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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攻守城技术作者：王辉强熊伟书报刊名：兵器知识2023年第7期，第3437页在春秋之后，城池的争夺战就成为一个重点。乐毅连克齐国七十余城，最后碰上田单，没能攻下孤城即墨。俩人就是由于攻城守城而成名。诸葛亮第二次北伐中原，十万大军却被郝昭的三千人在陈仓挡住，粮尽而退。长期的攻守博弈，让中国古代的城池充满了智慧。据墨子所载，战国时期的攻城方式就有12种：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附、轒轀和轩车。除掉其中因文献缺失而其意不明，以及互相类同的，也有10种攻城方法。而守城器械、防御工程，到宋元时期已经多达百种以上。在这里，我们仅仅结合电视剧三国中的战争场景，介绍一点中国古代的城防工程、攻守器械。城防工程说起一座城池，大家最熟悉的自然是城墙、护城河，尚有城楼、瓮城，然后大约就不多了。其实在中国古代，一个完善的城池系统必须尚有很多其它土木工程设施。最早的城墙是夯土而成。砖在战国就有了，但很晚才大量用来包城墙。这大约是由于当时的砖在成本、性能等方面还不够抱负，无法用到面积大、又经常要面对冲击的城墙上。战国、汉代墓葬中倒是普遍采用了砖。前不久热闹非凡的曹操墓，就是用砖修砌的。汉代和曹魏时期，南北方都出现了在城墙修筑中用砖的实例。例如在四川广汉发现的东汉雒城遗址中，城墙主体用泥土分层夯筑，外部用砖包砌，砖长约45厘米，宽22厘米，厚9厘米，多印有“雒城”和“雒官城墼”等铭文。在曹魏邺城中，据说城墙砌筑也已经用砖。但是直到明代以前，砖砌城墙并不普遍，大量使用的仍然是夯筑城墙。用石灰、沙粒和粘土夯筑的城墙，也异常坚固。在电视剧三国中，包砖城墙与夯土城墙都出现过，基本算合理，但在细节上有太多的“现代”感。假如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还是尽量用夯土城墙合适。此外在城门样式上，我们熟悉的拱形门洞是宋代以后才有的，汉代依旧是大过梁式城门洞。这并非中国人不知道拱形结构的优点，由于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已经用砖砌出半圆拱顶。但它也仅仅局限于墓葬中，房屋、桥梁、城门上还没有采用，也许也是成本、强度方面的因素。三国中没有这方面的明显错误。但是在很多影视剧中经常出现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那就是没有护城河、护城壕。早在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村落就已经普遍采用环形护壕保护自己。东汉都城洛阳，在城外有与谷水相连的护城河围绕，并且宽度在1840米。护城河几乎是中原城池的基本配备，不仅用于防御，还经常是城中的水源之一。一马平川地让敌人直接跑到跟前来攻城，任何有头脑的守将都不会乐意。当然在护城河的细节上，各地各时尚有一点区别。比如为了便于通行，战乱又不频繁时，某些大型城市的重要城门外也许不采用吊桥，而是用固定的木桥。有的甚至在重要城门外把护城河切断，只用涵道连接两侧河水。但在这种情况下，古人也没有完全放弃对城市防守的关注。墨子中就记载了一种名为“发梁”的机关，在敌人上桥后启动，结果桥面倾侧翻转，把敌人掀入壕中。战国时期、人们还经常在城门两侧向前筑起两段不长的墙，前端有宽敞的高台，上面甚至有角楼。这称为“城阙”，与城门上的城楼一起组成了三面夹击的态势，加强对城门的防护。在没有护城河的城门外，这种防护措施就更为必要。现在的影视基地中就按照汉代画像的图案建造了城阙，但似乎没有在拍摄影片时把它作为守城的助力，仅仅当成了一件摆设。秦汉时期，西北边塞的小城缺水，又没有经济能力筑垒这种高台，于是有的小城在城门外再砌一道短墙，称为“障墙”或“曲墙”。它有点像四合院里的影壁，只但是一个在外，一个在里。这种障墙也是瓮城的起源。除了这些，中国古代的城墙结构上尚有一些特殊设计，充足考虑了各种条件下的防御作战，并且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发展得很全面。虽然很难有遗存下来的考古实物，但仅仅从各种文献资料的描述上，我们都能发现很多智慧的火花。爵穴，是一种夜间照明设施，以防敌人趁黑爬城。由于古文献的描写不完全一致，对于其具体结构还没有定论，比如它究竟是在女墙底部贯穿，还是在女墙下方、城墙外壁上挖出的凹陷。但是仅仅从墨子备城门中的“内苣爵穴中，照外”来看，我们就能发现它居然都考虑了如何在照亮敌人的同时不晃了守城士兵的眼。仔细一想，这一点的确非常重要：在城头上举着火把，那不是守城，而是照亮自己给敌人当靶子。悬门，是设在城门道中的一道暗门，用绞车操纵升降。这显然要比那种对开的普通城门更不易打开，关闭却很容易。很多诱敌战术中，都会采用它来截断入城之敌的退路，然后予以消灭。孔子的爹，瑯邑大夫叔梁纥，就是一个曾经托起悬门、解救战友的英雄人物。马面，在三国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推广，但它其实早在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只但是当时还没有固定为方形，而是呈马蹄形，或为墙体直接外凸，或附建于城墙外侧。这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城防工程，由于没有它，守城士兵的弓弩就只能对离开城头一定距离的敌人射击，无法袭击贴到城脚下的敌人。这将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死角。马面的最佳间距，基本上相称于当时弓弩的有效射程，由于这样可以互相之间掩护，消除马面外侧的死角。消除城下死角尚有一个办法，就是战国时期墨家设计的坐候楼，一种挑出于城墙之外的木楼。他们还设计了一种名为“悬脾”的活动板屋，安装于城墙外沿，用绞车操纵着沿外壁升降，内载兵士，袭击攀爬攻城的敌人。有时这样的“侧射火力”还不够，于是人们在城墙外一定距离建一高台，上面架弩，只有绳梯可以上去，存放一定的军械、粮草。它可以威胁攻城敌人的后背，是一种很有效的“倒打火力”。这也相称于加大了防御纵深，此外一种增长防御纵深的方法是在护城河与城墙之间修建羊马墙，一道有垛口、射孔的矮墙。城墙里面，也要为城防进行考虑。除了我们经常见到的登城阶梯、坡道，还要挨着城墙修建一条环路，让守军可以快速机动、运送器械。假如在战斗过程中出现什么“环路拥堵，请减速慢行”，那可就要命了。拍影视剧时，限于成本、工程量的限制，城墙这类土木工程的确很难追求很逼真的效果。但是在建影视基地时，没有考虑基本的城壕、马面，的确有点可惜了。而在攻守城的各种器械、战法上，逼真效果应当还是容易追求的。攻守器械云梯，大约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攻城器械。但它并不是很多影视作品中最常见到的那种，长得像一个竹梯的东西。用那种简朴的工具攻城，在古代叫做“蚁附”、“蛾傅”，是一种比较无奈的攻城方法。孙子同志就不喜欢这样。就算这类简朴轻便的攻城器具，也要比我们在影视剧中常见的更聪明些。比如它们的头部经常装上一对小轮，这样在抵到城墙后用力前推，就可以使小轮沿墙上滚，快速立起。或者直接在一根长竹竿、木柱上绑上横杆，形成一个重量更轻的竹飞梯。古人一般所说的云梯，是底部有车轮的大型攻城器械，梯下隐蔽有士兵推动前进。传说是鲁班发明的，但是在战国时期肯定已有了。到魏晋以后，主梯上还增设上城梯，梯首安双轮，进一步提高了袭击高度。唐朝以后，随着木材加工工艺的进步，云梯上又增长了折达机构、防护装置。当然，这种云梯要想接近城墙，必须先跨越护城河、壕堑的阻挡，古代攻城法中的“堙”，就是用土石、柴薪填塞壕堑，为攻城开辟通道。仅靠人力背驮也不是好办法，因此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种蝦蟆车，装土以后推过去填塞。史书上甚至记载过三百人推行的大型蝦蟆车。假如仅仅需要人员越过壕堑，导演们很喜欢让士兵们踩着竹梯过河，这大约是受人民解放军的影响。事实上战国时期已有了一种专门跨越壕堑的桥，下面也安有两轮，方便运动，叫做“飞桥”。宋代武经总要中则绘有壕桥、折迭桥。这些桥都更便于人员快速通过。贴近城墙后，除了通过云梯攀爬，攻方还会使用冲车撞击城门，这种战法就称为“冲”。但是古代的冲车除了城门，也有直接冲击城墙的，破坏其夯土结构，让城墙坍塌。为了对付云梯、冲车，古人也有很多办法。诸葛亮第二次北伐中原时，率领数万人进攻陈仓，魏国镇西将军郝昭率三千人据守。当诸葛亮“起云梯冲车以临城”时，郝昭就用火箭烧毁云梯，又用绳索吊挂的石磨坠压冲车，破了诸葛亮的攻城之策。到宋代还出现了专门的撞车，可以在城头移动，撞木前端包铁，撞击攻城云梯。石磨也换成了专用的铁撞木，用沉重木料制成钟形，下缘周边安铁刃，落下后砸毁冲车等。诸葛亮在云梯、冲车失败后，又建造高台木架，用弓箭压制城头守军，然后用土填塞壕堑，并直接填到城头。这在古代叫做“堙”或者“高临”、“羊黔”。郝昭就在城内又筑了一道城墙。诸葛亮随后挖地道直通城内，郝昭就在城内横向开挖了一道壕沟，截住了地道。就这样，诸葛亮昼夜袭击了二十多天，依旧无法攻破陈仓。孔明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么聪明，由于他这几种攻城方法都是战国时期就开始采用的，古人也早想出了对策。当然，三国时期的攻城方法也不只诸葛亮露的这几手。曹操在攻打审配、吕布的两次战役中，都采用了围城挖壕，然后引水灌入、长期围困的方法。关羽水淹七军的攻城方法，则是在他之前72023的晋国就已经出现了，称为“水”攻。假如觉得这样太慢，那可以用轒轀、大盾等器具掩护士兵靠近城墙，然后袭击。守方会用石磨砸，攻方就加强轒轀的强度，后来又把它改成尖顶（偏转石磨的冲击），称为“尖头木驴”。于是攻守双方在这种不断对抗中互相发展。守方对付云梯的火箭，也可以对付轒轀车，并且可以更加简朴把蒿艾、秸秆、麻布等编成火把，浸渍油脂，点燃后扔到车顶、云梯、飞梯上。尖头木驴的尖顶可以让火把滑落，车顶上蒙生牛皮又能让自己不容易被引燃。于是守方又造出了燕尾炬，可以骑在尖顶、横杆上不坠落。攻方也会用火箭袭击城头的城楼、角楼等木结构设施，因此攻守双方都会准备一些灭火器材。墨子备城门中就提到城头每隔一定距离要准备沙子，既可以灭火，也能迷敌之目。轒轀车后来发展成一种更大型、复杂的多节攻城器械后，上面也准备有泥浆桶、拖把之类的灭火工具。可是在我们的影视剧中，遭受火攻的一方往往除了奔逃，就是当个火把打打转。大约他们都知道附近有消防车、灭火瓶，所以不着急去灭火。影视剧中为了突出火攻的效果，还往往用抛石机投掷油罐等东西，落地后的效果居然跟手榴弹似的。动植物油脂能否产生汽油那样的爆炸燃烧效果，我们不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对付这种抛射来的东西，战国时就有了办法：用草、布、木、皮等各种材料造出一大块东西，挑起悬挂在城墙外，就能对抛射物进行缓冲。它们被称为“籍幕”、“布幔”、“木幔”、“篱笆”、“皮帘”等。作战中的指挥设备也早有专用的。春秋时期就出现了用以登高观测敌情的移动式望楼，称为“楼车”或“巢车”。公元前594年，楚军曾逼迫俘获的晋使解扬登上楼车，向被围困的宋人劝降；公元前575的鄢陵之战中，楚共王登上巢车观测晋军，留下了“甚嚣尘上”这一成语，后来巢车又发展成望楼车等，是攻城战中很重要的观测指挥设备。所以在战国时期，中国的城池攻守策略、器械已经很“聪明”了，攻守双方的准备工作也非常细致。墨子备城门中就提到城头每隔一定距离要准备锄头、筐、斧头、长镰刀、长锥、短矛、垄灶、布麻斗、皮盆、沙、灰、糠、秕谷、谷皮、马尿、瓦石、大木、小木杂木、土、苣、薪、柴、藁、杂秆、艾、炭、油脂、革、麻、盆、瓮等众多物资，甚至尚有厕所。到汉代、三国时期，很多物资都成为守城部队的制式装备，要按照规定的种类和数量储备。19721974年发现的居延汉简中，有一些专门记载了守城部队配发的器具。比如“长斧四，沙二石，瓦帚二”、“连梃四，芮薪二石一狗二”、“枪四十，狗笼二”、“弩长臂二，羊头石五百，坞户关二”、“布纬三，转射十一，小积薪三”，等等。连狗与狗笼都有，足见汉代军队守城工作的细致。这其中我们谈一谈比较有特点的三样。连梃，是中国古代城市防御战中很常用的一种兵器。它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来源于一种农具连枷。运用系在木杆顶端、可以转动的一段木棍，守军士兵可以在垛口后面袭击城外爬上来的敌人，同时减少对方弓箭对自己的威胁，颇有点曲射、间瞄射击的味道。它到宋代时还发展成铁链夹棒、连珠双铁鞭。羊头石，是一种大小、形状类似羊头的石头，一般重约2、3公斤，单手可以握持。在中国影视剧中，导演们都很喜欢让守城将士英勇地举起一块大石头，探出城外，狠狠地砸向下面的敌人。他们大约是董存瑞、狼牙山看多了，不知道下面的敌人会射箭，不知道石头和炸药的密度差了几倍，也没有考虑自己准备守几天城。但凡有人头那么大，这石头就已经10多公斤重了，您一下一下地举过头顶，可以连续举多少次呢？并且你能抛出多远？砸得准吗？假如自己被敌人的箭射中，那这石头就会落到自己或者身后战友的脚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事小，更大的问题是不安全，还浪费。这10公斤的石头就算从头顶落到脚头，也足以砸伤人了，再从数米高的城头落下呢？威力自然更大。但需要那么大吗？从至少5、6米的高度，10多公斤石头和2公斤石头落下，前一个能把敌人砸成肉饼，后一个把敌人砸死、砸伤或砸晕。就算砸晕也没关系，由于城脚下、护城河里应当都有尖尖的木桩，称为“裾”，晕倒的敌人多半也死定了，所以用那么大的石头，不仅效果比小石头差，还大大减少“弹药量”，徒然增长自己的战备承担。转射机，是一种嵌于城墙上的木制方框，中间有一个可以左右转动的木柱，柱上开有竖长的射击孔，守城士兵可以把弩的前端插到这个孔里，对外射击，这与现代装甲车上的射孔有点类似，在居延、敦煌的汉代边塞中都曾出土有实物。塞门刀车与夜叉檑最后，我们聊一聊两种宋代守城器械，由于它们不仅穿越到了三国，还彻底改变了用途，从守城变成了野战。塞门刀车是用硬木、枪刃等造的两轮车。当城门或某段城墙被敌人攻破时，就用它进行急救，恢复本来的防守态势。可是在电视剧中，袁绍把它用来进行野战，实在是无法理解。假如要防守宽敞正面，这么多塞门刀车的成本可是惊人；假如仅仅布置几辆，那敌人也很容易从两侧绕过去，主线没什么防御效果。夜叉檑，根据武经总要的介绍是：“一名留客住，用湿榆木，长一丈许，径一尺，周四施逆须，出木五寸；两端安轮脚，轮径二尺。以铁索绞车放下，复收，并以击攻城蚁附者。”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是悬吊在城头，贴着城墙滚落砸下，杀伤攀爬的攻城敌兵。可是曹操发明性地把它用到了野外，并且仅仅依靠24匹马就能带着它飞跑，撞车碾人、所向披靡！建议道具师傅找一块那么大小的木头（不要用泡沫塑料），然后在两侧绑上绳索，横拖在一辆小轿车的后面跑一跑，看看效果如何。普通家用小轿车的发动机功率一般在100马力左右，四匹马的功率是多少大家可以自己推测一下。假如电视剧中的效果可以实现，我想农民朋友们也不必买拖拉机了。这大约就是艺术家们一贯追求的“高于生活”。三国还是战国？作者：王辉强熊伟书报刊名：兵器知识2023年第7期，第2830页对于刘关张、赵子龙、吕布典韦等名将们的兵器，不符合三国历史的真实情况，这已有很多人讨论介绍过了。电视剧里依旧照小说来表现，也属正常。但是对于那些小兵小卒们使用的兵器，老百姓们并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定式。这时应当能尽量尊重历史，按照三国兵器的真正特点来设计道具、服装，这样才干尽量有真实的历史感。实在不行，那也可以学罗贯中老先生，把宋明时期的“先进武器”借一点给魏兵吴勇，适当开一点金手指。可惜在这方面，三国却显示出一种倒退的历史感。格斗兵器电视剧中经常出现士兵手持戈、戟的画面，把历史一下子拉回到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戈已经逐渐被戟所代替，到汉代就基本消亡了。考古中就很少发现汉代的戈，并且多为汉初墓葬中的仪仗性兵器，多以铜制，还装金饰银。而电视剧中的戟，也与三国历史上的差别很大，前面多余的戈头实在是画蛇添足。这种戟从形制上看是春秋战国和秦代的铜戟，为戈矛分铸的联装铜戟。剧中甚至还经常出现三戈戟。到汉代时，已经大量使用铁戟。铸造出的生铁并不适合造兵器，所以这时的铁兵器以锻造为主，外形上就不如青铜铸造那么优美了。再加上作战方式的变化，汉代的戟在形状上与电视剧中出现的截然不同。它们承袭了战国晚期的形制（那时就出现了铁戟），类似一个“卜”字，刺杀、前推的功能增强，钩、凿作用减弱。东汉时期，由于战车被骑兵、步兵代替，一些戟的横枝还上翘，变成了叉刺，更加突出了刺的功能。出现这种错误，在于某些影视工作者不知道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铁的产生。秦汉时期，是从青铜器发展为铁器的重要时期，因此很多涉及到金属的地方，都在秦汉前后有巨大差别。这一点在兵器上表现的也特别明显。除了上面介绍的戟的外形变化，刀剑的变化是更加突出和明显。文献、画像资料、考古实物都表白，汉代开始流行环首刀，并且在实战、配饰中已经基本取代了剑。比如太平御览中记载，东吴孙权于黄武五年造“十口剑，万口刀”，蜀主刘备命名匠蒲元造刀“五千口”，西晋司马炎于咸宁元年造刀“八千口”等。三国志和南、北诸史中，实战用剑的记载绝少。此时造剑一般只有数把，是供权贵们佩带把玩的饰物或宝器。比如曹丕造过“百辟宝剑”。并且在权贵阶层之中，佩剑风气也逐渐演变为佩刀。三国志中就记载，董卓欲废汉献帝时找袁绍商议，袁绍“横刀长揖而去”。环首刀一般长1米左右，宽约3厘米，刀身窄而直，单侧有刃，刀背厚实，没有护格。它的柄首均做成椭圆的环形，所以被现代人称为“环首刀”或“环刀”。和过去的青铜剑、铁剑相比，这种刀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刀身单侧开刃，简化了制造工艺；第二，没有护格，利于锻造；第三，刀背厚实，更利于劈砍。因此环首刀既适宜大批量制造，又适合步兵、骑兵战场格斗。到西汉中期，将校官吏们就经常佩带这种刀。所以到三国时期，我们最常见的短兵器应当不是剑，而是环首刀。即便是袁绍这类名流，在与董相国见面这样的礼仪场合下都配刀，那么到战场上更应当是挂一把实用的刀在腰间，而不是已经缺少实战作用的剑。电视剧中的普通士兵倒是经常用刀，但看着却像从二十九军借来的大砍刀，比汉代的环首刀宽了好几倍。虽然都是铁兵器，可在三国时造出宽宽的大砍刀并不容易。那时的刀重要用炒钢或者块炼铁反复折叠锻打渗碳而成，有的甚至会折叠到30多层。再加上冶炼、锻造中所需要的燃料、鼓风等技术都不如后世，所以锻打出一个大片刀并不合算。宋代的手刀由于技术进步，倒是这种大片刀的形状，但它明显地以劈砍为主。春秋战国时期的短兵器以刺击为主。到汉代时虽然由于钢铁技术的发展。劈砍方式逐渐增多，但刺杀功能依旧是很重要的。说到炒钢、锻打，就不得不为电视剧中的铠甲感到伤心了。铠甲三国中的铠甲明显是落伍的产品。在曹操这种追求实利的枭雄身上，不也许穿那种毫无效果的甲胄：在袁绍那种图好虚名的王侯身上，也不也许穿那种过季的时装。汉代的流行时尚是鱼鳞甲，并且越是高档甲胄，甲片就越小。现在很多古装影视剧中，都特别喜欢用那种表面看起来有浮雕效果的甲胄，大约是受了隋唐雕塑与西方板甲的影响。要产生这种浮雕效果，一种方法是像西方那样用大片钢板锻打。但这种板甲的防护效果并不好，英国人用紫杉木制造的单体长弓就可以穿遗，主线不能抵御中国的复合弓，更不用说弩了。另一种方法是在皮甲上热压。春秋战国时期的皮甲已经非常成熟，可以达成这样的美术效果。但到了汉代，中国人已经开始淘汰皮甲，而是以铁片制造鱼鳞甲。汉代把铁甲称为“玄甲”，大约是由于铁为黑色。在陕西咸阳杨家湾曾经出土了西汉时期模拟送葬军阵的陶俑群，一共有2500多个陶俑，其中约40穿着甲，但都涂成黑色。对于汉代，考古发掘中只发现了很少的皮甲，铁甲则遍布我国南北。从汉代简牍上看，西北边塞地区应当同时配备有皮甲、铁甲，但后者明显多于前者。汉代铁甲根据甲片的大小，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札甲，甲片大小还类似先秦时期的皮甲，10多厘米甚至20多厘米长，3、5厘米宽，一套用甲片数百片。第二类是普通鱼鳞甲，甲片长4、5厘米，宽2、3厘米，全身用千片左右。第三类是精细鱼鳞甲，典型代表就是在满城刘胜墓出土的汉武帝时期铁铠。它们的甲片长3、4厘米，宽2厘米多点。全身一共两三千片。此时的胄（头盔），也重要是用甲片编成。也许有人会说：你怎么知道袁绍之类的高级将领不爱穿皮甲呢？也许他们就是觉得皮甲好看，自己又不必亲自上阵厮杀，没必要穿铁甲。一方面，这些人就算是一方诸侯，也时常要面对刀光剑影，不也许把美观摆在性命之前。至少在吕布来袭这种情况下，不会还仅仅顾着好看吧？另一方面，鱼鳞甲穿起来要比那种大块皮革拼成的札甲舒适多了。制工繁复的精细鱼鳞甲，在东汉时就已经成了权贵们追求的时尚。在诸侯王的墓中屡有发现。上面说的精细鱼鳞甲的出土地，满城刘胜墓，有些读者也许知道，由于著名的金缕玉衣也出在那。咸阳杨家湾出土的陶俑中，只有一个俑身着这种类型的铠甲，并且比其它陶俑高大，穿着华丽的长靴，应当就是高级将领。第三，要论时尚，也不会是皮甲。曹植的先帝赐臣铠表中，列出了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环锁铠、马铠。曹操送给儿子的礼物，自然应当算更时髦的东西。这几种甲胄都与剧中有很大区别。所以在电视剧中，袁绍、董卓、吕布等人的甲胄处处体现着历史的倒退。此外在盾牌上，也存在这种问题。罗贯中把三国进步到了明朝，我们现在又把三国倒回了春秋战国。中国特色在我们的影视剧中，还存在一种学习落后的西方历史，盲目崇洋媚外的情况。中国导演们对中国特色的了解，有时还不如外国人。弓箭是古代的重要兵器，但是东西方开弓拉箭的方式并不同样。我们在现代射箭运动中常见的那种拉弓方法，是西方常用的，叫做“地中海式射法”。其特点是用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并列勾弦，箭杆在弓弣的左侧（右手拉弦时）。在使用单体弓的西方，这种拉弦方式还可以接受，由于单体弓比较长，经常有一人那么高，弓拉满后，手指处上下弓弦形成的角度基本为钝角。但是在东方，流行使用复合弓，弓体较短，张满后手指处的弓弦形成锐角，上面那种拉弦方法就会挤压手指。所以在东方更多地采用“蒙古式射法”。其特点是以拇指勾弦，并在拇指上套戴护指的拇指环，拉弦时用食指和中指压住拇指，箭杆置于弓弣右侧。其实这种射法早在商代就被中国人采用了。西方学者称其为“蒙古式射法”，是由于他们第一次见到它，涉及复合弓，都是通过蒙古人的西征。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中，就出土了一件玉质的拇指环，距今已有322023左右。在实战中，拇指环大多为石制、骨制。现在人们常说的扳指，一种玩物，就是满清贵族从这种拇指环上发展而来的。宋代兵书中曾对比过两种射法的特点，中国古代画像上也是两种射法都有。相比而言，蒙古式射法在精确度、稳定性、快速性等方面都更好，更适合骑射、复合弓。特别是在马背上，由于缺少稳定性，地中海式射法只能在事先准备好的情况下开弓射一次，很难再次搭箭射击。抛石机，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了，但要说实战运用的明确记载，曹操、袁绍两军的官渡之战是最早的。电视剧中对官渡之战自然有所表现，但出现的抛石机在结构上似乎照搬了角斗士等西方电影。中国古代抛石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直接以人力拉绳，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两三百。那种运用绳索、皮革、筋等材料的扭转来转动木杆、进行抛射的抛石机，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没有出现过。它虽然可以节省人力，但射速慢，制造工艺更复杂，易受潮湿等气候因素影响。即使运用重物代替人力拉绳的抛石机，也是在元代的襄阳砲时才有的。并且中国古代抛石机有一个重要特性，代表了一种“先进技术”，那就是皮兜。一般来说，抛石机的杠杆越长，射弹的速度才干越快，威力越大。但是一味增长杠杆长度，又会带来自重、强度问题，不仅浪费更多能量，还也许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杠杆太细长，所以要加粗；加粗后却更重了，强度又不够。我们的祖先聪明地用绳索和皮兜来延长杠杆，这样既减少了自重，又加长了力臂，大大提高了抛石机的威力。在武经总要里，就明确记载了这种结构的细节。当然在三国时期，抛石机是否已进步到这个阶段还没有答案，导演为抛石机加一个绳筐的做法不能算错。但只用五六个人就把一个大油罐或石头扔出上百米外，则明显违反高中物理知识。漫话古代军粮作者：赵旭腾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23年五月上，第8286页中国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孙武圣在所著孙子兵法的开篇也提出，“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察”。将这两层意思合并，足以看出军粮在古代军事后勤乃至战争成败、国家兴衰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那么，古人是如何解决这一“存亡大计”的？当时的军粮涉及哪些类型？又是如何制作的？且让我们从浩繁历史画卷中一探究竟吧。小米当家今人往往用“小米加步枪”形容战时条件之艰苦，殊不知，这种不起眼的，甚至有些寒酸的“粗粮”，却稳居古代军粮“头把交椅”达千年之久。为什么偏偏是小米呢？这与古人的活动范围密切相关。隋唐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黄河流域，而本地恰是粟米的传统主产区。约602023前，粟开始在中原一带大面积推广，到了商朝，粟已成为北方农耕民族的主食，关于这一点，出土的甲骨文中曾有明确记载。众所周知，只有一种作物在民间广泛种植且达成盈余状态时，这种粮食才也许成为军粮。而从先秦至隋唐年间，粟米是最符合这一条件的粮食品种。而大米由于受当时生产条件限制，尚未实现大量种植。据记载，秦汉时期，1斗米的价钱可以买2.5斗粟，吃大米在那年头绝对是“很奢侈的事情”。古代粟米产量究竞多少呢？史载，战国魏李悝变法时，在什一税（编者注：缴纳亩产量的十分之一作为赋税）条件下，5口之家耕耘百亩农田，每年可产粟95石，余有45石，折合成现代计量单位，亩产约79.41斤，已达成建国时的60%，这在2023数年前实属不易。正是有了充足的余粮，战国和秦汉时期，动辄数十万人马云集的大兵团作战才也许成为现实。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秦国将所存粟米分黄、白、青3项分类收藏，栎阳仓储粮以2万石为1积堆放，咸阳仓则扩至1O万石1积堆放。这些堆积如山的粟米，无意是秦削平宇内、一统华夏的重要资本。到了汉代，粟米更是得到了大规模推广种植。景帝时期的政治家晁错所著论贵粟疏一文中，对粟米的战略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虽然这里的“粟”已成为粮食的统称，但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汉代粟米生产的重要性。汉朝曾长期与匈奴争锋北疆，而为了做好战争准备，西汉历代经治者采用了很多措施，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筹粮和养马。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文帝就曾采纳晁错“以爵位换粮草”之言，为边防部队筹到了“足支五岁”的军粮。官兵口粮还好办，真正要命的其实是战马的饲养问题。在一些古装影视剧中，常能看到军马在厩中吃草的镜头。事实上，汉匈战争初期，汉军战马吃的精饲料可都是粟米，由于这样才干保证马匹体力充沛。那么，战马的肚皮有多大呢？汉书赵充国传说得明白：“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盐铁论也提到“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1匹战马就要吃掉至少6人的口粮，而汉武帝初期，国家已拥有官马40万匹以上，其粟米消耗量之巨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张骞出使西域，引进了汗血宝马的优良牧草苜蓿后才有所缓解。此外，粟米在军中长盛不衰还得益于其良好的存储性。考古人员在发掘隋代含嘉仓遗址时发现，其中1处粮窖中竟保存有已经炭化的谷子（粟）50万斤，这应当是尚未来得及消耗的余粮。而据唐代文献记载，积粟可藏9年，稻米只能藏5年。粟米的保质期几乎是稻米的2倍，事实上粟米贮藏时间也许更长。据旧唐书马周列传记载，直到隋灭亡2023后的唐贞观2023，前者留下的长安府库仍未用尽。粟米的这一优点在军事上意义重大，毕竟古代运送条件落后，边远地区驻军难免遭遇长期无法补给的情况。麦稻反超尽管从秦汉至隋唐，小米一直是军队的“当家饭”，但其并非全国性的粮食作物，只是受当时中华文明的政治中心、军事重心、生产力水平、政府引导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粟米才牢牢占据了军中主食的地位。随着唐朝中后期经济重心南移，小麦和水稻产区不断扩大，大米白面逐渐取代粟米而成为军粮首选。唐初以前，北方地区的小麦和粟相比，仍处在次要地位，征收赋税时甚至被归入“杂粮”之列。但自唐中期以后，小麦种植范围由东向西、向南迅速拓展，到明末，北方百姓的饭桌上已是“小麦居半”。而在南方，通过历朝历代的开发，至隋唐时，江南的生产力水平已有长足进步。南方双季稻在唐代就已普遍种植，还出现了稻麦轮作复种的1年2熟制。此后，大量稻谷北运，和小麦一起成为后世军粮的主体。故意思的是，麦稻制品的普及速度，除受耕作技术、自然条件制约外，还与南北方独特的饮食习惯紧密相关，而习惯有时是很“顽固”的。据学者曾雄生介绍，古人加工主食多采用蒸煮之法，即将粟米或大米制成米饭或粥食用，但用这招做出的“麦饭”无论对于吃惯小米的北方人，还是吃惯大米的南方人而言，都是难以下咽的。古籍中就曾有过南北朝齐梁交战时，南方人组成的梁军因吃“麦饭”导致士气不振、战斗力下降的记载，而梁军后来转败为胜的诀窍也很简朴大米饭外加炖鸭肉。或许有人会问，为啥不把小麦磨成面粉呢？这还真怪不得古人。据考证，直到南宋时期，许多地区出产的小麦仍“软泥少味”“黏齿不可食”，显然不适合加工成面食。但随着品种的改良和面粉加工技术的进步，火头军们“开发”出了越来越多可口、美味的麦类军粮，并留下不少有趣的典故。像今天人们广为食用的馒头，当初就是在军中诞生的。据说，当年诸葛亮平定南疆叛乱回师途中，通过泸水时，为平复水中的怨气，又不愿取人头献祭，就让厨师用面粉做成人头的形状丢进河里，从此便有了馒头这一食品。再如锅盔，据河南武陟县志记载，三国时关羽领兵镇守博望，正值秋旱缺水，难认为炊，军心浮动，关羽飞马派人向诸葛亮请命，欲弃城不守。哪知诸葛亮的回信却是一种节水食品的做法“多用干面，掺水少许，合成硬块，大锅炕之，得食为盔，以灼将士”。关羽如法炮制，烙饼状如头盔，干脆香酥，因水分很少，久贮不变味，特别宜于军旅食用。三国争雄，逐鹿中原，锅盔做法随之传播开来。尚有因戚继光而得名的“光饼”，由于倭寇流窜劫掠，明军跟踪追击，来不及埋锅做饭。戚继光遂令火夫用而粉做成小圆饼，以炭火烤炙，饼色金黄，酥脆咸香，中戳小孔，以绳串之，以便士兵携行食用。副食简易古代的副食品，远不及今天这样丰富多样、美味可口。在保鲜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在军中吃上新鲜的菜肉是一种奢求。除非能就地补给，否则大部分时间里，与征战在外的将士们每餐相伴的恐怕就只有腌制食品。按其材质可分为肉类和蔬菜类。从东汉开始，腌鱼、腌肉被统称为鮓，并因做法不同又分为2类：腌而湿的成为“鲍”，也称“暴腌”；腌而干的称“鲞”（音同“想”）。据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载，制作鱼鮓要选用春秋两季的新鲤鱼，去鳞后切成“长二寸，广一寸，厚五分”的鱼块，浸洗去血后均匀撒上盐，盛在笼中杀净水分，再用添加了茱萸、橘皮、好酒的熟粳米饭做成腌渍料“糁”（音同“散”），最后把鱼放进瓮中，铺一层鱼，盖一层糁，以满为限。待白浆析出便大功告成。而说到腌肉，就不能不提著名的金华火腿。相传，南宋抗金大将宗泽是浙江金华人，由于军前粮食补给困难，宗泽常让乡人制作腌肉运往前线，并将这种美食进贡给宋高宗品尝，皇帝见这腌肉鲜红似火，遂赐名“火腿”。从上文不难看出，尽管鮓味道鲜美，但其加工过程却相称繁复。相比费时费力的腌制品，肉干（古称“脯”，音同“抚”）的制作就简朴多了，只消将牛、羊、獐、鹿肉破成片，浸去血水，用盐和椒末浸泡入味再阴干即可，最后尚有个诀窍就是用“木棒轻打，以令坚实”。内蒙古地区出产一种风干牛肉干，美其名曰“成吉思汗的军粮”，笔者在高中时曾品尝过，这种肉干切成长条，吃起来很有嚼头，极易饱腹。当然，古代军中也不是谁都能吃上肉的，即便沿途围猎也于事无补，普通士卒只有在决战前或大胜后才也许开开荤，而帝王将相的饮食则好得多。比如，腌鱼在历史上就有一则著名的典故：秦始皇东巡至沙丘宫时，重病身亡，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为篡立胡亥，便用随军携带的“鲍鱼”掩盖尸臭，以达成秘不发丧之目的。这里所说的“鲍鱼”跟现在与燕窝、鱼翅齐名的珍馐佳肴无关，而是盐渍后因高温腐臭的腌咸鱼。关于蔬菜配给，古代并无定制，除了自给自足的屯田军能吃到新鲜食品外，大多时候，蔬菜水果同样是高级将领的“特供食品”。既然军中缺少肉食，新鲜蔬菜也很稀缺，那古人又如何解决军队的副食品问题呢？于是“酱”应运而生。先秦年间的酱，重要指用盐腌制的肉食，这一时期尚有专门的字代表不同的酱，如鱼字旁加延，表达的是鱼酱；月字旁加延，意为肉酱。到了汉代，随着大豆的引进，出现了豆酱并不久成为军队的重要副食品，关于这方面的古代文献记录很多。在敦煌汉简中，就有反映河西边塞军人消费酱的资料：“酒三斛，黍米二斛，酱二斗”，秦代传食律中也有相应记载：对御史手下的官差供应“半斗粺米（编者注：精米），四分之一升酱”；爵位在“不更”以下者，则享受“一斗粺米，半升酱”的待遇。由此可见，酱不仅被当时的军人广泛食用，并且还根据身份、职务制定了相应配给标准。有趣的是，豆酱尚有个外号叫“雷不作酱”。这原本是句俗语，指雷雨天不能制作肉酱以防发霉变质，但因豆制品易使肠胃胀气，人食用豆酱后腹内气胀有如雷鸣作响，于是“雷不作酱”便成了豆酱的绰号。从齐民要术中的记载看，这些腌制品的营养价值并不高，保鲜方法则重要依靠发酵和大量用盐。需要指出的是，食盐作为古代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有一套严格的供应制度，例如汉代军队中，士卒每人每月配给食盐3升。在当时医学落后、营养匮乏的条件下，盐与其讲是一种普通调味品，莫如说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源泉。饮料不俗都说吃喝不分家，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古代军人的饮料。中国的酿酒历史几乎和中华文明同样源远流长，而酒与军队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军队出征前要喝壮行酒，凯旋要痛饮祝捷酒。诚所谓“酒壮英雄胆”，于是便有了秦军将士不穿盔甲、赤膊上阵的豪迈勇武，也才催生出“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样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故意思的是，古代军旅中的确有酿酒师的编制，专门负责造酒供应部队，为此还引出了一段“阮籍从军”的趣闻。阮籍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因政局险恶，明哲保身的阮籍本不想为官，可当他听说步兵营厨极善酿酒并贮有佳酿三百斛时，就向朝廷请求出任步兵校尉。他就职后不问一事，天天工作就是喝得酩酊大醉，只待这些好酒喝尽后便辞官而去。但是，与阮籍当年所饮之酒不同，今人常喝的白酒事实上是元代以后才有的。此前，中国人喝的酒重要是黄酒、米酒和果酒。由于尚未采用蒸馏技法，古代粮食酒度数都不高，且饮用时大多需要加温。由于度数不高，故而“千杯不醉”；由于老酒要温着喝，才有了“煮酒论英雄”。但酒精含量低，也直接决定了这些粮食酒极易酸腐。相比之下，倒是果酒更易保存。盛唐时，随着对西域经营的进一步加深，边防官兵已经时常可以喝到本地酿造的葡萄酒、三勒浆等饮料。三勒浆产自波斯，是用庵摩勒、毗梨勒和河梨勒3种树的果实酿造的果酒，在古代是和高昌葡萄酒、龙膏酒齐名的佳酿。此外，饮茶在中国也有着悠久历史。虽然“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只是传说，但古人对茶叶的营养价值和药用功能已有所了解。通过在茶叶中加入橘子皮烹煮茶汤，或将茶制成饼后磨粉，再加入其他食材调成糊状，食用后可以起到提神和补充维生素的作用。流传于闽、粤、赣客家人居住区的擂茶（粥），因其祛寒消暑、清火解毒的神奇疗效，据说，曾先后帮助东汉伏波将军马援、三国刘备和北宋军队抵御过瘟疫的侵袭，而茶叶中富含的多种微量元素对缺少新鲜果蔬供应的士兵们来讲，无疑也是一种重要的营养补充。综合来看，古代军人的饮食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现代研究表白，长期食用脱水和腌制食品，不仅缺少维生素，更会因其中所含的高盐成分诱发动脉硬化、胃癌、骨质疏松等各种疾病。由此亦不难窥见古人征战之劳苦，和平的来之不易。决胜地下中国历史上的坑道战传奇作者：吴成林史军李野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23年第5期，第4448页坑道战是战争中一种特殊的攻防手段，借助坑道，进攻部队可以隐蔽接敌，出奇制胜；劣势装备的部队则能借此保存实力，抗击强敌，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