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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歌的总体特征

１. 精神美
唐代是一个气度恢宏的大国，中外交流，儒道释三教并存。诗人的创作空间宽松，他们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当时诗人们都有点自命不凡，都希望有所作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当时的诗人，都有一股昂扬的精神状态。“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自我解放！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广阔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正因为唐代有这样比较自由的空气，有这样的气度和精神，所以他们才能把他们自己心灵的感受，内心的本质力量，自由地转化为美的艺术形象。诗人能够把自己全部的本质力量投射进去，迸发出充实而又光辉的美。
２.音乐美
我国古代的诗，一直与音乐结合在一起。诗三百首，都是合乐的。诗歌的节奏是随着感情的节奏而起伏变化的。这种感情的节奏，就富有音乐性。讲究声韵和格律，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唐诗就非常讲究声韵与格律，因而唐诗具有音乐的美，读起来琅琅上口。我们读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如行云流水，声音到处感情到，不仅琅琅上口，而且韵味无穷，不能不叫人感到一种音乐的美！
３.建筑美
所谓建筑美，是说唐诗象建筑一样，善于通过具体意象的描写和组合，把本来是按照时间顺序流逝的时间艺术，转化为具有空间的立体感。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都是化动为静，把生生不已的宇宙壮观，转化为象建筑一样巍然屹立的立体形象，然而，静中又有动，实中又有虚。唐诗也有这样的特点，它所描写的多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意象，但它所表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诗思和感情。李白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送友人》），“浮云”与“游子”，“落日”与“故人”，是毫不相关的各自独立的意象；诗人只是并列地把它们罗列在一起，不加任何分析性的说明，可是我们一读，却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某种深永的感情。唐诗的建筑美，就来自于这种具体意象的罗列与组合。
４.个性美
诗歌是自由心灵的抒写，必须有个性。唐诗之所以美，也在于它有个性。个性是从自我的觉醒开始的，诗人都善于以其独具生命特色的个性，来观看和发见世界。唐代的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都是具有高度个性的人，因而他们善于发见世界的美。反映到诗中，就成为唐诗的个性美。
李白是最富有个性的人，因而他的诗，特别具有个性美。例如《山中问答》：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首诗，真是玲珑透彻，美极了。表面看起来，诗人“笑而不答”，什么都不肯说，但实际上，他什么都说了。他的诗，美就美在明白晓畅而又自然。他的自然，是一种“谪仙人”的自然，一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自然。这种自然，来自于性情的天真，胸襟的开阔以及李白那种没有任何保留的个性的流露。
而个性的美在杜甫的诗中，不仅仅停留在个别现象上面，而是提炼和升华为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一种富有个性色彩的普遍哲理，常常焕发为一种明智的光辉，一种思想的闪光：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这样一些名句，那更是把自己独特感受融入到的社会现象或历史经验中，加以熔裁提炼，再以自己独特的感情方式表现出来，因而变成了永恒不灭的形象。
５.意境美
如果说个性美是诗人精神成熟的标志，那么，意境美则是一首诗在艺术上成熟的标志。每首成功的诗，都应当是一个自成系统的艺术世界。有了这样的艺术世界，也就是有了意境。文学艺术都要塑造形象，诗歌也要塑造形象。但诗歌的形象不是完整的戏剧性动作和人物性格，而只是一种意境。意境是诗人把他感于外而又动于中的思想感情，凝聚到艺术形象中来，变成深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中国古代多是抒情诗。抒情诗要抒情。但情比较难于直接描写，而要通过景来反映、来衬托、来显示。中国古代唐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克服了物与我、客观与主观的矛盾，进一步达到了情景相生、情景交融的地步，因而他们取得了诗歌艺术上的更高成就，创造了中国诗歌最高的意境美。
那么，怎样创造意境美呢？
首先，写景抒情。诗人在写作中，渗透进、灌注进了一股浓郁的感情，使这感情笼罩在景的当中，因而我们所看到的虽然全都是景，但我们所感受到的却处处都是情。一句话，景由外境变成了内心的境，变成了诗人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世界，这就是意境。例如王勃的《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其次，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应当是一个有机的生命的整体。我国意境的讲法，更多的从诗人的主观感受出发。诗人在兴发感应的基础上，移情入景，化景为情，然后创造出一个独立自足的、生气盎然的世界。例如王维的《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在这里，诗人把他所感受到的情与景，融合统一在一个月色竹林的天地里。这个天地确实小，小到只有诗人一人。然而，它却是那样自足、和谐，那样有秩序，而又那样充满了生气和生机。因此，它又是那样丰富和充实。它是安静的，但却不是死寂的。在无人的月夜中，却有人怀着深情，在弹琴，在长啸。正是这一切，使人读着的时候，在抒情的想象当中，走进了一个诗人所创造的世界。我们陶醉在这个世界，感到美。
第三，唐诗意境美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不是通过言语直接讲出来，而是通过形象的描绘来启示，来渲染。例如王昌龄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缭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诗仙”和“诗圣”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
李白是盛唐时期最为著名的诗人。李白的身上兼有游侠、隐士、道人、策士、酒徒等类人的气质或行为。这与他一生生活道路的复杂，思想性格的复杂是分不开的。他一方面接受了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一方面又接受了道家的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的一切的思想。
李白的一生由两条主线所贯穿：一是他的仕途生涯，二是道教对他的影响。
李白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他的少年时代生长于蜀中，蜀中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甚大。道教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正因为他青少年时代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使他具有了狂傲飘逸洒脱的气质，使他诗中也具有那种浓烈，奔泻而出的感情和奔放的气势。
开元十二年（724），大约24岁，李白开始游历生活，并多次希求荐用，屡遭失败。天宝元年，李白奉召入京，这时候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但不久后，就被权贵们所诋毁仕途再受打击，使他对朝廷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但又关心国家大事，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并无减退。安史之乱起，李白以为报国时机已到，入永王幕，慷慨从军，后却被定为反叛罪，长流夜郎。在途中被赦免。到李光弼出征东南之时，他再次从军，无奈半道病还，逝当涂，年62岁。
李白将盛唐士人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理想化了，同时又具有唐代诗人一般的“济苍生”，“安社穄”的儒家用世思想，因此，他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必然导致失败。但是他始终向往这样的理想。所以始终在成功与失败之间不停地来回，使他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之中，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
李白一生受到了道家，纵横家，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贯穿李白的一生，则是道教对他的影响，之所以这部分单独提出，就是因为神仙道教信仰在他思想中有重要的地位。少年时代生活于道教浓郁的蜀中之地，自然耳濡目染。因此，李白在不少的诗中表现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思想。另外他的狂傲不拘，飘逸洒脱的气质也来源于这样的思想基础，贺知章曾称他

“谪仙人”。“狂”是他人生的象征，他的侠胆、仙趣、狂饮都极大的刺激着其个性中那高傲狂放的因素，使他的个性意识常处于一种膨胀状态，形成了他独有的浪漫、狂放、倨傲达观的性格。尽管他在诗歌中常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感慨，其实是出于内心深处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人生的向往，渴望任随自然、融入自然。在诗中，李白常通过对仙境和神仙生活的描绘，表达对自由的向往和傲世独立的人格精神，以神仙的洒脱快活，表示对现实世俗的反抗,于飘飘欲仙的奇异想象中，将强烈的自我意识，天真的自命不凡和与众不同的个性，充分表现了出来。
李白的创作风格：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实浩瀚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可以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评价李白的创作风格可以从他的绝句，乐府，歌行三种体裁来谈论：
绝句是李白感情世界的瞬间呈现，其开朗的性格，率真的情感，洒脱的气质，全都灵感一闪地反映出来，脱口即成绝唱。
李白的七绝，以山水诗歌和送别诗为多。在这些诗歌中，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无论写景言情，都有种一气流贯的俊秀和爽朗，如《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山中问答》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问奈何事栖碧间，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他的绝句境界清新，而内蕴飘逸潇洒的风神。《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写出了诗人在大自然怀抱和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审美感悟及片刻情思，属于兴到神会，一挥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刹那的感觉蕴含无穷的韵味，极富生活情趣，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
李白不仅绝句的成就卓越，而且乐府和歌行体的作品也有不俗的成绩。如乐府诗《蜀道难》，他用这一古题抒发自己的感叹，于诗中再三嗟呼“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说“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猴欲度愁攀缘。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极力渲染蜀道高峰绝壁、万壑转石的险难，给人以生动的空间感和体验感。
李白的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是，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与喷发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他的诗歌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诗歌中的意象多为：大鹏，巨鱼，长鲸，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壮美雄奇之物。“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这为其提供了更多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制造了更多的浪漫，意象亦极为阔大壮观。
他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在诗歌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给人以飘飘欲仙的感觉。他在诗歌中用尽夸张渲染烘托拟人等手法，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等。都体现了诗仙的独特气质和风格。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他的诗歌的艺术性更是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的颠峰。
杜甫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其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期：第一个时期是杜甫的青少年及其壮游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杜甫困顿长安十年求仕的时期，第三是杜甫在安史乱中为官时期，第四是漂泊西南和终老湖湘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最后得到一个参军的小官。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使他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独自去投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和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并表荐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杜甫是为了避乱谋食来到蜀中的。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杜甫因此一度逃离成都，携家流浪。一场暴烈的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失望，他后期的诗歌，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蜀中重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凭依，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辗转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到五十七岁那年，终于乘舟出三峡，却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历五年、五十九岁上，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得到一个凄凉的结束。

“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为中心，杜甫的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以说是杜诗的第二次高峰。

综观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动乱的社会现实，长期的生活磨难，使其年轻时的理想壮志逐渐为沉郁、感伤所取代，忧国忧民，慨叹身世，愈至晚年，其情绪愈加强烈。这种感情发之于诗，便是潜气内转的起伏顿挫，给人波澜老成之感，其《蜀相》、《登高》、《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均为典型之作。或景中含情，或借古说今，或欲说还休，反复吞吐，言情顿挫，都突出地表现了这种风格。

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杜甫下字力求准确有力，使每一个字都含有很重的分量和很深的含意。他很善于用实词，如《旅夜书怀》中“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着一“垂”字写夜色笼野之阔，着一“涌”字，切大将奔流之状，深得炼字之妙，又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出”状鱼儿欢跃，“斜”摹燕子轻盈，无一字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