都会抓紧时间在街头搭台，召开群众大会，开展文艺演出，通过艺术形象化的宣传方式对沿途民众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例如，红二、六军团到达镇雄县已是傍晚，宣传队为了让当地民众更好地了解红军，当晚即燃起篝火，举起火把为苗、彝族等民众开展红军三要三不要的文艺演出，对红军行军目的进行了宣传，消除了群众对军队的害怕和恐惧心理。在威信县扎西镇，随着中央红军总部的到来，宣传队敲锣打鼓扭起秧歌，沿街宣传，演出多种文艺节目，还举行军民联欢会，与当地民众一起唱歌跳舞，一下子使这个边远山区热闹起来，人们很快与红军打成一片，附近的少数民族百姓亦纷纷聚集于这个小城镇。红军二、六军团从富民县行军至滇西北重镇丽江，短短12天时间，宣传队总共进行了30多场演出，文艺演出十分活跃。演出形式主要是街头剧、情景短话剧和说快板。演出的节目包括街头剧北上抗日、话剧当红军去、讽刺剧赔了夫人又折兵等，这些剧目多为集体创作的多场戏剧，每个戏短小精悍，剧目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通过文艺演出，群众更直观地了解了红军，感知了与红军的军民鱼水情谊。（二）标语口号言简意赅的文字宣传是最铿锵有力的一种宣传方式。行军途中，红军要求部队把革命标语深入到“每乡、每村、每屋场的群众中去，成为战争动员有力的宣传品”。红军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刷写的标语口号难以计数，中央红军离开威信县后，云南省主席龙云就曾说：“顷闻凡匪经过之地方，标语甚多。或用文字张贴，或用石灰红朱涂写抹墙壁，遍处皆有。”这一时期标语宣传内容除了介绍红军性质、纪律，号召人民参军，消灭军阀、推翻国民党统治等内容之外，宣传还特别凸出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以期取得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因此，除了“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红军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只有苏维埃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得太平”等较为常见的标语之外，还有“红军是番民的好朋友”等很多宣传民族解放，提倡民族平等的标语口号。由于标语简洁明白，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深受云南各族人民群众的喜爱，这也推动了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意义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长征期间，党和红军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了当地民众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激发了民众革命热情，对于长征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一）为红军实现战略转移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思想政治工作最直观的成效是使当地民众认识到共产党是人民的军队、工农劳苦群众的救星，从而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爱戴。如彝族百姓传唱的歌谣红军草：“红军草，红军草，风吹叶儿轻轻摇，黄花开像五角星，远远望着就像红军笑。”纳西族至今仍广为传唱的歌谣贺龙敲石鼓：“贺龙敲石鼓，红旗满江舞，天兵飞渡金沙江。”苗族老百姓创作了吃菌不能忘树桩，翻身不忘共产党就是最好的印证。正是这种鱼水情谊，民众争相为红军带路当向导，给红军提供信息情报、掩护救治伤病员、供给粮食和渡船等军需品等。在鹤庆，就有32人为红军当过向导。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时，总共三万多人，面对节节进逼的国民党军队，红军依靠广大群众，在三十多位船工的帮助下，仅靠七条木船，经过九天九夜的奋战，胜利抢渡了金沙江。可以说，这一胜利思想政治工作功不可没。（二）当地民众踊跃参军，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红军长征初期军队人员损失惨重，通过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当地民众踊跃参加红军，使严重减员的红军得到补充，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仅宣威和会泽两地，在红九军团攻克宣威后就有1800多名青年投身革命；此外，东川有约1500余人加入革命的部队，祥云县有1000人参加红军。有的少数民族青年不仅自己加入革命队伍，而且还鼓励和带领其他群众投入革命熔炉之中。如白族青年田麟勋亲眼目睹红军处处为民众着想，劫富济贫，军队朝气蓬勃，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与其他26个白族青年一同加入了红军，并成为宣传干将，沿途宣传民族大义和北上抗日。宣威县中学教师徐文烈除了带着三十多个学生一齐加入红军之外，还自发动员群众，鼓励二百多名青年参加红军。这些新兵的加入不仅壮大了革命力量，其中很多人也成为了革命的骨干力量。（三）推动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活动的蓬勃发展毛泽东曾说：“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威信，在党和红军的宣传鼓舞下，殷禄才组建了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建立了游击根据地；经过武定县不久，武定地区的三个乡的上千名彝族同胞发动了推翻土司统治的武装暴动。红二、六军团长征过楚雄后，楚雄党组织受红军革命斗争精神的鼓舞，领导武装暴动，建立了楚双峨易游击大队，坚持武装斗争，打击地方反动势力。长征过滇西诸镇不久，金沙江两岸的纳西族、白族、傈僳族人民1000多人参加了“黄军”起义，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震动滇西北。这一时期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点下的革命火种燃烧到抗日战争时期，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形成了各民族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云南成为全国重要的抗战大后方基地。（四）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为以后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积累了经验长征时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与少数民族接触最广泛、最频繁和最深入的一个历史时期。我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制定民族宗教政策。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是在不断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时期红军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实践和探索，积累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不仅为云南党组织进一步开展民族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为后来制定和完善民族宗教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同时，在这一历史时期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有益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宗教的相关理论，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责任编辑：曾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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