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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企业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李　岚
摘 要：企业政治行为是企业为获取有利经营的政治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施加影响而采取的行动，也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之一。西方管理学界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范围很广泛，归纳起来包括企业政治行为的界定、分类、影响因素等多个方面。在这些研究领域中，除企业政治行为的分类已初具雏形外，其他领域的探索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关键词：企业政治行为；企业与政府关系；企业政治战略
：F270-05 ：A
：1003—0751(2008)06—0055—03
从企业战略角度出发，政治和法律环境是企业进行战略定位和战略选择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企业有必要密切监测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改变动向，并及时做出反应和战略调整。但是，企业对其环境并不是只能被动地反应，还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主动地改变其环境。实际上在西方国家，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企业与政府间就出现了这种互动。20世纪前半期，美国企业因普遍感受到来自政府越来越大的压力，开始积极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而不是仅仅消极调整公司的经营策略。这引起了管理学界的注意和兴趣。由此，从企业管理的微观角度对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30多年来，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涉及了很多问题，归纳起来包括企业政治行为的界定、分类、影响因素等多个方面。本文试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和评价，以期为我国刚刚起步的企业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一、企业政治行为的界定
在西方管理学界相关研究中，企业政治行为这一概念经常与企业政治战略、政治活动、政治参与、政治影响通用。Astley和Sachdeva认为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企业（相对于政府）权力的获得、发展、保持和使用，而权力就是企业影响政府干涉的能力。这个定义没有能够表明企业政治行为的目的。Sethi认为，企业的政治参与就是企业参与各级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个定义简单明了，但其内涵却很广泛，它包括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Keim和Baysinger认为，企业的政治战略就是企业管理决策的一种形式，它表现为企业一套旨在出台有利于该企业的生存和持续成功的公共政策的整合的行动。比起前面的几个定义，这个定义所指范围相对较窄，内容也更具体确切，它不包括企业与政府间因商业关系而产生的接触（如企业承接政府工程等），也不包括公共政策的执行（如反垄断调查等）。可以看出这几个定义各有侧重（即行动、能力和战略），内涵和外延也各不相同。然而在现有研究中，这几个概念是经常通用的，这也可能是造成西方管理学界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经过30年仍然不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的原因之一。
管理学者把政治进程看做是一种市场交换的过程。企业进入这个市场向政府购买有利于本企业的政策和规章，或者说企业试图通过影响政府官员的行动来取得某种特定的公司利益。组织行为学家把企业的政治活动看做是企业许多环境管理战略的一种，这种活动的目的就是企业领域的防御和维护。这些理论的共同点体现在企业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参与到政治中来。
二、企业中的“公共事物”或“政府事务”职能
企业中的公共事物或政府事务部门的职能是利用各种方式来改善和加强企业与政府间的沟通和理解。McGrath在1977年的一份报告中显示，财富1000强企业中的公共事务经理们认为，他们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为管理层提供政策和政府信息，并提出相关战略和政策建议；他们最常做的工作就是与政府官员取得联系，游说政府政策的制定，内部信息沟通，信息分析以及发现相关政策问题。曾经担任过通用汽车公司政府事务部经理的Morris，形象地把他们部门的职能描述为：监测、分析和报告政府的有关动态，代表企业与政府接触，准备通用汽车在某项立法上的立场文件并回复政府的询问，保持与各级政府和协会的关系，鼓励雇员和选民对立法程序进行参与以及对选举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
三、企业政治行为的分类
西方管理学界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分类方式有很多，总结起来大致涉及三个层次上的分类：第一类是企业对政治环境或政府政策变化的反应状态，第二类是企业所采用的政治战略，第三类是每一种战略中可能包含的战术。Weidenbaum把企业对政府政策调整的反应分为三类，即消极反应、积极预期和公共政策塑造。所谓消极反应是指对于政府政策的调整，企业只是重新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以适应新的要求；所谓积极预期是指企业经理们运用其计划能力去预测新的政策动向并事先做出相应的调整；而公共政策塑造是指企业试图通过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一个更活跃的角色来影响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前两种反应是后动的，第三种反应是先动的。Sethi提出企业以三种不同的状态参与“政治游戏”，即防御型、适应型和积极的行动主义，这与Weidenbaum的分类方法相类似。Weidenbaum和Sethi的分类方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企业在反应方式上的细微差别。
如果企业决定采用积极的方式去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即Weidenbaum分类法中的“公共政策塑造”型），那么Hillman和Hitt认为它们采纳的战略可能包括：信息提供、物质刺激和选民组建。信息提供是指直接向立法者提供信息以影响其对某事物的观点。这包括游说、资助研究项目并报告研究成果、作为专家证人做证、提供立场书或技术报告等战术。物质刺激是直接向立法者提供各种财物激励。这包括政治献金、有偿演讲、为政治家雇用工作人员、支付其差旅费等战术。选民组建则是通过获取立法者的选民支持，间接影响立法者的决定。这包括带有政治倾向的广告，基于员工、供应商、客户等的草根行动，新闻发布会以及公共关系活动等战术。这三种战略可以组合起来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当然，对企业政治战略的分类方法还有很多种，如Sethi认为企业采用的四组政治战略是：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直接游说、建立同盟和间接游说。
第三个层次的分类涉及企业每一种政治战略中所包含的战术，即具体的影响方法。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最新的成果仍然是由Hillman和Hitt提出的。从上面关于企业政治战略分类的介绍可以看出，他们将企业的政治战术归纳为13类。其中最常见的、也是学者们研究最多的是游说和政治献金。所谓游说是指在美国意义上的和其他非欧洲意义上的、由代表企业的个人（多为专业游说者）向立法者提供信息。这里的信息传递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会议以及社交场合来进行。换句话说，这里的“游说”与欧洲通行的、泛指企业的一切政治行为的“游说”的概念不同，它的范围要小得多。所谓政治献金是指企业通过其建立的“政治活动委员会”向政治候选人提供捐款。鉴于美国法律规定企业不得从其公司账户直接捐款给政治候选人，因此企业往往通过设立“政治活动委员会”向其雇员和其他个人筹集捐款。大企业往往单独设立此类委员会，小企业则联合起来或以行业协会的形式设立政治活动委员会。此外，西方企业常用的战术还应包括：对立法机构提起诉讼和运用文海战术拖延立法等。同样，所有这些战术是组合起来使用的，它们并不互相排斥。
四、影响企业政治行为密集度的因素
在过去30年里，西方管理学界对很多可能影响企业政治行为密集度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和验证。这包括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因素，如企业规模、企业所面临的政府规制压力、行业结构、竞争者的政治活动密集度、员工的工会化程度等。在众多被考察的因素中，只有企业规模和其所面临的政府规制压力被公认与企业政治行为的密集度存在某种正向关系。这里企业的规模可以表现为资产规模、利润额、雇员人数等。Master和Baysinger、Masters和Keim发现企业所拥有的资产越多，它越有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活动委员会，而该委员会所筹集到的捐款也越多。Lenway和Rehbein认为企业的利润越好，其成为政治活动领导者的可能性就越大。Meznar和Nigh发现企业的雇员人数越多就越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企业所面临的规制压力通常用普遍认可的行业压力分级法来衡量。Master和Baysinger、Masters和Keim以及Zardkoohi发现企业受到政府管制的程度越深，它越有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活动委员会，而该委员会所筹集到的捐款也越多，捐出去的也最多。
对于其他可能影响因素的考察出现了严重分歧。如对于行业结构影响的分析，Pittman和Master、Keim的研究得出不同结论。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有二：第一，各位研究者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界定不同，有些涵盖了企业因商业目的而与政府的接触，而另一些只涉及企业为公共政策的改变所作的努力。第二，对于变量的衡量标准也不统一。这些不同限制了人们对企业政治行为密集度的影响因素的理解。
五、影响企业政治战略、战术选择的因素
关于企业政治战略战术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如Aplin和Hegarty的研究）表明，政治战略的实施主体对于政治战略组合的选择具有决定意义。工商企业、非政府立法部门和其他社会利益团体所采用的政治战略是不一样的。前两者倾向于采用友好的、利于与政治家们进行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有利于建立长期关系的信息提供战略，后者经常采用通过第三方施加压力的手段（如公众舆论）影响政治家的决策。此外，通过对美国在欧盟的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调查，Hillman发现企业层面的一些因素，如资金资源、雇员数量、经验或信誉和国际化程度对企业具体战略的选择会产生影响。
六、企业政治行为的效果
尽管许多战略学家都强调对于战略效果的准确评价是提高战略过程有效性的关键，但或许是因为衡量难度高，仅有少数研究者曾试图对企业的政治战略进行效果评价，但到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评价方法。20世纪80年代，Keim和Zardkoohi对当时颇为流行的观点——“政治活动委员会对当选的立法者具有重大影响”——提出了质疑。通过分析美国劳方和企业政治活动委员会在1980年和1984年两届大选中的活动，他们发现劳方政治活动委员会更加意识形态化，在决定捐款给谁时更加黑白分明；而企业的政治活动委员会则更加看重有权力的政治家们的影响。换句话说，后者更倾向于向那些在选举中优势比较明显的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以讨好该候选人，而不论其党派或政治立场。由此Keim和Zardkoohi断言，企业的政治活动委员会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20世纪90年代，Hillman等人考察了企业从“个人服务”（即企业雇用人员为某一政治机构服务）这种政治战术上的具体受益。他们运用事件研究的方法，检验了1968—1992年间31家上市公司在他们的高级经理入选国会或内阁前后的市场价值的变化，发现这种企业与政府间的人员联系对于企业的市值存在积极的影响，这个结果暗示着企业的某项具体利益或许就是来源于其政治战略。
七、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
关于跨国公司政治战略的研究多是作为跨国管理理论体系的一部分，由该领域的学者们进行的。这些学者对企业政治行为研究的一个贡献是，他们找出了企业经营战略与政治战略之间存在联系的实践依据。如Mahini和Wells考察了位于美国的13家跨国公司的政府关系管理。这项分析显示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公司传统和行业结构都可能对其政府关系的管理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产生影响的根源是企业在东道国政府面前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另外一个有关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研究中，Blumentritt和Nigh发现各分支机构间市场竞争活动配合度越高，他们的政治活动间的协调性也越好。这也表明企业的政治战略和竞争战略是相互联系的。另外，Coen还分析了美国式游说对欧洲企业与政府关系产生的影响。他认为美国与欧洲政治环境的主要不同在于商业文化、国家与企业间的惯例传统及政治运作操守，尤其是美国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开放和透明度（即前者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比后者更加开放和透明）。美国企业在过去30年中的游说实践为欧洲企业政府事务的专业化和建立一个灵活的、多渠道的欧洲公共政策体系做出了贡献。然而因为两者在文化和习俗结构上毕竟存在诸多不同，在欧洲照搬美国式游说显然是行不通的。由此，一套独特的欧洲式游说战略诞生了，这套战略适用于欧洲独特的企业与政府关系文化。
八、结论
综上所述，西方管理学界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范围很广泛，其中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是企业政治行为密集度的影响因素，其次是企业政治行为的分类。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中，除企业政治行为的分类已具雏形外，其他领域的探索尚未形成一致意见，这与研究者对企业政治行为的定义、使用的研究方法和衡量变量的标准有关。
公共政策对于企业的经营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企业有必要采取政治行动以减少其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也是企业应该享有的权利。就我国而言，企业的政治行为大量存在，但往往披着神秘的面纱或与腐败相联。这是因为我国缺乏相应的立法和规范，企业除一般情况下通过人大和政协代表正式参政议政以外，还会在不少情况下以隐密的方式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难以把握“合理”的界限，从而一些企业会涉足某些灰色地带。因此我们有必要汲取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企业政治行为从理论上加以探索和论证，为我国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一个良性的互动平台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Aplin,J and Hegarty,H.Political influence:strategies employed by organizations to impact legislation in business and economic matter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0,(23):438—450.
［2］Bonardi,JP,Hillman,AJ and Keim,GD.The attractiveness of political markets:implications for firm strategy［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5,30(2),397—413.
［3］Bouwen,P.Corporate lobby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the logic of access［J］.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2002,9(3):365—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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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ilyo,J,Primo,D and Groseclose,T.Corporate PAC campaign contributions in perspective［J］.Business and Politics,2000,2(1):75—88.
责任编辑：衡 平
中州学刊2008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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