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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慈善思想研究

王春靓
摘 要：先秦儒家文化中蕴含丰富的慈善思想，它以“仁爱”为核心，以“民本”为出发点，以“重义轻利”为准则，以“大同”社会为最终目标，构成了完整的儒家慈善伦理理论体系。深入挖掘先秦儒家慈善思想资源，阐发慈善文化理念，对于培养人们的慈善意识，唤醒人们的善心善念，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先秦；儒家；慈善思想
：K22 文献标志码：A ：1002-2589（2018）03-0181-02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列举了十五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内容，其中与先秦儒家慈善思想相关的有五项，分别是 “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 “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 “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博施众利的思想” “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1]，并且强调对传统文化中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要加以创造性的继承和发扬，使其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仁爱”思想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家慈善伦理的基本内核，其他如“大同”思想、“民本”思想等，都围绕着“仁爱”这个中心而展开。何谓“仁爱”？“仁者爱人也”。爱人首先表现为对父母之爱，孔子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是“仁”产生的最深沉的心理基础，“亲亲之孝”是“仁”的根源，在封建的宗法社会中，仁爱莫大于爱亲，但儒家“仁爱”并不局限于对亲人之爱，而是由“爱亲”为起点，逐渐扩散至“爱人” “爱物” “泛爱众”，直至对天下的大爱，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种“忠恕”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朴素慈善思想的发端。作为孔子继承者的孟子，在孔子“仁爱”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慈善之心何以产生的问题，他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即“同情心”“怜悯心”，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情感，构成慈善的内在动力。与孔孟所主张的“人性本善”不同，荀子认为“人之性恶”，追逐名利，贪恋声色是人性中所固有的缺陷，如果任由人的私欲膨胀而不加节制，就会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导致社会混乱不安。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荀子与孔孟对人之初的本性认识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均认为人应该加强后天的道德修养，“崇德向善”“惩恶扬善”，这是成为“仁者”的必然要求。
孔子将“仁爱”上升为对统治者的要求，主张要“以德治国”。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孟子告诫统治者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 ·公孙丑上》）强调统治者应关心民众的疾苦，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真心顺服。从“仁爱”到“仁政”，从“善道”到“不忍人之心 ”，从道德情感上“爱人”到道德行为上以慈善施于民 ，体现了儒家思想所包含的慈善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同时也为我国慈善理论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2]。
以我们今天的视角看，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虽然有很多进步意义，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烙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过于强调人的道德自律性。在孔孟荀看来“仁爱”是个人对自身道德品质更高层次的追求，在先天已具有的“怜悯之心”的基础上，只要通过不断的“自省”“修养”便能达到，至于行善与否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丝毫不受外在条件的束缚。虽然怜悯和同情是慈善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但仅仅依靠情感激发的慈善行为并不具有稳定性，只有将行善的内在要求与社会责任等外在约束有机结合，才能使个体的慈善行为上升到社会的道德规范层次。其次，过度依赖统治者施行的“仁政”。我们知道，慈善应该是一项全社会人士广泛参与的互帮互助的活动，但在传统儒家慈善思想那里，民间的慈善活动往往会对比出统治者的“不仁政，因此是不被提倡和鼓励的，对于将儒家思想奉为圭臬的人来说，这种思想无疑会打击到民众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间接造成民间慈善的消极怠惰，影响民间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
二、“民本”思想
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民本思想最早产生于西周时期，周公提出“敬德保民”，“民本”是相对于“官本” “君本”而言的，即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得以存续的根基。对于这一思想，先秦儒者积极加以传承和发展。 孔子认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缁衣》）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贵君轻”思想。荀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孟的思想，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主张“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儒家的民本观念，肯定了百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明确表达了保民乃执政之要的理念，这成为我国历代明君推行仁政的重要思想基础，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传统慈善事业的发展。
民本思想落实在具体举措上，主要表现为利民、安民、爱民、富民、教民等。孔子劝诫统治者要爱惜百姓，将百姓的利益作为执政的出发点，要“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而不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百姓身上。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进一步深化了对“民本”思想的认识。他认为民富则安，民贫则乱，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作为统治者首先要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才有可能使人民真心拥护统治者的统治。由此，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主张，这个“产”应该达到一个最低标准：上能赡养父母，下能养活妻儿，田地收成好的时候能吃饱穿暖，收成不好的时候也能保证基本物质需求，不至冻死，饿死。这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当然，仅仅达到这样一个标准是不够的，好的统治者应该让治下的百姓都过上富足安定的生活。孟子将“薄税敛”看作是富民之道：“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荀子认为，富民之道，始于“强本”，终于“节用”，提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荀子·富国》）这是因为可用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只有将“强本”与“节用”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满足人的需求，实现强国富民的美好愿景。
先秦儒家思想家们并没有把认识停留在浅显的经济富民层面上，他们意识到经济的富足不会带来精神的富足，继而提出了“富而后教”的理论，重视对民众道德层面的教育。孔子率先提出“道之以德，齐之有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百姓受到道德和礼制的教化，就会自觉规范言行，国家治理便会井然有序。孟子认为“善教得民心”，反之，如果不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则“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孟子·离娄上》）人民道德败坏，社会就会动乱不安。荀子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荀子·大略》）认为“富而后教”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经之路。
三、“大同”思想
自周天子分封诸侯以天下后，各诸侯国争权夺利，战乱四起，民不聊生，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对此，孔子痛心疾首，希望国家能尽快结束动荡、分裂的局面，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并向世人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社会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礼记·礼运》）之后，孟子也对心中的理想社会进行了描绘，“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荀子认为的美好社会形态应当是“奸邪不作，盗贼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荀子·富国》）“少者以长，老者以养”（《荀子·大略》）“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 “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调议”（《荀子·富国》）“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
在先秦儒者眼中，理想的社会形态应该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彼此诚信相待，不隐瞒欺骗，无论男女老少各尽其力，各得其所，人民基本社会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对于因先天或后天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给予特殊照顾，使老有所终，幼有所养。儒家“大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有很多暗合之处。《共产党宣言》中记载有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畅想，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应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全社会所有；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社会成员充分发挥自身才能，积极参与社会劳动和工作，分配个人消费品时以每个成员的实际生活需要，而不是劳动量的多少为标准；三大差别彻底消失，人人都能平等而自由地行使权利；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得到极大提升，在体力智力方面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总而言之，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
不可否认，与马克思所论证的共产主义社会相比，儒家所倡导和追求的“大同”理想缺乏科学性和现实依据，它把理想更多地寄托在了对人性的美好期待和经济的平均主义上，具有空想的性质。但是，作为慈善伦理的重要思想资源，儒家的“大同”理想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讲信修睦”“守望相助”的美好追求，成为现实中慈善追求的伦理导向，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为之不懈奋斗。
四、“重义轻利”思想
义利问题一直是人类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辩题，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倾注无数心血研究这一问题，义与利孰轻孰重？义重于利还是利重于义？抑或二者并重？先秦儒家思想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孔子一生重道义，轻私利。那么什么是“义”？什么是“利”？关于“义”的含义，《中庸》中提到：“义者，宜也”，《说文解字》中注：“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义”是一种道德律，要求秉持公正适宜的行为；“利”与“义”相对，指利益、功利，尤指个人的私利。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义与利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君子趋“义”，小人逐“利”。孔子重“义”，但并不否定“利”，他要求对“利”的追求要符合“义”，不义之财坚决不可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十分赞同孔子重义轻利的思想，他高扬道德理性的价值，要求人们以道义而非利益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孟子认为，“义”不仅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更是人之为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标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同样，孟子也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天性，“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孟子·告子章句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温饱都难以为继何谈更高层次的道德。如孟子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梁惠王上》）
荀子也看到了人未有不好利者，他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荀子·荣辱》）与孔孟的观点一致，荀子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荀子云：“先義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人的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条件，儒家对此有十分清晰的认识。但是，满足低层次的物质需求后人应该有更高的道德价值追求，“义”便是最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2]黄家瑶.中西方慈善文化的渊源比较及启示[J].学术界，2008（4）.
[3]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Abstract： The pre-qin Confucian culture contains abundant thoughts of charity， it takes "benevolence" as the core， take "people-oriented" as a starting point， by the "heavy righteousness light benefit"， to "datong"society as the ultimate goal， constitute the complete system of Confucian ethical theory of charity. Dig deeper into the pre-qin Confucian thought resources of charity， charity culture idea exposition， to cultivate people's charitable consciousness， awaken people's heart good thoughts， thus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harit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he pre-Qin period，the Confucianists， the thoughts of charity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