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老年人的媒介素养、健康风险感知与行为取向研究.docx

网络时代老年人的媒介素养、健康风险感知与行为取向研究

吉琦玉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专家钟南山明确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肯定人传人”。严峻的疫情形势引发社会关注，但在1月20日至1月23日这段时间内，网络上却出现大量关于“如何劝说父母戴口罩”及“父母为什么不愿意戴口罩”的报道和讨论。对此社会现象，出现了三个较普遍的解释维度：一是从媒介出发，包括信息获取、理解到采纳整个过程;二是从认知心理出发，主要有认知偏差、侥幸心理、逆反心理等;三是从个人出发，涉及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等。本文将着眼于第一个角度，关注的问题是：网络时代以网络为主渠道的信息传播是否使得网络使用能力相对较弱的老年群体在此过程中表现出信息接触的弱势？风险感知的不足？并进而影响其行为取向？
一、研究综述
（一）老年人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的定义是在各种处境中取用（access）、理解（understand）及制造（create）媒体信息的能力。[1]在英文中，“取用”是“access”，指信息接触这一过程，而信息接触的前提是满足接触条件。
国外关于老年群体媒介素养的研究最早涵括在社会适应性的问题中，其背景是西方社会老龄化趋势，现在我国也面临同样问题。不同于西方社会，我国老龄化社会到来之际正是新型媒介崛起之时，这两大社会进程有一定矛盾，早在2010年《新媒介使用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一文中，就指出了新媒介的发展对老年人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2]后续又有诸多学者开始在该领域研究，研究结论在10年间不断演进。总结起来共有三点：一是老年人对传统媒介的依赖性依旧很强，但这种依赖正在下降，尤其在一二线城市。二是老年人使用新媒体的难度壁垒仍在，但接受度在提高。三是老年人使用新媒體的出发点主要是生活功能的满足。一方面7成老年人认为新媒介能优化生活;[3]另一方面，许多新媒介也在主动优化老年人的体验。
（二）老年人健康风险认知
在老年人关注的信息当中，健康始终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众所周知，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会随之下降，老年人是所有年龄段中受到健康风险威胁最大的人群。
风险感知是个人的一种主观判断、认知和感受，是在自身客观经验以及所处的场域环境基础上形成的。[4]在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简称SARF）中，风险的放大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信息被通过社会放大站（ 如社会团体、公共机构、大众传播媒介等） 和个体放大站（ 过往经历、态度、信任等） 加以传递，其次才是接踵而来的次级后果的扩散。[5]虽然该理论是从负面效应的角度来阐释风险作用机制，但放在正面来看也同样适用，从该理论中可以看出线上、线下媒介在风险信息传递过程中的重要性，在这个时代里，网络媒介在健康信息的传递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老年群体也无可避免地置身于这个环境。
（三）行为取向
关于行为是如何产生的，社会心理学中有许多研究理论。从个体而言，有学习理论和认知理论。学习理论指出人们现在的行为是由过去的经验所决定，因而强调认知和观察学习。而认知理论则强调人们的行为依赖于个体如何感知社会环境，代表是勒温的场论，即“人+环境”。把这两个理论的放到互联网时代，其实大部分民众获取的信息都来自网络，这个由媒介打造的拟态环境，相较于现实环境而言，影响力越加扩大，这也意味着网络信息对受众行为越来越重要。对于信息获取可能滞后的老年群体来说，是很大的潜在危机。不过行为不等同于行为取向，行为取向还包括态度。本研究采用“行为取向”一词主要分析其意向态度，兼顾实际行动，尽可能降低由其他因素带来的误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针对本文关注的媒介素养、风险感知和行为取向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设计了如下框架（图1）：

图1 假设分析与框架
其中包含两条路径和三个假设：
H1. 媒介素养与健康风险认知呈正相关关系;
H2. 健康风险认知与行为取向呈正相关关系;
H3. 媒介素养与行为取向呈正相关关系。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了线上问卷法，以点对点的方式传播，共计回收有效问卷494份，以客观第三方视角对老年人进行调查。样本分布如下。
  三、结果分析
（一）提高老年人媒介素养有助提高健康风险认知
1.老年人媒介素养现状
本文从“网络及硬件设备、媒介接触习惯和信任度、内容偏好”三方面来关注老年人媒介素养。
研究表明，在网络及硬件设备上，城市与乡镇农村有明显差异。首先，71%的城市老年人拥有智能手机，农村和乡镇分别只有30%、41%的智能手机持有率。其次，在老年机持有率上，农村和乡镇更高，农村64%，乡镇62%。最后，在网络条件上，城乡村普遍较好，但网络状况在良好以上的集中在城市老年人，网络状况在较差及以下的集中在乡镇、农村老年人，具体表现为网络在一般水平以下的城市占4%，乡镇占13%，农村占23%。
从媒介接触习惯上（图2），老年人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电视。其次是属于人际传播的亲友转述，第三是社区村委会发布。而属于新媒体的微信、短视频等和其他传统媒体广播、报纸，使用水平都较低。

表1 样本分布情况
在媒介信任度上（图2），老年人最信任的媒介仍旧是电视，其次为社区村委会、亲友转述，新媒体和广播、报纸的信任度比较低。与接触习惯不同的是，社区和村委会由于具备公共性和权威性，因此其信任度超过了亲友转述。

在内容偏好上，74%的老年人使用网络是需要 “亲友交流”，63%关注“新闻”，而娱乐性和知识性网络文章的值均在2.6以下（满5），相较于年轻人丰富的网络生活，老年人的网络生活略显单调。
2.老年人媒介素养与健康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

表2 网络及硬件设备回归分析表
（1）网络及硬件设备。研究结果表明（表2），网络状况及智能手机（P=0.000）对提高健康风险认知均为正面影响，智能手机的影响更大。其他硬件设备与健康风险认知之间无显著关联。

因变量：健康风险防控意识 注：n=459（下同）
（2）媒介接触习惯。只有手机、电视和健康风险认知呈现显著正相关，其中电视媒介的影响力更大，其他传统媒介和人际传播媒介与健康风险认知的形成无显著关联。

表3 媒介接触习惯回归分析表
（3）内容偏好。研究中结果显示除了卫生健康信息和新闻性内容有显著影响，其他内容偏好均无影响（表4）。但是任何网络文章都不愿意阅读有明显负影响。

表4内容偏好回归分析表
（二）提高老年人健康风险认
因变量：健康风险防控意识

（二）提高老年人健康风险认知会促进行为取向
老年人健康风险认知现状。本研究中大部分老年人的健康风险防控意识较强，81%的老年人平时会关注卫生健康类信息。他们获取卫生健康信息的途径，与媒介使用习惯基本一致，电视为主要渠道，占比79.7%。其次是占比56.37%的亲友和占比51.4%的手机。在从手机获取卫生健康信息的老年人中，使用最多的应用是微信，其次是今日头条等新闻APP，再次为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但是这三者的差距非常小，也从侧面反映出在老年群体中，三大平台都拥有稳定用户。
老年人健康风险认知与行为取向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中行为取向的指标包括：防护意识（态度）和行动速度（行动），P值为0.000，B值为正数，表明：提高健康风险认知与行为意向显著正相关。（表5）
（三）提高老年人媒介素养会促进行为意向

表5 健康风险认知回归分析表
由上可知，提高老年人的行动力间接途径成立，那么下面将验证第二条路径。
具体包括三个方面：（1）提高网络和硬件条件 （2）提高新媒体使用频率与信任度（3）提高对知识性、新闻性内容的关注度。
1. 提高网络和硬件条件
根据回归分析，与行为意向有显著关联的有网络情况、智能手机和台式电脑笔记本（表6），这三者均可促进老年人提升疫情中的防护意识和行动速度。

表6 网络与硬件状况回归分析表
2.提高新媒体使用频率与信任度
在進一步研究中，新媒体的使用没有呈现出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必然联系，因为以新闻网站为代表的的新媒体和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使用频率与行为意向都会产生显著关联（表7），虽然新闻网站的影响力最大，但是优势并不明显。而在信任度上（表8），与行为意向有显著关联的有短视频、新闻网站和电视，其中电视的影响力最大，但是领先优势也并不明显。
鉴于上述结论不够明显，为进一步探究其中关联，本研究对老年人在COVID-19事件中的转变时间进一步分析，主要对比以“新闻网站”为代表的新媒体和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

表7 媒介使用频率回归分析表
根据结果，样本中71%的老年人对疫情的重视度和关注度有变化，变化节点共有三个高峰：一是1月17日，网络报道大幅增多;二是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讲话;三是1月23日，武汉封城。在行动上，变化明显滞后于态度，主要表现在24号除夕之后才有行动变化的人大幅增多（图3）。

表8 新媒体信任度回归分析表

结合图3，从变化节点上比较使用不同媒介的人群，下表分别为新闻网站交叉表（表9）和电视交叉表（表10）。

表9 新闻网站交叉表
通过交叉分析可知，使用新闻网站的老年人在此次疫情中反应速度更快。也就是说，通过提高新媒体使用频率与信任度来提升行为意向的假设并不完全成立，纠正后的结论应该为：新媒体的使用可以加速行动速度，但与防护意识的形成关系不大。
3.提高对知识性、新闻性内容的关注度

表10 电视交叉表
在内容偏好与行为意向的关联中（表12），具有明显优势的是新闻性内容和知识性内容，而“任何网络文章都愿意阅读”也与行为意向之间有明显正相关。但是“任何网络文章都不愿意阅读”有明显负相关。

表11 内容偏好回归分析表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研究先前提出的假设与路径均获得验证。在假设一中，使用智能手机、习惯接触手机媒介和电视媒介、偏好阅读卫生健康信息和新闻性内容的老年人明显健康风险认知更高，充分证明了提高老年人媒介素养与健康风险认知有正相关关系。在假设二中，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健康风险认知和他们的防护意识和行动速度明显正相关。在假设三中，出现了与原假设相异之处，修正后为：提高网络及硬件設备水平和对新闻性、知识性内容的关注可显著提高防护意识和行动速度成立，但是提高新媒体使用频率和信任度只能提高行动速度，对防护意识没有影响。
（二）问题与建议
预防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需关注老年人媒介素养。以上假设的验证，均说明了提升老年人媒介素养对预防公共卫生事件有重要影响。而根据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c规模已达8.47亿，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1%。[6]互联网已成为大众最熟悉的媒体，但老年群体却被称为“被拒之门外的数字难民”。从2000年我国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发展迅速[7]，这代表着他们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影响越来越大。把老年群体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分析其媒介素养与行为取向之间的关系，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意义非凡。
提高媒介素养可提高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行为取向。本研究证实了提高老年人的媒介素养可以有效提升其健康风险认知、防护意识和行动速度。一方面，使用新媒体能提高获取信息的速度，进而提高应对危机的行动速度。另一方面，改善网络情况和硬件设备，建立新闻性和知识性内容偏好都可以促进态度和行为的改变。这两方面所体现的媒介素养都比较基础，不涉及复杂的信息理解与互动，实施难度较低，但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来说效果却有明显提高。
提高老年人媒介素养需关注电视和智能手机。在各种影响老年人媒介素养的因素中，智能手机和电视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首先，老年人目前最依赖的媒介是电视，虽然新媒体传播速度和互动效果更好，但对老年人来说，电视传播效果更有效。其次，拥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在健康风险认知和行为上有明显优势。对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短期内可以提高电视消息的更新频次，长期内还是要提高老年人的新媒体使用频率和信任度，这是本质的解决之路。
参考文献
[1]王书怡.上海中老年人社交媒介素养影响因素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6.
[2]王萍.新媒介使用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J].理论界，2010（10）：186-188.
[3]邬晶晶.现阶段老年人媒介素养现状考察与提升对策[J].传媒评论，2015（04）：94-96.
[4]王文彬.网络社会中城市居民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体制、信任与社会网络交往的混合效应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7（01）：185-194.
[5]刘翠霞.知识的力量：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审思——基于一项科普干预实验与调查的探索性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9（11）：96-109.
[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v.28;No.122，15.
[7]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全文完-