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朱德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军事指挥艺术.docx

浅析朱德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军事指挥艺术 张啸摘要1932年底至1933年初，朱德与周恩来密切合作，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通过分析朱德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三个阶段的军事指挥，将朱德此次反“围剿”中的军事指挥艺术概括为“实事求是，灵活机动”，认为这是红军能在外有强敌、内有“左”倾错误干扰的不利情况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关键词朱德；红军；反“围剿”；军事指挥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由于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被调离了领导岗位，指挥红军粉碎第四次“围剿”的重任就落到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代毛泽东任总政委的周恩来的肩上。在外有强敌进攻，内有“左”倾军事错误干扰的不利情况下，朱德与周恩来密切合作，用大兵团伏击战法连续取得黄陂、草台岗两次大捷，一举歼灭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近三个师，至1933年3月下旬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令蒋介石哀叹“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1。这次反“围剿”斗争中，朱德继承和发展了红军在前三次反“围剿”中采用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将军事指挥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给红军带来重大胜利的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实施运动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一、谋划在先，主动作为，为争取胜利创造条件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是规模空前的斗争，国民党军用于进攻苏区的兵力之多前所未见，而红一方面军也集中了7万兵力，几乎倾全苏区之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此，在敌人尚未布置好进攻之前，朱德就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全力创造取胜条件。（一）进行深入的军政动员1932年11月24日，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布了为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训令发至连一级，并要求贯彻到每一名士兵。朱德深知，此次反“围剿”面临的敌人兵力更多，而且在战略战术上都有了进步，歼敌的困难更多；而红军参战部队较多，协同、配合复杂，必须做到高度的团结和统一，以集中力量争取胜利。因此，朱德在训令中提出实施深入的军政动员。在政治上，“从加紧阶级的政治教育上巩固红军的阶级自觉和团结，加强其对于胜利的确实信念，发展其革命精神与牺牲的决心，更严肃红军纪律”，达到“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全方面军与全苏区各作战部队须团结成一个人一样一致”2的要求。在军事上，“最大努力地提高对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注意与学习”，各种技战术都必须依照原则加紧训练，“尤其是对于战术的使用与学习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地形来求得灵活的运用”3。12月2日，朱德、周恩来还专门下发关于进行军事、政治训练的训令，提出阶级的政治教育、善于使用武器等十五点要求。总之，“应较三次战役时期更有进步、更加紧张和努力地来部署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动员。”4朱德后来称赞，在黄陂、草台岗两次伏击战中，“红军战士的坚决，较前更好”5，出色地执行了迅速、秘密、坚决的战术原则。这与朱德战前对部队的深入军政动员是分不开的。（二）正确研判敌情，预作准备1932年12月下旬，当蒋介石尚未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署之时，红军已经从各种渠道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情报。朱德等对这些情报进行了深入的研判和分析，认为，敌人投入更多兵力、修筑包围和侵入苏区的公路、加筑工事、组织民团、实行经济封锁等动向，“都是敌人大举进攻中区的重要步骤”，敌军的进攻很快就要开始，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他首先为红军定下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必须以集中的力量给敌人的弱点以最重大的打击”，“集结而灵活地逐次给敌人的弱点以致命的打击，各个消灭敌人”6。接着，朱德对敌情进行了成功的预判，指出了敌军用兵的12条线路，并指出，“其中尤以南丰、广昌、宁都一线，依地形与反动势力尚未肃清的条件看来，当为北面敌人最便于利用的进攻方向。”7而这条线路，正是北路国民党军之后所使用的进攻线路。在分析敌军用兵方向的基础上，朱德划分了东北、赣江流域和东南三个作战地域，各地域统率部分红军兵团和地方武装，并指挥两到三个分区作战。除此之外，后方联络线、补给、缴获、治疗伤病和俘虏等等方面，朱德都向各作战地域作了一一规定。正是得益于朱德对敌情的正确研判和周密细致的布置，并有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密切协作，红军在1932年底基本完成了应对国民党军“围剿”的准备，得以应对自如。从1932年11月16日到1933年1月12日，在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积极进攻”，以进攻打破敌人“围剿”的要求下，朱德、周恩来不得不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动出击，发起了金（溪）资（溪）战役。红军虽然一度占领了金溪等县城，歼灭、击溃了部分敌军，但未能达到吸引敌主力决战的目的，反而疲惫了部队，影响了反“围剿”的作战准备工作。如何化被动为主动，成为摆在朱德、周恩来面前的艰巨任务。二、机断专行抵制“左”倾错误，掌握战场主动权朱德对于指挥员在领会上级意图基础上的机断专行是极为看重的。他在总结第四次反“围剿”经验教训时指出，“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两件事是不冲突的。决不能把机断专行误认是违抗命令，也不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抛弃机断专行。”8第四次反“围剿”中，朱德、周恩来率先做出了机断专行的表率，果断放弃对南丰的攻击，主力隐蔽转移，使红军化被动为主动，为之后运动歼敌打下了基础。金资战役后，关于红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朱德、周恩来等前方指挥员与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以及刚迁入苏区的临时中央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和争论。1月16日，苏区中央局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否定了朱德等要求北上贵溪，在信江、抚河地区开辟新区，准备运动歼敌的计划，提出红军转移至黎川，“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9，24日又要求红军集中主力攻占南城、黎川、广昌等地，再进攻南丰，“特别着重的指示占领南城和南丰”，并命令“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10当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赣粤闽边区“进剿军”总指挥，率领左、中、右三个纵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正向中央苏区北大门压迫。朱德、周恩来根据敌情，仍不同意强攻南丰和南城，多次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陈述前方意见，并在30日去电中提出攻城的五点不利因素：（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因此主张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 1月31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中央苏区，随后设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对苏区的进攻。同时国民党军实行“固守城防”的新策略，红军一时难以找到运动歼敌的战机，朱德等设想的“先发制人在抚河以东调动敌人似已无望。”11加之苏区中央局认为“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12，坚持强攻南丰，朱德、周恩来于2月7日决定执行中央局指示，作出进攻南丰的决策部署。2月12日，红一方面军发起对南丰的进攻，激战一夜未克，红军却损失了四百余人。这时，陈诚令南城24师一部迅速向南丰增援，又令中路军加速南进，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南丰城下。危急关头，朱德、周恩来当机立断，改变攻击南丰的决心，“改强袭南丰为佯攻”，以一部兵力佯攻南丰，主力隐蔽转移至靠近苏区地域，“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13这一决定由周恩来电告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22日，红军撤围，主力转移至东韶、洛口地区进行休整，待机歼敌。可以说，朱德作为前方最高指挥员，未经苏区中央局许可改变决心是有很大风险的。因此，在2月12日之前，朱德、周恩来虽有不同看法，但在不断向苏区中央局陈述意见的同时，仍决定执行攻打南丰的指示。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威胁尚不很大，且如能顺利攻下南丰当然最好；另一方面，苏区中央局对于攻打南丰已无任何讨论余地，朱德作为方面军总司令，“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14。然而在攻城不克、强敌四面迫近的形势下，只有撤出战斗，才能避免被敌军合围，才能完成上级赋予的歼灭敌人、打破“围剿”的任务。改变决心成了唯一有利的选择。这是朱德、周恩来对敌本文来自于www.zz-N情深思熟虑的结果。红军由此又回到了积极防御打运动战的正确道路上，避免了顿兵坚城之下的不利局面，实际上就此掌握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主动权。对此，毛泽东评价道，红军“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了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15没有朱德、周恩来的机断专行，也就没有了红军接下来的胜利。三、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创大兵团伏击战光辉范例红一方面军撤围南丰后，朱德和周恩来根据敌情，坚持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方针，连续设伏，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将蒋介石精锐的嫡系部队第52师、第59师、第11师基本歼灭，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就此取得了胜利。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是朱德军事指挥艺术在此次反“围剿”中最精彩的演绎，在诱敌、设伏、出击、主力与地方武装配合等各个环节，都堪称大兵团作战指挥的典范。（一）隐真示假，诱敌上钩诱敌深入，关键在“诱”字。运用巧妙手段，牵住敌人的“牛鼻子”，让敌人乖乖地朝我方预设的战场开进，是顺利歼灭敌人的前提。朱德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采取隐真示假，以小部队迷惑钳制敌人的方法，两次以红11军伪装主力，将国民党军各路分隔，而将其中一路诱至红军设伏地域，使敌人上钩。红一方面军撤围南丰后，陈诚三个纵队分进合击的作战计划仍未改变，准备于南丰、广昌地区与红军决战。判明敌情后，朱德、周恩来在令红军主力向东韶、洛口地区转移待机的同时，“以红十一军由新丰街渡河到黎川，任务是钳制敌之第三纵队，并迷惑其第二纵队，仍将敌向康都方向吸引”16。2月24日，陈诚果然误认为红军主力开往黎川，于是令第二、第三纵队向黎川地区开进，准备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又令第一纵队队长罗卓英率第11师由宜黄至黄陂，配合第二、第三纵队作战；再令李明第52师、陈时骥第59师由乐安向东南推进，在黄陂与第11师会合，再向广昌、宁都进攻。这样，国民党军三个纵队就被分隔开了，出现了各个歼敌的战机。朱德、周恩来果断抓住战机，在黄陂以西地区设伏，将敌第52师、59师歼灭，取得了第一个伏击战的胜利。黄陂的失败使陈诚的作战计划即刻改变，“将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将分进合击之战略，改为两纵队重迭作中间突破的战略”17，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以求突破红军阵线，占领广昌。由于敌前后两个纵队靠拢一起，行动谨慎，无法分割歼灭，朱德、周恩来决定采取引诱前敌、隔断后敌的方法，令红11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在广昌西北积极活动，造成红军主力就在广昌的假象，引诱敌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拉开其与后纵队的距离。敌军再一次被假象迷惑，至3月20日，敌前、后两纵队间“相距九十里不能回援”18，后纵队孤立的态势已经形成。此时，红军的真正主力隐蔽北上，在东陂、草台岗给了敌后纵队致命一击，红军的诱敌再次取得成功。（二）巧妙设伏，集中兵力，歼敌精锐黄陂、草台岗两次作战中，朱德、周恩来都巧妙运用了大兵团伏击战法，以小部队伪装主力迷惑调动敌人的同时，秘密集结主力，选择有利地形设伏，歼灭敌之一翼，达到大量消灭敌有生力量的目的。首先，巧妙选择作战时机、地点和作战对象。在作战时机的选择上，在敌人兵力分散，难以互相支援时，攻击其态势较为孤立的一路。黄陂之战时，敌军第52、59两师所在的第一纵队与其他两纵队相距较远，态势孤立；草台岗之战时，敌11师所在的后纵队与先头部队已相隔近50公里。在战场选择上，黄陂、东陂、草台岗一带都是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的山区，红军利用敌军“行军长径拖长，展开迟缓，彼此策应不易”19等弱点，设伏于此，收到奇效。在作战对象选择上，草台岗之战前，朱德并未按照“嫡系”、“杂牌”的标准强求先打弱敌，而是从战场态势出发，考虑到敌后纵队中的11师虽然是精锐，但与前纵队相距较远、孤立无援，强敌已成为弱敌，果断选择11师作为攻击对象。11师受重创，也就导致“陈诚几年间所依靠的部队整个打垮了。”20其次，集中兵力，周密部署。两次伏击战，朱德使用了1军团、3军团、5军团、12军、21军、22军等部队，除诱敌的11军外，集中了红一方面军全部主力，在兵力上形成了优势，以最大的力量打击敌人。设伏时，朱德除了进行两翼包抄、四面包围的部署之外，特别要求待敌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再断敌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使敌军不提前发觉我军意图，力求全歼敌人。黄陂战斗前，朱德亲自来到左翼队的指挥部，对指挥左翼队的聂荣臻说：“我们的目的是关门打狗。这就要先让狗进来，再关起门来打。因此，北面的部队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过早。”21部队按照朱德的要求行动，顺利消灭了敌两个师的大部，并将李明、陈时骥两个师长俘虏，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再次，迅速、秘密、坚决的战术行动。2月26日，朱德、周恩来得知敌52、59师向黄陂开进的情报后，发布黄陂战斗的作战命令，当日即率红一方面军到达指定位置，先于敌军一天，从容布置伏击；战斗结束，朱德、周恩来又命令部队迅速向南转移，使到达黄陂的援军扑了空。期间，敌军始终不知红军的行动，“这是确守秘密的证明”，因而“敌人不晓得，来袭击我们，却不料遭到我们的袭击。”22战斗中，朱德也极为重视迅速、坚决等战术品质的发挥。3月20日，朱德、周恩来在草台岗战斗的作战命令中，强调“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十一师”23，“迅雷”一词，将迅速、勇猛、突然等要求生动地反映了出来。而红军也发扬了这些品质，经过一天激战，陈诚的起家部队11师就被大部歼灭。在战后的总结中，朱德认为，“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红军“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干脆地消灭敌人，可为红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24（三）充分发挥地方武装作用，开展人民战争红军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运用的作战样式是运动战，主要力量是主力兵团。但朱德同时强调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间的配合，时刻注意发挥地方武装、游击队、民兵等力量的重要作用。在朱德的巧妙指挥下，地方部队对敌人进行袭扰，破坏敌人交通，迷惑引诱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反“围剿”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战前，朱德在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中就多次强调红军兵团与地方武装的运用。在红军兵团消灭敌人的同时，“地方武装应武装全苏区劳动群众，分布在各个战线上，钳制敌军，分散、疲惫与瓦解它的兵力，使红军各兵团，得以行动自如，更容易完成它的任务”25；“各分区（或军区）应依据其指挥的基干部队及广大的地方武装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到敌人的翼侧后方动作起来”26；还应“以基干的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积极活动于敌人的作战线与联络线上，经常出没于敌人的翼侧后方，施行袭击”27，配合主力红军在主要方向的作战。反“围剿”战斗中，尤其在黄陂、草台岗两战前后，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黄陂战斗，“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乐安前进时，前后侧方均被我许多小游击队包围着，我主力军袭击时，敌人仍误以为是小游击队，遂造成了主力红军歼敌的成功。”28草台岗战斗前，朱德、周恩来令红11军在广昌西北活动，同时让独立师、团和地方武装配合，佯攻吴奇伟率领的前纵队，大造声势，让敌以为红军主力就在广昌。作战时，“我游击队等在敌人侧背后参加了战斗作战后敌人遇着游击队又误认为是主力红军，步步防守，天天露营，占领阵地，疲劳不堪。此时游击队更为活动。”29各军区也发动了群众，对敌军封锁了消息。战后朱德评价道，“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30红军主力兵团和地方武装、游击队之间密切的配合，仿佛在给敌军套上了天罗地网，人民战争的威力得到了充分展现。纵观朱德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演绎的军事指挥艺术，不难得出如下两点结论。第一，朱德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时坚持了前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所采用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四次反“围剿”中红军战略战术的运用是一脉相承的。第二，从朱德整个反“围剿”斗争过程中的军事指挥上看，“灵活”二字贯穿了始终，是其精髓。他坚持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却并不照搬老套路，而是处处有创新。无论是机断专行撤围南丰，还是连续设伏打大兵团伏击战，都是对诱敌深入方针的全新阐释。这并不容易做到，它是对敌情、我情、战场态势等等因素进行了细致分析，和已有的作战方针相结合之后产生的结果，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产物。由此，“实事求是，灵活机动”八个字可成为朱德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军事指挥艺术的恰当概括，也是朱德为人民军队后来的带兵人上的生动一课。注释1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页.2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3朱德军事文选.第103页.4朱德军事文选.第106页.5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6朱德军事文选.第107页.7朱德军事文选.第108页.8朱德选集.第11页.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10朱德年谱新编本（上）.第315页.11朱德年谱新编本（上）.第317页.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页.13朱德年谱新编本（上）.第318-319页.14朱德军事文选.第120页.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16朱德选集.第8页.17朱德选集.第8页.18朱德选集.第9页.19朱德军事文选.第151页.20朱德传.第383页.21朱德传.第379页.22朱德传.第380页.23朱德年谱新编本（上）.第324页.24朱德选集.第9页.25朱德军事文选.第108页.26朱德军事文选.第110页.27朱德军事文选.第111页.28朱德选集.第10页.29朱德选集.第10页.30朱德选集.第10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