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邂逅.pdf

21项阳河北师范大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人类学作为学科理念和方法论，自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中国，在保持独立学科架构的同时,因其视角和方法的有效性，促成了多种“新学科”的诞生，这些新学科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形成了新的学术自觉。艺术人类学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论对各艺术门类相关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和学科建构，对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汲取，形成了艺术人类学旗下各门类艺术在研究方法上的整体思维。多年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组织了丰富的学术活动，为学科建设与发展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在多门类艺术研究者与人类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得到稳步发展。历史人类学作为学科和方法论产生时间相对较晚，它将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两个学科互融，创制了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立体思维新视角。该学科从活态研究对象切入，以既有的文化人类学理念加以定位，借用历史学方法把握历史语境、追溯逻辑起点，纵横相通地进行系统化研究。这是新的学术理念与视角，而非两个学科的各自表述，显现出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共有的新发展。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本有各自的论域和研究理念，当这两个学科彼此结合，方能显现出学术方法论的重要意义，这应成为既往借鉴文化人类学方法论【摘 要】历史人类学将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两个学科互融，从历史学角度开拓了未涉领域，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弥补了学科视角局限，体现出上下相通的立体思维。艺术人类学将多种门类艺术整合，整体显现出对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汲取，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应关注历时与共时这对新论域，以弥补既有研究理念的缺失。以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学术实践为参照，可以认识到将历史人类学作为学科方法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特殊意义，以此把握立体的研究思维。【关键词】历史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立体思维；方法论；华南学派；有效性历史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邂逅22艺术学研究 2024年第2期的学科积极跟进的目标。艺术人类学邂逅历史人类学后，当学者们整合两个学科并用新方法、新视角对各自领域进行研究时，需调整自身理念和知识结构，拓展知识面，认识到在发展过程中两个渐显成熟的学科在方法和论域上既有其有效性也有其局限性，只有如此观察辨析才会更有效，也才能显现出更强的学科与学术凝聚力。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1为代表的译著发行，为国内文化人类学界打开了一扇窗。文化人类学重在从“当下”切入，把握社会诸种文化事项的“活态”存在，在 既 有“五 个 W”（What/Who/When/Where/Why）学术问询的基础上更侧重主位/客位、局内/局外，整体观察文化对象（艺术）及其本体（或称从艺术本体拓展到文化整体）的探讨，形成宏观把握与微观认知两种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视角。这种学术方法论因实地考察而建立起一种系统规范性和有效性，使得许多学科将文化人类学理念方法运用于本学科实践，并在此新视角下学术成果迭出。各艺术门类也都拓展其学术论域，形成诸如“音乐人类学”“舞蹈人类学”“影视人类学”“戏曲人类学”等学科，一时间该学术方法论成为“显学”。当我们将文化人类学学科方法论运用于各自领域的学术实践时，是否认识到会有“瓶颈”存在？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的“活态”考察，的确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然而文化事项的深层内涵是经历史生成、发展、演化而来，并1 日绫部恒雄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2 参见郑苏、孟凡玉：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范畴、理论、方法和目的在2000民族音乐学论坛上的报告，中国音乐2000年第4期。3 黄翔鹏：中国传统音乐的高文化特点及其两例古谱，音乐研究1991年第4期。以活态的形式积淀于当下，若不明确这一点则显认知局限。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论若仅停留在“活态把握”这个层面，会有多种问题难以解决。20 世纪 80 年代末，笔者曾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随石奕龙修习文化人类学，继而将其与音乐学论域相接，认知其理论的有效性。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后，笔者在多地、特别在对山西省音乐文物考察过程中，走访民间艺人，并对“乐户”后人有所关注，由此对文化人类学方法有了实际应用。然而，通过对不同县市乃至不同省份民间艺人及其音乐承载的考察，笔者深切感受到，当下民间礼俗中用乐之仪程、仪轨乃至所用乐曲和相关音声技艺体裁类型皆有相通一致性。我们要解读它们何以相通，多种音声技艺体裁类型为何在某些特定仪程中具有曲目相通性，又是怎样的机制致使这些现象存在，要厘清这些问题，仅用“跳进、跳出”“主位、客位”的文化人类学理念显然是不够的，或称既有论域存在局限。世纪之交，来自美国的郑苏在中国音乐学院学术讲座中介绍了“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方法论2。联想起黄翔鹏先生曾提及中国传统音乐的“高文化”3特点，笔者认为，这应该就是研究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度所23历史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邂逅需要的方法论。笔者在厦门大学研读过梭雅人何以唱歌1等原版著作，认识到民族音乐学是在比较音乐学基础上汲取了文化人类学方法而建立起来的，用文化人类学理念研究区域人群生活、行为方式中的音乐存在，重在对当下活态的研究。在实际运用中我们感受到不能仅停留在浅描、深描乃至对比、辨析层面，在中国运用这种学科方法还需要考量华夏文明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国家用乐理念、制度规范、音乐机构、职业乐人团队承载以及社会认同等诸多因素，更何况乐作为具有稍纵即逝时空特性的音声主导技艺形态，必须被活态承载。在这种意义上，仅靠对“当下”的认知难以明确其来龙去脉，对传统的把握定然漫漶不清。鉴于此，便明了文化人类学为何需要拓展视角、生发出共时与历时这对新论域。正是因为仅从当下活态出发研究华夏文明这样有着深厚传统内涵的文化事项，会产生认知局限，既往强调共时活态存在的文化人类学便在实践中主动与历史学融通，形成历史人类学。历史学重在强调纵向发展的演化脉络，以“历时性”为特征。然而这仅是表征，更应明确历史学自身架构的内涵，诸如有成熟的考古学、文献学、校雠学、制度学、人文地理学等多学科围绕，形成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教育史等多角度书写，强调从部落、氏族、聚落、方国逐渐到国家的体制和系统意义，即从宫廷、京师、军镇、府、州、郡、县体系化架构，在国家整体意义上考量区域相通一致性与历史发展的差异性。运用者要做到把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有机结合，绝非仅靠具有历时性理念就能掌握，须有相对深厚的史学功底，并要主动走向田野，把握历史大传统的当下积淀与发展，如此方能真正使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更加丰满。在这样的学术观念下两种学科主动汲取对方理念，在交叉互动中使理念不断完善。历史人类学走向成熟且对中国学界产生实质性影响，离不开一个“国际性”团队的观念践行，学界将这个团队称之为历史人类学的“华南学派”，由来自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具有理念认同并能引领学术发展的学者组成。笔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接触到这个学术团队中的几位核心人物，诸如厦门大学的郑振满、中山大学的陈春声，继而在 21 世纪初接触到中山大学的周大铭、北京大学的赵世瑜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科大卫等，还有一批既有历史学背景又有文化人类学背景的国际汉学家，诸如劳格文、蓝克利、丁荷生以及郝瑞等。这个学术团队时常组织田野考察和学术讨论，其论域广泛，学术成果丰硕，还培养了诸多后继人才。艺术人类学界应了解其在学界产生的巨大学术影响力，敏锐把握团队成员的相关学术实践，学习他们的系列学术成果。明了这些后，音乐学界引进“历史的民族音乐学”学术方法论的原因便可明晰。继郑苏向国内学者介绍该学术理念之后，2002 年从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归来的薛艺兵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举办的学术讲座中对理查德韦1 Anthony Seeger,Why Suy Sing:A Musical Anthropology of an Amazonian People(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4).24艺术学研究 2024年第2期戴斯（Richard Widdess）历史的民族音乐学1进行解读，之后音乐学界逐渐对这种学术方法论进行了汲取。二理念如何落实到实践，需要践行者在理念到位的前提下调整知识结构和拓展知识面。知识结构固化意味着学术认知止步不前，在实践中有心无力。在艺术人类学界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论，需要有在艺术人类学所辖各艺术门类中的导引者，通过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平台促进更多学术交流，从而在自身领域和跨门类艺术领域间相互启迪。艺术人类学所辖各领域学者不能仅对各自领域进行表述，而应在认知艺术共性的前提下探究本领域形态之特性，以及感知制约发展的诸种因素。艺术的组织材料不同，把握特色、探求艺术共性便成为艺术人类学的共同追求。乐作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一，其基本形态特征是歌、舞、乐三位一体，乐须由人活态承载，这是由音声主导技艺形态所具有的时空特性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以礼乐文明为特征，而学界多探讨礼乐的形而上层面，忽略了乐本体形态是与礼相辅相成的，即将乐作为礼的附庸，乐的形态意义被忽略。周公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理念下制礼作乐，因其有崇圣情结，他将黄帝、尧、舜、禹、汤部族乐舞拿来为用，并将周部族乐舞列入，以成“六乐”，对应天、地、四望、山川、先妣、先考，成“六祭”，从国家意义上呈现礼制仪式体系化用乐样态。其后，随着国家礼乐观念不断提升，认知更具丰富性，使礼乐类型得到拓展，在吉、嘉、军、宾、凶五礼类型中均有用乐样态，乐与仪式、仪程、仪轨相须固化为用，属国家春官所辖大司乐领衔、专业人员专门创制，依等级呈体系化存在，其后这样的规制归于太常统辖，这是国家礼乐制度的规范性体现。当礼乐观念固化，与之相应非仪式为用的乐则谓“俗乐”。“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3，说明东周时期在国家意义上即显现俗乐类型。诗经记录乐为“风、雅、颂”，其中“风”应是周王室之春官以诸侯国区域音调和相关乐歌创制、收集、整合、编纂而成，并将其颁至各诸侯国，在有司管理下职业乐人统一为用。王庭择定“风”中属“嫡出”的“周南”“召南”以“乡乐”定位仪式为用，将“小雅”中某些乐歌以“房中之乐”定位亦入仪式为用，如此“风”和“小雅”中未入仪式者则属俗乐范畴。周公制礼作乐即显国家用乐功能性类分，礼、俗两条主导脉络形成，国家一直沿此用乐理念，三千年一以贯之4。礼乐与俗乐的区隔在于是否礼制、礼俗与仪式、仪程、仪轨相须为用。不建立起这种理念，便难以解释官书正史、方志、文人笔记乃至当下民间礼俗中对乐功能性为用的理解差异。1 Richard Widdess,“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in Ethnomusicology:an Introduction,ed.Helen Myers(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Company,1992),219-231.2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七，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5页。3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第二上梁惠王章句下，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30页。4 项阳：周公制礼作乐与礼乐、俗乐类分，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1期。25历史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邂逅周代明确俗乐定位，其后从汉魏至隋乃至盛唐时期，却在国家层面未设置与礼乐相对应的俗乐专属机构。“隋大业六年，以所召周、齐、梁、陈散乐，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1，这里记载了隋以太常管理散乐俗乐，表明此时依然没有管理俗乐的专属机构。直至唐玄宗时期，“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2，俗乐在国家层面才有了独立管理机构教坊，由此在俗乐类下逐渐裂变出诸如说唱、戏曲等多种艺术形态，比如南 宋 时 期“散 乐，传 学 教 坊十 三 部，唯以杂剧为正色”3，在教坊十三部色中散乐类下，杂剧已成为俗乐的领军形态。如此看，只有回归历史语境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方现这样的认知。建立国家用乐理念，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将看似无关却在深层有密切关联的诸种现象“接通”，如此对当下民间态诸种门类艺术进行宏观把握，这是运用历史人类学研究理念对当下传统活态存在考察后的思考。若仅从共时视角铺陈认知，显然不具立体思维意义。共时和历时这对论域启迪我们从活态切入，在梳理当下民间礼俗传统用乐方式和相关体裁内容后，面对诸多不解，须沿此上溯，接通国家用乐功能属性和体裁类型与民间礼俗用乐之间的关联，回归历史语境，探求中华礼乐文明的逻辑起点，厘清保障国家用乐的诸种因素，认知演化脉络。国家以礼制用乐为主导，上行下效，加之国家礼乐观念下尚有“乡礼”定位，在文化认同中民间会将国家礼制下用乐的多种体裁类型接衍，形成礼俗用乐所谓国家礼制用乐俗化样态，如此，国家体系化为用的乐下移，使得“官乐民存”。循此两条主导脉络把握体裁类型裂变，在国家用乐机制下有效接通国家与民间的内在关联，把握雍正禁乐籍的历史节点，晓知官属乐人的身份转换对传统音声技艺形态接衍的影响，即当官属乐人下移、重民间礼俗与社会世俗为用之时，便将原本由官属乐人所主导承载的诸种体裁类型乃至剧目、曲目体系化为用带至民间，在此基础上既有因循，又有拓展，更有新创。还应关注乾隆的“禁女伶”谕旨，它使戏曲等所有由专业乐人承载、音声为主导的技艺形态在此后的 200 年间出现男唱女声、男扮女装、性别倒错等现象，并且成为所谓“传统”4。若没有历史人类学历时性观察理念，仅从当下或称一时、一地认知，就难以从学理上对这些现象进行解读。所以，对活态存在从共时意义上把握其共性，再从历时意义上把握其演化与学理，方可感知全国意义上以音声技艺为主导的诸种形态何以有整体一致性下的区域丰富性，这是宏观把握或称从国家制度层面认知使然，同时也要明确人文地理意义上的差异性变化。最为要者，我们当下的考察是在“民间”，但无论乐本体还是承载者都不能仅从民间而论，一定要有国家与民间的互动转换理念。从当下民间把握历史音乐文化1 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二“女乐隶太常”条，程大昌撰，许逸民校证演繁露校证，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227页。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812页。3 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孟元老等著，周峰点校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4 项阳：乐籍创承下的国家用乐发展路径雍正禁乐籍三百年祭，人民音乐2023年第9期。26艺术学研究 2024年第2期大传统，以及明晰多种体裁类型皆由国家形态所引领，这种学术定位至关重要。形成上述认知，是我们团队理论与实践的结果。数十年间，我们的团队走遍全国各地，在不断感知各地音声主导技艺形态差异性的同时，努力把握各体裁类型诸如民歌中的小调，说唱、戏曲，乃至器乐等，其本体结构和内容上的相通一致性，并积累了相当数量的音响、音像及文献资料；在发现问题、困境难解之时邂逅了历史人类学，由是从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双重视角，去把握历史人类学理念方法的有效性，加之对国家传统“活态文献”的集成志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众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感知，遂生出深入探究之心；近期我们的学术团队正在对传统音乐当下活态显现曲牌与板腔并存以及多声思维形态进行辨析，在跨区域考察中探究其共性和差异性。这种共时与历时相交、“立体”思维的定位，提升了问题意识，相信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认知会更加深入。三回首过去，笔者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考入了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在大学受到的专业训练为之后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后进入山东省昌潍师范专科学校从事声乐和中国音乐史教学工作，在教学中，感知古文献阅读的障碍，遂去中文系选修古代汉语、古典文学、现代汉语及现代文学课程。其后考入厦门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修习本专业课程的同时也在调整知识结构，比如去人类学系选修文化人类学，并去中文系、历史系以及哲学系相对系统地选修文字学、训诂学、汉语方言学、中文工具书使用、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考古学通论、甲骨文释读及艺术文化学、精神现象学、当代艺术文化思潮等课程。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到中央民族大学修习民俗学，到北京大学修习明清经济史，汲取多种学科学养，把握学科内涵、边界与研习视角和切入点，粗通要义。恰恰是历史人类学方法论和学术理念，指引我把握相关文献作为深入思考的抓手，若不如此，则会仅从当下而论，致使诸多问题停留在浅描、深描及平行比较等发散性思考层面，对诸如当下传统音乐形态是否受西方音乐文化影响，以及从学理上而言哪些为中国既有传统等问题的认识也会漫漶不清。所以，若仅从当下认知，则难以把握传统文化的学理意义。学术理念和方法论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这些年来，我们将历史人类学理念运用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涵盖诸种以音声技艺为主导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从实地考察切入，比如有幸参与了数次由多学科学者组成的“走向历史田野”“回到历史现场”式的考察，这是史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自觉”，也是将融合之后的理念方法用于实践的必行之路。多学科学者面对同一对象进行实地考察，从各自学科视角加以解读的同时也了解到他学科的考察视角和认知方法，如此将会受益匪浅。通过现场采访和实地考察，逐渐形成相对规范的作业模板，但不能仅停留于此，毕竟这种新学科理念尚在探索和完善过程中。我们通过与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多位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实践提升理念，或称将这种方法理念与中国乐文化传统具象研究相结合，寻找27历史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邂逅到更为有效的本学科认知视角。我与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副执行长、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执行长王秋桂先生的相识，始于 21 世纪初在原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看到我们团队在多地考察的音像资料后邀请我参加由他组织的学术会议和学术考察，此间我多次向“华南学派”学术团队近距离请益，学术收获良多。在传统音乐文化实地考察过程中我多有感悟，提出9个接通理念，即当下与历史接通、传统与现代接通、文献与活态接通、宫廷与地方接通、官方与民间接通、中原与边地接通、中国与周边接通、宗教与世俗接通以及个案与整体接通1。进而在持续考察中检验学术思考的有效性，感知需对活态存在于诸种民间礼俗中的音声技艺为主导的形态进行定位，溯至逻辑起点，把握其生成时的历史语境，自上而下地考察其发展演化乃至消解、裂变，从而认知当下存在是原生态还是衍生态。这种立体和体系化互动融通要在深层把握文化人类学既有理念和历史学方法论基础上方能真正显现其有效性。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结合需要将两种学科既有论域和视角搞清楚，尽可能深层把握，如此运用于本学科实践方会更加有效。学界对我们有关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新思考的认同和疑问，促使我们不断反思。关于中国乐文化传统礼、俗两条主导脉络类分，赵塔里木曾在某次研讨会上直言是“项氏分类法”，其实这是我们通过对传统音乐的当下活态考察，追溯其逻辑起点、辨析其演化过程后的理论总结。从活态存在看其功用，再据文献提升学术理念，以此审读文献，会感知先民原本的定位，由此促使我们反思在研究中把握历史语境并与当下有效对接的重要性。这些年来我们在考察中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仪式和非仪式用乐音像资料，图片、乐谱等资料更是非常丰富2。由此可以看到我们研究理念的认知生成过程和学术进展，期待有更多机会以文会友，与同道进行学术交流。在艺术门类学科的研究理念中，应融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使其成为学术研究方法论的有机构成。历史人类学学科理念在多学科实践中确有优势，如同打开一扇窗，可观不一样的风景。但并不意味着该方法能解决所有问题，关键还要看研究对象和论域。这种方法论的有效性取决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知识面，以及运用这种学科方法论所具有的学术敏感性。我国艺术人类学界的学者们能否主动接受历史人类学学术理念和相关方法论，或以相关读书会方式进行交流，使艺术人类学多门类学科的学者有深层认知和应用，这值得思考。我们不必纠结是否应称其为“历史的艺术人类学”，有认同、感知、实践才能提升和发展，在研究中运用并见到成效方为至要。1 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2 参见项阳：当传统遭遇现代，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以乐观礼，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版；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宗教音声礼俗用乐，上海音乐出版社2019年版。项阳总主编：礼俗之间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丛书，上海音乐出版社2019年版。责任编辑：李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