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国前后毛泽东的资本主义观.docx

试论建国前后毛泽东的资本主义观

王敦琴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8）
[摘要] 建国前后，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有一个循序渐变的过程。建国前较多提利用资本主义，建国时主要强调限制资本主义，建国后提出改造资本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用”是策略，“限制”是手段，“改造”是目的。
[关键词] 毛泽东；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
[中图分类号]A841 []A []1001-8999 (2010) 03 -0019 -05
如何对待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是毛泽东一生都在思考的重要问题。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依据形势的发展、社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的表现而有所不同。本文主要探讨在建国前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主体态度，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对资本主义政策的嬗变过程，从而搞清建国后资本主义从保留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再到很快绝迹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一、利用资本主义——建国前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构想
1．呼吁成立联合政府，提出发展资本主义
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毛泽东就在思考抗战胜利后中国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抗战之初，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毛泽东特别强调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事业上的合作，“这对统一战线的发展是有帮助的”[1]。毛泽东对根据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样做是在毁灭革命。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较多考虑着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他认为“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政府”[2]。方法是“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3]，这个政府应该由选举产生。
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特别强调组成联合政府的重要性。他提出：“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4]他认为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
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的作用。为了争得国内的和平，争取建立民主政府，他充分地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并对民粹主义提出批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毛泽东批评说：“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5]他强调：“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6]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与我们提倡的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尽管不是一回事，但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成立联合政府有没有希望？我们要尽量争取。”[7]毛泽东所说的联合政府，其实是让蒋介石政府进行改组，并为此作出过努力，试图力促政府改组得以实现。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在分析了形势后认为：“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8]此时，毛泽东认为必须对蒋介石有所让步，走弯路将使党更加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在此基础上，然后再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此时，毛泽东要求建立联合政府、要求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不只是一种姿态，其态度是真诚的。他甚至设想这样的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要“奖励私人企业”[9]。
2．构建新民主主义国家，提出利用资本主义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运筹帷幄之时，致力于构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对待资本主义的政策应该是利用。
他特别强调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剥削阶级范围之内，绝不允许超出这个范围。而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小些，只打击大地主、恶霸、特务分子等。毛泽东强调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我们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10]。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新区面积越来越大，毛泽东较多地思考新解放区的政策问题，对各阶层商人是否可以筹款、如何筹款等都非常小心谨慎。毛泽东深深知道，如果不把全民族大多数人都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中，那么胜利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全国胜利后，为了巩固胜利，还必须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样胜利才能巩固。他强调，边区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而“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11]。
在解放战争艰苦的岁月里，毛泽东重视对工商业的政策，认为应该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12]。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就是极大的失败。毛泽东强调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须防止过左倾向．他说：“我们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右翼）和在经济上保护他们，二者似乎矛盾，其实并不矛盾。”[13]毛泽东认为对待自由资产阶级应让群众在政治上认识他们的反动，进而逐步抛弃他们，“经济上，则将在长时间内容许他们存在，并使他们的经济在政府法令许可下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利经济之恢复与发展”[14]。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过左性急，是错误的。毛泽东一再强调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在政治上的打击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不能混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强调：“现在我们是采取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15]

到解放战争后期，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崭新的中国呼之欲出。此时，毛泽东更多考虑的是：打败国民党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又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在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可以参加经济建设， “只要中国尚未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是可以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道前进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所应当和必须消灭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16]。
二、限制资本主义——建国时毛泽东为巩固政权所采取的政治经济策略
1．政治上从吸收资产阶级代表分子参加政权至又团结又斗争
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酝酿新中国政权组成时，对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相应的考虑。在《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电》中说：“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他在一个报告中又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17]，“吸收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知识分子代表资产阶级参加”[18]。毛泽东认为，解放战争胜利后，应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
建国初，在土改过程中，毛泽东强调不动富农，不仅是为了更好地打击地主，也是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向邓子恢等中央领导人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时认为，在土改时只动地主，不动富农，这样，就能更好地孤立地主，并更好地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要求：“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19]
建国后，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一方面是注意团结，另一方面也保持着几分警觉。1949年12月，上海市委致电中央，说上海有许多大型中型工厂负债甚多，难于维持，要求政府贷款，否则有大批会倒闭。毛泽东甚为怀疑，他让陈云作番了解，说：“资本家叫得那样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有借此抵制公债的意图。”[20]同月，毛泽东指出： “在劳资关系中，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能依靠的。”[21]
毛泽东不时提出对待资产阶级必须又团结又斗争。毛泽东认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22]同时，毛泽东将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教育的工作逐步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23]
由此可见，在接管大城市的过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成为主旋律，同时，对其进行教育的工作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2．经济上从不过早限制资本主义至强调节制资本
建国前后，毛泽东提出对资本主义不应过早限制。他说： “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24]当中南财委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报告称关于武昌私营纱厂现要停工亟待解决时，毛泽东指示武昌私营纱厂应予维持。毛泽东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私营工商业统统要拿到政府的翅膀之下来，是有理由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当然，资本家要拿走一部分利润，那是必需的。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25]毛泽东还要求在土改工作中如果有破坏工商业的地方，那么，省委、地委两级应随时指导纠正。
尽管毛泽东曾声明不过早限制资本主义，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关于节制资本的思想不时被提起。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26]他又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27]。周恩来在谈到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时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下，不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而是节制资本。”[28)
毛泽东一向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而有资本主义存在就有剥削和压迫存在。正如朱德所言：“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他们在经济上还没有获得完全解放，他们还受着资本家剥削，这种剥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只能够受到限制，而不能够消灭。”[29]由于有资本家存在，就有剥削压迫存在，这是毛泽东常常感到不能容忍的，因此，薄一波在评说毛泽东与刘少奇对待私营工商业的观点时，认为：“毛主席在强调要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少奇同志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30]
如前所述，建国前后，毛泽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在讲团结的同时，开始考虑对其进行教育的问题，因而，在考虑建国后的资本主义问题时，在利用的同时已开始强调节制、限制了。
三、改造资本主义——建国后毛泽东在现实面前的必然抉择
1．从合理调整工商业至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
新中国建立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为此，中央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有利于恢复生产的措施，其中包括对工商业的调整，特别是调整了公私、劳资、产销等方面的关系，这就对私营工商业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然而，私营工商业在得到一定发展的同时，往往不满足于现状。陈云曾一针见血地评论说：私营工业过去对政府的加工订货感恩不尽，现在有一部分人已经把加工订货看作负担，因为加工订货只能给他们以正常利润，不能给他们以暴利。现在这种现象还未泛滥起来，对此不能作过分估计，但应指出，这种趋势是在增加。[31]当然，以什么形式来反对资本家牟取暴利，起初采取的是经济的政策。主要对私厂实行加工订货，产品议价，以及对若干种产品的统购等。陈云在谈财经工作的方针任务时说：“这种政策，可以用来反对资本家牟取暴利，限制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因素，必须坚持。……对私营工业的合理经营的部分，要继续加以保护，限制的只是那些违法暴利的部分。对私营工业和私营商业的税收政策仍应有所不同，以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业。”[32]
当私营工商业者试图牟取暴利初露端倪时，中央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者的发展问题就开始谨慎起来。陈云说：“我过去只说国营经济的领导．现在第一次说到国家计划的领导。今后国家计划很可能是公私斗争中我们手里的一个重要武器。将来生产、价格、加工、订货都要根据国家计划办事。这是《共同纲领》中已经规定了的。具体来说，在工业方面，我们要增加日用必需品工业中国营的比重，现在国营工业的比重还太小，不足以保证领导。要适当扩大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即适当扩大加工订货的范围。”[33]
随着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的开展，私营工商业中的问题也逐步暴露，这更加引起领导人对中国发展前途的担忧。1952年1月，周恩来在谈到“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时说：“私人经济事业如果不受限制、不受领导而任其自由发展，则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将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资本主义。”[34] 1952年3月，毛泽东要求要“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35]。
可见，在对工商业进行调整之后，私营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很快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一方面，一些私营工商业者不满现状，企求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毛泽东等鉴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了解，又不可能任其无限发展，因此，加强计划性、进行限制是不可避免的。
2．从开展“五反”运动到最终消灭资本主义
在合理调整工商业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不法资本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不惜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包括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以此牟取暴利。一些不法资本家不择手段，他们拉拢腐蚀干部，使得部分意志不坚定者腐化堕落。据统计，不法资本家偷税漏税的情形非常严重，如上海占99%，天津占82%。更为嚣张的是，竟敢在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上大做手脚，伪劣产品给志愿军造成不应有的伤亡。不法资本家在国家机关和要害部门设立坐探，窃取国家经济情报，扰乱市场。[36]如此等等，这样的后果是不仅削弱了国营经济、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且侵蚀了党政机关、腐蚀了国家工作人员、从政治上造成很坏的影响。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一个文件批语中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37] 1953年春，毛泽东将李维汉《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问题》报告中的“利用、限制．改组”的提法改为“利用、限制、改造”，很显然，其重心是在“改造”方面。当然，改造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正如陈云所指出的：“对私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它将受到私商各种各样的抵抗。在整个改造过程中，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是很复杂很尖锐的。”[38]
改造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必然的抉择。1952年6月，陈云在全国统战工作汇报会上谈市场与公私关系时说： “国营贸易的比重增加了。这种增加是被迫的，又是必要的。为什么是被迫的呢？因为一搞‘五反’，资本家不做买卖了，如果不增加国营贸易的比重，加工订货也不搞，农村土产没有人收购，工厂的产品没有人买，整个社会经济就要停顿。”[39]“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资本家就会在各种政策上跟我们有争执。”[40]毛泽东对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认识是自始至终的。在三大改造即将完成之时，毛泽东对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说： “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41]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毛泽东仍然认为他们有两面性，也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由此可见，消灭资本主义势在必行。一方面，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对资本主义的警惕性，特别是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暴露之后，毛泽东更加警惕。毛泽东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胡作非为。而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私人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使毛泽东感到矛盾不可克服，他说：“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42]既然矛盾不可克服，就必须进行斗争。另一方面，消灭资本主义亦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43]。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28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的就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以实现社会公平、人人平等，为的就是美好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前途。因此，当消灭剥削压迫、实现平等公平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的时候，消灭资本主义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有一个循序渐变的过程。抗战时期，毛泽东倡导建立联合政府，提出发展资本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构想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提出利用资本主义；建国时期，毛泽东提议吸收资产阶级代表分子参加政权，强调不过早限制资本主义；建国之后，毛泽东提出增强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提出节制资本；“五反”运动之后，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并最终提出乃至实际消灭了资本主义。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大体经过了“利用——限制——改造”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 “利用”是策略，“限制”是手段，“改造”是目的。在建国前后，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差异和这么快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时局的变化，二是缘于资本主义的表现，三是基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高度警惕的主体态度。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01．
[2][3][4][5][6][7]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22，214，234 - 235，323，384, 414.
[8][9][13][14][15]毛泽东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27，312，312，268.
[10][11] [12] [16][17][18][24]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5，33，46，60，135，139，139．
[19][21][22][25][35][37][43]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4，25 - 26，49，61，201，231，287.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202．
[23][2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77，1479
[27]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06．
[28][34]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8，82．
[29][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5，61 - 62．
[31][32][33][38][39][40]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35 -136, 148, 137, 235, 156, 166.
[36]王敦琴，毛泽东缘何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3): 108．
[4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70．
[4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406 - 407．
（责任编辑：曾 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