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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观音美术形象在华嬗变之原因

刘春潮
摘要：在中国佛教美术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外来艺术本土化和宗教艺术世俗化的过程。众所周知，观音菩萨在中国影响久远并经过汉民族的吸收、过滤与改造，其形象在中国经历了由男身变女体、由老年妇女变妙龄少女的过程，这可以从不同历史时期的观音美术造像中看到这种发展趋势。也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造，使得观音达到妇孺皆知并被广泛崇拜的尊崇地位。该变化的内在原因与动力机制是什么？文章认为这是多种合力作用下的结果。
关键词：观音菩萨，佛教美术，本土化
观音菩萨本名观世音，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称观音。观音信仰传入中国较晚但传播迅速并深受民众欢迎，其重要原因是：第一，《法华经》卷八《普门品》中宣扬观音的菩萨心肠，能为世人解除一切灾难，甚至简单地口诵“观世音救苦救难”即能应验，这增强了对民众的吸引力；第二，广泛宣传的结果。《法华经》自问世以后僧人加以诠释，对菩萨的神通概括为解“七难”并提供例证，“七难”即火难、水难、风难、刀难、罗刹难、枷锁难、盗贼难。只要一心诵念，可使刀砍自折、浪高自平、火焚自灭、系囚而脱、求子得子……；第三，《观世音经》浅显易懂、修行简便而易被人们接受。[1]P28-29
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美术，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佛教中国化与宗教艺术世俗化的过程。众所周知，观音菩萨在古印度有一个由马驹变菩萨的传奇演变，在中国则有一个由男相变女身、由老年妇女变妙龄少女的过程。关于观音菩萨的性别，在《法华经》中有“善男子”的记载，《华严经》中说其“勇猛丈夫观自在”。中国的早期观音造像多依照古印度作“善男子”相，其形象源于印度贵族，有着世俗的尊贵与佛国的超脱的双重属性。唐代是观音向女性转化的一个主要时期，出现了大量倾向女性的中性形象，“菩萨类宫娃”就是佛教世俗化的表现之一。那些造像凤冠垂发、凤目朱唇、半裸斜披天衣，有的虽还保留了鬓须，有妩媚而庄严之感，但是整体上倾向女性的雍容与和蔼，有不离人间而又高出人间，高出人间而又接近人间的特征。宋代以后，随着佛教艺术进一步世俗化，观音形象基本定型为女性形态，且造型愈发端庄秀美，以完全世俗化的形象来体现宗教的神圣性与世俗的真善美。观音是何时女性化的，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认为是在六朝时期，清人董文庵在《见道集》中认为是在唐宋时期，明人胡应麟在《庄岳委谈》中认为始于宋时，明人王世贞则主张始于元明间。近人赵克尧认为：“始于东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于唐宋，定型于宋，沿习至今。”[2]
关于观音的性别，从佛教教义讲，释迦牟尼创佛教之初信徒都是男性，要求他们出家并割断和家庭社会的一切联系，过禁欲行乞生活，严禁女性入教。……嗣后，佛教改变了此条戒律，女子亦可成为信徒，除男女僧徒需分居等诸多具体规定外，还宣称：女徒如果想取得正果必先修男身。在此情景下，女性菩萨的出现不可思议。随着佛教发展为大乘，开始有了菩萨神祇，观世音菩萨随之出现。一些佛教经典在解释这一问题时，称其为中性，即非男亦非女，仍是讳莫如深。……观音可以根据需要以男相或女身现身。[3]P7有人认为，就佛教典籍讲菩萨本为中性，所以观音不存在女性化的问题，是那些受世俗影响的文人在书斋中想象出的问题。[3]P9
但是，普通民众还是能够看出这种性别差异的，而且就整个宗教发展史来说，也是不断适应社会、走向世俗的过程。中国历代观音菩萨美术形象的嬗变特别是由男身变女相，其内在原因和动力机制是什么？本文认为，这是多种合力作用下的结果。
一、妇女地位的提升
为什么观音在印度佛教中被描绘成“勇猛大丈夫”，而在中国佛教中却描绘为慈爱女性。其实这种变化反映出中印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
在古印度，妇女没有政治、宗教等权利。其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等，妇女的地位和首陀罗一样是最低贱的，没有参加宗教活动和祭祀的权利，在家庭中则附庸于男人。而在佛经中，有许多对妇女不公正之处，如《中阿含经》中说：“女人不得行五事，若女人能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及转轮王、帝释、魔王、大梵王等终无是理。”《金刚心总持论》中“女人五漏论”第二十八云：“女身何名五漏：一漏不能为身主，二漏不能为家主，三漏不能为人主，四漏不能为物主，五漏不能为圣主，是名女人五漏之体。”所谓“漏”，即“烦恼”的异名，女人之所以不能成为“五主”，主要是因为烦恼障重。
佛教东传后，中国主要盛行大乘佛教。在大乘经典中，佛陀呼唤男女平等的思想得到张扬。如《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和《胜鬓夫人经》中都说男女平等而且皆可成佛。《首楞严三昧经》中说：“发大乘者，不见男女，而有别异。”《涅槃经》中佛陀则说“如来法是丈夫法故，若有众生，不知自身持有如来性，虽是男儿身，我说此辈是女人。若有女人，能知自身持有如来性，虽是女儿身，我说此人是男人。”这些话出自佛祖金口，不仅为观音女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为观音的女性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接受心理。
观音的出现同中国当时社会心理的普遍需求也有关系。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尼姑和女居士人数骤增，不少上层妇女也笃信佛教，如北朝就有17位帝后出家为尼，其中就有北魏的灵太后。这时，需求一个女性的崇拜对象来吸引女众并为她们解除苦难，在这样普遍的社会心理需求下，女性观音便应运而生。世俗统治阶级中有佛教女信徒，而在极乐世界中却没有一个女性菩萨，未免使她们失望，而且，对于怀着女性的特有愿望，如恳求怀孕得子，所面对的全是男性菩萨实在有些不便。在封建伦理观念很深的中国，在信仰佛教的妇女房中供奉一尊男性菩萨像，也有悖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正统思想。所以，女性菩萨便应运而生。[4]
宗教从来都是社会生活的折射，观音的变相也与个别女性权贵的介入有直接关系。唐代，观音女性化则与武则天的影响有关，她制造自己的名字、在寺庙出家、在洛阳造卢舍那像等行为，使得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佛教僧人为武后称帝也大造舆论，甚至不惜伪造《大云经》，暗示武后就是弥勒菩萨转世。既然君临天下的人是女的，佛教中也应该有主宰众生命运的女菩萨。有人甚至认为，龙门石窟中的主佛卢舍那即是武后本人写照。
二、观音的慈悲心怀
观音的名号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也就是说她以慈悲为心怀，救世为首务，大慈大悲、有求必应，而且法力无边。这种慈悲精神通过经文、史籍、地方志、笔记、小说、诗歌、传说、故事、变文、唱词、雕塑和绘画等的宣扬，展现了观音在民众心目中的美善形象，以吸引民众皈依。在民众的心目中，观音是苦难之中普通百姓的“启明星”，如《西游记》中布满了观音菩萨的形迹，如寻找取经人、帮助唐僧收服悟空、八戒和沙僧，并送唐僧袈裟一路助其降妖除怪等等，为唐僧师徒成功取经可谓不遗余力。这从作品的回目上可见一斑：“观音奉旨上长安”、“观音显象化金蝉”、“观世音甘泉活树”、“观音慈善缚红孩儿”等等。所以，观音菩萨自身的内在属性也为其女性化提供了根据，当然应是母亲的形象。[5]
一般来说，女性天性慈爱柔顺、善良敦厚而且极富同情心，也易于亲近。所以，当人们向观音求助时，很容易将其幻化为女性。无独有偶，世界上许多宗教中最崇高的人物，都是母亲形象。在中国，如创世神女娲、道教中玉皇大帝最崇拜的人其母亲瑶池老母、福建沿海一带所信奉的保护神妈祖；在西方，古希腊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天主教供奉的圣母玛利亚……
同时，女性无比崇高的母爱，更多地体验和担当着人生的痛苦和不幸，作为一个女性，能够更真切地了解人生甘苦、明了人生三昧。清代有一位女诗人金云门曾留下两句名诗：“神仙堕落为名士，菩萨慈悲念女身。”这是感念菩萨大慈大悲、描写观音诗词中最动人的诗句。
三、三教圆融的结果
唐代以前的观音像，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多作为佛的侍从，她们戴花冠，着菩萨装，有贵妇神态，但嘴角却有与其体态极不相称的翠绿色胡须。而在宋以后，观音造像的胡须就消失了。其实，这也是宋后三教圆融的一个必然结果。
与观音变性始于六朝、发展于唐代、定型于宋朝的历程相似，佛教的中国化也经历了这样的历程，其标志就是从六朝法华宗的《观世音经》到隋唐的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再到宋元儒道佛结合为一体的理学。其中儒释融合的起步、发展与深入，又与观音变性的三个阶段相一致。调和儒释的突出事例是将《孝经》与《观世音经》结合起来。六朝是融合两经的滥觞期，《南史·张融传》载张融临终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小品法华经》是《法[来自wWw.lW5u.CoM]华经》卷八《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单行本，即《观世音经》。这些崇奉观世音的儒生在释儒皆崇儒家“孝道”的思想基础上统一步调，佛教徒不再机械地照搬天竺佛理，儒生则尽量弥补两者间的裂痕，使六朝的《观世音经》与《孝经》互为表里。送子观音的出现，则是纳孝于释在日常世俗生活的深刻反映。中国封建社会视传宗接代为人生大事，断了香火在中国历来被视为最大不孝。儒家的传宗接代观与保姓守氏的“祖神论”生育观相结合，催生了送子观音。据《法苑珠林》卷十七载，向观音求子的最早记载是晋代居士孙道德之妻。佛教经过数百年援儒入佛的改革而逐渐中国化，在敦煌遗书中不仅发现有大量儒家经典，而且还发现有许多高僧在讲说佛经的同时，也能讲各种儒家经典，并互相援引融通。在礼教的影响下，观音菩萨不管其如何似女像也没有丰乳肥臀的女性特征，既符合佛教教义也能满足世俗礼仪要求。
从隋朝到中唐，儒家强化“孝道思想，具体在生育方面强调“绝先祖祀，为不孝之尤”、“三千之责，莫大于无后”。此时，《观音经》的传诵与南北朝时期人们所编的应验故事一起，观音菩萨的神通被家喻户晓，儒家的传宗接代便与观音统一了起来。
宋元以来，三教合一加剧，佛法真正地走向民生实际并在民间俗文化层中拥有了更为广大的市场。元代赵松雪的夫人管道昇所编《观世音菩萨传略》的流传，使观音信仰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向不同信仰层次、不同文化背景的信众传播，使得下层百姓“家家弥陀，户户观音”。所以，元代的观音以成熟女性的面貌出现也属必然。[1]P27
四、女性的温良特质
温柔善良的女性特质，也是观音形象在本土化过程中由男身转向女相的重要原因。观音的女性温情与母性慈爱，慰藉了现实中压抑的女子与寂寞的男人，同时也与中国本土悠久的女神信仰一脉相承，红山文化的女神庙就是女神兼地神崇拜。观音之像之所以转变为女性形象，是将其天国之神降至人间。人世间的艺术家赋予她更多的人情味，有着慈悲的心怀与秀美的面貌，重庆大足石刻中身着薄纱的数珠观音，有着青春少女般的魔力，因此得名“媚态观音”、“东方维纳斯”。
自汉末至隋，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战乱。面对这种无法改变的现实，只有将美好的愿望寄希望于神灵的恩赐。《法华经》中所宣传的思想恰恰符合人们的这种意愿，而且观音菩萨又具有慈悲心肠和救人苦难的神通，和传统文化并不矛盾，所以开始了融合《孝经》和《观世音经》的滥觞，如《南史·皇侃传》载：“侃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南史·刘士烜传》谓：“……母明氏寝疾，士烜年已五十，昼夜侍阅七旬，诵观音经数至万遍。夜梦一僧谓曰：‘夫人算尽。君精诚笃至。当延数旬耳。’后六十余日乃亡。”
观音造像由慧德男性变为定德的女性形象，这与社会现状和佛教本身的发展有关。社会现状方面，在唐代已有定德的女观音造像出现但没流行开来。其原因是，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而且战争频繁，人们仍需要菩萨赐给他们安宁，因此慧性的男性观音仍是人们心中的救星和希望。但社会一旦稳定，女性观音的出现也是合理的。在佛教本身的发展方面，哪样有利于传教就进行哪方面的改革，如古印度的佛教创始初期为保证佛的尊严任何用石头或其他材料塑造佛像都是不敬，所以当时表现佛的存在往往借菩提树或说法台，或是佛的脚印。但这些形象并不具体，后来开窟造像是必然之事。既然人们对女性的温良品质大加赞赏，把有慈悲心怀的观音菩萨女性化，有何不可？
五、世俗生活的驱使
佛教初传中国，往往因袭古印度习俗，观音大多被塑绘成男相。然而，随着佛教弘化的深入，开始与中国民生的心理期待相融，南北朝时期的造像开始出现女相，至唐代女性观音造像则基本确定。
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完成，世俗化的特点亦愈为明显，不仅出现了许多由中国僧人编撰适合民众口味的佛经，亦出现了许多脱离佛教经典而创作的佛教经变故事，如绘画、雕塑的《水月观音经变相》，再如满足人们生儿育女的《观音经》。
宋代的观音在世俗化进程中转向了民间，一变而为当时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平民甚至劳动妇女形象，表现出一种类似宋代风俗画中朴实的世俗生活场景。宋代的市民阶层壮大，对应着平民的审美时尚，观音造像明显地淡化了其神圣的色彩。加之宋代三教合流，受道教影响，一些观音造像掺杂了道教美术因素，借用了一些如道教仙官和天女的形态。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宋代观音造像在平易朴素的整体氛围中，形态样式题材却异常多样，既有民间艺人创造的泥塑、木雕、石雕和壁画等形式，也有一些具有文人修养的画僧或文人士大夫所创作的卷轴画观音像，还有带有密宗特色的千手千眼观音像。这些造像都具有浓郁的市井色彩强化了视觉审美的愉悦性。
元明清时期，世俗生活的领域日益扩大的同时，则是佛教精神领地日益缩小，神圣的佛教具有更多的世俗功利，以满足人们“有求必应”需求，有的寺庙甚至成为了市集和民俗文化的交流场所。在这样的情形下，观音造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宗教膜拜所需要的神圣感或普度众生所需要的亲切感等特征开始淡化。
结 语
人们对观音的崇拜，除了一定的现实期待外更多的则是一种精神寄托，想借之来沟通现实与理想，慰藉苦难的人生。其实，观音菩萨并不是在佛教传入中土时就受到顶礼膜拜，她在中国的流传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并经过本民族强大文化传统的吸收、过滤与改造之后，才达到妇孺皆知的尊崇地位。在流传中结合了中国的实际需求，在多种合力作用下促成了由男身变女相的嬗变过程。同时，观音信仰在发展中，也逐渐远离繁复深奥的佛教教义，演化为人们素朴的行为方式并融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习俗之中。就整个宗教美术的发展来说，观音在华的雕塑、绘画等形式的美术形象的演变，也是一个不断适应中国社会并走向世俗的缩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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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克尧．从观音的变性看佛教的中国化[J]．东南文化．1990（4）．36．
[3]孙修身、孙晓岗．从观音造型谈佛教的中国化[J]．敦煌研究．1995（1）．
[4]罗伟国．话说观音[M]．上海：上海书店，1992．121．
[5]王海梅．《西游记》与观音信仰[J]．潍坊学院学报．2003（5）．82．
作者简介：
刘春潮，画家、诗人。男，白族，生于云南临沧。现为中山美术馆馆长。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漆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山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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