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OE理论的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模型构建与分析.pdf

第 25 卷第 2 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25 No.22024 年 3 月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Mar.2024基于 TOE 理论的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模型构建与分析张春玲,王鸿斌(燕山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0)收稿日期 2023-08-17 基金项目 2023 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及空间差异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202307057);雄安新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雄安新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及路径规划”(XASK20221101)作者简介 张春玲(1975),女,河北沧州人,博士,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鸿斌(1999),男,河北唐山人,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摘 要 文章运用 TOE 理论框架建立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采用 ISM-ANP-MICMAC 模型对数实经济融合影响因素的网络层级、优先级、驱动力及依赖性进行剖析,结果表明: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紧密且复杂的关联关系,影响因素网络层级结构中包含表层直接、中层过渡、深层关键及根层决定四个层次,优先级排序中数字技术创新、人才资源、基础设施、政府行为属于核心关键因素,数据要素、网络安全、国际合作、营商环境、数字化产业、数字经济治理属于次要因素,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产业数字化因素驱动力较弱,但依赖性极强。基于此对数实经济融合提出短中长期发展对策,及时疏通融合路径中的急、难、重点,为推动数实经济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关键词 数实经济;TOE 理论;解释结构模型;网络层次分析法;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DOI 10.15883/j.13-1277/c.20240203607一、引言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分中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可见促进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大,据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发展,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9.1%。现如今,数字经济已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阵地前沿,促进数实经济深度融合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实经济融合的本质是依靠数字经济部门提供的数据要素、数据技术和数智产品对实体企业要素投入和生产经营模式重组更新,进而促进实体企业数智化转型升级1,其融合涉及到组织、技术及环境三方面。随着数实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深入,其对全球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被广泛认可并重视。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过程,多种要素参与其中,各个要素对融合发展起着不同的影响作用,其中关键核心要素保证了融合质量发展,而要素脱节、堵塞将导致融合受抑。目前,我国的数实经济融合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亟需理清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切实推进数实经济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第 2 期张春玲 等 基于 TOE 理论的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模型构建与分析37 本文以 TOE 理论为基础,采用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 IMS 模型、ANP 模型、MICMAC 模型组合应用,为数实经济融合影响因素梳理提供了组织-技术-环境维度的新视角,对数实经济融合中的人才资源、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发展、市场环境、政府行为、数字经济治理等多种因素之间的复杂网络关系进行探究,弥补了以往对数实经济融合因素的单一分析,对影响因素复杂关系、影响路径、优先级、因素驱动力及依赖性进行系统性分析,及时发现数实经济融合路径中堵点、难点、重点,探究融合受阻原因及关键环节,加速融合进度,提高数实经济融合效果,为推动数实经济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二、数实经济融合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已有关于数实经济融合影响因素研究可分为支撑因素、需求因素、保障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在技术因素研究中,赵剑波通过对数字经济主要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具有提升实体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促进实体企业数智化升级2;陆岷峰对数据要素与数实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了数据要素赋能数实经济融合新路径 3;郑琼洁根据数实经济融合的基本逻辑构建了以数字人才为核心的支撑体系4。需求因素研究方面,赵梦提出借助数字化产业通信技术优势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5;李三希等通过总结数字经济成功经验探索了数字社会与数字政府的优化路径6。在保障因素研究方面,有学者对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行为对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7;张帅根据我国不同省域的数实经济融合时空演变特征分析了数实融合外在保障机制因素中市场环境的有益作用 8;朱明婷针对数字贸易中的网络安全主要挑战提出治理进路与对策,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9。上述文献为数实经济融合影响因素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质性研究方面,洪银兴、田杰棠等人的研究主要聚焦数实经济融合内涵、路径、机制等方面 10-11,通过文献梳理分析了各因素对数实经济融合的影响作用,在量化研究方面,郭晗、胡西娟等人采用要素赋权法测度了不同因素对融合的促进作用12-13,但已有研究忽视了各个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且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基础设施因素的选取偏限于技术方面,对于组织、环境方面因素考虑欠缺,缺少将多个因素在统一标准下进行相互层级关系、优先级及影响路径的分析,针对以上研究不足,本文将从系统角度出发,对组织、环境因素体系进行补充,并采取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因素分析模型,综合考虑系统内的各个因素的网络层级关系,比较分析各因素间的驱动-依赖关系,并对其优先级排序,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对数实经济融合发展给出科学建议。三、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一)TOE 理论分析框架 学术界对于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的研究通常是基于技术、产业、环境、机制视角展开分析,包括从组织内外部环境及成员认知角度分析的组织环境理论;侧重分析技术、管理、法律及制度的新制度理论;从技术、市场、环境、业务角度考虑的产业融合理论及 TOE 理论,根据目前已有数实经济融合的影响因素研究并考虑理论框架的成熟性,TOE 理论框架更加适用于分析数实经济融合影响因素的分析。TOE 理论框架在众多理论分析框架中影响最为广泛,其适用于不同情境下企业或组织行为决策的归因分析,将影响因素划分为技术因素、组织因素、环境因素三个类别,技术因素是指技术所具有的固定特征属性,如技术优势、技术设施、技术安全等;组织因素是指组织的特征和体系,如组织制度、管理模式、人力资本、资金保障等;环境因素是指组织所处的各种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政策法规、社会环境等14。(二)基于 TOE 框架下的数实经济融合因素分析如今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数实经济深度融合是必然趋势,如何促进数实经济不断加深融合程度需要着重考虑影响因素的作用及关系。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数实经济深度融合涉及到数字技术、市场环境、融合产业、政府政策等多个方面,其中的融合影响因素作为必备前提条件可以分为技术条件、组织条38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件、环境条件因素,因此本研究以 TOE 理论框架为基础,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方面对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确定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因素的一级指标为技术因素、组织因素、环境因素。第一,技术因素。在数实经济融合中,技术因素起到驱动支撑作用,主要包括数字技术创新2、数据要素3、基础设施4、网络安全9四个影响因素。其中数字技术创新为融合提供驱动力,数据要素是融合“血液”,起到支撑渗透的核心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则是融合的基石,网络安全为融合保驾护航。数字技术创新指融合所需的核心技术突破,如工业互联网核心架构、智能芯片自主研发、人工智能技术等,核心技术创新不足,有短板或受到扼制,将无法为融合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致深入融合停滞不前;数据要素包括建立数据要素市场、数据价值化、数据流通共享等,数实融合只有打通关键数据链才能实现数字化协同和智能决策;网络安全是对数实经济融合中的数据资源进行保护,避免网络服务中断,网络安全问题越来越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数字贸易领域所产生的网络安全威胁与日俱增;基础设施是指为数实融合提供智能化、数字化、高速化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是融合发展所必需的硬件支撑。第二,组织因素。组织因素在数实经济融合中起到推动加速作用,主要有人才资源4、产业数字化、数字化产业5、数字社会、数字政府6因素。其中人才资源为智力支持,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融合路径,数字社会与数字政府属于融合产生的服务应用。人才资源是指数实经济融合所需的复合型技术人才,为融合提供人才供给,是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能;产业数字化是指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产业,包括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数字服务业等,数字产业化是指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为融合提供软件支撑,两者是数实经济融合创新的表现;数字社会包括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及生活数字化,数字政府是指政府履职数字化、政府决策智能化及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两者属于数实经济融合的应用服务,对融合具有反馈优化作用。第三,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对融合具有拉动调控作用,主要包括政府行为7、营商环境8、国际合作、数字经济治理。其中营商环境能够刺激融合的加深,通过国际合作与国外数实经济融合进行交流,数字经济治理负责规范监管,政府行为为融合提供投资和引导。营商环境是指数实经济融合的国内市场环境与法律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会加速实体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国际合作是指让数实融合企业“走出去”,打入国际数字经济市场,与数实经济融合的国际标准对接;数字经济治理是指完善融合经济领域的法律规范和监管体系,避免出现数据滥用、数据确权模糊、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交易市场混乱等问题;政府行为是指政府在规划、税收、投资、人力等各个环节支持数实经济融合发展的政策保障。(三)指标体系根据对于数实经济融合耦合机理中各因素的互动效应及作用影响的分析对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下的二级指标进行梳理确定,其中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展示了数实融合的准则层一级指标和指标层二级具体因素,如表 1所示。表 1 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目标层 T 准则层 N 指标层 I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技术因素 N1数字技术创新 I1数据要素 I2网络安全 I3基础设施 I4组织因素 N2人才资源 I5数字社会 I6数字政府 I7产业数字化 I8数字化产业 I9环境因素 N3营商环境 I10国际合作 I11数字经济治理 I12政府行为 I13四、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分析 ISM(解释结构模型)将系统各因素分层处理并揭示各层因素的影响作用15,ANP(网络层次分第 2 期张春玲 等 基于 TOE 理论的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模型构建与分析39 析法)在 ISM 层级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因素关系对网络结构中各因素的权重比例进行计算,区分各因素的优先级16,MICMAC(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则分析影响因素的驱动力及依赖性,为了探究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及验证层级关系的合理性,更加全面地分析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的整体关系,使得研究更加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17-18。本文构建了 ISM-ANP-MICMAC综合模型,在 ISM 模型基础上确定因素关系,构建邻接矩阵,计算得到可达矩阵,利用可达矩阵建立ANP 模型的网络层次结构,进而根据超矩阵运算对影响因素优先级排序,同时对 ISM 可达矩阵进行 MICMAC 分析,绘制驱动-依赖图像。(一)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网络层次模型构建ISM(解释结构模型)法是一种系统分析方法,利用数学拓扑运算在系统找出一个多层次的有向拓扑图,分析系统内各个要素所处层次及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根据前文的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首先利用 ISM 方法将数字技术创新、数据要素、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等 13 个元素放入 22 矩阵制中,标记 I1I13,邀请专家小组讨论分析,建立邻接矩阵,然后以此为基础运用 Python 进行编程计算出可达矩阵,求得解释要素关系的可达集合、先行集合及交集,最后利用解释结构分解层级,得到模型的层级关系,并绘制有向拓扑图,如图 1所示。图 1 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 ISM 模型 根据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 ISM(解释结构模型)可知,影响因素共分为 4 层,第 1 层为表层直接因素(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产业数字化),属于被影响因素,由于处于最表层,所以影响路径最短且传递速度最快,具有较强的可控性,也被称为最可靠的因素;第 2 层为中层过渡因素(数据要素、网络安全、国际合作、营商环境、数字化产业、数字经济治理),仅可影响作用表层因素,受到深、根层因素的共同影响,将深层次融合基础与表层次融合应用紧密连接在一起,避免融合出现间隙;第 3 层代表深层关键因素(政府行为),可直接对表层、中层因素作用;第 4 层为根层决定因素(数字技术创新、人才资源、基础设施),影响路径可直达任意因素,与深层因素作为基础架构对融合发展产生根本且深远的影响。(二)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优先级分析ANP(网络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决策方法,能够适应非独立阶梯阶层结构,相比较于 AHP,ANP 消除了三点假设障碍,用网络将 ISM 模型层次内部的因素关系予以展现,考虑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利用非线性结构关系代替线性层次结构,并且加入了反馈机制,考虑底层要素对高层要素的支配影响作用。根据前文中 ISM 模型可知,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关系,每个层次之间及层次内部的因素相互作用影响,因此利用 ANP 模型构建40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多层次网络结构模型,然后根据专家讨论采用 19 标度法构建判断矩阵,并使用软件 Super Decisions 进行矩阵计算,使用幂法求解各要素权重,得到赋权超矩阵、极限矩阵,最后进行矩阵运算求得各影响因素的权重优先级,如表 2 所示。从准则维度看,在“技术因素、组织因素、环境因素”三个一级指标中,技术因素所占权重高于其他三者,其次是组织因素;从指标维度看,人才资源、数字技术创新、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化产业在整体影响因素中分别排在前五位且权重之间的差距较小,对于数实经济深度融合的整体发展起到近似同等重要作用;国际合作、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分别在整体影响因素排序中处于末尾三位,对于整体融合发展起到的作用较小,相较于其他因素核心竞争力不足。表 2 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权重排序准则层 N指标层 I准则下权重比总体权重比优先排序技术因素数字技术创新 I10.226 201 0.110 0842数据要素 I20.171 164 0.083 2997网络安全 I30.156 485 0.076 1568基础设施 I40.211 551 0.102 9543组织因素 N人才资源 I50.234 598 0.114 1701数字社会 I60.177 932 0.050 08611数字政府 I70.167 865 0.047 25212产业数字化 I80.339 455 0.095 5524数字化产业 I90.314 748 0.088 5975环境因素 N国际合作 I100.358 279 0.028 02813营商环境 I110.641 721 0.050 20210数字经济治理 I120.449 263 0.069 0159政府行为 I130.550 737 0.084 6046 (三)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驱动-依赖分析MICMAC(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分析方法采用了矩阵相乘的原理,通过对系统中要素的相互影响程度分析,系统中各要素的驱动力和依赖性,进而明确各要素在系统中的地位,为组织决策提供指导。通过前文中 ISM 模型中的可达矩阵计算出每个因素的驱动力与依赖性,并绘制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驱动力-依赖性分布图像,驱动力公式为:Di=Ai#,其中 Di表示矩阵中影响因素 Ai所在的第 i 行数值为 1 的个数和。依赖性公式为:Ri=Ai#,其中 Di表示矩阵中影响因素 Ai所在的第 i 列数值为 1 的个数和。驱动力与依赖性的值表示对其他因素影响程度,横纵坐标轴的交叉点为因素驱动力与依赖性的均值,驱动力-依赖性分布图像分为联系、独立、自发、依赖四个区域,将各要素按照驱动力-依赖性数值绘制成分布图,其中“+”号表示重叠因素的定位点,如图 2 所示。根据 MICMAC 模型分析可知,数据要素、网络安全、国际合作、营商环境、数字产业化、政府行为均分布于联系区域,具有较高驱动力和依赖性,具有较强关联关系;数字技术创新、人才资源、基础设施均分布在独立区域,因素驱动力较大,依赖性较小,对整个系统的作用程度与广度要高于联系区域因素;自发区域无要素分布;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产业数字化均分布在依赖区域,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较低的驱动力,该区域因素出现问题往往需要依赖其他因素帮助解决。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分析,在联合统计场景中,隐私计算融合行业生产数据(产品价格、市场占有率,供需总量等)实时获取与计算,能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其中数据要素在市场流动中打通融合节点,网络安全保证数据隐私,营商环境与国际合作着力构建高效市场化配置新格局,数字技术、人才、设施为研发场景的工厂物联网数据集成提供支持,此外,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产业数字化则是融合的综合应用成果,包括智能医疗、智慧文旅、智慧城管、智慧工厂等。图 2 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 MICMAC 模型第 2 期张春玲 等 基于 TOE 理论的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模型构建与分析41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一)结论本文通过文献及相关政策文件检索,并邀请专家讨论以产业融合理论为基础,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确定了 13 个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通过 ISM 模型分析,发现因素层级及影响路径,之后利用 ANP 模型获得影响因素优先级,最后使用 MICMAC 模型对影响因素的驱动力与依赖性进行评估,找到了联系、独立及依赖因素。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人才资源、基础设施、政府行为因素属于根层决定及深层关键因素,其中前三者在优先级排名中为前三名,政府行为次之,且均为独立因素,具有独立集群的指挥性,系统性影响最大;数据要素、网络安全、国际合作、营商环境、数字化产业、数字经济治理因素包括位于中间层级,在优先级排序中,国际合作处于最末位,其他因素属于中后段,且均为联系因素,具有联动集群的波动性,系统性影响中等;表层因素包括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产业数字化,在优先级排序中数字社会与数字政府处于后端,但产业数字化处于前段,在依赖因素中处于首要地位,此外,三因素对其他因素驱动作用甚微,但依赖性极强,具有依赖集群的被动性。(二)对策建议综合分析可知,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且各因素受影响路径的作用存在不稳定性,仅关注个别因素的层级性、优先级将忽略系统性影响作用,因此本文从系统角度出发,对数实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制定提出以下对策:首先,根、深层关键因素对融合系统影响深远,应重点关注,若数字技术创新、人才资源、基础设施出现问题,将驱动政府制定相应激励政策及投资来缓解由于数字人才匮乏、核心技术短板、基础设施不完善所带来的数据要素市场混乱、网络安全危机、国际数字冲突、营商环境恶劣、数字化产业萧条、数字经济治理低效等问题,否则将可能进一步抑制表层因素发展。因此,提出长期发展战略对策,建议政府及融合企业制定针对技术、人才、设施的相关政策文件及战略发展长效机制,保障数实经济融合发展中的人、财、物基础支撑,如搭筑数字技术创新平台、构建一体化技术创新机制;不断完善建立配套的数字人才培育机制,聚焦长期发展人才需求定位;提升数字基建可及性,针对重点城市群建立大数据中心、数字网络、算力中心集群。其次,中层过渡因素在网络层集中具有“承下启上”的传递作用,同时受到表层、根层、深层因素影响,且因素传递时间短于根深层因素,一旦该层因素成为融合阻碍,可能造成产业数字化停滞等紧迫问题,并反馈给底层因素求助信息,期待更多激励与支持,促进底层因素规模扩张。因此,提出中期发展战略对策,建议完善数据要素相关法规,建立市场监管机制,依法保护数据流,加速融合血液的流通;持续强化网络安全机制、手段、能力建设,有效预防网络风险,推动融合健康发展;积极参与搭建全球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平台,促进数字经济的互通互联,逐步与国际数字经济接轨;着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塑造数字经济竞争优势;着力推动数字化产业集群发展,提升数实经济融合发展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最后,考虑表层的依赖因素对整个系统影响具有小、快、易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实经济融合效果,其水平展现了融合深度与广度,可作为短期战略的核心因素,受到长中期战略实施的影响,因此,提出短期发展战略对策,建议通过对短期因素刺激及对中期因素反馈来推动融合加深,建议狠抓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装备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生产数字化,充分释放产业数字化的叠加倍增作用;同时突出发展数字公共服务建设,大力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强化政务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加速推进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数字化,强化与就业、社保、养老等民生重点社会服务供需对接。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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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and Real Economies Based on TOE TheoryZHANG Chunling,WANG Hongbin(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066000 China)Abstract:This article uses the TO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stablish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nd real economies.The ISM-ANP-MICMAC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network hierarchy,priority,driving force,and dependence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nd real economies.The results show that a close and complex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nd real economies.Their network hierarchy structure includes four levels:the network hierarchy structure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s surface direct,middle transition,deep key,root determine four levels.In the priority ranking,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talent resources,infrastructure,and government behavior are key factors,while data elements,network security,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business environment,digital industry,and digital economic governance are secondary factors.Digital society,digital government,and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are all weak in driving force,but highly de-pendent.Based on this,this study proposes short-,medium-,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ng the digital and real economies,which can timely unblock the urgent,difficult,and key points in the integration path,an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and real economies.Key words:digital and real economies;technology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adaptive network projection;cross influence matrix multiplication责任编辑 田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