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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逐年下降的原因
一．引题
近年来，在各种媒体报道上不断出现这样的说法：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连年下降，说明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严重失衡。（如《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8日的《普通民众为何不敢花钱？》，就是一例）。
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确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9年的35.6%。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居民消费真的下降了吗？仔细观察统计数据会发现，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绝对值”非但没有萎缩，反而连年上升。最终消费增长率一直在高位运行，2004年为12.31%，之后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7和2008年都达到15%以上。2009年消费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9%。除了2009年之外，最近几年，消费增长速度都快过GDP增速。
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居民消费上升的速度大大超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巴西、印度、韩国等相比也毫不逊色。在这里，数据打架了。一方面，居民消费支出绝对值在持续高速上升，另一方面，这类支出占GDP的比重，确实在逐年下降。
表面上看，数据打架的原因很清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大幅增加政府投资，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惊人，这是导致消费占GDP比重逐年下降的根本原因。同样的，在2008年美国和欧洲遭遇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再次大幅度增加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出4万亿元刺激计划，使得消费占GDP比重进一步下降。
与此同时，因为中国居民需要为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和购房积累资金，不敢过快增加消费开支，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原本可以增长更快的潜力。
但以上分析的都是表面原因，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其主要原因。

二．我国居民消费比重逐年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城市化进程缓慢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动趋势看，农村居民消费是我国消费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消费增长速度看，1979年-2007年，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5.7%，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11%，政府消费年均实际增长11.2%。只有农村居民消费增速低于总消费增速(9.4%)，是总消费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
从消费率看，2007年我国总消费率为48.8%，比最高峰时的1981年下降了18.3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了22.9个百分点，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度为-125.3%；城镇居民消费率上升了5.9个百分点，贡献度为32.3%；政府消费率下降了1.3个百分点，贡献度为-7%。农村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是我国总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从消费贡献率看，2007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9.4%，比1981年下降了5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3.8个百分点，占比为81%；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占比为11%；政府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2个百分点，占比为8%。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是我国消费贡献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城镇化进程对提高消费率有重要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均呈下降态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91.7%下降到2007年的53.4%，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300%。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5.7%下降到2007年的20.3%，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44%。
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1978年的1.18下降到2007年的0.86，下降了0.32，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133%。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1978年的1.03下降到2007年的0.79，下降了0.24，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26%。
1979年-2007年，居民消费率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度为-93%。其中，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合计约为-152%，城乡居民人口结构变动(即城市化率的提高)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合计约为135%，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合计约为-76%。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是我国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消费率下降也有较大影响。特别要指出的是，城市化率提高是我国消费率变动的惟一正向促进因素。城镇化率偏低，城镇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也是我国消费率低、投资和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

（二）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数人集中
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分布结构。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国民收入在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
一是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导致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在我国GDP结构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在1995年以后开始逐年下降，固定资产折旧所占比重基本稳定，而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比重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仅为39.7%，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31.3%，比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
从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分配结构来看，也反映出国民收入在加快向企业集中。1992年-2005年，企业(包括金融部门)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11.7%上升到20%，上升了8.3个百分点；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先降后升，2005年为20.5%，与1992年接近；居民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68.3%下降到59.4%，下降了8.9个百分点。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企业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基本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而居民所占比重基本上是逐年下降。
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大幅下降。1983年以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占居民总收入1的比重基本上逐年下降，从1983年的66.9%下降到2007年的27.3%，下降了39.6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收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1983年的33.1%上升到2007年的72.7%，提高了39.6个百分点。尤其是2000年以后，二者有加速变动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重差距急剧扩大。
三是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占人口比重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比重在下降。以城镇居民为例，2000年-2007年，按各收入组权重计算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加权平均增长10.9%。其中，占城市家庭60%的中等收入以下组的贡献率只有52%，占城市家庭40%的中等收入以上组的贡献率达到48%。10%的最高收入组的贡献率为14.3%，而10%的最低收入组的贡献率只有6.2%。这说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由高收入家庭贡献的，居民收入正在向少数高收入群体集中，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增长较慢，收入比重下降。
四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消费倾向下降。一般来说，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低，而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如果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则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社会的消费倾向就越低。利用城、乡居民住户资料和基尼系数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分配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成反比关系，即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平均消费倾向越低。而且，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更大。

工资性收入增长较慢是城镇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从城镇看，与劳动者报酬对应的工薪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渠道。1990年-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其中，工薪收入年均增长13.7%，比重从76.1%下降到74.2%，仍是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导致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因素。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14.7%，比重从21.7%上升到24.6%，是第二收入来源。经营净收入年均增长24.5%，比重从1.5%上升到6.8%，是增长最快的部分，也是第三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20%，比重从1%上升到2.5%，增长较快但比重仍然很低。
从农村看，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1990年-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1.1%。其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年均增长8.9%，比重从75.6%下降到53%，仍是主要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15.4%，比重从20.2%上升到38.6%，是第二收入来源，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12%，2007年比重达到5.4%，是第三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9.1%，比重从4.2%下降到3.1%。从发展趋势看，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还会持续提高。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较大的也是工资性收入。从2007年看，工资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接近90%。
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还有其他原因，如历史文化、社会年龄结构、流动性约束等，但最直接、最主要的还是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城市化进程缓慢。
三．改善措施
如何在确保居民消费绝对值上升的同时，提高消费占GDP的相对比重？首先，要看政府是否会长期保持高投资水平。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加大政府投资，建设了一系列重点交通和水利工程，对经济起到了良好提振效果。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政府却已很难模仿罗斯福新政，因为美国已经找不到多少值得大规模投资、并能带来较好经济效益的建设项目了。在美国，高速公路早已四通八达，该修桥的地方早就修了桥，连十来万人的小城市都修了机场。中国和美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还在起飞阶段，有许多值得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就非常羡慕中国能够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正是由于大规模基础建设，在全球经济一片萧条的情况下，中国在2009年依然保持了8.7%的高速增长。但再过几十年，中国也会超越这个发展阶段，将很难持续采用投资基础建设来拉动内需。

　　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也存在很大隐患。铁路、公路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政府大规模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债券融资或者增发货币。如果公共债务不断上升，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很不利。寅吃卯粮，当时舒坦一阵，后患无穷。倘若以增发货币的方式扩大投资，更是饮鸩止渴。一旦触发恶性通货膨胀，很可能颠覆经济增长趋势。2009年，中国银行贷款猛增9.6万亿元，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投入了基础建设。银行不良贷款风险上升，不得不加倍警惕。

　　再看方程式中的另一个变量

——居民消费。要提高居民消费水平，需要多管齐下。

　　第一，增加生产永远处于第一位。消费水平的提高应当是增加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存量的结果。在没有充分提高产出的情况下空谈提高消费水平，只不过是望梅止渴。第二，通过减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目前，中国政府财税收入占GDP比重过大，在世界各国当中名列前茅。尽管税收负担很重，但地方政府依然入不敷出，债务高达7万亿元。要刺激消费，夏季要削减政府开支，减少居民税负。第三，稳定金融，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总额，减缓通胀预期。只有切实保证居民的未来购买力，人们才能放心增加当期消费。第四，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加完善廉价的医疗、失业和养老保险，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第五，大力发展中心城市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所，安居之后才可能增加消费支出。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项改革配合才能见效。没有一个全面的改革安排，简单地喊提高居民消费，其结果很可能是拔苗助长，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