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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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霍夫斯塔德（Hofstede）和他的同事跨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分析工具，对文化因素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并利用1995年世界最大500家公司的面板数据等， 对文化因素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显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和合作性三个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文化因素对我国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问题提出及相关文献回顾
尽管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作为常识基本上为人们所共识，但是，将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学领域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几十年前，马克斯·韦伯（1958）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表，可以看做是经济学领域对文化因素进行研究的里程碑，不过，马克斯·韦伯揭示的是新教伦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没有针对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视角将文化因素纳入制度分析框架之中（诺斯，1981），促进了经济学领域对文化因素的研究。近期，福山（1995）的著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出版，可以说是系统探讨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真正开始。我国学者从不同层面对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王询（1999）将人际关系模式引入企业和市场的分析方法，张维迎（2002）关于信任的研究，杨春学（1998）对市场伦理基础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文化因素难以纳入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因素定量化的困难。近期，荷兰国际文化合作研究所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及其同事在跨国文化方面的实证研究取得突破进展。只是由于他们的论文大多发表在管理类刊物上，在我国经济学重要刊物上尚未看到有关的介绍。霍夫斯塔德等在早期研究中，将文化差异分解成四个维度（Hofstede, 1983, 1984; Franke, Hofstede & Bond, 1991）：个人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ism）、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刚柔性（Masculinity vs Femininity），在后期的研究中，霍夫斯塔德等（Hofstede & Bond, 1988; Hofstede, 1999）将文化维度扩展到五维，增加了长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 or Confucian dynamism）第五个维度。霍夫斯塔德等研究的一个突出方法是对文化维度进行统计调查，借助于IBM跨国公司的2万多名员工和香港的中国文化联结（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机构的调查，将文化维度定量化，目前样本空间已由最初的20个国家扩展到50多个国家。另外香港的中国文化联结机构，还以东方文化的构面为基础，发展了四个文化维度，包括合作性（Integration）、仁爱心（Human Heartedness）、道德纪律（Moral Discipline），以及被霍夫斯塔德等扩展的长期导向。许多学者（如Li, Lam & Qian, 2001）借助霍夫斯塔德等的文化维度概念和分析方法，对文化因素本身、文化因素对交易成本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
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霍夫斯塔德及其同事开展的文化维度，以及相关的统计数据，给文化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考虑问题的相关性，以及文化维度统计存在的问题（如，Yeh & Lawrence, 1995），并注意到统计的显著性①，在本文中我们选择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长期导向和合作性四个文化维度进行研究。
1.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个人主义文化注重个体目标，相反，集体主义文化则更强调集体目标。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应当自己照顾自己和直系家庭，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期望他们的内群体或集体来照顾他们，作为这种照顾的交换条件，他们对内群体拥有绝对的忠诚。个人主义没有圈内（In-group）和圈外（Out-group）的明显差别，而集体主义却有明显的圈内和圈外的差别。
在个人主义社会里，以“我”为出发点，高质量的生活意味着个人事业的成就，个人价值实现和自我尊重，在法律的范围内并不注重面子等因素，而在集体主义社会里，以“我们”为出发点，高质量的生活意味着满意的工作，和谐的人际关系，所属小组利益的考虑，适度的举止和公众下的面子变得很重要。“自我尊重文化”和“面子文化”是两个文化维度差异的形象概括。
在个人主义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关联较松，以“我”为中心，个人认为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信仰和行为，他们对群体、团队和社区忠诚度低；反之，在集体主义社会里，以“我们”为中心，人与人之间倾向于形成一个凝聚力很强的整体，人们相信群体的意志应该决定成员的信仰和行为（Li, Lam & Qian, 2001）。
按照作者的理解，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异来源于信仰的差异。宗教的信仰摆脱了个人对血缘和拟血缘的依赖，以及对尘世权威的崇拜，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简单，形成了个人主义的行为模式，相反，由于缺乏对超力量的信仰，个人没有摆脱对血缘和拟血缘的依赖，形成了集体主义的行为模式。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人际关系上的差别，对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交易成本影响较大。个人主义没有圈内和圈外的差别，人与人之间交往更重要的是基于契约或规则，而集体主义的圈内和圈外差异很大，人与人之间交往更重要的是基于关系而不是契约或规则。于是，在市场或企业内部，在熟人之间交往，个人主义文化交易成本较高，集体主义文化交易成本较低，而在熟人之外交往，个人主义文化交易成本较低，集体主义文化会交易成本较高。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文化以信任关系强度的减弱和内涵的缩小为代价来换取信任关系在外延上的扩大，而集体主义文化正好相反（王询，1999）。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差异导致的交易成本的差别，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个人主义文化里，由于人与人之间交往不受关系限制，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交易成本影响不大，可以组织较大规模的企业，相反，在集体主义文化里，由于人与人之间交往对血缘和拟血缘关系的依赖，企业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交易成本升高，从而影响了规模企业的建立。集体主义社会中家族企业或拟家族企业的盛行，以及关系链条建立的普遍性是一个明显的证明，福山（1995）对日本社会中网络组织普遍性的描述也是这种关系的反应。同样，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差异也对规模企业的组建造成了一定影响。在集体主义社会中，新的企业制度创建不仅需要考虑事后企业内交易成本，而且由于在圈外人与人之间关系信任度低，不仅带来了较高的交易成本，而且带来了合作者选择的困难，影响了规模企业的组建。同时，还应该看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带来无谓的成本。当然，也应该看到，在熟人之间交往交易成本较低的优势一面。于是，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会选择适合的企业制度模式。例如，李吉等（Li, Lam &Qian, 2001）在讨论文化对跨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时，认为较低的个人主义或较高的集体主义可能更倾向于建立联合的而不是独资跨国企业。

假说1：个人主义文化容易发展规模较大的企业， 而集体主义文化很难发展规模较大的企业。
（2）权力距离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权力距离表示人们对组织或机构内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权力距离大的群体成员接受权力是社会组成部分（比方说，上级认为下级是和自己不同的一类人，反之亦然）。权力距离大的文化成员视权力为社会的基本因素，强调强制力和指示性权力，而权力差距小的文化成员则认为权力的运用应当合法，重视专家或合法性的权力。用霍夫斯塔德的话讲，就是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平等，只是有的社会更加不平等而已。
在低的权力距离的文化里，如丹麦和瑞典，人们注重民族的仪式和顾问的作用。在处理事情上，人们不必过多顾及权威的力量，理想的领导者应该是忠于实现团体愿望的人。在中度权力距离的文化里，如美国和加拿大，理想的领导者是带有杰出的品格和人们愿意接受风格的人。在这样文化里，法律和规则对上下级都同样适用。在大的权力距离的文化里，如巴西和菲律宾，这些国家的人们易接受组织内的集权领导和官僚结构，人们愿意接受权威，并心安理得听从权威的领导，而且法律和规则对上下级适用是不同的（Hofstede, 1984）。
权力距离对企业规模的影响是明显的。在大的权力距离文化中，由于人们对权威的过多信赖，一方面提高了对权威素质的要求，另一方面容易使权威陷入事务之中，增加了无谓的成本。至于大的权力距离文化是否一定比小权利距离文化交易成本高，并不一定。在一个大的权力距离文化中一项决策可能比小权利距离文化国度高很多倍，但是错误的可能性也要高很多，这取决于权威的水平。与权力距离相适应，在小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例如，瑞典和德国，人们崇尚组织内的分权和扁平化组织结构；在大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例如，中国和日本，建立集权垂直指挥的组织结构更能节约交易成本。权力距离从内部到外部对企业制度及其企业规模有一定的影响。
假说2：小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容易产生分权的规模较大的企业， 大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容易产生集权的规模较小的企业。
（3）长期导向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长期导向表示对待长期生活的态度。长期导向高的社会，人们倾向于节俭、积累、容忍和传统，追求长期稳定和高水平的生活，而长期导向低的社会则相反。尽管长期导向作为一个文化维度来讲有些牵强，而且霍夫斯塔德等（Franke, Hofstede & Bond, 1991）把长期导向作为经济增长根源的说法有追求时尚的嫌疑②，但是本文仍然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维度来处理。
长期导向作为一个文化维度，暗示人们的目标导向不仅在现在，更重要的是在未来，于是接受教育、节俭和毅力等儒家思想倡导的伦理价值成了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长期导向的节俭和毅力，为长期积累的观念，与马克斯·韦伯（1958）讲的新教伦理具有很大的共性。新教伦理以工作是服务上帝的重要形式的“天职说”取代中世纪天主教把工作当作罪恶的惩罚和传统贵族把工作作为绅士之下低级活动的说法，强调现世价值、节俭生活和资本积累取代“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的观念， 对形成市场经济伦理道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Delacroix & Nielsen, 2001; Davies, 1992; Hansen, 1963; 杨春学，1998）。
长期导向的伦理观念通过节俭可以将资本积累起来，为规模企业建立在资本额上创造条件，同时也节约了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交易成本，对企业规模和组织结构的形势等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长期导向的伦理观念在关系积累等方面增加的交易成本。
假说3：长期导向强的社会容易积累个人资本，适合于规模大企业的建立， 相反，长期导向弱的社会不适合于规模大企业的建立。
（4）合作性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合作性表示人们之间相处得和睦、友好、认可的程度。合作性高的社会人们倾向于团结、友好相处，而合作性低的社会则相反。尽管合作性（Integration）没有引进霍夫斯塔德等（Franke, Hofstede & Bond, 1991）文化维度之中，但是在作者看来，它却是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本文把它扩展为一个文化维度来处理，并将它的名字翻译为合作性（直译应为整合性为好）。合作性是根据东方文化层面构建的一个文化变量。用它来衡量社会生活中人们包容（Tolerance）、和睦（Harmony）和友好（Friendship）的程度。
无论是发生在市场的交易，还是企业内部的交往，合作性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因素。德国和日本合作的传统习俗，使人们之间在长期的交往博弈中，得到了互惠合作的益处，造就了两个国家战后的快速发展（在1995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日本有126个，德国有42个进入）。
合作性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是显著的，它大大减少了交易的成本，避免了囚徒困境带来的后果，无论是对企业规模的扩大，还是对建立像日本那样广泛的网络组织都很有好处（福山，1995）。
假说4：合作性高的社会容易建立规模大的企业， 而合作性低的社会容易产生数量较多的规模小的企业。
2.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1）样本和数据。 本文用文化维度和企业平均资产分别作为文化因素和企业经营绩效的衡量，其中文化维度的数据来源于霍夫斯塔德等（Hofstede, 1983; Franke, Hofstede & Bond, 1991）论文和www.geert-网站中的数据，企业平均资产数据来源于《1997年国际统计年鉴》中《1995年按国家和地区分组的世界最大的500家公司》、《菲律宾50家最大公司》、《印度最大50家公司》和《泰国最大50家公司》资产前10名企业平均资产（不足10家按已有企业数平均）。企业资产数据获得的困难、基于东方文化构面的文化维度的数据缺乏等限制了样本空间③。
（2）假说检验。利用文化维度与规模企业平均资产的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表1是利用计量软件SPSS得到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其中变量PDI和IDV 表示权力距离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个文化维度变量，CONDY和INTEG表示长期导向和合作性两个文化维度变量。MAS、UAI、HUM、MORDIS分别表示阳刚性、不确定性规避、 仁爱心和道德纪律四个文化维度变量。ASSETS表示平均资产。
表1　文化变量和平均资产的相关性

注：*表示在0.05水平显著（双尾检验）；**表示在0.01水平显著（双尾检验）。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DV）与平均资产二者在5％显著水平下相关，关联系数为0.520，支持了假说1，说明个人主义社会确实有利于规模大企业的建立。

权力距离（PDI）与平均资产二者在5％显著水平下负相关，关联系数为0.493，支持了假说2，说明权力距离较大的社会不利于规模大企业的发展。
长期导向（CONDYN）与平均资产二者并不显著相关，否定了假说3， 说明长期导向对企业规模影响不大。作者认为，一方面，当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市场伦理观念已经形成，原来起着很大作用的伦理道德规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将变得不再起主要作用，无论是新教伦理还是儒教伦理都可能经历同样的命运，我们应历史地看到它们的作用；另一方面，长期导向虽然有利于个人资本积累，但是并不能满足建立和发展大企业应该具有的资本集中和个人低交易成本合作的条件。
合作性（INTEG）与平均资产二者在1％显著水平下相关，关联系数为0.881。二者高度相关（r＞0.8），支持了假说4， 说明合作性是发展规模企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
（3）回归结果。根据前面的分析和相关性检验结果。选择合作性变量INTEG、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变量IDV和权力距离变量PDI为独立变量，平均资产ASSETS为解释变量，利用上述的样本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得到如下的结果：

从结果可看出，R[2]为0.902，t检验和F检验均通过，说明模型拟和效果较好，文化因素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
三、文化因素对我国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简要分析
1.我国的文化因素特征
（1）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在我国， 尽管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与中国台湾等地区相比，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儒家文化。但是，由于没有宗教的文化底蕴，没有取代儒家文化的其他信仰，人与人的关系没有摆脱血缘或拟血缘的限制，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集体主义（其数值为20）。家庭、家族、亲戚和朋友等是我们依赖和为之奋斗的集体，“面子文化”在我国表现非常突出，“圈内”和“圈外”现象比较明显，这一点无论在企业内部，还是企业外部都很突出。
（2）平等程度偏低的文化。 由于“三纲五常”和“忠孝礼仪”等儒家文化的历史沉淀，行为主体不平等容忍程度较高，权力距离较大（其数值为80），我国仍然是一个平等程度偏低的国家。在政府机关，“长官意识”严重，人们甘愿听从上级甚至不对的指示。在企业内部，人们容易接受集权领导和官僚结构，比较愿意接受权威，并心安理得听从权威的领导。尽管新文化运动增强了人们对平等的认识，在男女平等等问题上与中国台湾、韩国、泰国等却有不同，但是，文化传统的刚性很难改变，不平等依然是我国文化的一个特征。
（3）长期导向的文化。 由于长期导向的文化维度来源于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度，我国的文化自然具有长期导向倾向（其数值为118）。 尽管受到市场经济和其他思潮的冲击，我国消费和积累的观念有所变化，但是，节俭、积累、容忍等传统还存在，关系网络依然是行为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除日常商品外，产品的买与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系，而不是产品质量本身。李吉等（Li, Lam, Qian, 2001）借助于武汉市修建联接机场高速公路，香港开发商新世界公司提供快速支持的例子，形象地说明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在东方建立持续关系的重要性。
（4）缺乏合作习俗的文化。我国既没有欧洲的庄园文化传统， 也没有日本的合作习俗，更缺乏福山（1995）讲的中间组织，而是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因此，合作性在我国表现较差④。“三个和尚没水喝”、“喜欢窝里斗”是对我国缺乏合作的典型描述。在福山（1995）眼里，我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
2.文化因素对我国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1）市场的交易成本过高。尽管时常能听到对我国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地抱怨，但是，真正从文化因素入手寻找市场交易成本背后原因的研究并不多见。王询（1999）从人际关系模式出发，对市场交易成本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对我国市场交易成本过高现象进行深入探讨。
在我国由于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和长期导向的文化特征，市场交易对关系网络较为依赖，尽管“圈内”交易带来交易成本的降低，但是，考虑到建立关系的交易成本以及普遍交易很难依靠原有关系完成，而且，我国也缺乏那种较低交易成本组建网络组织的日本的合作习俗，因此，总的来说，我国市场交易成本很高。过高的市场交易成本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的经营绩效，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2）不利于规模企业的发展。上面的研究表明， 企业的经营绩效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合作性文化维度变量正相关，与权力距离文化维度变量负相关。由于我国较高的集体主义或较低的个人主义、合作性较差，以及权力距离又较大，因此，我国的文化因素特征很难适应规模企业的建立。从实际运行看，尽管我国每年有大量的小企业建立，但是规模企业的组建就非常少，通过纵向一体化或横向一体化扩展的也很少，相反，企业的数量却很多。
由于在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下，“圈内”交易成本较低，因此，在我国存在大量的家族企业，而且，即使不是家族企业，任人唯亲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同时，为了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建立关系网络变得非常关键，于是，政府的“寻租行为”普遍，管理者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企业内外部关系建立和平衡，导致无谓成本的增加。同时，另一个值得重视问题是，合作习俗的缺乏导致企业人力资源培训潜在收益较低，非关系网络的市场交易中合作的收益较低，于是，出现在这方面的短视现象和机会主义，不利于我国企业长期发展。
在我国，除非是给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投资者带来较高收益的“借壳上市”外，大规模的合并很少发生。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除了像带有政府特点的国有企业外，为什么在美国等欧美国家把反垄断当成很重要的事情去抓，以避免企业规模的过分扩大，而在我国等集体主义比较突出的国家，不是限制而是鼓励企业规模的扩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的结果表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和合作性等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的影响，文化因素能够很好解释不同国家企业规模的差别，要对企业做出全面的考察，必须考虑文化因素。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苏联范式”的影响，过分强调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而忽略了对社会意识文化的重要性的正确认识（Kane, 1991），对此，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新制度经济学派为核心的西方现代企业理论把交易成本看做影响企业规模的根本原因，但是没有对交易成本形成的微观机理给予任何解释。

本文通过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长期导向、合作性等文化因素对交易成本影响的分析，揭示了交易成本背后的文化原因。本文也以此为基础，对我国市场交易成本过高的现象和企业规模较小的现象等给予了解释，这对于客观评价我国企业运行的微观机制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政策建议：①加强鼓励合作、降低集体主义和不平等宣传和制度建设，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文化环境；②在规范市场时要注意程序的简洁和易操作的市场规则的建立，以减少企业组建和市场交易的成本；③正确看到家族企业较多和企业内部集权主义严重等现象，同时注意形成鼓励企业规模发展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④在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制度建立等重大问题上一定要考虑我国文化的特殊性，避免出现如MBO恶意收购、独立董事不独立等现象。
注释：
① 在霍夫斯塔德及其同事（Franke & Hofstede & Bond, 1991）研究中，1965—1980年和1980—1987年两组样本（一个是十八个国家，一个是二十个国家）通过检验的变量最多是四个，即我们选择的四个文化维度。
② 正像马克斯·韦伯看到资本主义在欧洲起源和发展的现象， 写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东南亚经济的发展也促使人们从批判儒教伦理阻碍经济发展到从儒教伦理中找原因的转变。
③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略去了文化维度和企业平均资产的统计数据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④ 文化维度的统计数据中，没有我国合作性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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